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當上父親和愛琳之死

194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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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納·赫彭斯托爾的妻子瑪格麗特1940年4月生了個女兒後，奧威爾向雷納祝賀道：「有自己的孩子多好啊，我一直很想要一個。」但愛琳的態度很不一樣，她已準備以兒童寫作中如何利用想像力為題寫論文，但興趣完全是學術上的，她告訴過莉迪亞她想像不出有什麼比跟小孩兒玩更令人厭煩。儘管她身體不好，除了照料奧威爾，在食物部的工作也讓她疲憊不堪，但她還是想工作下去。

可是不管怎樣，他們無法養育孩子。奧威爾相信他無生育能力，儘管他不曾真正檢查過，他認為那「噁心」。他對避孕套也有類似的嫌惡，似乎從未用過。當奧威爾告訴凱·韋爾頓他認為自己不能養孩子而後者問是何原因時，他答道：「噢，我從來沒養過。」愛琳告訴萊蒂斯·庫珀他們沒能生孩子的原因根本不在她，但後來她自己的身體出現了問題，大概是那引起不孕。

結婚8年後，似乎可以肯定他們無法養育自己的孩子，奧威爾最終說服愛琳收養一個。格溫·奧肖內西已經收養了一個小女孩，她還認識一個生了男嬰的病人。那個嬰兒出生於1944年5月，是戰時戀情的結晶，父親是一個加拿大士兵，他母親想把他送給別人收養。6月初，愛琳帶了一件睡衣和一條圍巾去醫院，給這個嬰兒穿上衣服抱回莫蒂默彎道的家裡。奧威爾燒掉了嬰兒出生證上的父母名字，但愛琳寫過一封信透露他的名字是羅伯遜。

3周後，奧威爾夫婦的公寓被炸，所幸無人受傷，他們還搶運出了家裡的財產。因為伊內茲·霍爾頓當時住在鄉下，他們就搬到貝克街附近她家舒適的公寓裡。伊內茲在1944年7月的日記中，描述了一幅令人傷感的奧威爾式（Orwellian）情景：「他計劃了很久，想把書本從鄉下（沃靈頓村）搬過來，最後他搬完了，但這時他的房子被炸，沒法再住，可他每天都去翻揀瓦礫，以盡可能多找到些書，然後用手推車推走。他午餐休息時從艦隊街趕過去。」伊內茲大概言過其實了，《論壇報》編輯部位於斯特蘭德大街，而不是艦隊街，離莫蒂默彎道幾乎有4英里。儘管去一趟至少需3個小時，但他確實去了幾次以揀回書本。

奧威爾曾告訴赫彭斯托爾人們經常在長大後與其名字相似，他用了30年時間（直到他採用筆名）才「擺脫被叫作埃裡克的影響」。他們根據一位先人的名字，將那個孩子命名為理查德·霍雷肖·布萊爾，那位先人是皇家海軍的一名上校，死於1875年，葬在多塞特郡海濱。理查德也是奧威爾的父親和一位好友理查德·裡斯的名字。因為收養了理查德，愛琳全職在家帶孩子，而不是把他送到一間日間托兒所。她曾懷疑自己不會愛上一個養子，也不能成為一位慈愛的母親，但很快就消除了這些懷疑。

10月初，他們搬到了艾辛頓區坎奴伯利廣場27B座的一處公寓，那是奧威爾在倫敦的最後一個住處，他在那裡又養了頭山羊，以讓理查德有奶喝。戰後繼續實行配給制，他難以讓小孩攝入足夠的蛋白質，就買了只母雞，但它下的是軟殼蛋。（斯蒂維·史密斯提議過他把那隻母雞直接放到煎鍋上方）通過應和理查德的需求和學習照顧他，一向自我克制的奧威爾變得慈愛而且溫柔。法弗爾稱讚他照顧小孩子在行時，奧威爾隨隨便便地說：「對，你知道，我一向善於養動物。」

因為理查德說話較晚，奧威爾請傑弗裡·戈爾勒來看他是不是達到戈爾勒研究的那些大猩猩的發育階段。得知理查德發育上實際已超過大猩猩時，他鬆了一口氣。因為關心理查德的教育（因為知道自己也許不能在旁邊監督），他想起了1936年時跟共產黨員約翰·斯特雷奇的一次對話。斯特雷奇說他剛有了個兒子，以後要把他送到伊頓公學讀書。奧威爾問他：「你怎麼能那樣做？」他回答說：「『在當前社會，那裡的教育是最好的』。事實上，我懷疑那是不是最好，但從原則上說，我不能肯定他說錯了。」[1]奧威爾認為伊頓公學需要改革。作為折中，他計劃讓理查德去威斯敏斯特公學走讀，他高興地得知那裡的校童不需戴高頂禮帽了。

