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落地已是當地時間晚上十點，汽車載著我們奔馳在韓國的高速公路上，雖然坐在後排，我還是扣上了安全帶。兩旁整齊的路燈飛快地向後滑行，橘黃色的燈光依次射進車廂，交替在我臉上撫過。在反光鏡裡我看到了時隱時現的疤痕，如同廣告牌上的韓國文字。我默默祈禱，希望上天能賜給我一塊神奇的橡皮擦……
第二天上午的一個小插曲差點讓我先去見了骨科醫生———我的手指被車門夾了！肇事者是陪同我們的一位大叔，他是台灣八大電視台的駐韓代表。熱情洋溢的他在關前門的時候只顧和我們說話，而我的手正扶著車子的B柱(為了表現整個事件的真實性，容我借用一下專業名詞，位置在前後門中間)，只聽“彭”的一聲，門關上了，手被夾了。我大叫一聲，硬生生把手抽了出來，門還是關著！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也多虧了這車門的縫隙夠大，密封性夠差，我得以僅受皮肉之苦。可想而知，Karen又狂笑不止，大叔坐在前面完全沒意識到出了什麼狀況，隨行的翻譯小姐馨逸愣愣地看著剛才發生的一切不知道該作何反應，但我想我一定給他枯燥的留學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我們一行四人先去拜訪了八大介紹的一位醫生，據說他給韓國許多藝人做過整容手術，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肇事大叔帶我們去的並不是醫院而是診所，很精緻，只有一層樓面。他告訴我們韓國的整容手術非常普遍，都是在類似的診所裡做的，這家已經算很大規模了。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嘛，就算是斗室，搞得定就行。
遺憾的是醫生看了我的臉說搞不定，他的顧慮和大多數人一樣，怕植皮切得太薄會變得沒有彈性。我們問他有沒有別的辦法，他建議我們可以改劇本，加一場車禍受傷的戲，他的幽默惹來了哄堂大笑，唯Karen一臉冷靜地跟他說我們拍的是古裝戲。然後我跟馨逸在那裡學了第一句韓語“a niang hi kei cei yo”，意思是“再見”。
我用左手和大叔握手告別，不好意思讓他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陪我們。四個人的隊伍變成了三個，我立刻拜了老師跟馨逸學怎麼用韓語表示感謝，希望下午可以用上。我想像著Dr.Han真如傳說中一般是位高人，在我臉上輕輕一點，然後我跟他說聲“kang son mi da”（意為謝謝），就可以回橫店拍戲了……
“下車！”
Karen一聲獅吼把我拽回了現實，誰讓春天是多夢的季節呢？
Dr.Han的診所要比之前去的那家小一些，前來就醫的人倒不少，看他們的樣子應該都屬於整容前吧。我們在Han的辦公室並未等到高人，他進來的時候，個頭看起來和Karen差不多。
按照慣例他用手指在我臉上一陣摸索，詳細詢問了植皮的經過，然後讓我睜眼閉眼，左看右看，接著我聽到了一句等待了許久的答案：“可以做！”
整個過程感覺是在看相算命。在我還略持懷疑的時候，Karen已經選擇了相信。雖然這樣的結果是我一直以來所期盼的，但當它真的到來，如此接近的時候。我卻又無從面對，畢竟口頭的允諾和實際的操作完全是兩碼事。但我知道自己必須作出 決定，在等我的並不止一個人。
Han打開電腦給我們看了他之前做的一些手術案例，前後簡直判若兩人，看來醫術的確非同一般。Han說手術可能要做三到四次，每次間隔半年，第一次手術後可以復出工作。他取來紙筆，一邊畫圖，一邊為我們詳細解釋了手術的方案和步驟，具體手術的時間他會另行安排。多虧馨逸的韓語過關，讓我對Han留下了誠懇、嚴謹的印象。
我班門弄斧地用韓語說了感謝，也當作是詞不達意地表示了我對Han的信任。這一點只有我自己明白。臨走的時候，我們留下了在嘉興以及香港拍的X光片和病例資料，讓Dr.Han能夠更充分地瞭解我的傷情以便制定出更可靠的方案。
回去的路上Karen問我對Han有沒有信心，我還是提出了很多疑問。雖然心裡已有了主意，但仍然需要用理智來衡量這場賭博是否會贏。
離開韓國之前當地的一位朋友Sally打電話來，問我下次來要不要順便把鼻子一起做了，她可以幫忙聯繫做鼻子的醫生。事實上在香港的鼻骨修復手術做得並不是很完美，骨頭摸起來不太平整。比起之前的深思熟慮，我很爽快地答應了。鼻子不整也無大礙，只是既然要來做眼皮，那就乾脆一步到位，以免留下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