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赤子》的外景結束了，陳沖從海南島回到上海。黑瘦的陳沖扔下行李便衝上樓。
「媽的信在哪兒？」她大聲問。
「喏！」外婆跟不上她，良久才步上樓梯，拿著一封來自美國的信和一盤磁帶。
在外婆唸唸叨叨敘述母親在美國的講學、居住和其他瑣事中，陳沖拆開了母親的信。信中母親以不小的篇幅介紹了磁帶的歌者艾奧佛斯（貓王）。
陳沖立刻把磁帶放到錄音機上。
漸漸地，唱詞開始對陳沖發生意義，旋律和節奏也扣住她的好奇心：「Lovemetender，Lovemetrue……」
這音樂對於陳沖是徹頭徹尾的新異。她從沒聽過他這樣粗獷到極至又細膩到極至的歌唱；他的柔情中總有種她不懂的痛苦；她的激情又往往被憤怒催發。「這人真棒！」她想著，趕緊找來母親的信，更用心地把有關歌手的評價讀了一遍。
陳衝突然有些坐立不安。
一直朦朧的對於國外的嚮往，這一刻清晰和強烈起來。似乎她對中國之外的世界的求知慾，就在這時，被這首歌一發不可收拾地誘引出來。
「我要出國！多好的歌……」
外婆和陳川不是頭一次聽她咋唬「出國」。但他們沒太當真過，因為陳衝自己似乎也不是認真的。那次陳沖隨中國電影代表團訪問日本，回到上海她也興奮得什麼似的。好幾天裡都聽她在談日本的街道多麼乾淨，日本人多麼有紀律，排著整齊的隊伍等公共汽車，她還告訴他們，日本的演員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車，是社會的最富有階級。那時她也嚷過：「出國去！」
都以為陳沖不會真的就出國去，扔了這兒所有的優勢：名氣、地位、觀眾的寵愛。父親從美國來的信已給她潑過冷水：「這裡不會有人需要你來演電影。要來，你就踏實地學些東西，爭取更高更完善的教育。」父母覺得女兒應該以知識充實，而不是以名氣地位。在父母的觀念中，演幾部電影還稱不上事業。在他們看來，世上最不能胡弄的是科學。他們主張陳衝去美國學醫。
陳衝動過心。因為她感到自己的處境有些進退不是。一個中國電影演員所能及的最高榮譽，她已拿到；從形式上看，她已登了頂峰。往上走，她看不見路：似乎惟一可見的路，是向下的。似乎有如此一個規律：上來快，就下去得快；有上，就勢必有下。不管她走到哪兒，總有記者簇擁，總有年輕的仰慕者相隨。人們大聲小聲地叫著：「咦，陳衝！」從他們臉上，她似乎看到一種急切的期盼：我們等著你更好的一個角色！她已愈來愈感到一股壓力——更好的。「更好」是不易的：像是她起了個很高的調門，她的觀眾自然期望她持續這個調門，最終能高於這個調門，如果她高不上去，就辜負了他們。
陳沖這時真的體驗到「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道理了。高不上去，甭管你起調多高，都令人失望。而再那麼一路高上去，一則太吃力，二則不太可能。這種情緒中她讀到父母信中的「勸學篇」，她便會在外婆和哥哥耳邊叨咕幾句：出國嘍。
激起陳衝出國嚮往的更重要的因素卻是她的學院。在「上外」陳沖的主修是英美文學，兩年時間，她泛讀和精讀了大量英語文學經典。她已體會到英文的妙處；它的精緻與豐富。她渴望到這種被最廣泛運用的語言流域，去聽，去說，去感受。她渴望到海明威狩獵的山林，斯坦貝克的海灘及傑克倫敦的草原去走一走，去探索和歷險。每當她讀完一本英文原著，家裡人也聽他歎息般自語：該出國……
十九歲的陳沖有著巔峰狀態的求知慾，她渴望瞭解生活的更多形式，更多的可能性，她感覺假若再死守這些已獲的榮譽，所有可能性都會慢慢死掉，包括榮譽本身。