就算有錢購置，奧威爾在生活中也所需甚少。他特別想為理查德買輛漂亮的嬰兒車，兩邊有波浪狀金色線條裝飾，通常由一個穿制服的保姆在肯辛頓公園推，但戰時很難買到。相反，他用一輛搖搖晃晃、無裝飾的手推車推著理查德在艾辛頓區的骯髒街道上走，車後吊著一個柳條編的雜貨籃。在弗農·理查茲1946年所拍的一系列照片上，奧威爾慈愛地抱著那個大耳朵、大眼睛、張著嘴的小孩，還給他穿衣服、餵他、跟他一起走路和跟他玩。儘管奧威爾收養理查德時將近41歲——很晚才當上父親，而且改變了他的習慣——他特別易於變通，很擅於照料他。他在艾辛頓區居住時拍的其他一些照片上，分別有奧威爾熟練地捲煙、研究一把緬甸的劍、用鑿子和車床練習做木工、手裡拿著一根煙並端著一杯茶談話、在一溜白色書籍前打字等。在一張令人感動的照片上，他站在一堵白牆前，穿著平時的邋遢的粗呢衣服，眉頭緊皺，表情憂鬱，目光盯向遠處——似乎也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

2

1944年10月到1948年12月，除中間去朱拉島和住院離開過較長時間外，奧威爾就住在坎奴伯利廣場——那裡有套位於又髒又亂的地段、條件很差的公寓，在一排住著很不舒服的18世紀所建的房子裡。前面兩個房間正對著廣場，後面還有兩個房間及廚房。經常造訪那裡的法弗爾評論說：「那是一套十分破舊、結構很糟糕的公寓……看上去似乎每扇門下端都被鋸掉了一塊，結果冰冷的過堂風能呼嘯著吹過整個地方。」

就像英國廣播公司的食堂及清潔女工被寫進《一九八四》一樣，那套公寓的某些方面也被直接寫入那本書中。在一篇「信筆所至」專欄文章中，他提到過「積雪導致屋頂滲水，讓天花板上的灰泥往下掉」。在溫斯頓·史密斯的公寓裡，「灰泥經常從天花板和牆壁上剝落下來，每逢嚴寒天氣水管都會破裂，每次下雪屋頂都會漏水」。要走很久走上6段石板階梯才能到達頂樓——炸彈往下掉時，那也是最危險的地方——對一個肺結核患者而言並不容易，他還經常不得不帶著食品雜貨、煤桶和一個抱著吃力的小孩。伍德考克、梅耶和別的朋友注意到奧威爾上到公寓門口時會呼哧呼哧喘氣。在小說中，溫斯頓醒後總要劇烈地咳嗽一陣，走上頂樓時，他總是「慢慢走上去，中途要歇幾次」。[2]

1946年9月，新潮雜誌《時尚》（Vogue）少有地派了位記者採訪奧威爾，那位記者大膽走進了艾辛頓區最陰暗的地方，他提到了「他堆放在各個房間的東西——一把緬甸的劍，一盞西班牙農民用的燈，來自斯塔福德郡的圖樣——顯示他在國外的生活和不可改變的英國人特點的某些方面」。起居室裡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同時用以阻擋過堂風的大屏風，上面貼滿他從雜誌上剪下來的光面圖片。（弗農·理查茲拍的3張照片中都有。）奧威爾自豪地稱那面「現在已經很少見」的屏風上貼滿了彩色剪圖，以拼成多少還算協調的圖片：「在我自己的剪貼屏一角，塞尚所畫的兩個玩紙牌者中間放了一個黑瓶，暗示的是中世紀佛羅倫薩的街景，而在街的另一邊，高更[3]所畫的一個南太平洋島民坐在英國的一個湖邊，湖上有位穿著羊腿形袖[4]衣服的女士在划船。」伍德考克跟法弗爾的觀感一樣，說：「那個地方不明亮，甚至昏暗，古怪地具有那種狄更斯式氛圍。起居室有……瓷杯收藏，都是慶祝十九世紀時各個受歡迎的節日用的，一個挨一個放在滿噹噹的書架上……壁爐邊有把高靠背籐編扶手椅，樣子樸素，稜角分明……奧威爾自己經常坐在那兒，就像一個壁龕裡的哥特式聖徒。那間被他稱為書房的小房間看上去像是個作坊，裡面有條木工長椅、鑿子架和新削木頭的氣味。」[5]

傢俱和食物跟那裡的裝飾完全一致。就像奧威爾筆下的理想酒館那樣，「一切有種十九世紀的難看然而結實、舒適的特點」——不過在公寓，那些東西除了難看還不舒服。他喜歡動手，但不是很擅長手工活，對機械更是一竅不通。他曾經做了一把椅子，也會請客人坐，但不管以何種姿勢，坐上都如同受刑。戰時他想做一個書架，梅耶想辦法通過他父親弄來了一些木料。據梅耶所言，做成的東西糟糕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做的隔架下方缺少適當的支撐，下彎得像吊床，他還「暴殄天物」地把漂亮的櫻桃木刷白。書架上放著十本書，奧威爾承認那是借別人未還的。

