第13章:思念索拉

2012年9月9日

世相無疑是越來越繁華、喧囂,我們一度為此歡欣鼓舞,津津樂道,因為我們曾經是那麼貧困落後,寒酸簡陋,喧囂和繁華給了我們生命色彩和尊嚴。但是,轉眼間我們的生命似乎又是難以忍受如此的喧囂,如此的繁華,因為喧囂和繁華的背後我們丟失的太多,拋棄的太多。崇高,責任,忠誠,莊重,信念,理想,國家,集體,他人,勤儉,精神,恩愛,等等,這樣在過去帶有一定美德光環的字眼,如今無不失去了光彩,有的甚至成了迂腐、可笑的把柄。

我們的焦慮也因此而生。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抱殘守缺的人,但我也不相信現在的中國正走在陽光明媚的康莊大道上。這是一個過分看重變道而忽略常道的年代。誠然,中國要變,因為歷史和現實積重都太深、太多。但再怎麼變,總不能把人心、人性中的一些常道也變了,革了。就像數學上有常數,人類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就是原則、方向、基準。沒有常道的人生,就像沒有地基的房屋,終歸是要塌的。試想,假如一個人失去基本的信念和道德底線,我們內心裡只有變異、破壞的慾望,沒有堅守,沒有尊重,比如甚至對友愛、仁慈、高尚、責任等等美德都不講了,不守了,那麼我們又如何來體現人心、人性、人道?失卻了人心、人性、人道的關懷,這對我們的人生來說,我以為已不僅僅是一種缺憾,而是危險,是走上歧路,誤入歧途,危機四伏,危在旦夕。

因此,這些年我總是不乏迂腐地在反問世人,沒有堅守和肯定的人生,否定又如何會有力量?完全放棄常道,一味地迷戀變道,放肆地張揚個性、私慾,張揚「慾望就是真理」的人生,我們又如何去尋找普通的真理和人道的常識、常數?現在的人,別說為他人,就連對自己都似乎沒有責任,沒有犧牲精神了,人們心裡只有慾望和更大的慾望,身體只管一路狂奔,勇往直前,前途就是「錢途」,追求就是「追囚」,美好就是「沒好」,健康就是「賤康」。也許,對自己沒有責任,是因為我們太久的對他人失去責任;也許,正如印度的一句諺語,我們該對自己說一句:請慢點走,等一等靈魂;也許,正如《聖經》裡說的,我們要「走窄門」,要讓自己多接受「常道」的約束和教養。

話到這裡,我尤想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一份感動、一份記憶,說出來給大家分享。我曾經有三年藏區經歷,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建造水電站。一個世界最高的水電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電鐵軍,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聞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兩天,我還從中央電視台看到介紹羊卓雍湖水電站的一部紀錄片,電視鏡頭從拉薩轉到羊卓雍湖,又翻越甘巴拉,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地方,我突然潸然淚下。淚水出於心底的呼應,而不是由於被煽騙。事實上,時光是不會流走的,時光都留在我們心中,就像我們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樣。隨著電視鏡頭的切換,我心裡相繼浮現出一幕幕熟悉的場景,一個個熟悉的身影。其中,索拉的身影是那麼高大明亮,那麼令我心儀又心酸。