一九八0年夏天，一個來自美國的電影藝術代表團到上海訪問，陳沖充當翻譯。那是她對自己口譯水平的初試。團員們感到與陳沖有那麼多的共同話題。他們發現陳沖對西方的歷史、文化和藝術，都有相當全面的瞭解；她不像東方國家（長期對西方封閉）的女大學生那樣孤陋寡聞；更不像一般女演員，僅專長與感興趣電影藝術。陳沖幾乎可以就一切話題參與對話和討論。看得出她的緊張，她的不勝其累，但她的知識範圍使團員們驚訝。她也會這樣問：「這個詞是什麼意思？」聽了解釋，她往往再追一句：「給我一個上下文好嗎？」接下去，她會將它記在自己的小本上。不久，人們便發現她的句子裡開始出現這個詞，並用得十分巧，十分確切。陳沖從不願省力，找不到恰當詞彙就用手勢來拼湊表達力。她從一開始就養成習慣，控制手上動作，盡量找最準確的詞。
這個電影代表團一位電影教授問陳沖：「你對美國有興趣嗎？」
「太有興趣了！」她答得直截之極。
教授又問：「那你考慮過到美國發展嗎？」
陳沖憨憨地一笑，說：「那兒不會有人需要我演電影的。」
教授說：「我不這樣想。你已經有好多的基礎，才十九歲。許多美國演員在這個年齡只是做做上銀幕的夢，甚至連銀幕夢還不敢做。你沒有意識到你的優越嗎？」
陳沖想，我的優越？我的優越大概就是少年得志，得了番運氣。
教授接著說服陳沖：「美國有很好的教育系統；美國也有非常好的電影傳統。電影在美國被作為一門重要的學問來研究，來教學的。相對來說，你到那裡會有更大發展。」
陳沖在聽這盤「貓王」磁帶時想，不管怎樣，我要去看看世界；看看世界的那一邊怎麼會產生那樣的歌和歌手。我要去看看那樣一種令人費解的瘋狂。
當陳川聽到妹妹這番由一首歌引起的奇想後，沉默一陣說：「那就不能拍戲了，你想過？」
陳沖道：「想過！」她仍在激動和莽撞中：「想想看，有這麼多東西，我看也沒看過，聽也沒聽過！」她的表情在說：那我不太虧了？
陳川問：「你想去美國學什麼？」
陳沖手一劃：「隨便！」
陳川看著這個長大了卻仍不成熟的妹妹，感到他似乎比她自己更懂得她這個人。她對自己目前的名氣、地位十分矛盾。一方面她明白這一切之於她並沒有實質性的好處，另一方面她不甘心馬上就告別這一切。對於她已擁有的觀眾，她生怕自己的斷然謝幕成為一種絕情。做了演員，觀眾對自己的好惡，永遠是重要的。觀眾很少能從一而終地對待一個演員；他們是多變的，不易捉摸的，也往往由了他們對一個演員的愛戴而變得嚴苛，冥冥中希望她不要長大變老，不要當婚當嫁；他們在她（他）身上維繫一份理想，她（他）的一個微小的變化就很可能導致他們的失望，從而收回他們的寵愛。從一個女孩子的天性來說，被眾多人寵愛，似乎是幸運的。卻也十分吃力，因為她並無把握自己總能合他們的理想。在最得寵的時候告辭，似乎頗得罪人，卻也就不必吃力地去維繫他們那份理想。
陳川與妹妹玩笑道：「到美國大家都不來睬你，日子不好過哦！」
陳沖明白哥哥的意思。她的成長過分順利，對另一國度的境遇，她該有足夠思想準備。她將從零開始；從白丁做起。
「我早曉得！」陳沖用頗沖的口氣答道。
陳沖很看重哥哥的見解，卻習慣地要與他較量幾句。每次爭論，她希望哥哥在說服她的過程中暴露他的思考程序。
哥哥是這世界上最使她清醒、明智的人。他鼓勵她，保護她，卻很少一味地寵她。相反地，他總在兄妹玩笑逗嘴時刺她一記，讓她對自己的明星地位看得更輕淡些，更重視內心的充實。哥哥還常把陳沖帶到自己的朋友圈子裡，這些朋友都年長於她許多，他們談讀書，談政治，也談社會和人。陳沖明白哥哥的用意是讓自己在這裡洗滌演藝階層中常有的空泛、虛榮，讓她受到樸素、智慧的人格影響。於是陳沖總穿著比上海一般女學生更樸素的衣裳，和哥哥一塊騎車到這樣的朋友聚會中去。她會一連幾小時靜靜地聽他們談話，悄悄留意他們提到的陌生的書名、人名。
「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都要洗盤子……」陳川說。