他保持著無產者習慣，除了把茶倒進碟子吹著喝，還自己用花束牌黑粗煙絲（是一種濃烈的煙草，他的牙齒因此被熏黃）捲煙抽。極為貧困、填不飽肚子的加拿大人保羅·波茨（他把自己的詩印出來在酒吧賣）描述了一幅理想化場景，是和奧威爾冬天傍晚用茶點時：「壁爐火熊熊燃燒，桌上堆滿美食：鳳尾魚醬及各種果醬、醃魚、烤餅及烤麵包片。」但是吃歐洲大陸菜長大的庫斯勒與莉迪亞·傑克遜的意見相同，認為喜歡吃煮鱈魚配苦蘿蔔的奧威爾在「吃東西上沒有品味」。他的管家的詳述更令人大吃一驚：「他喜歡英格蘭北部的烹調法。他很喜歡醃魚，或者喜歡把黑香腸先煮，然後跟蔥頭一起煎，最後放在拌奶油的土豆泥上面端上桌。還有往烤麵包片上抹鳳尾魚醬，或者在黑麵包上抹黃油，或者家制烤餅上面抹果醬。」他的外甥女也對他進行了生動的描述，說：「要是他吃的是一個很喜歡吃的布丁，他會發出一種非常滿足的哼唧聲，很像一隻小狗！」[6]他眼裡的享受不複雜：在漢普斯特德的希斯公園散很長時間的步，在家裡跟作家朋友熱烈交談，去拉思伯恩街的「麥葉」那種酒館，或者在蘇豪區的寶德嘉、阿克波利斯、恰爾達什及愛麗捨等餐館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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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魯思·皮特1942年再次見到奧威爾時，他的瘦削、蒼白的臉色和小心遲緩的舉動令她震驚。1943年秋季時，他也未能接受《觀察家報》的邀請去北非。但到1945年，他顯然置體檢結果不顧，辭去《論壇報》的工作，接受戴維·阿斯特的邀請當上了《觀察家報》和《曼徹斯特晚間新聞報》（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戰地記者。2月15日至5月24日，他就解放了的巴黎、被佔領的科隆、紐倫堡和斯圖加特以及奧地利薩爾茨堡的平民所受戰爭影響發回了18篇報道。

奧威爾在歐洲大陸時，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節節勝利的盟軍攻入德國。科隆被攻佔，英國人打過萊茵河，俄羅斯人打過奧地利邊境，但澤被攻佔，美國人佔領奧斯納布呂克，盟軍攻進阿納姆，俄羅斯人打到柏林，盟軍打到波河，美國和俄羅斯部隊在易北河[7]會師，墨索里尼被游擊隊擊斃，希特勒自殺，第三帝國垮台，5月8日被宣佈為歐戰勝利日，俄羅斯人攻佔了布拉格。（在英國，工黨在7月獲得壓倒性勝利，克萊門特·艾德禮取代丘吉爾當上首相。）

奧威爾不曾目擊這些大事：前線戰鬥、解放集中營和（後來的）戰犯審判。但他確實看到了德國遭到的巨大破壞和法德平民的困苦生活。他在3月底、4月初從科隆發回的報道中寫道：「走在德國被摧毀的城市中，會懷疑起文明能否綿延不絕……這座城市從前以羅馬風格的教堂和博物館著名的中心區如今只剩一片斷壁殘垣，傾覆的電車，受損的雕像，還有大堆瓦礫，鐵製大梁從中刺出。」他也提到盟軍戰俘所受的非人折磨：「一個英國戰俘說他進來時，他跟同伴隔鐵絲網往俄羅斯人那邊扔了塊肥皂，那些挨餓的俄羅斯人馬上把它吃掉了。另外一個戰俘告訴我在西裡西亞（現屬波蘭）有一個戰俘營，一個俄羅斯人死後，他的同志們用毯子蓋著他，裝作他只是得了重病，以便他們能多領幾天他那份湯。」不尋常的是，他發回的報道行文單調、無生氣、缺乏感情，令戴維·阿斯特感到失望。奧威爾也許是驚駭過度，以致無法理解他所掌握到的戰爭最後幾個月的情形，需要更多時間來承受受到的視覺衝擊。

奧威爾在巴黎主要住在斯克裡布酒店，那群身穿光鮮制服、領著豐厚薪水的美國記者令他吃驚，也結識了一些著名作家。哈羅德·艾克頓聽他講在緬甸和摩洛哥的性冒險故事驚訝不已，「被他那種令人感傷的莊重所打動……他提到他的肺病，就好像那是種為之慚愧的事」。奧威爾對另外一位伊頓公學畢業生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就是牛津大學哲學教師A.J.艾耶爾，他1945年春天在巴黎。「他道德上的正直讓他律己甚嚴，有時苛於責人，」艾耶爾寫道，「不過他根本不會與享受為敵。他會鑒賞美食和好酒，喜歡說閒話，在他不被糟糕的身體折磨時，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艾克頓和艾耶爾都注意到他病得多麼厲害。儘管他願意，而且很有勁頭地吃英國廣播公司糟糕的食物，但他也喜歡美餐，別人請他去像布勒斯廷和呂勒那種豪華餐館吃飯時，他也會表現得同樣自然。

他跟與他政治觀點相同、在抵抗運動中工作的法國作家也有過一些聯繫。他計劃跟阿爾貝·加繆在雙偶餐館共進午餐，可是加繆比奧威爾病得還重，所以未能赴約。他跟戴高樂的顧問馬爾羅見過面並覺得他很友好。當柯普為《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所撰前言被認為不合適時，馬爾羅計劃寫一篇，但從未寫成。艾耶爾描述了他們政治上的相似性，將他們兩人做了比較，具有啟發意義：「兩人都是個人主義者，每人都把左派同情心和愛國主義守舊價值觀結合起來，行動上自力更生、有紀律。我認為奧威爾更有清教徒特點，儘管在私人關係上，他既不古板也不傲慢，也許他更浪漫一些，對權力腐蝕人這點認識得更深。馬爾羅似乎更是一個冒險家。如果馬克思把他們看作感情用事的社會主義者，那會是一種贊語。」[8]

