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教書育人

1932—1934

1

在巴黎幹了幾個月高強度的廚工活後，布萊爾轉而從事教書，對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而言，這種工作更合適一些。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他寫道，1929年底，一位英國朋友為他找了份照顧一個「先天癡呆兒」的工作，並給他寄了五英鎊讓他回國。他回來後卻得知那個男孩已被父母帶出國，他接著過了一個月的流浪生活，直到他們回來。1940年，他告訴薩謝弗雷爾·西特韋爾說那個男孩「不止遲鈍，還有殘疾，手很笨拙，以至於很弱智」。丹尼斯·柯林斯——他當時在南沃爾德住得跟那個男孩不遠，大概那份工作是他給布萊爾找的——說布萊爾盡了全力，並因為失敗感到沮喪。「他在懷柏斯威爾照顧一個瘋男孩時過了段很不愉快的生活，那個小孩真是個弱智，可憐的孩子，他的腦子有毛病。他必須努力教給他一些東西……那對他影響很深，也就是看到這個可憐的孩子無論如何都不會有起色時。」[1]布萊爾有內涵，精通文學，但是未曾接受過如何教育殘疾人的培訓，很快就辭了這份工作。

如果教的是聰明或者正常的孩子，他是個出色的教師，知道怎樣吸引學生並喚起他們的景仰之情。1930至1931年暑假期間在南沃爾德時，他輔導了印度皇家警察一位警官的三個男孩。最大的男孩理查德·彼得斯後來當上了倫敦大學教授，曾寫過一篇隨筆記述他這位不一般的教師。彼得斯形容他是「一個瘦高個年輕人，一顆碩大的頭上有一大叢波浪狀頭髮，走路大搖大擺，腳步鬆鬆垮垮、毫不費力，拄一根多瘤節的手杖，是種稀有的斯堪的納維亞木料所制」。跟阿德裡安·菲爾茲一樣，彼得斯也覺得跟他在一起「很好玩，很來勁」。除了知道H.G.威爾斯、鬼故事、考古學、排兵佈陣和怎樣用獵槍打鱔魚外，他「還有一肚子關於鳥類、動物和男孩雜誌中主人公的知識」，「他只有在養牲畜或是和小孩子在一起時才非常自在」。在《上來透口氣》中，喬治·保靈記得小時候「我們逮到癩蛤蟆，把自行車打氣筒的氣嘴從屁股那頭塞進去，然後打氣直到把它打爆為止」。布萊爾為這種他本人可能幹過的殘忍之事感到後悔，他告訴彼得斯「要是給他抓到哪個男孩用自行車打氣筒打爆癩蛤蟆，看他怎麼收拾他」。

布萊爾還記得小時候會炸響的銅炮以及用硝酸甘油做的試驗——有次曾燒掉他的眉毛——曾給他極大樂趣，他鼓勵那些男孩做炸彈：「（他）教我們以一種很特別的方法製造火藥，還有種獨家設計的開火裝置，包括遠遠地滴下一試管硫酸。」[2]他也曾面不改色走過布萊斯河上一條窄而高的大梁，給那幾個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

跟許多當代作家一樣——如威爾斯、喬伊斯、勞倫斯、艾略特、赫胥黎、沃和奧登——作為權宜之計，布萊爾也當了幾年教師。他受到威爾斯的影響，崇拜喬伊斯，聽過赫胥黎的課，跟艾略特和沃成了朋友，諷刺過奧登。但跟他最像的還是D.H.勞倫斯，勞倫斯死於1930年，即布萊爾開始文學生涯那一年。勞倫斯死後兩年，布萊爾——他不像勞倫斯，對披露個人感情之事既不熱心，也不喜歡——曾告訴埃莉諾·雅克：「在他作品中的每一處，人們都會讀到許多特別清新活潑的段落，我自己就算有那種能力，也寫不出很接近那樣的文字。我認為他抓住了事物的某一方面，別的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兩位作家平生大部分時間都惶然生活在窮困之中，都極具獨立性，有種為了某一事業的奮鬥精神。他們都擅長幹一些家務事：烹飪及縫補衣服。他們都將工人階層的生活理想化，相信他們富於同情心，與其心心相通。他們都不喜歡城市、機器文明及金錢崇拜，喜愛鄉間，對大自然瞭解很深。他們憎恨階級體系，抨擊中產階級價值觀，他們富於挑戰性的書曾被禁。私生活中，他們都有類似清教徒的一面，拒絕使用避孕工具，擔心或者相信他們不育。他們趨於誇大其詞、狂想、大動肝火和作末日預言。他們一輩子身體不好，曾被同一位醫生診治，並在四十多歲時死於肺結核。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無畏的作家，面對強大的敵對力量，講出了事實，如康諾利關於奧威爾寫道：「他是這樣一個人，像勞倫斯那樣，從所說或所寫的一切東西上，閃耀著他的人格特點。」

1932年4月到1933年7月，布萊爾在倫敦西面海斯鎮教堂路上的霍索恩斯男校教書和居住，靠近現在的希思羅機場。這所學校開設在以前的教區牧師住處，只有兩位教師和約十五個年齡十到十六歲之間的學生（一班七個）。這些學生主要是鋪主、辦公室僱員、小生意人和專業人士的兒子。傑弗裡·史蒂文斯（他父親開了一間細木工公司）是布萊爾那些十三歲學生中的一個，他記得從未穿得很時髦的布萊爾以低頭垂肩來掩飾身高。他給學生們看他手腕上的疤痕，那是他在緬甸被大黃蜂所叮留下的，讓他們覺得很有趣。史蒂文斯覺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內向的人，心思放在別的地方：「他會坐在講桌前微笑起來，誰也不知道他笑什麼。他也知道那樣會讓人覺得奇怪，所以如果吃飯時那樣，就會轉身喂業主的貓，以免讓別人看到他的臉。」

布萊爾每門課都教：英語、法語、歷史、地理和數學（沒有科學）。他似乎喜歡教書，是學校裡最好的教師——這算不上很高的評價，因為總共只有兩位教師。沒有教科書，他必須自己找材料教。他沒有給全班學生朗讀東西或者推薦他最喜歡的作家，但熱衷於佈置隨筆寫作，並讓學生們背誦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和《暴風雨》中的四十行詩句。

布萊爾從不大吵，但紀律上管教很嚴格。他在講桌旁邊放了條粗棍子並經常用，「會為了最輕微的出格事狠狠地用棍子打」。那些男生把作業放到講桌上時，他會用一把尺子捅捅他們的肚子。有一次，史蒂文斯回到座位上後開玩笑地模仿他捅了捅旁邊的男生。布萊爾看到了，狠狠地捅了他六下。雖然史蒂文斯覺得那種懲罰過分了，而且沒道理，但他不怨恨布萊爾，未把這件事告訴父母。他景仰這位老師並邀請他去家裡用茶點。布萊爾到他家跟他父親聊了很久，傑弗裡的家庭作業接著多了一倍。那次家訪後，傑弗裡再也不邀請他去家裡了。

布萊爾雖然課堂上嚴厲，但課堂之外，他對那些跟他有同樣興趣的學生很和氣。

他曾給史蒂文斯六便士，作為對他指出一個招牌上的拼寫錯誤的獎勵，在當時，六便士是不少錢。在遠足去沼澤學習博物學時，他教那些男生用棍子把沼氣攪出來，然後拿一個瓶子底朝上收集那種氣體。點燃後，它像蠟燭一樣亮了起來。有對雙胞胎兄弟和他們的兩個哥哥提議過是否可以演戲劇，這啟發佈萊爾寫了一出短劇《查理二世》，把那些男生分成保王黨和圓顱黨人[3]。那齣戲剛好在聖誕節前演出，為時半小時，只表演過兩次，但秋季學期時他在戲裝、道具和佈景上花了很多工夫，似乎也喜歡做那些面面俱到的準備工作。[4]

在他1932年寫給埃莉諾·雅克的信中，布萊爾稱海斯鎮是「我待過的最糟糕的地方」，並說那件工作極其累人：「我生活在可以說是一個噩夢中——改作業、指導那些男生排練劇中角色、製作戲裝還有踢足球……我沒覺得這是件乏味的工作，只是很累人……我唯一的朋友是副牧師，他屬於聖公會高教會派，不是諂媚奉承的天主教耶穌會派，為人很好。」這位副牧師養了頭「聖羊」，他教會了布萊爾怎樣擠奶，而山羊也將在其生活和作品中一再出現。雖然布萊爾通常對宗教懷有敵意，但他珍視這位朋友，並為一個雪茄匣和教堂的一幅聖貞瑪麗油畫鍍了金。