「那你呢？」陳沖瞪著陳川：「你自己不也想去美國？」
陳川笑道：「我洗盤子有什麼要緊！」
陳沖不服地：「你能做什麼我一樣能做！」
陳川停頓片刻，說：「畫家不同。畫畫不受語言和種族限制。人類的許多感覺是共通的。畫家和音樂家的幸運，是他們能用共通的語言表達共通的感覺，甚至把不共通的感覺讓它共通起來。對吧？大概只有畫家和音樂家有這份幸運。」
陳沖懂得哥哥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演員是被語言和種族局限的，陳沖此一去，很可能意味著永別銀幕。
陳沖告訴哥哥，這回她走定了，不管前途是什麼。
陳沖的行李讓外婆很不得要領：除了精減再精減的必需品之外，便是一箱子書和一隻紙箱，紙箱沉得出奇：裡面盛的是幾百隻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它們是陳沖和哥哥從小搜集的。外婆問陳沖：「帶這些做啥？」
陳沖只回一句：「我需要。」
外婆聽說美國的衣服很貴，許多出國留學生都整大箱地裝足起碼二年的寒衣夏衣。而這個倔頭倔腦的陳沖卻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這些東西上。
陳衝到末了也沒向外婆解釋那個莫名其妙的「需要」。她自己對這「需要」也不全然清楚，答案是她在美國開始生活後才逐漸出現的。
這些紅色像章代表著她人生中一個重要階段，多日後她在美國的校園裡這樣想著。與美國學生、台灣、香港的學生相比，陳沖發現自已與他們的最大區別是理想——她曾經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許多中國青少年一樣，她相信過一種偉大的主義，渴望過為它奮鬥、犧牲。她還想，不管國外的人怎樣為中國人悲哀，為中國人在偶像崇拜時代的犧牲而悲憫，她應該尊重自己的青春。
無論她幼時有過怎樣的迷失、荒誕，她仍尊重它。
她之所以將一箱子紅色像章帶過大洋，帶到這個紐約州僻靜的校園，便是這份對自己青春的尊重了。她不是一個對任何過時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拋棄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謳歌過的東西。說她懷舊，說她保守，都可以，讓她割棄自己長達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灣同學們講鬼故事一樣講到大陸中國的文革、窮困，她會正色告訴他們：「你們不瞭解我們。」
在這些同學面前，她甚至自豪：我們的過去不管是痛苦還是快樂，畢竟不卑瑣。我們不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禮物哭。我們或許不曾有生日禮物，但我們也不曾有這個微不足道的哭的緣由。
陳沖擔心那一箱子像章過美國海關時會受阻，卻沒有。只是因為它們太沉重，紙箱承受不住，剛通過海關便裂開，所有像章隨一聲巨響傾落到地上。人們朝狼狽而忙亂的陳沖注視，全是不解的眼神。
連來機場接應的母親也對陳沖的這一份行李感到好笑。
同母親來迎接陳沖的還有一位朋友。這是陳沖自乘飛機以來最冷清的一次機場相逢。曾經的每回機場迎送都是一場重頭戲。先是鎂光燈，然後是一湧而上的記者，再就是被這陣勢驚動的人們。她總得四面八方地端著笑臉，盡量不口誤地回答提問。她害怕這陣勢，厭煩這陣勢，存心用孩子氣的唐突語言來削弱氣氛的鄭重，不然這氣氛中的氧氣太稀薄了，她幾乎不能呼吸。她曾常常想：就不能不把我當回事嗎？她甚至想過悄悄改換班機，不宣而至，不辭而別，偷份自在閒散。