1944年8月「解放」麗茲酒店的海明威曾告訴某個採訪者他跟奧威爾見過面（2月15日到3月6日他們都在巴黎）。海明威難得地讚揚了一個同時代作家，稱《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是本一流的書，奧威爾是個一流的人，也遺憾未能跟他多待些時間。他認為自己的政治觀跟奧威爾的很接近，對奧威爾未加入更為強大的國際縱隊，而是加入勢弱的馬統工黨的無政府主義者隊伍感到惋惜。奧威爾（他將在幾個月後的1945年8月出版《動物農場》）告訴海明威他擔心自己會被俄羅斯人槍殺，在西班牙他們就追捕過他，那時仍視他為危險的敵人。德國人戰敗後，共產黨開始公開活動，很多人被殺。他提出借一把手槍，海明威就借了他一把柯爾特點32口徑的手槍。

在《曙光示真》（True at First Light，1999）中，海明威證實了這個故事。他保護了奧威爾，雖然懷疑他是否真的身處險境，還是主動提出保護他：

奧威爾從未提到過這次會面，也不曾為他們的談話留下記錄。[10]

跟受歡迎的英國幽默作家P.G.伍德豪斯（P. G.Wodehouse）的會面引出了奧威爾最重要的隨筆之一。1940年德國人佔領法國時，伍德豪斯曾被軟禁。第二年，他在柏林接受了一次電台採訪，德國人將此次採訪錄音向美國播出。他們連吹帶拍地說服他進行了5次談話，講述他作為一個曾被軟禁者的經歷。這幾次談話向英美播出後，他關於德國的天真評論被認為是親軸心國宣傳，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被指控為一個叛國者。奧威爾請他去巴黎中心菜市場的一間好餐館用了午餐，1945年7月，他發表了《為P.G.伍德豪斯辯護》（In Defence of P.G. Wodehouse）。

他分辯道：「根據1941年的事件所能判定P.G.伍德豪斯的，至多是糊塗而已，真正有意思的問題是他何以如此。」他總結道：「不幸的伍德豪斯——只因他取得成功並在國外居住，他的思想停留在愛德華時代——成了宣傳試驗的試驗品。」

奧威爾拔刀相助為伍德豪斯辯護，說他只是糊塗而無罪過，伍德豪斯對此感激不盡。因為奧威爾請他的那頓極為豐盛的午餐和他所做的至為精確的文學分析，伍德豪斯曾感恩戴德地在信中寫道：「你在還不瞭解我時能寫那篇文章真是一片好心，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篇文章我一直反覆讀了很多遍，是我首次讀到如此高明的評論。它是一篇傑作，每個字我都同意。」但在奧威爾辭世後，伍德豪斯也不再面臨危險時，他的感激之情退去不少，他如此形容那篇評論：「實際上是你們記者寫的一長篇非難文章，這些評論家為證明一個論點而偽造事實的行徑難道不令人反感？」[11]

4

就像奧威爾當初為讓愛琳放心，而稱自己未打算去西班牙參軍一樣，她也不願阻止他去報道歐洲大陸的戰爭，未告訴奧威爾自己得了重病，連像莉迪亞·傑克遜這樣的密友都相信她只需做一個簡單的手術以阻止紅細胞數量下降。而事實是她子宮長了瘤，有內出血現象，必須做一個子宮摘除術。愛琳及她的幾個朋友懷疑那是腫瘤。因為在沃靈頓村時的艱苦條件和勞累工作，因為在西班牙受到追捕和命懸一線，因為兄長、母親之死的打擊，因為食物不足、4年辛苦工作和德國對倫敦發動大規模空襲期間的轟炸，她這時患了隱伏的惡疾。在倫敦病倒和接受一位醫療專家檢查後，她帶上理查德乘公共汽車到了格溫家所在的提茲河畔的斯托克頓，她計劃在紐卡斯爾接受手術。喬治·柯普把她送到了國王十字火車站。

3月23日，愛琳從斯托克頓寫信給萊蒂斯：「好的是喬治不在——他在科隆。比起世界上隨便哪個疾病纏身的可憐人，探望病人的喬治的樣子會讓人更加難受得多。」她給奧威爾的最後幾封信寫於3月21日至29日，語氣十分悲傷，但主要還是為了讓他寬心。這幾封信比任何她寫的或是關於她的都寫得好，它們揭示了她那討人喜歡的無私性格，也解釋了她為何願意忍受他們婚姻生活中的如斯困難乃至艱辛。