傑弗裡·史蒂文斯認為《牧師的女兒》中的學校（以及學校裡演的戲劇）跟霍索恩斯學校一模一樣。在那部小說中，那個令人厭惡的郊區全是「勉強像樣的街道的迷宮，全相似得難以分辨」，而那所學校是在「一座外表黑乎乎、黃磚所建的半獨立式住宅裡，高三層」。像布萊爾那樣，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多蘿西·黑爾「無法獨處，能稱為自己的時間很少」。但她決心為學校努力工作並「為之自豪，用盡一切努力，想把它從一個枷鎖般的地方變成一個人性化和像樣的地方」。像布萊爾這樣幹著薪水低廉、過度勞累工作的教師，大都會使用一個發表過的劇本，而不是自己寫一出新的。雖然他極需時間創作《緬甸歲月》（學校業主的妻子在鋼琴上彈奏讚美詩會干擾他創作），他還是非常盡職盡責地費了很大勁，想給這所完全為獲利目的開辦的學校裡的幾個男生以像樣的教育。1940年5月，他在評論斯蒂芬·斯彭德的一本關於預備學校的小說時寫道：「這種有著唯利是圖的業主和低薪雇來的教職工的學校要為其造成的許多傷害負責，而那些傷害一般被認為在公學才會造成。」[5]

1933年8月至12月，布萊爾未休一個真正的暑假，而是在一所好得多的學校教書、生活。男女同校的弗雷斯公學位於厄克斯橋的黑爾非爾德路，在海斯鎮西北幾英里。這所學校裡有200個學生，其中30個住校，學生年齡都在5到15歲之間。16個教職工培養他們以後從事專門職業、上大學和當公務員。布萊爾教法語和英語，放學後還指導打曲棍球和板球。在他能擠出來的很少時間裡，他釣魚、騎新買的摩托車（就像在曼德勒時那樣）並寫作長篇小說直到深夜。他的同事們記得他很嚴肅，總是和氣而且有禮貌，但又難以接近和冷漠。

布萊爾描述了這個令人壓抑的地方，這裡是一幅城市無計劃擴展的醜陋景象，被附近的工廠所污染（令他想起沙廉被破壞的自然景觀），他在花很多心思寫成的《在鄰近老爺牌留聲機廠的某個被毀農場上所作》中寫道：

酸霧已使田地酸化， 也使僅剩幾朵經風摧殘的花變成褐色； 但那也是鋼筋水泥以高聳幾何體 拔地而起之處…… 這是我的世界，我的家；但為何 仍然如此陌生？

在這裡，布萊爾對自己照顧得並不比在巴黎時好，常常不顧自己身體差而貿然行事。1933年12月，他不穿大衣騎摩托車時在一場冰冷的暴風雨中全身濕透。他嚴重受涼，接著又發展成肺炎，他在厄克斯橋的鄉村醫院住院兩周。他母親和妹妹立即趕去照料他，阿芙利爾回憶道：

他那次神志失常說明他害怕貧困，只能用一摞金幣才能除去其心病。不管怎樣，他病得不能繼續教書，而且就跟D.H.勞倫斯一樣，因為生病而永遠地脫離了這種無前途的工作。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33年，從那時起，喬治·奧威爾（我從現在起這樣稱呼他）就以當職業作家為生。

2

奧威爾在1940年曾寫道，他最喜歡而且對其作品百讀不厭的作家主要是古典現實主義小說家、具有創新精神的現代派作家，還有一位經常以東方為題材的傳統風格作家——這一名字出現在他喜歡的作家之列多少令人驚訝：「莎士比亞、斯威夫特、菲爾丁、狄更斯、查爾斯·裡德[7]、塞繆爾·勃特勒、左拉、福樓拜，當代作家中有詹姆斯·喬伊斯、T.S.艾略特和D.H.勞倫斯，但是我相信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薩莫塞特·毛姆。我對他直截了當、不裝腔作勢講述一個故事的能力佩服至極。」毛姆完全樸實的風格和他「寫你所知」的格言顯然在奧威爾身上留下了印記。兩人都是「作家和作為個人中的異數，真誠的打短工者，講述不時髦的人們那平平常常、不加雕飾的故事」。奧威爾的文風跟他不轉彎抹角、有力的說理規則以及他直接描寫實際經驗的寫法相配。就像溫德姆·劉易斯[8]在《單向之歌》（One-way Song，1933）中所寫：

這時代需要一個實話實說的聲音， 不要比德萊登或笛福更大驚小怪。[9]

奧威爾描寫實際觀察過的事物時，最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有意去獲得他在作品中用得上的經歷。那種經歷越糟糕，他在預備學校、流浪時、威岡、西班牙和倫敦被轟炸時受的罪越多，他在記述時的知識配備就越好。苦難、不公、暴行和壓迫促使他去寫作，而其聲譽，是建立於發人深省的真誠之上。

開始教書前，奧威爾就寫完了《巴黎倫敦落魄記》的初稿，這是他對社會棄兒的令人感動的記述，他在出這部書時遇到的困難迫使他接受了霍索恩斯學校的教書工作。1930年秋天，差不多在他從巴黎回來一年後，他給喬納森·凱普寄了一個短得多的版本，凱普說它太短了，而且斷斷續續，但看出它有某些潛質，就要他寫長一些。他擴展了這本書，但再遭拒稿。1931年12月，他將之寄給了法貝爾兄弟出版社（Faber & Faber）的T.S.艾略特。兩個月後，在看出它結構鬆散後（奧威爾的許多部作品也有此缺陷），艾略特也拒了稿：「我抱歉地說，在我看來它不是能出版的作品。它無疑太短了，特別是對於這樣長篇幅的一本書來說，在我看來結構似乎太鬆散了，因為法國和英國兩段分裂成兩部分，之間聯繫很少。」

失敗讓布萊爾很洩氣，深受打擊，他把打字稿給梅布爾·菲爾茲要她燒掉，留下曲別針就行。他本來可以自己把它燒掉，但又知道梅布爾相信他有才能，也許甚至有天賦。她把書稿給了她認識的唯一一個文學代理人，並利用她無往而不利的說服能力強迫他讀了一遍。倫納德·摩爾（Leonard Moore，1879—1959）成了奧威爾終生的代理人，奧威爾跟他通信最多，他也在奧威爾的職業生涯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只是一直不為外人所瞭解。

摩爾出生於倫敦，在倫敦市立學院上過學，和精幹的文學代理人J.B.平克爾開始其職業生涯，1908年進入卡斯爾出版社，4年後進入傑拉德·克裡斯蒂的萊克徹代理所當了一名合夥人。摩爾在1915年應召入伍，在法國打過仗，1920年因患戰壕熱失去了一條腿。他已婚，但無小孩，他在白金漢郡傑拉德克羅斯靠近厄克斯橋的地方，有幢很大的帶院子的鄉間房屋，奧威爾有時星期天中午會騎摩托車去他家吃飯。摩爾的朋友形容摩爾是「一個削瘦、身材挺直的人，舉止有軍人之風，身高約六英尺，那張臉很是搶眼，容光煥發，前額又寬又高，鷹鉤鼻子非常突出，眼神銳利」。弗雷德裡克·沃伯格認為他是個很難對付的談判者，他在40年代描繪過摩爾的特點是「固執並且耳朵特別背」，或者說他至少不願意聽到一個出版人的低報價。1947年，奧威爾筆下的克裡斯蒂和摩爾——他們的客戶包括列奧·埃默裡（Leo Amery）、爵士約翰·格拉布將軍（General Sir John Glubb）、歐內斯特·西頓·湯普森（Ernest Seton Thompson）及喬吉特·黑爾（Georgette Heyer）——「一半是演講代理人，多少趨於流俗，但（他們）也做一部分格調高的生意」。[10]