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她頭一次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地走出關口。像是長期被迫收斂的她，此時放開來活動活動筋骨。
「媽！……媽！」
這時的陳沖可以像一切十九歲女孩一樣放任姿態，一頭向母親扎來。
不久，她便獨自待在朋友家了。母親比在國內時更忙，連花出半天時間陪陪女兒都不可能。
陳沖打電話給曾在北京拍電影時結識的朋友，竟沒有一個人能馬上抽出時間見她，所有人都翻著自己的小日曆本，數著排滿的日程，告訴陳衝他們將在某日某時和她會晤。
「但今天不行，抱歉。……」
所有人還提醒陳沖：一個人別上馬路；紐約對一個陌生國度來的年輕女孩往往是猙獰的，甚至危險的。
陳沖卻怎麼也待不住。一個人試試探探朝繁華的市區走。看，投人注意她，沒人跟隨她，真的像輪迴轉世一樣，她似乎在經歷一次新的身世。她高興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就去啃；她高興穿一身寬鬆無型的衣裙，就去穿。然而，在天性得以伸張的最初快感過去後，她感到了心裡的一點不對勁。她意識到自己的虛榮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張：任何東西，一旦有過，就不想失去。曾經的那套排場真的從她生活中消失時，她隱約感到失落。
陳沖走在這條擁滿異國面孔的街道上，她想他們中最窮的人大約也比她富有。她衣袋裡只有薄薄幾張鈔票，她的生活就要開始從這幾張鈔票開始。
乘幾站汽車就花掉這幾張票的相當一個百分比。
想著，走著。一張瘦削骯髒的手陡然伸到她面前，她驚得吞一口氣。是個女人，有雙乾涸無神的眼和半啟的嘴。她向陳沖說了句什麼。請她重複，她說：「給兩個小錢吧。」
陳沖沒料到，在紐約第一個來測試她英文聽力的是這句乞討。她告訴她：抱歉，她也沒錢。
女人突然說：「你是日本人。」
陳沖馬上說：「我不是日本人！」
女人端詳了她一瞬，說：「我不喜歡日本人。」
陳沖急於脫身，她卻拉住陳沖的手。「你沒有錢，可我有。這錢給你。」說著她硬將一枚二角五硬幣塞到陳沖手裡。「再見。我不喜歡日本人。」
陳沖呆呆地看著這個半人半鬼的女子飄然遠去。她想，要學的太多：不僅語言、生活方式，還要學會和這類失常的人打交道。
她把這個奇怪的邂逅告訴了朋友們，也寫信告訴了他。
他不十分高大，有著端正的臉容和聰慧的、大大的眼睛，還有一口俏皮的北京話。陳沖是在北京認識他的，那是她出國前夕。很快發現他懂古文、通音樂，畫也畫得不錯。他是在藝術環境裡長大的，他對於藝術的敏感和造詣，很快吸引了陳沖。他身上沒有陳沖見慣的學者子女的嚴謹，他的氣質，隨和中帶有瀟灑。當倆人發現一場戀愛已開始時，陳沖已不得不回上海收拾出國行囊。
陳沖的家庭影響，以及她對自己的要求，使她一直在愛情上嚴加看管自己。尤其十六歲以後，她有了名氣，便更視愛情為禁果，她明白一個出了名的女子最容易被人議論，私生活上的一點不慎，便是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遣。她的父母和家庭給她的警語是：在這方面早熟的孩子多半沒出息。讀過大量古今中外小說的陳沖有足夠的幻想來消耗她的情愫，來浪漫化她的內心。
因為出國，她成了普通平凡的陳沖。十九歲的女大學生。除了她一米六三的個頭，一百零四斤的份量，「陳沖」二字不再有任何額外的意義。也就是說，她不必再對陳沖這名字負額外的責任。她寫情書，發誓言，都只意味著一個叫陳沖的普通女學生的私人事物，絲毫不影響那個屬於公眾的「陳沖」的形象。