愛琳意識到她不能「就這樣繼續長一個腫瘤或者更應該說可能是幾個發展得很快的腫瘤」。但跟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相比，她（很反常地）更擔心「高得離譜」的手術費用。她把手術費用和久病不愈的花銷對比後總結道：「我真的認為我不值得花那筆錢。但反過來說，如果不理它，會經過較長一段時間才能要我的命，時不時也要花些錢。」她又以令人心悸的反話寫道，她肯定為她治病的外科醫生哈維·埃弗斯「會盡快結果我，就像對英國任何一個……那樣他到頭來會少收一些錢」。她知道奧威爾不贊成她摘除子宮，那意味著她永遠不能生孩子，而且她有種取悅他的「不可抑制」的渴望。她不願意讓他擔心，也擔心她的虛弱身體可能妨礙收養理查德，直到他們收養那個嬰兒後，她才去看病，「以防萬一是癌症」。

她的信中有一段令人讀來不安，暗示她內心十分憂慮，無疑受到了害怕即將進行的手術的影響。在這段話中，她想表達她對城市生活的極度反感和（那句話讓人想起《巴黎倫敦落魄記》中最令人倒胃口的情節）對大城市的骯髒飲食及令人窒息的氛圍的厭惡：

愛琳對倫敦如此反感，甚至回想起沃靈頓村令人作嘔的污水問題時，她「即使再過那種簡樸生活，也不是真的害怕」。[12]在因為戰爭而累垮的愛琳看來，城市和鄉下環境都變得十分難以忍受。

愛琳最後一封未完成的信寫於3月29日，距她接受手術僅有一小時。她在信中盡量表現得樂觀和讓奧威爾放心，說自己必須被棉花保護地包著，也解釋那位醫生——以當時醫生那種說一不二的風格——未明白地告訴她要接受什麼手術。不管怎麼樣，在即將被開刀和進入嗎啡造成的昏迷前，她表現得順從，甚至心懷希望（儘管擔心）：

愛琳死於心臟衰竭，就在實行麻醉後，甚至沒來得及動手術，死時年僅39歲。格溫·奧肖內西「有種不祥的預感愛琳會挨不過，要她的藥劑師得到噩耗時馬上告訴她。在她忙於做手術之際，噩耗確實來了」。驗屍官的報告總結說那些醫生無責任，並報告死因為「在為摘除子宮手術而正確和熟練進行的乙醚及氯仿麻醉狀態下心臟衰竭」。[13]

與此同時，當奧威爾在被戰爭蹂躪的歐洲奔波時，他自己的身體也垮了。愛琳住進紐卡斯爾那家醫院時，他也因為肺病突發住進了科隆的醫院，可能甚至有過內出血。關於這段時間，他後來告訴法弗爾：「我一度想著該輪到我了。」他回到巴黎並發電報同意愛琳做手術，但就在第二天，他無比震驚地收到了《觀察家報》發來的電報，告訴他愛琳已不在人世。他搭上一架軍機——這是他首次乘飛機——於3月31日回到倫敦，先直接去了伊內茲·霍爾頓家。

奧威爾深受打擊，但也克制自己的感情。他用校童們用的俚語簡單地告訴朱利安·西蒙斯：「我妻子上周去世了，我難受得要命。」4月1日，在看到驗屍官的報告之前和帶著那是個小手術的印象，他向莉迪亞解釋道：「我不知道你是否已從別人那裡聽到很壞的消息。愛琳不在了。如你所知，她病了有一段時間，最後被診斷出長了個瘤子，必須摘掉。手術據說不是很大，但她似乎在注射了麻醉藥後就去世了，顯然是麻醉的結果……這是個極大的打擊，來得很殘酷，因為她已經變得對理查德那麼投入。」十天後，他寫信給安東尼·鮑威爾說愛琳已病了很久：「這件事很不幸，因為在身體不好和工作過度的情況下，她已經過了五年很苦的日子」，而且——在他們收養那個嬰兒和她辭去工作後——情況剛剛開始好轉。[14]愛琳未能活著看到理查德長大成人，也未能享受奧威爾的生命最後幾年中來之不易的富有和名聲。

奧威爾在愛琳去世後第一次回到沃靈頓村時，他「本以為那會極讓人心煩意亂，但實際上不算很糟糕，除了在總看到舊信時」。回想起他們承受過的貧窮和困難，他們在西班牙共同有過的理想主義和經歷過的危險時，他承認道：「重要的是在情感和思想上忠誠。我對愛琳偶爾不忠過，也曾對她很不好，可是我想她也曾對我不好，但在我們同甘共苦以及她完全理解我的工作意義上，我們的婚姻是真正的婚姻。」愛琳不僅瞭解其工作意義如何，而且也明白那對他意味著什麼，那就是儘管他愛她，但在他心目中，工作仍居首位。

在特別令人苦惱的情形下，如此突如其來、出乎意料地失去愛琳，內疚感折磨下的奧威爾的痛苦前所未有。他痛切嚴厲地自責，後悔自己曾鼓勵她放棄有前途的職業，並讓她過著艱苦異常的生活。他一直專注於自己的工作，曾撇下她獨自去了西班牙，不能滿足她情感及性方面的要求，也偶爾不忠過。他忽視了她的健康，而她照料了他，他未意識到她得了重病，擔心過她的治病費用，反對她做子宮摘除術，她接受手術前，也未在她身邊安慰她。愛琳死後，他告訴庫斯勒他最後悔的，是他有「太多的話沒說」。奧威爾安排葬禮在紐卡斯爾進行，讓理查德暫時住在喬治·柯普和多琳·柯普夫婦家，他們也住在坎奴伯利廣場。然後不知何去何從和亟須分散注意力的他回到了歐洲大陸，從4月8日直到5月24日，他都在那裡以戰地記者身份東奔西走。奧威爾回想起收養孩子時感情上的困難，在莫蒂默彎道的公寓被炸，他自己離家出國，愛琳之死和理查德在柯普家暫住，但他發現理查德似乎未因「在他短短生命中的許多變化」受到傷害，這讓他放心。[15]他知道對一個處境困難、無育子經驗的作家而言，照顧一個幼兒是不容易的，他的朋友多數也認為他會放棄收養。但他決心留下這個他深愛的男孩，那是他和愛琳之間寶貴的聯繫紐帶，他要當一位慈愛而稱職的父親。