雖然安著假肢，摩爾仍是個熱衷運動的人，仍然打運動沒那麼激烈的網球，跟弗朗西斯·菲爾茲同屬倫敦北部的網球俱樂部。梅布爾堅持讓摩爾代理這部書稿（帶著曲別針），而他在1932年6月把書稿給了對它表示出興趣的維克托·戈蘭茨（Victor Gollancz，1893—1967）。後來奧威爾和戈蘭茨見了面並同意處理有關猥褻、褻瀆和誹謗性的部分，更改一些名字和改寫第二章中查理所講的故事（「整本書中唯一寫得好的地方」）。摩爾擔心這位剛出道的作家天真幼稚，喜歡貶低自己的作品，奧威爾安慰他說自己「根本沒提這本書無商業價值」。戈蘭茨非常惱火地告訴同事可能拒絕修改某些地方的奧威爾「似乎很難理解在這個國家什麼構成誹謗，即使在將法律情形跟他解釋清楚後仍是，他也難理解所涉及的很可能出現的危險」。但在8月份，他同意出版此書並預付40鎊，他於1933年1月動作迅速地推出了此書（作者當時仍在霍索恩斯學校教書）。

直到1945年，維克托·戈蘭茨一直是奧威爾的主要出版人，他出生於一個信正教的猶太人家庭，後來卻說自己是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受教於牛津大學，1928年進入出版界並創立自己的出版社，之前在立普頓公學教書。4年後，一位記者筆下的他「39歲，但看上去像是49歲，碩大的腦袋上大部分禿頂，褐色眼睛，體形較小，幽默，精明。喜歡抽煙斗，說話時喜歡踱來踱去」。弗雷德裡克·沃伯格——他也是個猶太人，在戈蘭茨基於政治理由拒絕出《動物農場》後接替戈蘭茨出了那本書——出語尖刻地描繪了戈蘭茨，說他是「左派讀書會的創始人，是（親共的）聯合陣線中文化政治活動的重頭人物，精力無限，能幹，可以信賴，對他本人想法的正當性有種如此不可動搖的信念，以致能看出他跟古代希伯來先知有相似之處」。[11]

由於不願令家人難堪，並想為自己確立一個令人尊敬的職業形象，布萊爾決定用筆名出這本書。他考慮過很平淡天奇的P.S.伯頓、尚武的肯尼思·邁爾斯（拉丁語「戰士」的意思）和H.路易斯·奧維斯，最後這個接近最終選定的，但可能招致對他「不一致」的譏笑[12]。他考慮過附近的地名，但喬治·沃伯斯威克根本不能用。在剔除薩福克郡海濱靠近南沃爾德一帶的河名——布萊斯、艾爾德、德本和斯托爾（跟英語中「酸」一詞聽起來太像）——之後，他最終選了聽來有力的奧威爾（Orwell），奧威爾河源於伊普斯威奇，流進北海，也是劍橋附近一個村莊的名字。安東尼·鮑威爾有次問過難以捉摸的奧威爾「是否想過從法律上改用筆名。『噢，我想過，』他慢騰騰地說，『可要是那樣改了，我當然又得用另外一個名字寫作。』」放棄埃裡克·布萊爾這一名字並未使奧威爾變成另外一人，而是讓他疏遠了自己的家庭、聖塞浦裡安學校、伊頓公學、緬甸和過去生活中所有不愉快之事所產生的聯想。[13]

3

1933年1月，那是在他決定當作家之後又過了漫長的6年，他的第一本書《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出版了，倫敦的出版者是戈蘭茨出版社，在紐約是哈珀出版社。首版只印了少量的1500冊，但在同月又加印1500冊。

1930年，奧威爾在評論一本關於法國某罪犯流放地的書時，提到「（其中）某些事件幾乎肯定被誇大了，但人們可以接受這本書是份真實文件」。在他本人深入底層的過程中，他也誇大了現實以取得戲劇化效果。此書段落式結構和混合了各種體裁的特點有助於說明它為何難以出版。它結合了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和遊記，描述了貧窮、不體面的工作及失業，也講述了奧威爾的冒險經歷。書中內容包括他在巴黎兩年居留期間的最後幾周（他無英語課可教和錢被偷後），他去找工作，當洗碗工的工作，他回到英國和在倫敦及附近流浪的經歷。

書前題詞——喬叟的警句：「貧窮之境況，害人真不淺！」——暗示此書與《坎特伯雷故事集》有某些相似之處。敘事被離題段落隨意打斷——軼事，故事內的故事，角色研究及評述——而奧威爾所講的酒館故事來自文盲工人的口頭敘事傳統。他筆下的兩個怪人是共產黨員：菲雷克斯，他一喝醉就變成法國愛國者；還有儒勒，他是個匈牙利侍者，其政治觀要求他盡量少幹活。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那些侍者勢利待人，樂於巴結奉承。奧威爾也有文學上的學習對象。挨餓時他引用了維庸[14]的一首詩，形容地獄般的廚房時想起了左拉的名字，餓著肚子在床上躺一整天時想起了波德萊爾的詩作《年輕的骷髏》。作為一個暫時陷於貧困的人，他告訴其中等階層讀者那個他們未能親歷世界的境況。

此書突兀而戲劇化地在金雞街開場，那是一個房東太太在尖聲咒罵某個租客。奧威爾以敏銳的分析和活潑而儉省的用筆描繪出了這一區段的概況，也說明他有多麼融入其中。「所有住宅都是旅館，一直到頂樓都住滿租客，主要是波蘭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作為一個沒錢的外國人，他是在最底層。但貧窮之中又分等級，每級都從下面一級身上獲利：「在噪音和塵土中，生活著一貫可敬的法國鋪主、麵包師、洗衣女工之流，不與他人交往，悄悄積攢起小筆財富。」

奧威爾醉心於描寫貧窮的細節：灰色的床單，房間裡特有的氣味和聲音，牆壁薄得像做火柴桿的木片，層層牆紙下藏了無數臭蟲。出版後的書中被刪掉一段，在這段中，他回憶了鄰屋一個十幾歲少年醜陋的性習慣。那個小伙子每晚幹活回來後會先親那個女孩，然後往一個便桶裡聲音很大地長尿一泡。緊接著就聽到「床吱吱響，然後是呻吟聲」。

他也同樣殫精竭慮於一天只花六法郎。在發現手裡的硬幣有一個是比利時幣後，他被迫沒買東西從一間鋪子裡溜掉，跟旅館老闆打照面時，又不得不把面包藏進口袋。敘述者相當天真、易信他人，也很不老練，是個喜劇性角色，需要其帶路人俄羅斯侍者鮑裡斯和愛爾蘭流浪漢派迪指導他在那個邊緣世界生活。鮑裡斯教他往襪子洞露出來的皮膚上塗墨水，教他向老闆撒謊；派迪教他繞開最糟糕的收容所。

書中某些場景有種卓別林式幽默和鬧劇特點。鮑裡斯設法拖著旅館老闆一直聊體育，而奧威爾在鮑裡斯那寬肩膀的掩護下，拎著一箱衣物溜到了當鋪；那間俄羅斯餐館的狹窄廚房裡有一堆堆油膩的盤子，腳下是滑溜溜的削剝下來的蔬菜垃圾，而在不堪忍受之際，那個大屁股廚師會放聲大哭。這些可以說都有趣，只不過鮑裡斯和奧威爾在挨餓，那個廚師一天干十六個小時活來養活其殘廢丈夫。跟卓別林一樣，奧威爾把喜劇推向了近於悲慘和苦難的邊緣。

書中最能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關於豪華酒店的幾章，結合了社會等級分析和對幹活人的狄更斯式描寫。這間酒店類似一條海上客輪，乘客們風光地生活著，而那些幹活人在地獄般的地方辛苦工作：「有著同樣的熱度和狹窄的地方和食物的刺鼻臭味，另外還有嗡嗡響、呼呼叫的噪音（從廚房的爐子傳來），就像發動機的聲音。」跟地獄般熱度有得一比的，是廚師和侍者張口便來的滔滔怒罵，而他們同時服務的人多達幾百。

奧威爾扯去遮眼物，將高雅外表與隱藏著的令人厭惡的一片亂糟糟情形進行對比：「有趣的是掃一眼洗滌室，然後想到我們和餐廳只隔兩道門，客人體面光鮮地坐在那邊。」一個意大利侍者向一個學徒工破口大罵，然後進入餐廳，「端著菜輕快地走過，動作優雅如天鵝。十秒鐘後，他在向一位客人恭敬鞠躬」。社會的階級體繫在僱員中被翻版，那自然導致了憎恨，也促使出現報復行為。那位廚師例行往湯裡吐口水，侍者把油膩的手指浸入肉汁。「大致而言，」奧威爾寫道——他在寫作中用了那種震撼性的警句，在以後的作品中，他這種警句寫法達到了爐火純青的水平，「一個人花越多的錢吃飯，就免不了吞下越多汗水及口水。」[15]