離開中國之前，他將陳沖緊緊擁在懷裡，熱烈的吻著，他輕聲許願：「雪中的圓明園很美，以後我帶你去圓明園。」從此，陳沖便把一個雪中的圓明園當作他們愛情還願的所在。它神聖，像這些深而長的吻。這些吻之後，陳沖便有了以身相許的感覺。
「我在美國等你。」分手時她說。
他說他正加緊辦理出國手續，正等一所藝術院校的碩士獎學金。他保證決不讓陳沖等太久。
很忙很苦的第一學期，陳沖用給他寫信來慰藉自己。她向他描述紐約的第一個秋天的美麗，也講起自己為謀一份學費和一份生活費而打工的艱辛。她頭次感到錢在生活中的位置。她的家庭是樸素而溫暖的，她從小到大幾乎不懂錢為何物。在上影表演訓練班得來的那一小筆工資，她總是如數交給母親，一旦需要開銷，朝母親攤開巴掌便是。而美國是這麼不同：
等在你面前的這張臉只在你打開錢包，遞出鈔票時才會真正地笑；所有的機器在你填進硬幣後才會運轉，提供你飲料、郵票、洗衣服務。是錢使這世界活了。是你不斷餵進的一筆筆錢使這活了的世界將你載入它的正常運行。
在寫給他的信中，她還告訴他，自己如何成了個家庭教師。這份工資收入要高於打餐館，而且不必對付老闆娘的刁鑽以及顧客的難纏。她只有一個學生，是個美國小男孩，在她教中文的同時，她也從他那兒得到英文口語的練習機會。
她還告訴他，她第一學期的成績——四門課，四個A。一些她並不熟悉，並無興趣的自然科學課程她也拿了五分。這是個證明：她或許可使父母如願，做個醫生。她拿到成績單（它是封死的，像國內絕密的檔案袋），拆開它的封線時，她感到一點兒暈眩。她看見齊齊地一溜排下來的四個「A」，她躺到床上，流了很長時間的淚。那麼多苦，那麼多個徹夜的學習終於都被回報了，卻仍感到一股說不清的委曲。
也許這委屈來自社會地位的落差。
也許只是因為思念。「……時間一天天地過去，結識的朋友也比原來多了，生活也比較習慣了，但思念之苦卻絲毫不見好轉。」陳沖在一封家信中寫到：
我所思念的不僅僅是家庭的親情、朋友們的友情，而是整個文化——與我有關的一切。……我參觀到特別好和特別美的東西或地方，總是在心裡引起一種莫名其妙的痛苦和嫉妒。到了美國，我才知道，我是那麼愛中國。我從生下來就屬於那兒的土地，一會說話就屬於那兒的文化。這種聯繫，這種關係不是想要來就來，要斷就斷的。
在另一封信中，她把自己的這份思念更寫得具體：
……我現在居住有各種設備的屋子，但我卻仍想念國內那種「亂七八糟」的生活。……還想到以前在家裡常常吃大餅油條，現在回憶起來，卻引起我的一種渴望，似乎那才是我自己的生活。
他沒有食言。半年後他出現在陳沖面前。
他的到來緩解了陳沖那股對故國故人的苦苦思戀。
陳沖和他一起去看了紐約的藝術博物館，又走遍SOHO區每一家畫廊，出入了無數新、舊書店，也狠狠心去吃了幾次中國餐館。生活再苦，孤獨總算被他分擔了一半。
當她依偎在他肩上時，她想：為什麼那麼多作家寫愛情的痛苦呢？愛情徹頭徹尾是件開心的事。有了愛情，她和他那麼窮那麼苦卻是充滿快樂和自信的。
後來，他去芝加哥上學去了。繁密的情書往返又開始了。
第二學期陳沖收到一份邀請書，發自在洛杉磯舉辦的中國電影節。電影節裡有一部她主演的片子。讓她意外的是，這個電影節結束了一個普通陳沖的生活，她再次被人注視了。當加州大學北嶺分校打聽到陳沖就在美國，便動員陳沖轉學到該校的電影系，並提供她一份獎學金。
在赴洛杉磯的途中，陳沖在芝加哥停了幾天，與他再次見面。這次更親暱的相會，使陳沖更加篤定了信念：他就是她的終生之伴；她也將伴他終生。她體會到她從不曾體會的歡樂和幸福；這歡樂與幸福源於彼此的坦誠和說不完的「我愛你」。她想，文學家為什麼只記述愛情的不圓滿和苦澀呢？它明明是甜，可以無限度甜下去的一種感情。
