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死亡之藝術

1949—1950

1

當奧威爾冒著生命危險完成《一九八四》時，他也對未來存有不切實際的希望。1948年10月，他遲疑不決地告訴朱利安·西蒙斯：「我也許可以去國外，但行程可能要我的命，所以住進一間療養院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幾天後，在給理查德·裡斯寫信時，他終於承認他在朱拉島住不明智：「今後每年冬天我必須住在容易找到醫生的地方——至於在哪裡還不知道，但可能是像布賴頓[1]這種地方。」他甚至想過「在更合適時，我們可能安排每年冬天去西西里島住」。他所患的消耗性疾病不詳的發展——體重下降，變得憔悴，發高燒，夜裡盜汗，氣短氣喘，胸口疼，咳得厲害，時常傷風和咯血——讓他最後不得不於1949年1月離開朱拉島（參見附錄3）。

奧威爾決定不回海爾麥爾茲，在那裡接受的痛苦的氣胸療法未能治好他的病。與格溫·奧肖內西和布魯斯·迪克商量後，他先是選擇了諾威奇附近的一家療養院。在院方未能讓他及時入院時，他於1949年1月6日進了克蘭漢姆的科茨沃爾德療養院，那裡海拔900英尺，離格洛斯特5英里。迪克醫生謹慎地告訴戴維·阿斯特：「我希望這個可憐的人能好起來。現在顯而易見的是，他今後需要在療養院環境下最小心地生活。我認為回到朱拉島的夢必須醒醒了。」

在克蘭漢姆，奧威爾主要過著戶外生活，住在一間簡陋的木屋裡，那是老式肺結核療法的遺留（但無效果），即休息、合適飲食、日照和新鮮空氣。在最後一本文學筆記中，奧威爾顯然滿意那裡的環境，他準確記述了其佈置：

奧威爾曾告訴康諾利他覺得自己的病「有意思」，在克蘭漢姆時，他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不可阻擋地日益變差。在肺結核病體中，肺部因為被感染組織細菌的繁殖而受損。細菌攻擊並破壞身體組織時，會形成小圓球或稱結核，裡面含有細菌和白細胞。細菌引起肺部組織機能障礙，痰裡也有了細菌。這種消耗性疾病緩慢地從結核病機能障礙、組織壞死和形成空洞發展到侵蝕血管和肺部出血，如果出血量大，甚至會引起病人因為自己的血窒息而死。

在《魔山》中，托馬斯·曼描述了這種病理發展及其經常導致死亡的特點，這種發展即「形成小核，出現可溶性毒素及其對系統的催眠效果；組織壞死，還有能否通過白堊狀石化作用阻止這種病並通過纖維化將其治癒的問題，要麼（更可能出現）它會不會擴展到整片區域，造成更大空洞並破壞該器官的問題」。就像阿爾貝·加繆——他也患了同種疾病，在1949年接受了同樣的注射鏈黴素和對氨基水楊酸的療程——奧威爾一直與身體疼痛做鬥爭並知道來日無多。跟加繆一樣，他覺得「沒幾個人在想到他們的疾病時帶著像我感到的那麼恐怖……我對死的感覺是熟悉的」。

儘管克蘭漢姆難以到達，特別是那時很少人有汽車，但比起海爾麥爾茲，那裡離倫敦近得多，有幾個朋友和熟人得以拜訪他。經濟歷史學家R.H.托尼去看望過他，他家就在克蘭漢姆附近，他也跟理查德·裡斯是朋友。奧威爾說托尼是「工黨運動中少數幾個既令人尊重，本人又讓人喜歡的要人之一」，並難得地送了他一本《一九八四》。《旗幟晚報》的編輯查爾斯·柯倫稱儘管奧威爾肺部情況很糟糕，但仍在抽「可怕的煙卷」，而且仍熱衷於討論大事。在《一九八四》中，他關心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度裡如何堅持人道主義價值觀，在此國度內，宗教信仰被對一個無所不能的領導人的崇拜所取代。「世界上的問題是，」他告訴柯倫，「如果人們已不再信仰上帝，我們能否讓他們彼此以禮相待？」[3]

別的來訪者也寫下了他們對療養院狀況和對奧威爾的擔心。他的外甥女簡·戴金「非常震驚，真的是。那裡似乎很悶、雜亂不堪，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通風好，令人鼓舞」。在沃伯格看來，「它看上去似乎有點像是個位於北極的集中營，而不是一個治癒肺結核病的地方。」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在奧威爾在世的最後一年裡經常去看望他，2月中旬時和安東尼·鮑威爾一起來看望過他，「發現奧威爾上午身體很好，還是那個值得信任的、可愛的自我主義者。他看上去很瘦，他說他大概從此每年冬天都要在療養院度過……（他）居然能從床下拿出一瓶朗姆酒，我們一起喝了它。我覺得他興致很高，但他說不得不接受的治療有點疼」。[4]兩個月後來看望他的沃伯格卻認為其狀況「令人震驚」，認為康復機會只有一半。由於擔心他的作家性命有虞，沃伯格加快了此書的出版，奧威爾在療養院看了校樣。

奧威爾的信件並未透露多少情況，到最後，當他病得很厲害也很虛弱時，那些信件變得很拖沓。可是因為它們以簡單的用詞記錄了將至的死亡，讀來十分感人。傑辛莎·巴迪克姆以前從未回復過他在緬甸的寂寞中寫的信，較晚才知道她的兒時朋友已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給他寫過信（但未去療養院看望過他）。在回信中，他悲傷地回顧了延續了很長時間的病：「我一直患有這種令人沮喪的病（肺結核），1947年秋天以來病得很厲害，可是當然我一輩子都沒能擺脫它。實際上，我想在我很小時它就首次發作過……我現在只能閱讀和玩填詞遊戲。」

他開始了注射鏈黴素的第二個療程，但首次注射就引起了很嚴重的後果，以致他不得不放棄這種可能挽救他生命的唯一一種藥物。他從來不是個愛抱怨的人，總說他被照顧得很好。但那裡的醫療檢查跟食物和居住條件同樣不足，醫生似乎並不出色，對他的病只是敷衍治療。他住進三周後，連主治醫生的面還沒見過，而那位醫生的助手從來連聽診器也不用，只是每天早晨來查房，問問他感覺怎麼樣，然後很快就繼續查別的房。他的狀況未能穩步變好，到3月底，他大量吐起血來。到5月，他「病得極重」，令沃伯格擔憂的是他承認道：「我發燒發得沒力氣去透視室坐在屏幕前。拍完照片後，我的擔心沒多少疑問，它會顯示兩側肺都惡化得很厲害。」

奧威爾對理查德仍極為關心，那是他堅持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阿芙利爾在朱拉島上照看他，比爾·鄧恩負責農場，如果奧威爾去世，她就是理查德的監護人。他自豪地告訴傑辛莎當時已將近五歲的理查德儘管「還不會寫字，講話也很遲，但是像我以前一樣很喜歡釣魚，也喜歡在農場上幹活，能幫很多忙，對機械很感興趣」。理查德在克蘭漢姆附近待過一個月，並在1950年1月被最後一次從朱拉島帶來看望了奧威爾。但不得不讓他與奧威爾保持一臂距離，奧威爾不能摟抱他，他一直問奧威爾：「你傷著哪兒了？」萊蒂斯·庫珀記得奧威爾具有傳染性，自然「很害怕讓理查德靠近他，他會伸手把他推開——而喬治做得很生硬，因為其舉動中本來就有生硬特點。他也不讓那個孩子坐在他膝上」。[5]理查德還太年幼，自然不能理解奧威爾的行為，當時的他一直不知道他父親有多麼愛他。