雖然他奴隸般從早上七點一直幹到晚上九點一刻，很奇怪的是他覺得這件工作適合他。它不需要技巧，極其累人，沒有趣味，無前途，但能給他一種深深的滿足感。在幹過這種工作後（不僅僅是觀察它），奧威爾對幹活人的心態及其生活節奏有了更深的瞭解。他讚賞那些人的精神，他們咬牙從事幹不完的苦活，為自己有智有謀、能應付任何事的能力而自豪。「使一間酒店運行的，」他這樣說，「是這一事實，即那些僱員對工作有種真正的自豪感，雖然他們的工作差而且枯燥。到了週末，他們的工作強度讓他們在酒館享受得更過癮。」

在書中後三分之一處，奧威爾的生活發生了轉變，他到英國過著流浪和乞食的生活，這時又變回旅行作家身份。他比較了對巴黎和倫敦的印象：「（倫敦）在清潔、安靜和乏味方面超出巴黎很多。人們會懷念巴黎電車的軋軋響聲和後街小巷喧鬧的墮落生活，還有荷槍之人腳步清脆地走過廣場。倫敦人的穿著好得多，臉龐更好看些，更溫和些，也更相似，沒有法國人那種鮮明個性及惡意……這是有茶室和職業介紹所的地方，而巴黎是有酒館和血汗工廠的地方。」

《巴黎倫敦落魄記》說明奧威爾當洗碗工比在英國當流浪漢更快樂。在外國的落魄生活更容易過，他在巴黎能享受行為古怪的自由，還能享受令人麻木地幹活加睡覺的動物特點的滿足感。書中第一部分描述了工作的社會組織，第二部分描述了奧威爾的漫遊生活。在英國，他看到人們因為失業和無家可歸而墮落，因為飢餓和營養不良而變得骨氣全無。流浪漢被迫居無定所，到處流浪，因為赤貧而與女人無緣。在巴黎，廚房裡奴隸般的工人幹活幹得直到累趴下，而在英國，流浪漢生活在一種奪人心志的「迫不得已的無所事事」中。

此書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對工作的渴求和工作本身的尊嚴。鮑裡斯雖然一條腿不行，但還是走幾英里路去找一個工作；派迪，這個有過一份好工作的退伍軍人，此時無家可歸，而且永遠無法回到那個有工作可做的世界。精力充沛、熟於做很多種工作的奧威爾抨擊了將派迪固定於這個令人厭煩的底層世界中的制度。「貧窮的罪惡，」他說，「既是讓一個人受苦，但更在於毀掉其身體及精神。」對流浪漢，他的態度並不是統而概之，而是把他們視為個體的人抱以同情：那個老年人為食物被偷而哭，那個年輕人因為飢餓而緊張得接近歇斯底里。奧威爾對人行道藝術家博佐和兩個風琴手的詳細描寫揭示了他們在天氣、工具、病痛制約下的掙扎，說明乞討實際上也是件辛苦的工作，諷刺之處莫過於此。

倫敦部分的一個喜劇性精彩片段堪與巴黎部分的一些場景相比，那是關於幾百個流浪漢被迫參加一個教堂禮拜儀式，只有參加才能免費吃一頓飯。他們像圍著一群死水牛的禿鷲，狼吞虎嚥地吞下食物，然後坐在頂層樓座嘲弄下面進行的儀式。牧師及教堂內的信眾受到了威脅，而那些受到羞辱的人報了仇。此書結尾時，奧威爾總結了他所學到的：「我將永遠不會認為所有流浪漢都是醉酒的無賴，在給一個乞丐一便士時，也不會期望他會感謝我，看到沒工作的人沒精神也不會感到驚訝，不向救世軍捐款，不當掉我的衣服，不拒絕接過一張廣告單，也不會在一家時高級餐館開心地享用一餐。」在意識到自己多麼容易陷入赤貧狀況時，他提醒我們：「如果有一天你到了一貧如洗時，等著你的就是這樣一個世界。」[16]

《巴黎倫敦落魄記》受到了好評。雖然奧威爾是在20年代後期開始的流浪之旅，但此書在大蕭條時期有了重要意義，當時失業和貧困成為千萬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把大飯店的奢華和對工人的剝削做了對比，他對貧窮的第一手心理分析迎合了20世紀30年代對社會現實主義的需求。評論者稱讚了他真誠、敏銳的社會良心、他對紓緩貧困的切實建議，以及在關於巴黎和倫敦的兩部分中，他對民族氣質之不同的描寫。它對底層生活的描寫猶如講解生動的一次參觀，詩人塞西爾·戴-劉易斯（Cecil Day-Lewis）對此有過這樣的評論：「如果你要在一間大酒店用餐而想避免強烈反胃，最好略過107到109頁不讀。」赫伯特·戈爾曼（Herbert Gorman）注意到了奧威爾樂於受虐的特點，精到地評論他「很喜歡過窮困潦倒的生活」。

但是有位名叫亨伯特·波森蒂（似乎不可能是真名）的餐館老闆投書《泰晤士報》，發信地址為皮卡迪利廣場的斯普倫戴德酒店，他在信中極力為高級餐館辯護：「像他所描寫的，在這種地方出現這種令人噁心的情形不可想像。大的以及高級餐館的廚房必須乾淨……比大多數家庭裡都要乾淨。」奧威爾忽視了他是以自己在一間豪華餐館的經歷來對所有豪華餐館進行總結，他對這封信感到生氣並回復道：「我書中被質疑的段落並非指總體上的巴黎酒店，而是指某間特定的酒店。因為波森蒂先生不知道是哪間，因此他無法檢驗我的說法的真實性。所以我恐怕他即使有40年經驗，但我在此事上的證據比他的更有說服力。」[17]

奧威爾在此書法文版La Vache enragee（manger la vache enragee的意思是「過苦日子」）[18]序言中煞費苦心地安慰其法國讀者：「因為所有個人眼裡的場景和事件都有一些令人反感之處，很有可能的是我不自覺把巴黎和倫敦都寫成了很可怕的城市。」然而他又寫道，如果巴黎的讀者「認為我對巴黎這個我非常珍視的城市哪怕有一點點敵意」，他都會感到痛心。亨利·米勒也是個清楚瞭解巴黎底層生活的行家，他在1936年8月給奧威爾寫了封熱情洋溢的信，信中寫道：「它幾乎妙不可言；真實得那麼不可思議！我無法理解你怎麼能堅持那麼久……你去過中國嗎？可惜你不能去上海再落魄一次，那將是驚世之舉！」1962年，米勒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說：「他的《巴黎倫敦落魄記》讓我喜歡得要命，我認為它是一本經典著作。在我看來，這仍是他的最佳作品。」如果米勒得知《巴黎倫敦落魄記》是達特姆爾監獄中最受歡迎的讀物，他會覺得開心的。

他的朋友、資助人、情人、顧問和代理人梅布爾因為此書的成功而欣喜，高興地收到了一本贈書（如今由她兒子擁有），上面掩人耳目地正式題詞曰：「送給菲爾茲先生及太太，致以最美好的祝願和十分感激他們在促成本書出版中的大力協助。埃裡克·A·布萊爾。」而形成對比的是，他自己的家人為其中有關性的刺激段落感到震驚（雖然已被戈蘭茨改得沒那麼突出），如同對他體驗當流浪漢時的反應。阿芙利爾後來告訴傑辛莎·巴迪克姆：「雖然他的談話裡從來沒有暗示到性，可他的書常常很淫穢。這種（個人的閉口不談）可能是從我們父母那裡繼承來的維多利亞主義的殘餘，他們也從來沒有提過性。」[19]