5

愛琳不幸辭世後那年是奧威爾一生中最不尋常的一年。因為擔心自己來日無多，而且亟欲完成他最後的作品，同時也受到內疚和孤獨感的雙重煎熬，他急切想找個女人來照顧自己以及理查德。他感情衝動地向幾個他幾乎不瞭解的年輕漂亮女性求過婚。他曾告訴其中的西莉婭·佩吉（當時正在跟丈夫辦理離婚）：「如果能選擇，我想讓女人們覺得我魅力無窮。」仍是靦腆和拙於言辭的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42歲老得多，他並不是個有希望的備選者，她們全拒絕了他。

伊內茲·霍爾頓的表妹西莉婭和瑪麥恩是孿生姐妹，比奧威爾年輕13歲，兩人都有驚人美貌和良好修養，經常照相。她們的母親生下她們一周後去世，父親是位牧師，在她們12歲時去世。她們先是受教於薩福克郡一個村子裡的教師，然後在英國和瑞士洛桑（她們在那裡學得一口純正的法語）上寄宿學校。20世紀30年代，她們成了最出色的初入社交界的少女。在舞會上登場進入社交界後，同樣穿著、留同樣髮型的她們經常登上報紙閒話專欄和光面紙大眾雜誌。她們不僅長得漂亮，瑪麥恩還嫁給了阿瑟·庫斯勒，西莉婭則活躍於在漢弗萊·斯泰特主持的《論戰》雜誌上發表作品的知識分子圈中。

1945年聖誕節時，奧威爾和西莉婭被邀前往庫斯勒在威爾士北部的家裡住一周。西莉婭首次見到他時，他乘火車剛到站，一手提著行李箱，一手攬著理查德。父子兩人形影不離，每次奧威爾出去後，理查德總會挨個在每間房找他。英國小說家斯托姆·詹姆森（Storm Jameson）——他當時不在場，肯定是從庫斯勒那裡聽說的——曾寫道：「他讓喬治·奧威爾住他租來的農舍裡，位於旅館後面的小山中。奧威爾因為生病和旅程而疲憊不堪，所以在房間裡睡得很沉，他的兒子也在那裡。小孩醒得早，為了不讓他吵鬧以便奧威爾繼續睡，阿瑟在小床邊坐了一小時，不出聲地扯動自己的臉逗他玩。」庫斯勒經常告訴別人一些為了抬高自己的故事，但這個可疑的情節與其性格很不相符。奧威爾很少起得晚，庫斯勒討厭小孩子，扯臉扯一個小時是很長時間。另外有一次，當理查德爬到他身上居然尿了他一身時，他對奧威爾未能管教好小孩而異常惱火。

不過，詹姆斯所寫的故事確實說明信奉快樂主義的庫斯勒尊敬他這位斯巴達式朋友。據西莉婭所言，庫斯勒相信在所有現代作家中，奧威爾的作品最有可能流傳下去，見到奧威爾本人也未令他失望，他正是文如其人。庫斯勒後來提到在這個他琢磨得很透的人身上有種矛盾：「他不折不扣的知識分子式真誠……讓他有時似乎不似常人。他身上散發出令人生畏的嚴肅特點，那僅隨著距離增加而減弱，也就是說：他對自己毫不寬容，對朋友要求嚴格，對仰慕者無動於衷，對那些處於遙遠外圍的人充滿理解之心。」[16]

一起喝酒時，他說他孤獨至極，讓庫斯勒吃了一驚。庫斯勒不習慣一貫沉默寡言的奧威爾如此直率，他曾說：「對他瞭解得越深，就越好像存在一道影響熱情流露和個人接觸的障礙。」庫斯勒勸西莉婭為他收拾一下儀表，並且送給他一套禮服。庫斯勒聽說奧威爾向西莉婭求婚一事時——「她會嫁給他嗎？或者至少發展一段戀情？」——他「幾乎跪下來求我嫁給喬治，」西莉婭說，「因為他很愛喬治，他會很高興和喬治成為姻親，認為那是個絕佳的主意。」

西莉婭覺得奧威爾在生活上樂於其中，也表現得有趣，易於相處，極具男人氣概，喜歡而且需要女人，但不是很浪漫或者長得令她覺得有吸引力，而且似乎太老了。她後來這樣談到他們的關係：「如果我稱之為愛（因為我的確是），那可能給人一種印象我愛他，但那只不過因為我沒愛上他，沒同意嫁給他，也沒跟他發展一段感情。」[17]西莉婭強調說他「表達了對我的幸福的極大關注。他似乎總覺得他在我面前機會不大，因為他比我大很多……而且也因為他身體不好」。