2

1949年4月前後，奧威爾愛過並信任的西莉婭·佩吉來看望了他，此次看望具有重要意義。他們坐在那間非常潮濕的小木屋外吃了味道很差的罐頭豌豆，奧威爾似乎病得很重。西莉婭當時在情報研究處工作，該部門是工黨政府外交部於1948年成立的，其目的是：「設法對抗共產主義宣傳，那種宣傳當時是全球性的，也是一場旨在削弱西方力量及影響的運動。」

當西莉婭詢問可以找誰為她工作的機構寫稿時，奧威爾建議找弗蘭茨·博克努和格萊布·斯特魯夫（一位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教書的俄羅斯學者）。他也提出給她一份名單，上面包括演員、「記者和作家，在我看來，他們是共產黨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或傾向如此，不應被委以宣傳之任」（黑體是作者為了強調）。這些人的親共產黨傾向廣為人知，不會因此失業或在任何意義上受到損害。很簡單，只是他們不會被邀請為英國政府寫作反蘇宣傳材料。

奧威爾在其筆記本中記了很多名字，他給了西莉婭三十五個並解釋道：「列得不是很好，我想也告訴不了你的朋友們任何他們不知道的東西。」他覺得列出那些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可以防止他們「鑽到重要的宣傳崗位上，他們在那裡（會）給我們造成許多損失」。查理·卓別林、邁克爾·雷德格雷夫和奧爾遜·威爾斯被提到，但未加評語。一些名字後還有諷刺性評語：南希·丘納德——愚蠢、有錢；路易斯·昂特邁耶——非常愚蠢；肖恩·奧凱西——很傻；保羅·羅伯遜——非常反白人；約翰·斯坦貝克——欺世作家，假天真；蕭伯納——在所有主要問題上都是個可靠的親俄者；金斯利·馬丁（他在《新政治家》雜誌社的舊敵）——蛻化的自由派，很不誠實。[6]

奧威爾所擬名單最近被公佈，並引起了對他的指責，稱他出賣朋友及其社會主義原則，扮演了「老大哥」的角色。但如果在1949年背景下看待這份名單，他的行為就似乎必要，甚至值得讚揚。重要的是要記住，儘管奧威爾不喜歡共產主義（《一九八四》部分說來是對俄羅斯極權主義的抨擊），他堅決支持公民權利，曾抗議清理英國公務員中的共產黨員。他在1948年3月給喬治·伍德考克寫了封語氣強烈的信，其中寫道：「保衛自由委員會有否對這種針對共產黨員的禁令亮明態度？……政府似乎要做的令人有些不安，而整個現象在我看來，似乎是民主前景全面瓦解的一部分。」

奧威爾仍對俄國人在卡廷、斯塔羅別爾斯克[7]及其他戰俘營屠殺1.5萬名波蘭人一事感到憤怒，也對英國政府試圖掩蓋此事和未能找到一個英國出版社出版約瑟夫·查普斯基記錄這幾次大屠殺的《紀念斯塔羅別爾斯克》（1945）一書感到憤怒。1949年春天，當冷戰升級，鐵幕兩邊對抗加劇時，柏林被俄羅斯封鎖，西方進行了大規模空投以維持他們在該市所佔區域（西柏林）的生活。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幾起轟動一時的間諜案中，艾倫·納恩·梅和克勞斯·福斯被抓獲向蘇聯出賣核秘密。俄羅斯1949年首次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奧威爾最大的擔心變成了現實。那年4月，北約成立，1949年5月，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出中國大陸並取得了長期內戰的勝利。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開始形成。

研究蘇聯的權威專家羅伯特·康奎斯特最近寫道：「因此所有指責加起來，只不過說他給了自己國家政府某一機關自己對西方知識界一些成員對一個專制國家（該國家敵視奧威爾自己國家的政府及其原則）之態度的意見，這些意見未必絕對正確，但是真實。」[8]這樣做，長期反對共產主義的奧威爾履行了愛國義務。他名單上列出的人不會出賣核秘密，不會危及西方安全，當然反過來也不適合撰寫親英宣傳材料。如他於1949年6月在朱拉島上為澄清《一九八四》中的觀點時寫道：「我相信極權主義觀念在每個地方的知識分子腦子裡都紮了根，我試圖把這些觀點按其邏輯關係總結出來。此書的背景地放在英國，目的是強調講英語的人並非天生優於別人，如果不與其鬥爭，極權主義可能到處取得勝利。」

3

奧威爾在克蘭漢姆時，索妮亞·布勞內爾再次進入他的生活。他們通過西裡爾·康諾利相識，時間是40年代早期。在拒絕他1945年提出的求婚時，作為一種安慰性獎賞，她同意跟奧威爾發生性關係。但她的朋友簡妮塔·伍利·帕拉德說索妮亞認為那「是件討厭事。她憐惜他，所以對他『笨拙的』求愛努力讓了步……他很快跟她做了愛，根本沒有表現出多少激情。『他似乎高興，』她說，『可是我想他沒意識到我沒有從中得到什麼快樂。』」但有幾個朋友認為索妮亞——她把性事當作對她所受嚴格教養的逆反行為，也把它當作結識天才人物的一種手段——實際上並不喜歡性事，很少從中得到樂趣。

有衝勁、喜歡支配別人的索妮亞幾乎每方面都與溫柔謙讓的愛琳相反。她出生於印度比哈爾邦的蘭契，距奧威爾的出生地莫蒂哈里只有230英里。跟奧威爾一樣，她也出身於英印家庭，她的父親是怡和公司的貨運代理人，在她出生後不久死於心臟病。1921年，她母親嫁給了一個註冊會計師，此人後來酗酒成性，最終破產。這家人1928年回到英國，布勞內爾太太在南肯辛頓開了座寄宿公寓。1931年後，她獨力將3個孩子撫養成人。10到18歲之間，索妮亞在魯漢普頓修道院（在倫敦南面）接受了嚴格教育。她背離了自己的殖民地背景和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很排斥天主教。每次在街上看到修女，都會厭惡地吐口水。

1936年，十幾歲的索妮亞在瑞士學習法語以達到流利水平期間，在紐捨泰爾湖上划船時，經歷了一次給她心理上留下創傷的事故。她乘的小劃子翻了，她的同伴被淹，而她試著救他。他抓住她的手並把她往下拖，她掙脫後為了阻止他，把他的頭在水裡按了幾秒鐘。他沒能露出水面時，她意識到他已失去知覺，但她沒去救他，而是驚慌失措地游到了安全地方。她對那個男孩的死感到內疚，再加上因為脫離教會而產生的內疚感，給她的生活帶來了痛苦。法國作家米歇爾·萊裡斯（Michel Leiris）說在索妮亞身上，「無疑帶著很深的痛苦」。

索妮亞十分美麗，臉盤圓潤，膚色白裡透紅，「一頭濃密的金髮，眼睛漂亮，好看的鴨蛋臉，身段性感」——她因此得了個綽號「尤斯頓路上的維納斯」，另外一個沒那麼好聽的是「美臀布勞內爾」。藝術評論家阿德裡安·斯托克斯（Adrain Stokes）介紹她進入尤斯頓路上居住的畫家圈子。她當過裸體模特兒，一開始跟畫家維克托·帕斯莫爾（Victor Pasmore）同居，然後跟當時與妻子分居的威廉·科德斯特裡姆（William Coldstream）。1939年夏，科德斯特裡姆為21歲的索妮亞畫過一幅模糊的、如實表現的肖像，畫中的她穿著圓領毛衣，嘴唇豐滿，一隻長得過大的手捧著臉。[9]