4

1934年1月從厄克斯橋醫院出院並在父母家中康復後，接下來的9個月裡，奧威爾仍與父母一起住，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牧師的女兒》。8月時，他告訴布倫達·索克爾德他與本鎮傳統禮儀的一次滑稽然而無疑是寒冷刺骨的衝突：「前兩天游泳時差點被凍死，因為我走到了伊斯頓淺湖那裡，本來沒打算游泳，可是湖水看上去那麼好，就脫下衣服跳了進去，然後有差不多五十個人來了就不走了。我本來無所謂，可是其中有個是水上警察，他可以因為裸泳把我抓起來，所以無奈之下，我不歇氣游來游去折騰了半小時，還得假裝喜歡游。」

他過夠了和父母在一起住和爭分奪秒完成小說的生活，也對歐洲的政治形勢感到沮喪。羅姆清洗[20]之後，希特勒在德國取得了絕對權力，在英國，莫斯利[21]的法西斯黨也活躍起來。9月時，奧威爾曾將自己比作《聖經·舊約》中的先知：「你抱怨我信中的悲觀……這時代有時令我如此厭惡，以至於幾乎忍不住想站在街角開始像耶利米或以斯拉[22]那樣，大聲喊出來自天國的詛咒。」

寫完那部長篇小說後，他通過內莉姨媽找了份工作，在倫敦漢普斯特德的「愛書人之角」書店當兼職店員。這家書店的老闆弗朗西斯·韋斯特羅普一戰時是個因良心原因的反戰者，是個獨立工黨黨員，他的妻子邁凡妮一直活躍在女權運動中。1934年10月，奧威爾搬回倫敦，在韋斯特羅普家寄宿，住在書店四樓，位於旁德街和南端街的街角，能看到不錯的倫敦街景。後來和奧威爾在《論壇報》共事的喬恩·金奇也住在韋斯特羅普家，一同在書店幫忙。

奧威爾一貫工作得很辛苦，極少休息——除了生病或者打仗時——剛寫完一本就馬上開始下一本。在另外一封給布倫達的信中，奧威爾描述了他那部隊生活式的時間表：「早上7點起床、穿衣等，做早飯吃早飯，8點45下樓給書店開門，一般在那裡待到9點45。然後回家，收拾房間，生壁爐火等等；10點半到下午1點寫點東西。下午1點鐘做午飯、吃午飯。下午2點到6點半在書店，然後回家做晚飯、洗東西，然後干一個鐘頭的工作。」[23]他厭煩書店中的沉悶特點，曾對傑弗裡·戈爾勒抱怨：「在雜貨店裡，人們進來會買些東西，而在一間書店裡，人們進來只是讓別人討厭。」

奧威爾在《保持葉蘭繁茂》和隨筆《書店憶舊》（Bookshop Memories，兩者都發表於1936年）中描述了這個地方。除了舊書，這間書店也賣舊打字機和老郵票、六便士一張的星象圖、庫存童書和聖誕卡等，另外還有租金為兩便士的出租圖書館。喬恩·金奇和凱·韋爾頓·埃克瓦爾跟奧威爾在那間書店裡相識，他們都強調說那並非一個令人討厭的地方，是奧威爾誇大了糟糕一面以取得強烈效果。在那篇隨筆中，奧威爾說書店吸引來的沒有目標、衣著破舊的討厭鬼多過那些真正的愛書人：「在倫敦，街上有很多似瘋非瘋的人，他們往往被吸引進書店，因為書店是那種你可以不用花錢逗留很長時間的少數地方之一。」那些愚蠢的顧客不買嚴肅的維多利亞時期或現代作家的作品，而是喜歡沒那麼費腦筋的埃塞爾·M·戴爾（Ethel M.Dell）和沃裡克·迪平（Warwick Deeping）的作品。奧威爾在書店工作的15個月讓他討厭起書本——「大批看到，同時看到五千或一萬冊在一起後，書本就令人心煩乃至微感噁心」。在他腦子裡，書本永遠跟患妄想狂的顧客和死蒼蠅聯繫起來。[24]

1935年4月，奧威爾仍在書店工作時，梅布爾為他找了一個大一些、更舒服一些的房間（跟別人共用廚房和浴室），在她朋友羅莎琳·奧伯邁耶的公寓內，地點是議會山路77號。羅莎琳1895年出生於南非，20世紀20年代來到英國。她離過婚，當時正在倫敦的大學學院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第三位租客是個學醫的學生，名叫珍妮特·吉姆森，她發現奧威爾的房間又髒又亂，正像羅傑·比頓在他永盛的住所內發現的那樣。在沒有僕役跟在他後面打掃時，他喜歡把東西扔到看不見的地方或牆角。吃了一半的餅乾扔在地板上讓老鼠啃，晚上那些老鼠則到處跑，弄出很大聲響。同住這套公寓的人互相尊重隱私，基本上互不往來，但在其中某位有客人來喝酒或吃飯時，其他人通常也會參加。

1935年春天，奧威爾請了兩位年輕作家——他們是雷納·赫彭斯托爾和邁克爾·塞耶斯（Michael Sayers），是通過理查德·裡斯認識的——來羅莎琳的公寓吃飯。他的廚藝和紅酒知識給赫彭斯托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己給我們做飯，做很好吃的牛排，我們用上面有樹木圖案的杯子喝啤酒，他當時在收集那種杯子。我跟他也在餐館聚過。他會點紅酒，用手摸摸瓶子，然後叫人拿走熱一下，這種做法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8月，在梅布爾的提議下，居無定所的奧威爾與兩位新朋友搬進了肯特什勞福德路的一間公寓，那是倫敦北部一個很落後的地方。這位洛蒂酒店的前洗碗工做早餐，他也負責把他的工作台清理出來讓大家吃飯。塞耶斯是個衣著破舊的都柏林來的猶太人，他個矮，膚色深，長相俊朗，非常詼諧。他富有的父親給他零用錢，他住在家裡，而他在這套公寓裡的房間用以幽會。他寫詩和短篇小說，是《新英語週刊》（New English Weekly）的劇評作者。後來他與一個繼承了大批財產的美國女人結婚然後移居美國，為歌劇製作人諾曼·貝爾·蓋迪斯（Norman Bel Geddes）工作過。

赫彭斯托爾1911年出生於約克郡，是個二流詩人、小說家和芭蕾舞愛好者。他去附近的酒吧帶啤酒回來，但疏於家務，而且總是遲交房租。出於對自己事業的失望和嫉妒奧威爾在40年代取得的成功，他後來出了本非常刻薄的書，以居高臨下的口吻把奧威爾寫成一個怪人——對蘇格蘭人、天主教、主教、公務員、精神病醫生、富有的放蕩不羈者、社會主義者怪客、溫德姆·劉易斯和約翰·米德爾頓·默裡有偏見。赫彭斯托爾認為他有種「古怪思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喜歡任何傳統上屬於英國的東西，總有很多有趣和匪夷所思的知識，類似《點滴報》上所登的，但又乏味、無趣、缺乏詩意、愛嘲弄，而且模糊地性格偏執」。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奧威爾都有種暴力傾向：上學時以拳頭解決宿仇，在緬甸時腳踢僕役，在巴黎難待的廚房裡捍衛自己的尊嚴，隨意用手杖教訓那些不老實的學生。1936年時赴西班牙的途中，在跟巴黎的一個年紀大但愛吵的出租車司機吵架時，他大聲說：「你以為你老到我不會揍扁你的臉，別太肯定了！」在一次廣為人知的打鬥中，赫彭斯托爾也挨了奧威爾的拳頭。

有次赫彭斯托爾半夜喝醉酒回來後把他叫醒並向他揮拳時，奧威爾一拳打在他臉上把他打昏了。十分鐘後，赫彭斯托爾醒過來，他坐在地板上，滿臉是血。奧威爾把他鎖在一個房間裡，赫彭斯托爾把門踢穿，奧威爾很有緬甸警察之風地猛地把門拉開，他們接著再次打起架來。「奧威爾站在那裡，」赫彭斯托爾寫道，「手拿一根手杖，用鋁尖捅我肚子把我往後推。我把手杖往旁邊一撥向他撲去，他狠狠地打了我腿一下，然後又把手杖舉過頭頂。我看著他的臉，一片模糊中，我看到他臉上有種奇特的既害怕、又是虐待狂興奮時的表情。」按照赫彭斯托爾的說法，奧威爾像捅霍索恩斯學校裡的男生那樣用手杖捅他肚子。後來，他又舉起手杖準備做致命一擊，就像據說他在緬甸的火車站上對那個學生所做的一樣。赫彭斯托爾用椅子擋住了手杖，架就打完了。公平地說，在所有這幾件事中，都不是奧威爾先動手，而是在被嚴重挑釁時才還手的。