奧威爾給西莉婭寫過一封很不平常的信，揭示了他強烈的性感覺，這封信從未發表。她解釋說那封信是由發生於1946年初的一件事所引起。除了漢弗萊·斯萊特、奧威爾和西莉婭，還有羅德尼·菲利浦和他妻子安娜（他們是《論戰》雜誌的資助者）全去帕西街的希臘餐館吃飯，「之後我們擠進一輛出租車去找漢弗萊的幾個朋友。因為沒地方讓我們全坐下，而且因為我是個子最小的，而喬治是個子最大的，那一小段車程我就坐在他腿上……一定要記著喬治過了很長時間『清心寡慾』（我想像的）的生活……在我遇到他之前。所以他信中提到的反應很容易理解。」

奧威爾因為抱著西莉婭而興奮，他承認他們乘坐出租車時，當她穿著皮大衣坐在他大腿上時，那種激情如電流一般，傳遍了他的全身。[18]

安妮·波帕姆（Anne Popham）是另外一個有望成為奧威爾妻子的人，她是大英博物館版畫及素描部主任A.E.波帕姆的女兒。她跟西莉婭同年生，曾在倫敦考陶爾德藝術學院學習從事藝術史研究，戰時（就像愛琳）曾為情報部工作。在被炸得無家可歸時，她搬到了坎奴伯利廣場。戰後，她被派往德國追繳被掠奪的藝術品。後來在大英美術委員會工作過，嫁給昆廷·貝爾並編輯過弗吉尼亞·伍爾夫[19]的《日記集》（Journal）。

在坎奴伯利廣場住的時候，安妮和她室友曾為奧威爾和維克托·普裡切特開了一個餐會，當時兩位男士只顧自己聊天，對女士表現得沒興趣。安妮喜歡她所謂的奧威爾的「實際一面」——他看上去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能照顧理查德。她覺得他和藹可親，儘管對女人有些害怕和缺乏感知力。她知道他是個出色的人，然而看不出這位外貌比實際年齡顯老的孤獨的知識分子有何非凡之處。跟西莉婭一樣，安妮不覺得他長得有吸引力，認為他留的短髭不自然、做作、甚至可笑，只有法國人才留，那很是「時過境遷」了。

奧威爾邀請安妮來家裡用茶點，用「唉，走吧」將理查德及保姆打發出去，然後對她說：「過來坐這兒，坐到牆角那張床上會更舒服點。」儘管他幾乎不瞭解她，卻親吻、擁抱她並問道：「你覺得你能照顧我嗎？」因為毫無求愛階段，並且沒能瞭解他，如此求婚讓安妮非常尷尬和震驚。這是突如其來的，似乎做得既貿然輕率又工於心計。她感到很不安，掙脫了他的手臂，然後盡可能溫和地拒絕了他的提議。儘管她的回應是拒絕，但他並未完全放棄，而是問她：「你嚇壞了嗎？我可以寫信給你來說服你嗎？」

4月18日，安妮去了德國後，奧威爾寫了一封信，它最出自內心，也最能透露其想法：

奧威爾強調了其年紀和糟糕的身體，幾乎是保證盡快死。他提議的不是結婚，而是當遺孀和編輯他的作品的機會。為使其提議更誘人，他承認他不育（儘管他不能肯定）和對愛琳不忠過。他也提出了一個克利福德·查泰萊[20]式提議，讓他意願中的未婚妻去跟別的男人生育。這番奇特、可憐、完全不能引起別人興趣的聲明使人想起了弗朗茨·卡夫卡寫給未婚妻菲莉斯·鮑威爾的那些非常痛苦的信件——他也是個肺結核患者，接近死亡——在這些信中，他擺出了一副可憐的姿態，承認自己最糟糕的方面，測試她對他能忍耐到何種程度：「我想拖著你……拖到我所代表的不堪狀態……儘管如此，你願意背負起這個十字架嗎？……我匍匐在你面前，懇求你把我推到一邊：除此之外，你做任何事都意味著毀了我們兩人。」[21]

考慮他求婚提得突然、對自己的前景描述慘淡和說服工作令人洩氣，不奇怪的是奧威爾未能找到一個妻子。但在這段情感紛擾的時間，《動物農場》突如其來、出乎意料的成功改變了他的生活。

[1]　《全集》，12.146；凱·韋爾頓·埃爾沃爾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57頁；《全集》，16.283（伊內茲·霍爾頓的日記）；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48頁；《全集》，19.462（1948年12月29日信件）。——原注

[2]　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47頁；《全集》，17.43（1945年2月9日「信筆所至」專欄）；《全集》，9.22；9.3。——原注。

[3]　保羅·高更（1948—1903）和保羅·塞尚（1839—1906）均為法國畫家，後期印象派代表。

[4]　指那種由粗大一端向較小一端突然變細的袖子。

[5]　《全集》，18.396（1946年9月15日《時尚》檔案）；《全集》，18.18（《只是垃圾》，1946年1月5日）；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喬治·奧威爾研究》，第22—23頁。——原注