在完成秘書培訓課程後，索妮亞1941年在《新寫作》雜誌作為約翰·萊曼的助理工作了幾個月。萊曼稱讚了她的活力，還有她「敏銳、出色的智力和對瞭解文學界大小事情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她對修道院教育的反叛似乎為她那段時期的生活提供了一種用之不竭的高能燃料」。

戰時她在運輸部航運處當一名文書。通過科德斯特裡姆，她認識了康諾利和斯彭德——他們當時是《地平線》雜誌的兩位編輯——並在1945年成為他們的編輯秘書。跟萊曼的看法一樣，斯彭德也認為索妮亞熱切地想成為倫敦和巴黎文學與知識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乃至扮演一個主要角色：「她給人的印象是總在奮力超越自身，逃離其社會背景和她在其中受過教育的修道院，進入藝術家和『天才』的享樂主義天堂，那些人會拯救她」——或者說被她所救。由於康諾利懶惰而且經常遲到，就由索妮亞管理《地平線》編輯部，她能幹地與投稿者、印刷廠和控制紙張配給的政府官員周旋。康諾利對索妮亞有過非分之想，但被拒絕。他不喜歡她那種由她說了算的性格，在被拒絕後稱她有同性戀傾向，還有不甚明瞭的報復男人的渴望。「我總認為索妮亞是我沒察覺的對頭，」他曾寫道，「沒察覺是因為不曾意識到她同性戀本能的力量……她給我帶來的傷害多於好處，她與男性原則為敵，想得到她的憐憫，一定要卑躬屈膝才行。」[10]最後一句影射的似乎是奧威爾。

索妮亞的幾位好友同意康諾利的意見，即性事令她苦惱不已。黛安娜·威瑟伯說「她跟男人調情、約會，但在所有的表面下，我想她的確對他們有種抗拒感，那是根深蒂固的」。小說家戴維·普蘭特（David Planter）提到索妮亞永遠無法解決她的性問題：「既然她自己覺得性事不重要或者說從未真正重要過——或者說她對之總有恐懼感——但她想像這個世界重視性事，除非性得到滿足，否則會患上性恐懼，她對此感到痛苦，無法忍受誰認為她有性恐懼。」詩人沃爾德馬·漢森（Waldemar Hansen）說得更直白：「她並不濫交，她上床不是為了性——她是個『操明星的』。」[11]這麼說在索妮亞眼裡，調情和性事（如果絕對必要）是讓非常普通、並不出眾的女人在藝術圈生活中佔據重要位置的一種途徑，也許是最有效的。

索妮亞的性格不同尋常地結合了令人愉快和討厭兩種特點。她工作勤勉、熱心腸、有趣、大方——「好人一個」，也很喜歡宣揚她當下喜歡之事。在英語也能表達時，她卻會做作地用法語，還對她一無所知的話題振振有詞地與人辯論（甚至跟物理學家），令人惱火不已。她說一不二，性格急躁，在文學上是個令人瞠目的假內行。跟索妮亞共同編輯了奧威爾作品的伊恩·安格斯（Ian Angus）稱她「深負內疚、焦慮不安，讓她有時不計後果，有自毀傾向。我想她的所有朋友在某一時，都因為她的無禮受過傷害」。[12]

有位作家也描述了索妮亞的外貌、習氣和性格。在巴黎見過她和情人莫裡斯·梅洛—龐蒂的美國評論家萊昂內爾·艾貝爾（Lionel Abel）曾寫道：「當她想確保她周圍的人會認真聽她說話時，會誇張地把一頭濃密的金髮猛地甩過肩，然後宣稱：『問題是……』這種做法屢試不爽。」在《盎格魯—撒克遜態度》（Anglo-Saxon Attitude，1956）中，安格斯·威爾遜（Angus Wilson）以她為原型塑造了艾爾維拉·波特韋，她發表誇張的意見，長著「緊繃的嘴唇，她那雙很是神經質的眼睛裡有種緊張神色」。在討論英國式道德說教時她曾慨歎：「那只不過是種英國客廳裡玩的遊戲，」她一邊用手指絞著頭髮一邊說，「很可怕的是它已經進入了我們的文學，摩根·福斯特和那些作家的東西裡面全有。」傑拉德（傑拉德·米德爾頓）注意到她話裡的內容越含糊，她就越加以強調。

1947年，索妮亞和梅洛—龐蒂（1908—1961）有了場對她而言最熾熱的戀情，他「是她唯一真正愛過的」。梅洛—龐蒂身材瘦削，膚色深，長相俊美，極有風度，娶了個外科醫生，他是薩特的朋友，是個共產黨的同路人、重要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和巴黎大學教授。他們於1949年再次見面時，他拒絕離開妻子並結束了這段戀情。極度不快樂的她傷心之餘投向了奧威爾。

在《動物農場》中，奧威爾善意諷刺了索妮亞的虛榮、輕浮、自戀和自私自利的物質主義：「莫麗是為瓊斯先生拉馬車的母馬，愚蠢然而漂亮，她慢條斯理、故作姿態地走進來，嘴裡嚼著一塊糖。她在前面佔了個位置，開始抖動她的白鬃毛，希望別人注意到她將鬃毛束成辮子的紅絲帶……她用種種借口不幹活跑到飲水池那邊站著，愚蠢地盯視裡面自己的倒影。」冬天將至時，莫麗叛逃到人類那裡，他們用糖塊和紅絲帶寵壞了她。[13]

《一九八四》中，奧威爾也以索妮亞為原型塑造了茱莉婭。他描寫了茱莉婭能給人留下假象的充滿活力的行為——「她隨時隨地製造出的那種代表著曲棍球場、冷水浴、集體遠足和完全心無雜念的氛圍」——機智地影射了索妮亞終生對她所上的修道院的反叛。溫斯頓對茱莉婭的第一反應——「他恨她是因為她年輕漂亮卻毫不性感，因為他想跟她上床卻永遠無法做到」——表達了奧威爾在索妮亞面前的受挫感，她只跟他發生過一次關係。

索妮亞的不喜歡性事解釋了《一九八四》中茱莉婭在青年反性同盟中的主導角色（代表索妮亞對性的真正態度）和她不計後果的色情狂（影射的是索妮亞有許多情人，也說明了奧威爾對她的幻想）之間的反差：「似乎只是手動了一下，就把衣服脫下並高傲地扔在一旁……『你以前也這麼過嗎？』『當然，幾百次——噢，幾十次總有了吧。』」

奧威爾評論茱莉婭「顯然有種機變處事的能力，那是溫斯頓所缺乏的」，這說明他懷疑索妮亞嫁給他的動機。溫斯頓與茱莉婭首次幽會時的坦言說明奧威爾曾以他慣用的卡夫卡方式提出求婚：「我三十九歲了……患靜脈曲張潰瘍。我有五顆假牙……你比我年輕十到十五歲。你怎麼會覺得我這樣的男人有吸引力呢？」但在她偷偷塞給他一張紙條，「看到『我愛你』那幾個字」時，「他心裡湧起了活下去的渴望」，那預示了奧威爾後來所說的：「要是結了婚，我真的覺得我應該活下去。」但就像溫斯頓預言的：「這種事不可能有什麼結果，不會發生在真實生活中。」[14]