雖然有過這起惡戰，這兩位在政治上都是左派的人還是修補了友誼。赫彭斯托爾結婚後，他妻子瑪格麗特回憶說奧威爾會過來小酌或者聊天：「他似乎完全沒什麼特別的，跟我們一樣，生活非常拮据，在努力寫作。」赫彭斯托爾曾以友好一些的口吻寫道，當奧威爾在1937或1938年在他們的公寓度宿時，「瑪格麗特睜開眼看到奧威爾一絲不掛地在房內走動。他表現得彬彬有禮，一點也沒感到難堪。他因為驚醒了她而道歉，說他在找廁所。」[25]

5

奧威爾剛住進旁德街的公寓時，韋斯特羅普太太問過他最想要什麼。「我最想要自由。」「你想在這兒留宿女性嗎？」她問道。為了表現得像個正派的租客，他一開始說「不」，她則大度地說：「我的意思只是我根本不在乎你會不會那樣做。」

雖然不自信，他還是充分利用離開在南沃爾德的父親的機會，享受剛剛得到的自由。儘管他討厭在書店工作，但那是個結識女性的好地方。

奧威爾在1934年秋天認識了薩莉·傑羅姆，在那前後他出了《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她比奧威爾小兩歲，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南非人，她在英國南部的中等階層家庭長大，上過寄宿學校。雖然奧威爾當時身體不是特別好（她最近回憶道），但肺炎似乎已經好了。她認為他們兩人都是反體制者，性格上都是「特立獨行之人」，總體看法相同，進行過有關人生的泛泛討論，「態度什麼的老生常談」。跟《保持葉蘭繁茂》中的羅斯瑪麗一樣，她也在一間廣告公司工作；而奧威爾就像戈登，總抱怨錢不夠花，又不讓她分擔花銷。

薩莉覺得奧威爾不理解她，也並不覺得他很有魅力，拒絕跟他發生關係。在發現他還悄悄與另外兩個女人約會時，她勃然大怒（現在仍是）。後來她終身都是共產黨員，以一種評論家的不屑看待他的寫作生涯。她認為他不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從意識形態理由出發，不喜歡他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對工人階級的攻擊」，也反感他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中對共產黨的譴責。

薩莉的情敵凱·韋爾頓出生於1911年，性格跟薩莉很不相同：文靜、開朗、幽默、熱心。梅布爾對奧威爾的戀愛很關心，說過凱「身體不錯，做愛可以」。奧威爾比凱高一頭還多，他能方便地把手伸到書架頂上。凱認為奧威爾與其說有魅力，倒不如說有趣。他是個不錯的朋友，還是個對人有激勵作用的朋友，他們關於書、戲劇和政治激烈爭論過。金錢令他操心不已，但他穿著專門定做的衣服，根本不像他聲稱的那樣窮，他喜歡讓那種關於他艱苦度日的看法維持不變。他討厭蘇格蘭人，拒絕跟凱的詩人朋友埃德溫·繆爾見面。奧威爾是個悲觀者（如同他向布倫達所承認的），看到的總是事物的陰暗面，認為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怎麼好。

凱在一間秘書社工作，後來與赫彭斯托爾「瘋狂地陷入愛河」，而在1934到1935年之間9個月的時間裡，她是奧威爾的女友。他們相處得非常好，一切都非常愉快，不過她並未認真投入。兩人之間不曾產生那種愛得死去活來的情況，奧威爾不是那種人。他沒有對她敞開心扉，從來不會放開自我，就連他們做愛時也是。跟布倫達一樣，凱覺得他不理解女人，對她們很粗心。他們承諾如果愛上別人，就會誠實地告訴對方，奧威爾遇到未來的妻子愛琳·奧肖內西時遵守了這一諾言。凱總結說奧威爾「太敏感而不能和氣待人，太憤世嫉俗，太有悖常情，太愛爭辯，太矛盾，靦腆和自信奇怪地兼而有之，他天生有種最基本的真誠和常識，她對此從不懷疑，還有小心眼的嫉妒和偏見，她毫不含糊地懷疑那並非他的本性」。[26]

奧威爾跟薩莉、凱和愛琳的關係又重複了他早時跟布倫達（她拒絕跟他發生關係）、埃莉諾和梅布爾（她們願意）的多角關係。這些女人中的三個多少有點外國味：埃莉諾有胡格諾派教徒家庭背景，梅布爾出生於巴西，薩莉有部分南非背景。薩莉和凱跟他在愛書人書店認識，她們說他抱怨過沒有錢。雖然她們兩人出身於中等階層，但都是反傳統的職業女性，加入了共產黨並批評他的政治觀。[27]薩莉對奧威爾也許比凱更投入一些，但拒絕跟他發生性關係，現在仍對他找別的女人的「背叛行為」感到惱火。凱成了他的情人，但不曾愛上他，也不在意她的情敵，當時對他很友好。

6

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有名但頻頻被誤解的一段中，奧威爾寫道：「我身處其中時，緬甸的景物讓我如此震驚，乃至呈現出噩夢般的特點。後來在我心中如此難以忘懷，不得已，我寫了本描述緬甸景物的小說以擺脫它。」但在小說中，主人公弗洛裡很喜歡緬甸的景物。他經常為了排遣痛苦而走入叢林尋求慰藉，在那裡時，是他和伊麗莎白最親近的時刻，她是剛到的英國女孩，沒有以愛回報他。奧威爾某次登革熱發作時，那裡的風景很可能有種噩夢般的色彩。緬甸景物令他難以忘懷，部分啟發了他創作外國風情小說。但創作《緬甸歲月》並未令其忘懷，有關緬甸的記憶在他餘生中一直生動依然。他寫那部小說也是為了掙錢並推進其作家事業，利用其國外經歷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

在《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中，奧威爾提到了他的第一部虛構小說的局限。在他最喜歡的19世紀作家影響之下，他「要寫數量極多的自然主義長篇小說，有著並非皆大歡喜的結尾，裡面充滿了細緻入微的描寫和極其貼切的比喻，也充滿了辭藻華麗的段落，其中使用的單詞部分是由於其本身的發音。實際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說《緬甸歲月》就相當接近那種風格，那是我在三十歲（教書）時寫的，但立意在那之前很早就開始了」。這部他也意識到是華而不實的小說中充滿了《聖經》、古典作品及文學上的典故。在殖民地官員抱怨它會在印度和緬甸冒犯人時，戈蘭茨拒絕出此書。但在哈珀出版社1934年10月將其出版後，他改變主意，第二年在英國將其出版。

這個諷刺性書名隱指一位殖民地老官員在《布萊克伍德雜誌》上發表的回憶錄，但這本沉痛、噩夢般的書可以更準確地名其為《緬甸之惑》。奧威爾對緬甸有著又愛又恨的強烈感覺，他讓移居國外的弗洛裡讚美那裡的景色及人民，而讓歐洲來的訪客伊麗莎白表達他對這個國家的所有負面感情。他為他們的「墟上」之行心醉神迷——「一個節日、盛宴、慶典、儀式、聚會或公開演出……包括表演、唱歌、跳舞和扮小丑，在露天進行，通宵達旦」——而她對之反感。伊麗莎白不安地覺察到「弗洛裡在說到『本地人』時，幾乎總替他們說話。他一天到晚稱讚緬甸的風俗和緬甸人的性格，以至於在把他們和英國人比較時，認為他們勝出英國人一籌」。[28]

小說的背景地是傑沙，那是奧威爾的最後一個工作地點。他畫了張地圖來顯示位於叢林及河流之間的道路、集市、監獄、「梅旦」（印度語「操場」的意思，或稱公地）、帶走廊的平房、教堂、公墓和俱樂部。這部小說中的時間是1926年4至6月炎熱多雨的季節，弗洛裡是36歲，比當年的奧威爾大12歲。《緬甸歲月》所受E.M.福斯特[29]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影響很大，後者出版於1924年，當時奧威爾還在緬甸任職。這兩本小說都講述了一個英國人與一個印度醫生的友誼，還有一個去了殖民地的女孩，她先是訂了婚，但後來又毀了婚約。兩本小說都利用俱樂部場景來展現令人喪氣的殖民者群體的一個實例，並通過小說中人物的種族觀念來衡量其品格及道德觀。福斯特先寫出了文化誤解和英國人與本地人形成友誼之難、白人在熱帶氣候中身體變差和精神蛻化這些主題，然後在奧威爾的小說中又得到呼應。但在《緬甸歲月》中，官方的失敗未能因為有意義的私人關係而得到彌補，它是一本悲觀得多的書。《印度之行》中的菲爾丁和摩爾夫人超越英國人普遍缺乏感情一面，保持行為上的文明標準，但《緬甸歲月》中無類似的贖罪性人物。不同於福斯特筆下的印度人，奧威爾筆下的緬甸人貪婪而且惡毒。