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戰士,我是1993年夏天認識他的,那天我陪中央電視台兩位記者下部隊去採訪,至深夜方返回機關,途中,大雪驟然紛飛,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兩記者為夏天落雪驚喜不已,司機卻苦不堪言,因為他出門時忘記帶防滑鏈了。炎炎夏日,誰又能想起帶防滑鏈?可是,山高路滑,崎嶇坎坷,沒有防滑鏈,車子如履薄冰,生死懸乎啊。像蝸牛一般爬行數里,司機已汗流浹背,忽見一束光亮,如見救星。一間陋屋,一張惶惑的笑臉,亮在車燈中,令我們備感親切。我就這樣認識了索拉,他一個人掌管著山上4號變電站。這裡海拔4537米,缺氧使記者的防風打火機變成了一塊廢鐵。那天晚上,索拉為我們忙乎了近一個小時,總算使車輪變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誠懇的笑臉和默默勞作的樣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以後,我曾幾次順便去看過他,由於他不會說漢話,我們無法交流。但眼睛足夠讓我瞭解了他,一台晝夜鼓噪不止的發電機,一部「熊貓」牌全波段收音機,陪伴他度著每一個白天和夜晚。他喜歡笑,張嘴動手,臉上總是堆著滿滿的笑。可我老覺得他似乎並不會笑,不論為什麼,幹什麼,總是那麼一個笑容,充滿羞澀和誠懇。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經常對著收音機一個人發笑的緣故吧。如果說發電機是他的工作,收音機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戰友,是老師,是願望,是生活。對這樣一個給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東西,他似乎只能對它這樣笑:誠懇而愧疚。

所有藏族兵入伍後最大的願望是學會說漢話,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機幫他達成這一美好的願望。最好的收音機也不能跟一個漢族戰友比,所以他學漢話的過程比其他藏族兵要顯得艱難又緩慢。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見過他一次,他依然無法與我交流,咿咿呀呀的聲音聽了使我有些難受。當時我也許是有能力說服個別領導為他配一個漢族戰友的,這樣的話,我想他的日子不會被無盡的寂寞拉長,他學漢話的道路也不會如此漫長。我雖然想到了,卻沒有去做,我的難受正是因此而發。

休了兩個月假,又去北京學習了半年,當我再見到索拉時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長的路都有盡頭,這回,他嘴裡發出的不再是咿呀聲,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話,比我想像的要流暢得多。但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我們的交流依然問題多多,他常常答非所問,像是聽不懂我的話,而風馬牛不相及的答話又像不是在對我說,而是對空曠的大山、天空,聲音大得像喊叫。後來他指著耳朵跟我說:「這個……不行了,聽不見了。」說著笑笑,指著轟鳴的發電機:「這樣也好,免得我每天聽它吵吵,睡不著覺。」臉上毫無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難受,想哭。我知道,正因為發電機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讓他失去了聽覺。失聰的他,聽不到的不僅僅是發電機的噪音,還有收音機的聲音。失卻了收音機,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無情切割了,寂寞將加倍又加倍地陪伴他度過分分秒秒,而他千辛萬苦學會的漢話,又跟誰去說呢?有了人,又怎麼跟人去說?他並不識字,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學習識字,因為現在的他只有通過漢字才能與我們交流。我想這肯定比他當初跟收音機學說漢話還要難,但這與他一個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轉業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來信,三百字的稿紙,寫了兩大頁,字體工整得像是用蠟筆刻寫的,內容就是兩個詞:感謝和祝福。信的最後,他連著寫了半頁紙的「扎西德勒」,最後一個「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寫的,讓我感動得忘記了他已經失聰,當即給他打去電話。好在那時他已經下了山,身邊有戰友,關鍵是識了字。就這樣,我們勉強通了一個電話,轉達我對他的問候、感謝和祝願。羊卓雍湖的歲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筆濃彩重墨,索拉又是我這段歲月中的一個亮點,他誠懇的笑容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和心裡。有時候我想,生活對他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他一定不會這樣想的,否則他不會這麼打動我、溫暖我。他總是用一成不變的誠懇的笑容和無言的努力,應對生活賦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聰,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獨和寂寞。在他無言的努力下,現在的他可以讀、寫並理解我小說裡的每一個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書,總是第一個寄給他。我覺得我寄的是一份感動,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我覺得他不但是我的讀者,也是我的老師,賦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來,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這種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這個喧嘩年代裡安靜下來的一個外力。

作為一個義務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個月的全部收入,不到5000元,這是他的津貼和高山補貼。作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帶,氧氣都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裡還能有其他什麼呢?據我所知,沒有一棵樹,沒有一叢草,沒有一隻飛鳥,只有白天的太陽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

《非虛構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