4

到1949年9月，克蘭漢姆在設備及治療兩方面的不足過於明顯，奧威爾的身體在令人憂慮地惡化。沃伯格因此安排讓和藹可親的安德魯·莫蘭醫生治療奧威爾，莫蘭醫生是位肺結核病專家，也是位於布盧姆斯伯裡區高爾街的大學學院醫院胸病科主任。就像勞倫斯·奧肖內西，莫蘭也寫過一本標準教科書《普通醫師肺結核病學》（1933）。沃伯格稱他為「一個有極高聲譽的醫生，有長期治療肺結核病經驗，他自己年輕時也患過這種病。另外，在D.H.勞倫斯生命的最後幾年，也是由他治療」。莫蘭醫生也因為未能挽救他這兩位傑出的病人而知名。

9月3日（《一九八四》出版後3個月），奧威爾被用救護車轉送至大學學院醫院，在那裡，他接受的治療好得多，對家在倫敦的來訪者而言，那裡也更舒適和方便得多。就像在克蘭漢姆時那樣，他對第65病房做了番精確的物品記錄：「房內計有：洗臉盆，碗櫥，床頭存物櫃，床頭桌，五斗櫥，衣櫃，兩面鏡子（他大可以不要），無線電（旋鈕在床邊），電爐，暖氣片，扶手椅和另外一張椅子，床頭燈和另外兩盞燈，電話。收費一周十五幾尼，另加醫生診療費，但顯然也包括特種藥品。」

到奧威爾住進倫敦的醫院時，他顯然正走向死亡。維生素、新鮮空氣和高海拔、藥物注射、氣胸療法、外科手術以及（在他的病例中）注射鏈黴素都全然無用。這時，只有安眠藥能幫助他。協助莫蘭醫生的霍華德·尼科爾森醫生解釋過：「確實，對他是無藥可醫，只能休息和被照料得好一些。他兩側肺的結核病很嚴重，確實病得很厲害。我相信他很受罪——不是疼痛，我認為他沒感到什麼疼痛，而是廣義上的痛苦和意識到發生何事，我肯定那很糟糕。」[15]

他的左肺此時已完全喪失功能。他夢到了死亡，還做可怕的噩夢。其病貌令朋友們震驚。法弗爾說：「他仰臥著，看上去瘦得很厲害，臉龐憔悴，顏色慘白如蠟。」又一次肺出血後，他告訴法弗爾的妻子——用了他形容科裡弗裡肯那次災難時用過的詞：「昨天晚上我以為我完蛋了。」馬格裡奇的《日記》極為準確地提到他不可阻止的衰弱和無法改變的絕望：

奧威爾以前經常被認為命已休矣，但「總是活下來讓他們惱火」。但這一次，安東尼·鮑威爾認為「很清楚的是他不會康復，只是他還有多少時間尚存疑問」。[16]

在情況好的一天（或者好的時辰）見過他的朋友表達了謹慎的樂觀。斯彭德的妻子娜塔莎說過他坐在床上，舉止表現得似乎一點事也沒有。馬格裡奇提到他對那些令他不舒服的事仍會憤慨：「他在醫院死前大約一天時，一個廣告上有個古典英雄的腿上綁著吊襪帶，奧威爾對此大聲咒罵……體格上的美是神聖的，應該保護其不受廣告卑鄙手法的玷污。」西莉婭·佩吉解釋說他的朋友們為何在看得很清楚他正走向死亡時卻依然盡量樂觀：「在不懂醫療或診斷的情況下，我想我們全希望喬治不管怎麼樣會康復，但那似乎根本不可能。差不多五天後他就要被送到瑞士，可事實上他死了，所以他們本以為有好轉希望。不過我認為他自己也有懷疑。之前有次我去醫院探望他時，他說他已經瘦得不可能再瘦，可居然仍活在世上。」[17]

5

劉易斯·穆爾曼醫生在《肺結核病與天才》一書中寫道：「經常令人詫異的是看到日益衰弱的人會為未來擬出新計劃，開始新事業……或者就像我看到的，在臨死前幾天安排結婚。」奧威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49年7月，被梅洛—龐蒂所棄的索妮亞接受了他的求婚，9月份，他們的訂婚消息在英國報紙和《時代》雜誌上登了出來。奧威爾曾以令人心驚的諷刺口吻告訴阿斯特：「在我再次活在世上，或者說還能活在世上時，我打算（跟索妮亞）再結婚……我想每個人都被嚇壞了，可在我看來似乎是個好主意。」這樣做的理由是索妮亞提出來的，而奧威爾持懷疑態度，如他在給阿斯特的信中前言不搭後語地解釋道：「她覺得在我還在生病時我們還是結婚的好，因為這能給她一個更好的名分來照顧我，特別是如果我離開（醫院）去外國某個地方。這是個主意，但我想在能夠面對一個登記員十分鐘前，必須讓自己的感覺比目前好些。」[18]

他喜歡索妮亞漂亮、率直、活力和外表上的堅強，喜歡看到她，而且深深愛上了她。跟索妮亞同在《地平線》雜誌工作的萊斯·盧伯克認為「那種活力洋溢的健康特點吸引了奧威爾，他也許把她看作一種生命力，以彌補他自己的糟糕身體」——D.H.勞倫斯也是如此，被在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妻子所吸引。奧威爾抓住了一線希望，他曾告訴漢弗萊·戴金：「我現在找到了一個愛我的人」——不過在其中，愛的因素很少。

結婚當然會在不止一個方面給索妮亞以「好的名分」，因為《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已讓奧威爾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但如他所料，很多朋友的確被嚇壞了。尼科爾森醫生覺得那讓人很難過：「那個可憐的人肯定很明白自己快不行了，也知道跟索妮亞沒有未來。」戴維·阿斯特則說：「奧威爾完全不適合跟任何人結婚，他幾乎只剩下一口氣。」[19]

對索妮亞具有非凡美貌這一點，大家都不存疑問，但她的朋友和敵人對她和奧威爾結婚的動機意見不一。她在1947年拒絕了奧威爾請她去朱拉島的邀請，1949年春天去克蘭漢姆看望過他。她跟一些著名藝術家有染（名氣是跟她上床的基本條件），但不曾跟其中任何一位形成一種長久的關係。《地平線》雜誌即將關門，她已過三十，自己沒有錢，也不想回頭再當打字員。所以她對可以婚配的寥寥幾人仔細衡量，把目光集中到了奧威爾身上。

索妮亞的女性密友認為她跟奧威爾結婚是出於無私的理由。娜塔莎·斯彭德稱她為拯救者、關懷者、作家崇拜者，一個熱愛才智之士生活的追隨者，想為天才人物當侍女。索妮亞希望他會康復，然後他們會共同生活。簡妮塔·帕拉德——她覺得奧威爾生硬、冷漠、不易接近和難以相處——也認為索妮亞是把他當作一個作家來愛的，希望幫助他，和他在一起。如果他康復，體貼和關心人的索妮亞是能夠照料他的。簡妮塔對別人指責索妮亞是為了錢以及未來的版稅跟奧威爾結婚進行了反駁，她堅持認為索妮亞不貪婪，不想擁有很多錢，從未像個闊女人般生活。安妮·鄧恩——她是一個加拿大木材大亨的女兒，是畫家羅德裡戈·莫伊尼漢（Rodrigo Moynihan）的未亡人——對此做了最有利於索妮亞的解釋，認為「索妮亞把跟奧威爾結婚當作一種事業，她身上的理想主義色彩極濃，覺得她能照料他、他的養子並成為其作品的監護人」。[20]