而就在她將離開的一個上午，他出去打工了。陳沖見他房裡頭零亂，便著手替他收拾。無意中，她發現自己寫給他的所有的信。從她與他初識，她的每封信都被他保存著。她開始閱讀自己的信，為自己傻里傻氣的情感表達笑起來。她隨慣性一封封信讀下去，忽然發現一封信的字跡不是自己的。而信起端的親暱口吻使她略有驚異。
她趕緊停止閱讀這封信。無論她與他什麼關係，陳沖認為自己是不該干涉的。
但陳沖感到自己有權力瞭解這個寫信的女子。因此，當他回來，問她何故悶悶不樂時，她便開始發問。
他否認，陳沖的疑惑卻更甚。
他說他只愛陳沖。她卻流淚了。難道真有人把「我愛你」當句順口溜？把她虔誠以待的事當遊戲？
他不知所措，問她究竟怎麼了。
陳沖壓抑住一股莫名的失望與委屈，漸漸恢復了表面上的常態。她但願這只是多餘的猜忌。
然而她有直覺，有女性的本能，一切都告訴她：她的猜忌不是無理取鬧。果然，他談到他與一個女性的關係，並暗示：這沒什麼呀，我們只是一同去了「圓明園」。
陳沖癡然聽著「圓明園」。他不止一次向他講起圓明園，說它的日落，它的月照，以及它的雪景。他以一個藝術家的感受，講到它的各種季節各種色調中銷魂的美麗。他不止一次向她許願：一旦回國，他將帶她去那裡。對於陳沖，圓明園已只屬於她和他，怎麼這樣輕易地就和另一個女子同去了呢？
陳沖發現，原來他並不把這事看得同樣重。他長她八歲，經歷比她豐富得多也繁雜得多。她仍愛他，卻不能再百分之百地信賴他。
又從別人口中，她確證了另一個女子的存在。但陳沖不願刨根問底，她的驕傲不允許自己像一個無見識的小女人那樣計較。
她去了洛杉磯。愛情不再是純粹的快樂和美妙。她初次嘗到了苦、痛。她明白，愛情的蔭庇下，會存在欺騙的遊戲。她還意識到她明朗無瑕的心裡竟也存在著妒嫉，也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妒嫉這種人類最卑瑣的情感對她的折磨。她有足夠的理由去妒嫉；她的妒嫉也佔有正義，但她是那麼厭惡這份妒嫉。
妒嫉殺掉了她身上的天真和無私，陳沖緬懷那個只曉得一味去愛，尚未萌生妒嫉的自己。總之妒嫉是太不好受了。
陳沖在回憶她的初戀時寫下這段文字：
……我們畢竟年輕……我當時也許還屬幸運的那部分，因為我心裡有愛情。……我需要有一個知心的人談一談。但是，去中部的長途電話已經不管用了。因為我的愛情在崩潰的邊緣。原來一度偉大、神聖、甜蜜的感情變成了庸俗的，甚至醜惡的欺騙、妒嫉。在覺得受騙、委屈、絕望之時，心裡卻忍不住還在苦苦地愛著……在恨的同時愛著。……真和誠實帶來的不全是花朵和小提琴的樂聲。
陳沖想盡力挽回這場戀愛。有它痛苦，一旦徹底失去它，那痛苦將不堪想像。當她和他合作的電影劇本發表之後，她惆悵地想：即使我和他分開，我們倆人的名字畢竟並肩站立著；我的初戀畢竟有一顆小小的、惟一的果實。
陳沖終於確證了另一個女子存在於她和他之間。她對他說：「你殺害了一個人。」
他吃驚問：「誰？」
陳沖說：「我。因為過去那個我已經不存在了。」
他對她如此的宣判感到冤屈。他並不瞭解她純情和癡情的程度，以為一個從小就在電影圈子裡「混」的女孩在男女之事上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他並不完全相信，在他之前，陳沖從情感到生理，都是一片處女的潔白。
陳沖仍是如常地打工和學習，區別是不再能從他那兒得到感情上的安慰。她不時感到苦悶和無望，同時發現自己仍在想念他，不願最後放棄他。
一次，在留學生組織的話劇排演中，她認識了一個很談得來的青年。他善解人意，熱情淳樸，與中部的「他」截然不同。他對陳沖的尊敬和愛慕使她感動。
她便一點點地對他談起自己，自己剛經歷的愛情挫折。
他沒有想到一個像陳沖這樣優越的女孩會把感情看得如此之重。他認為她被人欺負了。