[6]　《全集》，18.99（《水下月亮》，1946年2月9日）；保羅·波茨，《騎自行車的堂吉訶德：回憶喬治·奧威爾》，《倫敦雜誌》第4卷（1957年3月）第40頁；阿瑟·庫斯勒、蘇珊·沃森和簡·戴金·摩根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89、168、218頁。——原注

[7]　但澤是波蘭北部港市格但斯克的舊稱，奧斯納布呂克是德國西北部城市，阿納姆是荷蘭東部城市，波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條河流，易北河是流經捷克、德國的一條河流。

[8]　《全集》，17.122、106、130；艾克頓，《一個美學家的更多回憶錄》，第152頁；A.J.艾耶爾（A.J.Ayer），《我人生中的一部分》（A Part of My Life，紐約，1977），第287頁；A.J.艾耶爾所言，見馬丁尼·德·考塞爾所編《馬爾羅：生平與作品》（Malraux：Life and Work，倫敦，1976）第56頁。——原注

[9]　1944年12月，德軍在盟軍的攻勢下一直在撤退，但在1944年12月16日清晨，25萬德軍湧入比利時東南部阿登地區反攻，並在此形成一個突出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盟軍被迫撤退。盟軍頑強的抵抗緩解了德軍的進攻。最終，德軍無法維持補給而盟軍的增援及天氣轉晴使美軍得以充分發揮其空中優勢，巴頓帶領他的第三集團軍從南將突出地切斷。這就是有名的阿登戰役，又稱突出部戰役。

[10]　海明威1952年4月16日致哈維·布德特的信，見傑弗裡·邁耶斯《海明威傳》（紐約，1977）第416頁；歐內斯特·海明威，《曙光示真》（紐約，1999），第139—140頁。

在保羅·波茨1957年所寫的一篇隨筆裡，未提到奧威爾和海明威的見面，但是當他重版《但丁稱你為貝雅特裡齊》（Dante Called You Beatrice，1960）並想充實那本薄書時，他編造了這位靦腆的英國人和那位咋咋呼呼的美國人之間的會面，寫得全在意料之中。海明威抱有敵意，粗言粗語，直到奧威爾揭示了自己的身份，海明威就拿出一瓶威士忌要送給他。波茨的描述剛開頭就停止了，即在奧威爾進入海明威的房間兩人開始交談時，但他無力創造出他們的對話。不管怎麼樣，海明威當時在麗茲酒店安營紮寨，而不是在斯克裡布酒店。克裡克（在其《奧威爾傳》第324—325頁）和謝爾登（在其《奧威爾傳》第375—376頁）都引用了波茨的描述，似乎那是真的。——原注

[11]　《全集》，17.63、71頁；《全集》，17.63（伍德豪斯1945年8月1日致奧威爾的信以及1951年8月11日致丹尼斯·麥凱爾的信）。——原注

[12]　《全集》，17.112（愛琳致萊蒂斯·庫珀的信）；《全集》，17.96—99（愛琳1945年3月21日致奧威爾的信）。——原注

[13]　《全集》，17.112（愛琳1945年3月29日致奧威爾的信）；凱瑟琳·蒙丘爾1999年3月1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據驗屍報告，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328頁。——原注

[14]　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28頁；（參見《全集》第17卷第119頁，奧威爾得知噩耗時在巴黎，而不在科隆；朱利安·西蒙斯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45頁；《全集》，17.118、124。——原注

[15]　《全集》，18.249（1946年4月16日信件）；奧威爾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庫斯勒1950年1月21至25日致戴維·阿斯特的信；《全集》，17.236（1945年8月1日信件）。——原注

[16]　西莉婭·佩吉·古德曼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63頁；斯托姆·詹姆森，《來自北方：自傳》（倫敦，1970），2.131；西莉婭·佩吉·古德曼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64頁；對西莉婭·佩吉·古德曼的採訪；西莉婭·佩吉·吉德曼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334頁。——原注

[17]　T.R.法弗爾，《阿瑟·庫斯勒與喬治·奧威爾》，哈羅德·哈里斯所編《跨越兩種文化：阿瑟·庫斯勒七十歲》（倫敦，1975）第155頁；阿瑟·庫斯勒，《一個叛逆者向喬治·奧威爾之死的進展》，《恐龍的蹤跡》（The Trail of the Dinasaur，倫敦，1955），第102頁。——原注

[18]　西莉婭·佩吉·古德曼1999年2月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1998年9月15日與邁克爾·謝爾登的交談。——原注

[19]　昆廷·貝爾（Quentin Bell，1910—1996），英國藝術家、作家、評論家，著有《回憶布盧姆斯伯裡》《弗吉尼亞·伍爾夫傳》等，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外甥；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國女作家，著有《海浪》《到燈塔去》等。

[20]　指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萊夫人的丈夫，喪失性功能。

[21]　安妮·波帕姆·貝爾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66頁；1998年11月23日在東蘇塞克斯郡弗爾對安妮·波帕姆·貝爾的採訪；《全集》，18.248—249及154—154（1946年4月16日及3月15日信件）；弗朗茨·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埃裡希·海勒和傑根·包恩編輯，詹姆斯·斯特恩及伊麗莎白·達克沃斯翻譯，倫敦，1974），第216、293、315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