其他人所持懷疑態度則強烈得多。她的另一位密友黛安娜·威瑟伯承認道：「這從來不是個真正愛上他的問題，這點讓我吃驚。我原來就知道她想在生活中來些浪漫，沒想到她會接受一場無愛的婚姻。」沃爾德馬·漢森跟黛安娜意見一致，也認為索妮亞答應一個垂死之人不容易，但跟奧威爾結婚並成為其遺稿保管人滿足了她的虛榮心。她可以接受奧威爾對安妮·波帕姆提議過的，即成為一個文學中人的孀婦，得到其版稅及未發表的作品。羅伯特·基（這時已跟簡妮塔·伍利結婚）認為所有這些，滿足了一個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的女人，她最想要的，便是在文學圈擁有聲望及影響力。[21]

奧威爾朝不保夕的狀況也排除了性事這一難題。戴維·阿斯特認為一起生活「對雙方都完全不現實」。到頭來有過兩次未同房婚姻的索妮亞在性方面不活躍：「她崇拜作家，但我覺得她不會很容易與人結婚。我還覺得，當他在顯然很虛弱情況下向她求婚時，嫁給這麼一個很是『無力作為』的人可能適合她。」布盧姆斯伯裡團體[22]的倖存者弗朗西斯·帕特裡奇（Frances Partridge）同意阿斯特的解釋：「很多人嘲笑地看待奧威爾這次婚姻，也會提醒說索妮亞一直宣稱要嫁給一個偉人。我主要把它看作一次不正常的婚姻，因為跟一個臥床不起、也許垂死的人就算結婚，也幾乎跟沒結一樣。」

有些人則相信索妮亞遠非出於理想主義和無私，而是被自私的野心所驅使。安妮·波帕姆就覺得她不是個心地仁慈的人，對她嫁給奧威爾感到震驚。小說家弗朗西斯·金（Francis King）是個目光銳利的觀察者，他把索妮亞的行為跟她未承認過的對性之感覺聯繫起來看：

既然如此，為何索妮亞在1945年拒絕了奧威爾的求婚，卻在1949年接受了呢？她是個愛心無限的弗洛倫斯·南丁格爾還是個唯利是圖的凱特·克羅伊[24]？索妮亞後來也對自己的動機感到困惑，她曾告訴伊恩·安格斯：「喬治為什麼會娶我是完全清楚的，不清楚的是我怎麼會嫁給喬治。」部分原因肯定是1949年時，他是個有錢而且著名的作家，無性要求，而且來日無多。

極度以自我為中心的索妮亞自然對奧威爾身患重病不知如何應付。儘管他只有46歲，她卻對西莉婭說：「跟一個年老有病的人結婚很悲哀。」沃爾德馬·漢森1949年秋去看望過奧威爾，他看到索妮亞在情感壓力下失去常態，像布蘭奇·迪布瓦[25]那樣，在病房內來回走動。斯蒂芬·斯彭德曾寫道，她根本無法忍受那場未同房的婚姻，對假裝愛奧威爾感到內疚，在兩人的願望有衝突時，會變得很無情：

索妮亞曾向美術評論家詹姆斯·洛德（James Lord）「承認讓她陪（奧威爾）常常是件苦差，所以她有時在明知道他想讓她陪伴時，卻忽視了這一點，現在對未能做到感到後悔」。[26]這種內疚感後來令她難以扮演忠心的未亡人角色。

索妮亞被批評過用奧威爾的錢購買一隻昂貴的戒指，但她從不在乎珠寶。奧威爾曾經無力給愛琳買一隻戒指——「除非買沃爾沃思連鎖店裡那種廉價的」——但他想讓索妮亞收下。他高興於能夠表示他的愛、讓索妮亞開心和把錢花在醫院賬單以外的地方。

民政和醫療部門都擔心此事有謀財嫌疑，要求有一份臨終結婚的特殊許可。儘管戴維·阿斯特很反對，但他協助（如他一貫所做）克服了障礙，安排10月13日在奧威爾所住的醫院病房內舉行結婚儀式。與鮑威爾和馬格裡奇商量後，奧威爾（坐在床上）在睡衣外面穿了套便服，醫院牧師、莫蘭醫生、羅伯德·基和簡妮塔·基夫婦還有戴維·阿斯特圍著新郎、新娘而站——兩位新人如雷諾阿畫筆下的一位美人和埃爾·格列柯[27]畫筆下的一位聖徒。

儘管奧威爾並非顯得特別虛弱或「對死亡將至感到絕望」，但羅伯特·基仍對這場「極不相稱的婚姻」感到吃驚。阿斯特意識到他的朋友的確處於一種孤注一擲的狀態，也覺得那是個非常「尷尬的場合。我們待在那間小屋子裡，它就像一間小臥室，裡面有位身患重病的人……奧威爾的樣子像是甘地，瘦得皮包骨頭」。婚禮（如果稱得上）之後，阿斯特請索妮亞·布萊爾、西莉婭和瑪麥恩、羅伯特·基夫婦、詹姆斯·麥吉本（羅伯特·基的出版社合夥人）和（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的）沃羅傑·森豪斯在麗茲酒店吃了一頓午餐。瑪麥恩和丈夫阿瑟·庫斯勒對奧威爾跟索妮亞結婚感到高興，「戲謔地稱讚他把她從康諾利『一夥』那裡救了出來」。[28]

奧威爾把所有財產及將來的版稅都留給索妮亞，卻沒給理查德和阿芙利爾留下什麼。他要求索妮亞把理查德立為她剩餘財產的繼承人，並購買了理查德的教育保險。格溫·奧肖內西是遺囑執行人和保管者，索妮亞和阿芙利爾是理查德的監護人，遺稿保管人為索妮亞和裡斯。奧威爾此次結婚時的財產總計11970英鎊，其不動產估價為9908英鎊。索妮亞後來告訴克裡克「奧威爾去世時，她撕了由那些『窮作家』所簽，金額為三四千英鎊的借條」。但是她大大誇張了自己的慷慨，奧威爾借給朋友們的錢總計670鎊，包括喬治·柯普250鎊，保羅·波茨120鎊，伊內茲·霍爾頓75鎊，內莉·利末辛姨媽50鎊，傑克·考曼50鎊，漢弗萊·斯萊特25鎊——另外索妮亞自己還借過100鎊。如果索妮亞不得不向奧威爾借錢，那麼金錢肯定是與奧威爾結婚的一個重要因素。阿芙利爾（像《動物農場》中的驢子本傑明甚於像母馬莫麗）有充分理由厭惡索妮亞，但是她曾告訴克裡克她「認為索妮亞是個『求名的人』，而不是個騙財者，他死後才有大筆進項」。[29]然而誰都知道，奧威爾的財產將大量增加，因為《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帶來的數額巨大的金錢不久便會滾滾而來。