「你還愛他？」他問。
陳沖點頭。
他的不解漸漸化為同情。又經過幾次長談，他向陳沖表示了愛。
出於苦悶，也出於對他的愛的感激，陳沖默許了。
也許還出於報復心理？陳沖感到並不完全懂得自己。而這報復心理是出於妒嫉嗎？……她頓然清醒。
「不行。我們不能發展下去。」她對這個可愛、但她不能愛起來的男友說。
他問為什麼。
她告訴他：舊的愛不逝去，新的只能帶給她混亂。
他提出她已被舊的愛所傷；她應該主動來結束它，以新的愛來結束它。
她也表示：她無能為力；儘管苦與痛，她的愛仍屬於中部的「他」。
她對新的男友說：「我們不能再繼續下去。」
她已看清一個壞的邏輯：猜忌——妒嫉——報復——背叛。她認為自己也在某種程度上背叛了他——她的初戀對像；更糟的是，她發現這個背叛，是對自己感情的背叛。
陳衝回到自己宿舍便馬上給芝加哥掛了長途電話。
他很快答應到西部來看她。
倆人都希望能有最後一次機會來挽回關係，來重新開始。
誰也沒想到一場鬥毆的發生。新的男友打傷了剛從芝加哥來的他，打的動機自然是單純的：你欺負了陳沖，你不珍重陳沖，因此你不配再得到她。
陳沖萬萬沒想到事情發展得如此不可收拾。鬥毆事件後，她傷心地看著這份初戀徹底變質。一切都不再能夠挽回。
在他將離開洛杉磯，飛回芝加哥前夕，他約陳沖一同出去走走。那是一個下小雨的下午。
洛杉磯罕見這樣纏綿細雨的天。陳沖想，天也給我一個告別初戀的氣氛。
誰也不說一句話。他就要飛回中部，她明白這是個有去無返的航程。聖誕剛過，雨使空氣濕冷濕冷，陳沖感到從內到外都濕透冷透了。
而就在這時，他開口了。指著兩株並生的小樹說：「這種樹，總是兩棵長在一塊的。」
陳沖問：「開不開花？」
他沒有在意她的問題，順著自己的思路說：「要是你砍了其中一棵，另一棵就會死。」
陳沖又問：「叫什麼樹？」
他也記不清它的名字，只說：「反正你看見這種樹，總是一雙一對長的。」
陳沖潸然淚下。
她意識到他的感傷。也許他漸漸意識到陳沖那份難得的純和深，意識到如此純和深的少女初戀是不能不鄭重對待的。他或許還意識到他在陳沖身上所毀掉的。
陳沖沒有問他，他所指的樹是隱喻還是真實。她不敢問，已經夠痛了。
這便是失戀，陳沖想。「我失戀了——」陳沖隨後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站在鏡子面前看著自己，淚水從眼睛裡湧出來，我意識到自己的許多劣處……這是痛苦的，但是我由於承認和接受自己——一個真實的自己——而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我還會有愛情，但不再會有初戀。
幾年後，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又路過那一帶，忽見兩棵並生的小樹已非常茂盛，並開了花。
她停了車，緩緩走到樹旁。她已成為好萊塢最初承認的東方演員，已是《大班》和《末代皇帝》兩部片子的女主角，已擁有一切好萊塢明星所有的物質，初戀和失戀的感覺仍那樣新鮮，宛若昨日。她在小樹們身邊沉思許久。她始終沒有搞清它們是什麼樹。也不知他是否以即興想像來寄托情緒。一切都無從知曉了，但一切都不是無關緊要。沒有失戀，沒有那個雨天，似乎也不會有今天的她。
陳沖是很少緬懷的人。一是生活太匆匆，二是她不允許自己感傷，因為感傷會影響她做實際工作的力量。在人前她總有極好的克制，甚至被美國同行戲稱為「ToughCooky」（堅硬的餅乾——直譯），誰會想像她有此刻這副黯然神傷的模樣？誰會想像她站在這兩棵並蒂的樹下，憑弔她的初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