奧威爾筆下的角色雖然寫得平板，然而生動感人。他在傑沙時的治安官像他筆下的虛構人物吳波欽一樣，是個緬甸人。[30]那位法官不幸在他這行屬於典型，一位歷史學家曾寫道：「全緬甸只有50個初等法官不腐敗，另外600個法官經常從訴訟當事人處收受禮物。」那通常等於其一年工資的10倍。雖然奧威爾一直抨擊英國對緬甸的統治，但書中的正面人物是個英國官員，而緬甸人是真正的壞人，即腐敗的吳波欽和敲詐人瑪拉梅。吳波欽誹謗副專員麥格雷戈，敗壞了印度醫生弗拉斯瓦米的名譽，引起一場暴亂，造成兩人死亡，而且通過操縱瑪拉梅導致弗洛裡自殺。他的事業算是其英國上司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是那些上司錯估了他的品性並將其提拔為治安官，還讓他成為俱樂部的正式候選會員。英國的統治讓他能對那些到了他的法庭的人敲竹槓，因此大發其財。吳波欽似乎證明了弗拉斯瓦米的觀點，即英國人比緬甸人統治得更好。[31]

愛爾蘭小說家肖恩·奧弗雷恩（Sean O'Faolain）在《觀眾》雜誌（Spectator）上發表了關於《緬甸歲月》的評論，他評論說奧威爾除了對其他所有人，受到其批評的還有可憐的弗洛裡，他們都「對作者毫無反擊之力」。除了弗洛裡，英國殖民團體中還包括頑固和心地狠毒的埃利斯、酒徒加私通者蘭克斯蒂恩和他勢利且狡詐的老婆——（就像奧威爾的利末辛外婆）她在緬甸生活多年，卻一句緬甸話也不會說——愚蠢殘忍的懷斯特菲爾德、無辜而又心無惡意的馬克斯韋爾、殘忍自大的維羅爾博士（名字來自A.W.維羅爾博士，是奧威爾討厭的拉丁及希臘文課本編者）。

奧威爾對維羅爾（他是某個貴族最小的兒子）的諷刺性描述用筆高超而且具有說服力。弗洛裡對這位與他格格不入和成為情敵的人既憎惡又嫉妒。維羅爾魯莽、缺乏教養，是個在各方面都應付自如的自信的貴族，目中無人。他是個老練的騎手、馬球手和部隊指揮官。他羞辱弗洛裡，大聲威脅埃利斯：「誰敢跟我頂嘴，我就踢他一腳。想讓我踢你嗎？」他責罵蘭克斯蒂恩太太，哄弄引誘伊麗莎白，在火車站和伊麗莎白一起機敏地買了東西不付錢就溜掉，讓兩個印度商販在那裡哭。

跟康拉德筆下許多人物一樣，弗洛裡在一個偏僻的東方前哨是孤立的，萬分寂寞。他天真地想像自私淺薄的伊麗莎白（她來探望她以叔嬸相稱的蘭克斯蒂恩夫婦）不管怎麼樣，會把他從緬甸的痛苦生活中解救出來。他們的狩獵之行讓伊麗莎白認識了他對緬甸的愛，也讓他通過打到幾隻鴿子和一頭豹子而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導致弗洛裡沒能向伊麗莎白求成婚的那次地震寫得很荒唐，但是大場面寫得不錯，如對俱樂部的暴動襲擊和瑪拉梅在教堂對弗洛裡的痛斥。奧威爾喜歡那種維多利亞小說式寫法，結尾寫得面面俱到，他的小說結尾也寫到每個角色的命運，但是是一種對傳統的諷刺性改造。這部悲哀的、奇特的具有感人特點的小說揭示了奧威爾曾是多麼痛苦、他有多麼討厭其工作及同事、他如何被迫「在書本和無法講出的隱秘想法中內向且隱秘地生活」，還有他如何被拯救，不是被某個女人的愛，而是通過辭去工作和離開那個國家。

這部小說的創作目的不僅是為了驅除個人的心魔。如同他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對資本主義、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對法西斯主義、在《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中對集權進行了抨擊，奧威爾在《緬甸歲月》中抨擊的是帝國主義。如弗洛裡某次在和弗拉斯瓦米關於偽善爭論得沒完沒了時告訴後者：「謊言就是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讓我們的黑皮膚兄弟進步，而不是掠奪他們……如果我們這些英籍居印者只用承認我們是賊，不再說什麼騙人的鬼話而是繼續偷，那樣我們還幾乎能讓人忍受……當官的把緬甸人制伏在地，而商人去搜他口袋……大英帝國不過是個目的為給英國人以壟斷權的工具……我不否認……我們在某些方面使這個國家現代化了，我們沒辦法不這樣做。實際上，在使其完成現代化之前，我們會已經毀掉整個緬甸民族的文化。」

跟康拉德及福斯特一樣，奧威爾也表現出了帝國主義對管理帝國那些人心理上的有害影響。此政治原理主要來自孟德斯鳩，他在《論法的精神》中寫道：「如果一個民主共和國為得到一個屬國而征服某個國家，它本身就有失去自由的危險。」弗洛裡提到，政治壓迫和個人罪咎之間的關係像尼采所說：「最有害的是人性不優越卻在政治上優越。他必須在政治優越方面進行修正，為自己的權力感到羞恥。」[32]雖然這些原理都正確，但缺乏有效的統治體系代替英國，他們一旦離開緬甸，吳波欽之流就會趁政治真空攫取權力。

正如奧威爾所預料的，這本小說在緬甸大大得罪了一些人。他的同事羅傑·比頓記得曼德勒警察培訓學校那位蘇格蘭督導（名叫克萊因·斯圖爾特，奧威爾認為他是個呆子）「大發雷霆，說他見到那個年輕人會用馬鞭抽他」。但主要反響是好的，評論者如維克托·戈蘭茨承認他的第一部小說儘管有瑕疵，但仍相當有說服力。傑弗裡·戈爾勒作為一位劍橋大學畢業的人類學家，對外國文化見多識廣，他稱這部小說「講述了事實，講得絕對令人讚賞，而且講述得盡可能生動，帶著盡可能少的怨氣」。他和奧威爾約好見了面，兩人成了好友。奧威爾小時候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康普頓·麥肯齊也稱讚了此書：「我認為《緬甸歲月》是本具有非凡洞察力的著作，寫作手法高超。」西裡爾·康諾利在《新政治家及民族》雜誌上評論了它，把它推薦給「任何喜歡讀到大量引人共鳴的憤慨、清晰的描述、精彩的敘事、振奮人心的活力和辛辣諷刺的人」。[33]

[1]　《全集》，12.209；丹尼斯·柯林斯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79頁。——原注

[2]　R.S.彼得斯，《一個男孩對於喬治·奧威爾的看法》（A Boy's View of George Orwell），見《心理學與倫理學發展》（倫敦，1974），第461—463頁；R.S.彼得斯所言，見斯坦斯奇《不為人知的奧威爾》第266頁；《全集》，7.70。——原注

[3]　指英國1642至1652年內戰期間的國會派分子，與保王黨對立。

[4]　《全集》，10.320（1933年7月20日信件）；西裡爾·康諾利，《黃昏的柱廊》（The Evering Colonnade，1963年初版；紐約，1975），第342頁；約翰·弗蘭德（John Friend），《淒涼的海斯的金樹葉和毛毛蟲》（Gold Leaf and Caterpillars in Godforwaken Hayes），《米德爾塞克斯郡廣告者報》（厄克斯橋），1981年1月22日，第14版；1998年11月14日在米德爾塞克斯郡海斯對傑弗裡·史蒂文斯的採訪。