6

儘管奧威爾已病入膏肓，但仍計劃寫一篇關於約瑟夫·康拉德的重要論文，而且的確開始動筆寫關於伊夫林·沃的一篇。法弗爾曾寫道奧威爾欽佩康拉德，因為他展示了「人總是孤獨的，政治生活提供不了道德指南」。奧威爾對康拉德的散論讓人們對他計劃要寫的論文主題有所瞭解。在評論一本關於斯湯達的書時他曾說：「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過是個口袋裡揣著顆炸彈拚命往上爬的人」，這也是對《在西方的注視下》十分精確的描述。1945年在評論康拉德的短篇小說時，他從肯定的角度評價了康拉德的政治信念。奧威爾寫道，康拉德的歐洲大陸背景令他「對陰謀政治有相當的瞭解。他經常表達出對無政府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30]極為厭惡，而對這兩類人又抱以很大同情，因為他是個波蘭人——也許在本國政治運動中是個保守派，但又是個反抗俄國及德國的人……他在政治上是個保守派，從未偽裝是別的任何派別，但他也是被壓迫民族之一分子，完全理解人們為何扔炸彈，儘管他不贊成這種行為」。4年後，當一家波蘭流亡者所辦雜誌的編輯詢問他對康拉德看法如何時，奧威爾回答道：「我認為康拉德是本世紀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確實有種成熟感和政治理解力，那在當時的英國本土作家身上幾乎沒有。」[31]

伊夫林·沃跟奧威爾年齡相當，出身於類似的中等階層專業人士家庭。但沃在勢利的人世間如魚得水，縱情於奧威爾不屑的種種奢侈享受：鄉間大屋，一間在倫敦的俱樂部，享樂性的出遊，講究的衣服，好酒和昂貴的雪茄。在鮑威爾和馬格裡奇的鼓動下，沃去克蘭漢姆看望過奧威爾，但對這次不同尋常的會面未留下任何記錄。

像看待康拉德一樣，奧威爾想從政治角度衡量沃，打算把他「當作一個範例，來證明『藝術只有是進步才是好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是錯誤的」。他也跟法弗爾討論過，後者記下了他的信念：「沃是他那一代中最好的英國作家……（但他）逐步從諷刺他筆下的有地產的貴族轉變為與他們站到一起，因為他最終在《舊地重遊》中得到了極為重要的效果：他在此真正表露了其同情心之所在。」在那篇未完成的論文中，奧威爾把沃與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作家做了比較，他寫道：「在我們自己這個時代，英國小說家中最突出地與其同時代作家反其道而行之的是伊夫林·沃……在作家同行眼裡，其主要錯誤總在於政治趨向保守，這點甚至在如《衰亡》和《罪惡的軀體》那些輕鬆的書中也顯而易見……真正創作動力來自對貴族制度抱有浪漫看法的作家有很多，而沃是最新的，或許還是最末一個。」[32]

1949年9月，紐約的《黨見評論》雜誌把獎金為1000美元的文學獎發給了奧威爾。之前他從未得過英國政府或其他機構的獎勵，這是他唯一一次獲獎。

7

莫蘭醫生在他標新立異的文章《結核病患者的心理》中，強調了病人心理狀態的重要性，提出「盡可能充分研究結核病患者精神狀況」非常重要。作為一個「一貫樂觀的人」，他相信奧威爾結婚會在心理上有所裨益。莫蘭也對把奧威爾送到瑞士弗馬拉山區一間療養院很熱心。庫斯勒在1950年1月給馬格裡奇的一封信中，也認為那也許會給這樁無望治癒的病例帶來些許希望：「我不知道該怎樣治療喬治，我知道已經咨詢過所有能找到的醫療專家，你還有別的朋友也試過所有辦法，但我仍在想是否該考慮冒險把他送到瑞士。瑪麥恩去年生病時，我打聽過出租救護飛機的事，發現價錢在合理範圍內，不算貴，而且效率很高。」

弗馬拉山區位於一個小高原上，海拔5000英尺，周圍高山環抱，是瑞士療養地中心之一。凱瑟琳·曼斯菲爾德1921年在此休養過。垂死的詩人詹姆斯·埃爾羅伊·弗萊克（James Elroy Flecker）1913年夏天也在那裡住過，但覺得阿爾卑斯山的風景十分壓抑，他曾寫道：「這裡似乎是個很好的地方——對健康而言，可是那種荒涼——處處是黑色的冷杉樹和可怕的雪山。」尼科爾森覺得跟倫敦比起來，有著秀美風光及清新空氣的瑞士是個更舒適的地方，但他不相信那能讓奧威爾的病有任何好轉：「我認為這不過是種讓病人死得舒服些的辦法之一，死在一個他們的確習慣處理死亡這種事的地方。」[33]

按計劃，由索妮亞和畫家盧西恩·弗洛伊德（索妮亞的舊情人）陪奧威爾去。但此時已形如骷髏的病人比莫蘭醫生更現實一些，他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就宣稱過：「我不喜歡山區，即便它景色雄偉。」早在1949年5月，當他對醫療方法痛苦地不抱幻想後，就抗拒起這個讓他換個地方的計劃，他曾告訴沃伯格：「我真的想讓他們現在別催我去瑞士，據說去那裡有神奇效用，可我相信去哪裡都不會有什麼區別，而行程會要我的命。」當西莉婭問他醫生是否認為他去山區住身體會好些時，他尖刻地回答說：「如果不是，那就是他們不想讓我死在他們手上。」儘管他有懷疑，索妮亞仍安排在1月25日特別租用飛機把他送到瑞士。奧威爾受到莫蘭醫生的鼓勵，把他的新釣竿放在床下——完全準備好去山間溪流中釣鱒魚。然而他心裡知道，就像《上來透口氣》中的保靈一樣，「四十五歲的人是釣不了魚的，不會再有那種事了，只是個夢想，死之前都不會再釣魚了」。[34]

在《窮人的死法》中，奧威爾說人人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親人們陪在身邊，但他卻死在一間醫院的床上，無人在旁。他不相信有來生，也不害怕死亡，但「害怕疼痛和死時那一刻，而不害怕永別人世」。1950年1月21日午夜後不久，他肺內一條血管破裂，導致大量出血。這次內出血的確未能止住。他所住病房的門上有玻璃窗，夜燈開著，然而他無力按鈴叫護士，所以無人聽到他的悶聲呼救。等有人來查看他時，他已經死了。[35]

醫院聯繫不到索妮亞，她當時正和盧西恩·弗洛伊德及安妮·鄧恩在一間夜總會飲酒。安妮最近解釋了當時的情形：

儘管安妮·鄧恩在場，但她似乎出於對友誼的忠誠而歪曲了事實，以對索妮亞更有利。醫院不允許索妮亞整天待在那裡（會讓他們兩人都疲憊不堪）或者一直待到晚上9點鐘。奧威爾去世前不久告訴理查德·裡斯：「索妮亞每天來看望我一個小時，另外我被允許跟一個來訪者見面20分鐘。」安東尼·鮑威爾和瓦奧萊特·鮑威爾夫婦也說過那天她並非一直待在那裡：「索妮亞感冒很嚴重，由於害怕傳染，他死前幾天她都無法去醫院看望。」[36]另外，如果「沒有很快就要急轉直下的跡象」，如果奧威爾似乎身體好到可以在幾天後飛往瑞士，如果內出血完全出乎意料，那索妮亞也無理由半夜打電話查問。她對去了夜總會而不是陪著奧威爾的內疚後來令她痛苦不已。

儘管不信宗教，奧威爾卻喜歡傳統習俗，他曾經告訴保羅·波茨這一點——「他很嚴肅地說他愛英格蘭教會甚於愛上帝」。根據他自己的意願，葬禮（跟他首次婚禮一樣）是在教堂裡進行的。鮑威爾除想到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還想到奧威爾令人悲哀地在醫院度過了最後一年、他那場有名無實的婚姻及早逝，他說葬禮（在攝政公園附近奧爾巴尼的基督教堂舉行）「是我參加過的最令我痛苦的一次」。馬格裡奇提到奧威爾的棺材長得不同一般，他形容那次葬禮「令人難受並覺得冷，那群人大部分都是猶太人，幾乎全是不信教者；儀式由羅斯先生主持，過於公事公辦，教堂裡沒有生火。在前排坐的是弗雷德裡克·沃伯格夫婦，後面一排是喬治前妻的親戚，衣著破舊，其悲痛在我看來，幾乎是整個葬禮中唯一的真誠因素。抬棺材進來的人在我看來，極像莫洛托夫的保鏢」。[37]鮑威爾從《聖經·傳道書》最後一章中讀了一段：「人歸他永遠的家，弔喪的在街上往來。銀鏈折斷，金罐破裂……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38]

由於奧威爾不是個教區居民，他那埋在鄉間教堂墓地的遺願難以實現，結果又是戴維·阿斯特幫助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在伯克郡薩頓村擁有一處住宅，在泰晤士河和波克郡高地之間。他說服戈登·鄧斯坦牧師相信奧威爾這位傑出的作家能為眾靈增光。奧威爾下葬時，只有索妮亞和阿斯特在場，跟英國前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在同一個墓地。他簡單的墓碑上刻著：「埃裡克·阿瑟·布萊爾葬於此。生於1903年6月25日，歿於1950年1月21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擔心並預言了原子戰爭的人，其埋葬地如今「位於狄科特發電站冷卻塔的陰影下，緊挨著教堂墓地的是原子能委員會的一間實驗室」。

奧威爾的傳奇——一個自尋苦難的聖徒般道德說教家的傳奇——在其生前得到了奧威爾本人的促成，死後兩位老朋友感人肺腑的紀念文章又使其加強。庫斯勒寫道：「他對自己毫不留情是瞭解他性格的關鍵，決定了他對自身敵人的態度，即從少年起他的胸肺就染上的疾病。」庫斯勒曾稱他為「在世作家中最真誠的……可以說是卡夫卡和斯威夫特之間缺失的一環……是兩次大戰之間具有反叛社會特點的文人中唯一一個天才作家」。V.S.普裡切特形容奧威爾是「一個又高又瘦的人，臉上寫著身體受苦的印記」，並稱他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可以說是聖徒」。[39]

奧威爾想要的身外之物甚少，而且均未得到——即使在他生命即將結束變得富有時也是如此：他想給理查德買一輛漂亮的嬰兒車（戰時買不到），一雙美國制的好皮靴（雖然寄來了，但不合腳），一輛在朱拉島的崎嶇道路上開的卡車（買的那輛破車根本開不動），治療肺結核病的鏈黴素（有可怕的副作用），另外還有第二任妻子（只是在他臨死前跟他結婚）。很瞭解他的梅布爾·菲爾茲說他「從來沒覺得有什麼是令人鼓舞和能帶給他平和及快樂的。他總是緊張不安，總在擔憂，在探索解決之道」。他的老朋友西裡爾·康諾利對他生命中的悲劇總結道：「他最後得到了名聲及成功時，卻成了一個垂死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他有了名聲卻病得不能離開房間，有了錢卻沒有花錢的地方，有了愛卻不能參與：他嘗到了垂死的痛楚。」[40]

從本質上說，奧威爾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時危及生命的決定所組成。他加入緬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學；在巴黎洗盤子和在英國流浪，而不是幹好一份職業；在沃靈頓村種菜和開一間小鋪子，而不是鼓勵愛琳完成學位。他剛結婚就去了西班牙，與無望取勝的無政府主義者並肩作戰，並鼓勵愛琳在戰時去巴塞羅那，從而讓她也遇到生命危險。他在德軍空襲期間搬到倫敦住，而所有別的人都在爭取離開；在病得很重時自尋絕路地在朱拉島居住。所有這些冒險之舉，都出自其內心需求，即拋開過上幸福日子的機會。但他選擇的生活為其藝術提供了嚴肅的素材。

[1]　英國南岸避暑勝地。

[2]　《全集》，19.460；《全集》，20.23（1949年1月18日信件）；皮克，《海爾麥爾茲的一張床》，第48頁；《全集》，20.70（1949年3月21日文學筆記）。——原注

[3]　托馬斯·曼，《魔山》（H.T.洛厄翻譯，1924年初版；倫敦，1957），第432頁；奧利弗·托德，《阿爾貝·加繆傳》（本傑明·艾弗裡翻譯，紐約，1997），第259、162頁；《全集》，20.28（1949年1月27日信件）；《全集》，第20卷第119頁注（奧威爾1949年5月28—29日對查爾斯·柯倫所說）。——原注

[4]　簡·摩根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03頁；弗雷德裡克·沃伯格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197頁；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彷彿從前：日記》（約翰·布賴特-霍姆斯編輯，倫敦，1976），第323—324頁。——原注

[5]　巴迪克姆，《埃裡克與我們》，第150頁；《全集》，20.116（1949年5月16日信件）；巴迪克姆，《埃裡克與我們》，第151頁；對理查德·布萊爾的採訪；萊蒂斯·庫珀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96頁。——原注

[6]　邁克爾·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1908—1985），英國演員，曾在希區柯克的《間諜》、《貴婦失蹤記》演出；奧爾遜·威爾斯（Orson Wells，1915—1985），美國電影導演、編劇、演員，最著名的作品為《公民凱恩》；路易斯·昂特邁耶（Louis Untermeyer，1885—1977），美國詩人、翻譯家、評論家，著有《現代美國詩歌論文集》《新亞當》等；肖恩·奧凱西（Sean O'Casey，1880—1964），愛爾蘭劇作家，著有《給我紅玫瑰》《星兒變紅了》等；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1898—1976），美國著名黑人男低音歌唱家，20世紀40年代到蘇聯旅行後開始信奉共產主義。——譯注

對西莉婭·佩吉·古德曼的採訪；《全集》，20.318—319（編者按）；《全集》，20.322（1949年4月6日）；《全集》，20.103（1949年5月2日信件）；《全集》，20.244—256（「奧威爾的名單」，1949年4月）。——原注

[7]　位於波蘭南部。

[8]　《全集》，19.301（1948年3月23日信件）；羅伯特·康奎斯特，《在西莉婭的辦公室裡》，《泰晤士報文學增刊》，1998年8月21日，第4版；《全集》，10.136（1949年6月15日信件）。——原注

[9]　簡妮塔·伍利·帕拉德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409頁；《全集》，第20卷第308頁註解（利裡斯在1987年這樣說起索妮亞）；詹姆斯·洛德，《景仰之才：更多回憶錄》（紐約，1998），第114頁；對安妮·波帕姆·貝爾的採訪（關於索妮亞和尤斯頓路上的畫家）。參見《威廉·科德斯特裡姆（1908—1987）畫作》（倫敦，泰特畫廊，1990），第82頁。這幅畫一度由J.B.普雷斯特利擁有，後來不知歸於何人。——原注

[10]　約翰·萊曼，《我是我的兄弟》（I'm My Brother，倫敦，1960），第143—144頁；斯蒂芬·斯彭德，《1939—1983年日記》（約翰·戈德史密斯編輯，紐約，1986），第433頁；西裡爾·康諾利致安妮·鄧恩的信，見邁克爾·謝爾登《諾言之友：西裡爾·康諾利與〈地平線〉的世界》（紐約，1989），第75頁。——原注