史蒂文斯先生特意糾正了克裡克的《奧威爾傳》第138頁上的一個說法，即「以前的校長剛剛開始服6年的刑期，因為他有猥褻行為」。事實上，那位校長離開是因為不受歡迎，那是布萊爾離開後的事，他貪污了一小筆錢，但從未猥褻過哪個男生或者坐過監。——原注

[5]　《全集》，10.276（1932年11月30日信件）及10.249（1932年6月14日）；《全集》，3.197、215、214；《全集》，12.163。——原注

[6]　《全集》，10.338（1934年4月詩作）；阿芙利爾，《我的兄長喬治·奧威爾》，第257頁。——原注

[7]　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英國小說家，著有《約瑟夫·安德魯斯》《湯姆·瓊斯》等。查爾斯·裡德（Charles Reade，1814—1884），英國小說家、戲劇家，著有《修道院和爐邊》《現錢》等。

[8]　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國畫家、作家、文藝批評家，著有《無藝術的人》、《愛的復仇》等。

[9]　約翰·德萊登（John Dryden，1631—1700），英國桂冠詩人、劇作家、批評家，著有《奇異的年代》《奧倫-蔡比》《論戲劇詩》等。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國小說家，《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譯注

《全集》，12.148（1940年4月17日）；安東尼·柯蒂斯1998年12月16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溫德姆·劉易斯，《單向之歌》（倫敦，1933），第132頁。——原注

[10]　塞西爾·伍爾夫及伯特倫·科恩所言，見弗雷德裡克·羅爾夫與巴倫·科沃所編《致倫納德·摩爾書信集》（Letters to Leonard Moore，倫敦，尼古拉維恩版，1960）前言第10頁；《全集》，19.221（1947年10月25日致喬治·伍德科克信件）。——原注

[11]　《全集》，10.252（1932年7月1日信件）；希拉·霍奇斯（Sheila Hodges），《戈蘭茨：一間出版社的故事，1928—1978》（Gollancz：The Story of a Publishing House，1928—1978，倫敦，1978），第107頁；謝爾登，《奧威爾傳》，第158頁；弗雷德裡克·沃伯格，《紳士從事的職業》（An Occupation for Gentlemen，倫敦，1960），第222頁。——原注

[12]　因為奧維斯（Allways）與「總是」（always）同音。

[13]　鮑威爾，《喬治·奧威爾》，第62頁。簡單地分析一下從馬克·盧瑟福（Mark Rutherford）和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oll）到布萊西·森德拉斯（Blaise Cendrars）和依納齊奧·西隆尼（Ignazio Silone）並不能揭示他們為何選用那樣的筆名。女性（喬治·桑和喬治·艾略特和伊薩克·戴尼森）希望掩飾她們的性別；法國作家喜歡「瑪當娜」式單名（伏爾泰、司湯達、科萊特、塞利納和維爾高爾）。馬克·吐溫的筆名暗示了從事過的職業，約瑟夫·康拉德用筆名代替了一個難以念出來的波蘭名字，歐·亨利、薩基和曼·瑞（Man Ray）好聽易記。——原注

[14]　弗朗索瓦·維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國詩人，著有《小遺言集》《大遺言集》。

[15]　《全集》，10.190；《全集》，1.1—2；20.210（1949年文學筆記）；《全集》，1.54、1.67—68、1.79。——原注

[16]　《全集》，1.74；1.136；1.206—207；1.215—216。——原注

[17]　傑弗裡·邁耶斯所編《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George Owell：The Critical Heritage，倫敦，1975），第42頁；赫伯特·戈爾曼，《在倫敦與巴黎的人行道上》（On Paris and London Pavement），《紐約時報書評》，1933年8月6日，第4頁；亨伯特·波森蒂（Humbert Possenti）致《泰晤士報》（Times）的信件，1933年1月31日；《全集》，10.303（1933年2月11日信件）。——原注

[18]　法語La Vache enragee的字面意思是「瘋狂的母牛」，manger la vache enragee字面意思是「吃瘋牛肉」。

[19]　傑弗裡·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40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亨利·米勒1936年8月致奧威爾的信；亨利·米勒所言，見《工作著的作家〈巴黎評論〉採訪第二輯》（1963年初版；紐約，1965）第181頁；1998年11月26日在坎布裡亞郡凱斯威克對奧威爾外甥女簡·戴金·摩根和露西·戴金·貝斯特利的採訪；巴迪克姆，《埃裡克與我們》，第131頁。——原注

[20]　指1934年6月30日在希特勒授意下對德國衝鋒隊各級軍官的一次清洗，羅姆是衝鋒隊的參謀長，當時趨向與希特勒形成對抗。

[21]　莫斯利（Oswald Ernald Mosley，1896—1980），英國政治家，英國法西斯黨的創立者和領袖。

[22]　耶利米，公元前7世紀和公元前6世紀的希伯來大先知；以斯拉，公元前5世紀希伯來預言家，在猶太人出走以色列以後把他們領回耶路撒冷。

[23]　《全集》，10.347；10.348—349（1943年9月致索克爾德的信）；《全集》，10.375（1935年2月16日信件）。——原注

[24]　《全集》，10.482（1936年5月23日信件）；10.511；10.513。——原注

[25]　赫彭斯托爾，《四位缺席者》，第51、63頁；《全集》，16.402（1944年9月5日「隨心所欲」專欄）；赫彭斯托爾，《四位缺席者》，第85—86頁；1998年11月16日在肯特郡迪爾對瑪格麗特·赫彭斯托爾的採訪；赫彭斯托爾，《日記》，第22頁注。——原注

[26]　《全集》，10.374（1935年2月16日致索克爾德的信）；1998年12月1日對薩莉·傑羅姆的採訪；對阿德勒和斯泰芬妮的採訪；1998年11月14日在倫敦對凱·韋爾頓·埃克瓦爾的採訪；凱·埃克瓦爾所言，見斯坦斯奇《奧威爾：轉變》第82頁。凱和薩莉的照片出現在此書第115頁對頁。作為一個不明顯的玩笑，奧威爾在《緬甸歲月》中把「帕梅拉·韋斯特羅普太太」作為虛構的社會專欄文章名之一。——原注

[27]　在她自費印刷的小冊子《對於未來之激情回憶》（倫敦之聲詩集工廠，未標明出版時間）中，凱·埃克瓦爾寫道：「他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的長篇大論說明他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層的瞭解何等淺薄。」這本書凱·埃克瓦爾好意送了我一本。——原注

[28]　《全集》，5.101；18.317—318；昂山素姬，《免於恐懼之自由》，第72頁和《默裡手冊》，第617頁；《全集》，2.121。——原注

[29]　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英國小說家，另外著有《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霍華德莊園》等。

[30]　奧威爾手繪的地圖出現在《全集》第2卷《緬甸歲月》的扉頁上。

在緬甸，「吳」「郭」和「瑪」（還有「道」和「貌」）像「先生」「太太」一樣都是前綴詞。「吳」的字面意思是「叔叔」，用以稱呼一個身重要位的人；「郭」（如弗洛裡的僕役郭斯拉）的字面意思是「兄弟」，用以稱呼一個年齡相當，但地位低一些的人；「瑪」（如弗洛裡的情人瑪拉梅）的意思是「姐妹」。——原注

[31]　凱迪，《現代緬甸史》，第276頁。但據奧威爾的同時代人莫裡斯·柯林斯的《進入神秘的緬甸》第133頁所述，就連一個特別西化和牛津畢業的緬甸人——更不要說吳波欽——「都不能加入一間仰光的俱樂部，那裡的優雅、魅力及文化都不會歡迎一個亞洲人」。

貌廷昂在《緬甸警察奧威爾》第185頁寫道，「行區醫務官和行監獄督察之責的是個南部印度人（達羅毗荼人）」，他的真名是克裡須那瓦米。關於他的更詳細情況不得而知。——原注

[32]　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51頁；《全集》，2.216、70、37—40；弗雷德裡希·尼采，《筆記》（1874），《袖珍本尼采作品集》，沃爾特·考夫曼編譯（紐約，1954），第48頁。——原注

[33]　羅傑·比頓，《和奧威爾在緬甸》，第755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傑弗裡·戈爾勒1935年7月16日致奧威爾的信；西裡爾·康諾利，《新小說》，第10卷（1935年7月），第18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