[11]　黛安娜·威瑟伯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3頁；戴維·普蘭特，《難以對付的女人》（Difficult Women，1983年初版；紐約，1984），第172頁；1998年9月20日在紐約對沃爾德馬·漢森的採訪。——原注

[12]　對安妮·波帕姆·貝爾的採訪；1998年11月17日在倫敦對羅伯特·基的採訪；邁克爾·梅耶所言；西莉婭·佩吉·古德曼所言；1998年11月16日在倫敦對喬安娜·基爾馬丁的採訪；1998年11月16日在倫敦對簡妮塔·伍利·帕拉德的採訪；1998年11月15日在倫敦對安東尼·柯蒂茲和薩拉·柯蒂茲的採訪（梅布爾·菲爾茲也喜歡以同樣方式跟專家唱反調）；伊恩·安格斯1999年6月2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13]　萊昂內爾·艾貝爾，《知識分子之愚行》（The Intellectual Follies，紐約，1984），第209頁；安格斯·威爾遜，《盎格魯—薩克遜態度》（1956年初版；倫敦企鵝，1958），第172—173頁；對西莉婭·佩吉·古德曼的採訪（關於梅洛—龐蒂）；《全集》，8.2—3、30。索妮亞也是安東尼·鮑威爾的《書本的確裝點了房間》（Books Do Furnish a Room，1971）中埃達·雷特瓦代因的原型。——原注

[14]　《全集》，9.126、128、12、17、33、131、133、115；《全集》，10.159（1949年8月22日致弗雷德裡克·沃伯格的信）；《全集》，9.118。——原注

[15]　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108頁；《全集》，10.166（1949年9月文學筆記）；對霍華德·尼科爾森醫生的採訪；霍華德·尼科爾森醫生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4頁。關於莫蘭的訃告，參見《泰晤士報》，1957年7月15日，第14版。——原注

[16]　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62、1頁；馬格裡奇，《彷彿從前：日記》，第361—362、366、368、371頁；伊恩·亨特，《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傳》（倫敦，1980），第177—178頁；鮑威爾，《喬治·奧威爾》，第67頁。——原注

[17]　1998年11月20日在倫敦對娜塔莎·斯彭德的採訪；馬爾科姆·馬格裡奇，《緬甸歲月》序言（紐約時代版，1962），第13頁；西莉婭·佩吉·古德曼1999年1月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18]　劉易斯·穆爾曼，《肺結核病與天才》（芝加哥，1940），第29頁；《全集》，20.159（1949年8月22日致沃伯格的信）；《全集》，20.147（1949年7月18日致阿斯特的信）；《全集》，20.165（1949年9月5日致阿斯特的信）。——原注

[19]　萊斯·盧伯克和漢弗萊·戴金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第410、441頁；對霍華德·尼科爾森醫生的採訪；對戴維·阿斯特的採訪。——原注

[20]　對娜塔莎·斯彭德的採訪；對簡妮塔·帕拉德的採訪；安妮·鄧恩1998年12月28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21]　羅伯特·基（Robert Kee，1919—2013），英國小說家、歷史學家，著有《時光之記》《愛爾蘭史》等。——譯注

黛安娜·威瑟伯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438頁；對沃爾德馬·漢森的採訪；對羅伯特·基的採訪。——原注

[22]　布盧姆斯伯裡團體（Bloomsbury Group）是20世紀上半葉時聚集在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周圍的一個英國文人團體，他們以藝術上的嚴格原則為共同信仰，並成為倫敦文學生活的中心，成員包括T.S.艾略特、E.M.福斯特、亨利·詹姆斯等人。

[23]　對戴維·阿斯特的採訪；戴維·阿斯特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1頁；弗朗西斯·帕特裡奇，《失去一切：1945—1960年日記》（倫敦，1985），第98頁（1949年10月18日——在奧威爾結婚後5天）；對安妮·波帕姆·貝爾的採訪；弗朗西斯·金1998年10月15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伊恩·安格斯1999年6月2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24]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國女護士，近代護理學及護士教育創始人；凱特·克羅伊是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在小說《鴿翼》中塑造出的一個人物。

[25]　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的名劇《慾望號街車》中的女主角，有神經質特點。

[26]　對西莉婭·佩吉·古德曼和簡妮塔·帕拉德（關於訂婚戒指）的採訪；對瓦爾德馬·漢森的採訪；斯蒂芬·斯彭德，《日記》，第108—109頁；洛德，《景仰之才：更多回憶錄》，第122頁。——原注。

[27]　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1841—1919），法國印象派畫家；埃爾·格列柯（約1541—1641），原籍希臘的西班牙畫家。

[28]　對羅伯特·基的採訪；戴維·阿斯特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0頁；塞薩拉尼，《阿瑟·庫斯勒：漂泊者》，第347頁。——原注

[29]　伯納德·克裡克，《沿著奧威爾的足跡》，《政治、文學論文集》（愛丁堡，1989），第217頁；關於奧威爾的財產及債務人，參見《全集》第20卷第218頁（1949年底文學筆記）；伯納德·克裡克的信，見《泰晤士報文學增刊》，1991年11月1日，第15版。——原注

[30]　民粹主義19世紀後半期出現於俄國，指俄國革命運動中的一種思想，主張採取個人恐怖手段。

[31]　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67頁；《全集》，11.379（1939年7月27日書評）；《全集》，17.191、196（1945年6月24、28日書評）；《全集》，20.47（1949年2月25日）。奧威爾也出於同樣的原因欽佩庫斯勒。——原注

[32]　伊夫林·沃，《書信集》（馬克·艾默裡編輯，紐黑文，1980），第211頁註解；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68頁；《全集》，20.75（《伊夫林·沃》，1949年4月）。——原注

[33]　安德魯·莫蘭醫生，《結核病患者的心理》，《飾帶》雜誌，1932年1月23日，第176頁；庫斯勒，《廣場上的陌生人》，第90頁；約翰·捨伍德，《絕非光輝旅程：詹姆斯·埃羅伊·弗萊克傳》（倫敦，1973），第189頁；對霍華德·尼科爾森醫生的採訪；霍華德·尼科爾森醫生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5頁。——原注

[34]　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第40頁；《全集》，20.116（1949年5月16日信件）；對西莉婭·佩吉·古德曼的採訪；《全集》，7.237。——原注

[35]　《全集》，20.203（1949年文學筆記）；對霍華德·尼科爾森的採訪。——原注

[36]　安妮·鄧恩1998年12月28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全集》，20.169（1949年9月17日信件）；瓦奧萊特·鮑威爾1998年12月13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謝爾頓的《奧威爾傳》第442頁上寫道是醫院想辦法尋找並給索妮亞打電話——而不是反過來。——原注

[37]　波茨，《騎自行車的堂·吉訶德：回憶喬治·奧威爾》，第44頁；鮑威爾，《讓球繼續滾》，第321頁；馬格裡奇，《彷彿從前：日記》，第376頁。——原注

[38]　此段譯文來自中國基督教協會1998年出版的《聖經》。

[39]　對戴維·阿斯特的採訪；科克特，《戴維·阿斯特與〈觀察家報〉》，第130頁；庫斯勒，《一個叛逆者向著喬治·奧威爾之死的進展》，第102—104頁；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關鍵遺產》，第294頁。——原注

[40]　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44頁；西裡爾·康諾利，《喬治·奧威爾》，《從前的信念》（Previous Convictions，紐約，1963），第317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