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傢伙是個災星，可並不影響我們對他的個性和命運產生興趣。」因此人人都禁不住想去「探究那個曖昧人物」，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1939年發表的雜文《希特勒兄弟》（Bruder Hitler）中寫道。儘管如此，人們曾經認為，隨著「第三帝國」漸行漸遠，世人對於德國歷史上的這顆大災星也將逐漸失去興趣。可是事實恰恰相反：聯邦德國對待歷史的態度也是一部貫穿著週期性回歸的希特勒熱潮的歷史。進入新世紀之後，人們越發癡迷於研究此人。「希特勒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耶拿歷史學家諾貝特·弗賴（Norbert Frei）在2005年納粹獨裁政權倒台和「二戰」結束60週年之際出版的《1945年與我們——德國人意識中的第三帝國》（1945 und wir. Das Dritte Reich im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 ）一書中開門見山地說。確實，希特勒在媒體中的存在感可謂舉世無雙。不管在電視還是電影中，不管在畫報還是歷史書籍裡——到處可見「元首」的形象。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到了2015年「二戰」結束70週年時，情況會有所改變。
長久以來，為了製造最大的恐怖效果，全世界的娛樂業都譁眾取寵地把希特勒塑造成了「一個爛俗的魔頭形象」。因為他——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元首」，在長達 12年的時間裡極大程度地左右了德國和世界的命運——始終是「吸引眼球的法寶」。其他歷史人物——包括斯大林在內——都比不上希特勒的恐怖形象帶來的刺激效應。當然了，這與在其統治下並非奉「德國之名」而是由德國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有關。
與此同時，國際史學界對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他們與娛樂市場同時並存又涇渭分明。從沒有哪個歷史人物被如此全方位多側面地研究過，相關文獻能夠填滿一座圖書館。即便如此，歷史學家們對「那個曖昧人物」依舊興趣不減。希特勒出現之謎，有關他為什麼能獲得權力而且掌握權力十多年的問題，還有眾所周知的災難性後果，不斷要求人們做出新的詮釋。有人試圖通過寫傳記的方式接近這一現象，雖然傳記版本眾多，但只有少數幾本——事實上只有四本傳記算得上能夠不斷給予人們靈感的重要經典：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30年代中期在瑞士流亡期間撰寫的上下卷的第一本希特勒傳記；阿蘭·布洛克（Alan Bullock）50年代初期推出的經典之作《暴政的研究》（Studie uber Tyrannei ）；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描繪的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時代的宏偉畫卷；伊恩·克肖（Ian Kershaw）有關希特勒的作品出版於1973年，後來成為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且被奉為學術圭臬的上下卷傳記（1998年和2000年）。
在希特勒權勢熏天之際，康拉德·海登的傳記已經嘗試著「認清希特勒現象的歷史意義」。作為自由派的《法蘭克福報》1923—1930年駐慕尼黑的記者，作者近距離地觀察到了希特勒成為德國政界名人的崛起之路。他的書除了有自己的親眼觀察之外，還有那位號稱慕尼黑宣傳家的圈內人士提供的消息。海登並未將希特勒神秘化或者將其塑造得滑稽可笑。「本書的『主人公』既非超人，亦非妖魔」，他在1935年8月撰寫的前言中說，「而是一個饒有趣味的當代人物，從量的角度說，他可謂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蠱惑民心者。」雖然傳記中的諸多細節被後來的研究糾正過，但這本書依舊以其大量精確的判斷和明智的分析令人著迷，比如希特勒作為演講者的影響力，以及獨特的「雙重個性」。
這本早期之作在德國流亡者的圈子裡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大家一直在談論康拉德·海登那本出色的希特勒傳記。」 特亞·施特恩海姆（Thea Sternheim），劇作家卡爾·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離異的第二任妻子，在1935年10月底說，「它是投射在德國之上的聚光燈。驀然之間，人們因發現了良心的存在而感激上帝。本書難道不是向正在德國發生的駭人聽聞的罪行發起的第一次重大衝擊嗎？」在法國流亡的藝術贊助人和外交家哈利·凱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也讚美道：「一本理性的、有啟發意義的書。『一個失敗的人和一個失敗的民族結合在一起。』——太貼切了。」蓋世太保和安全部門到處搜查作者，但是他卻在德軍1940年入侵法國之後取道里斯本逃到了美國。
阿蘭·布洛克在1952年華麗登場，他為後世的「希特勒現象」的研究找到了一個起點。這位英國歷史學家以繳獲的德國檔案文件作為研究的基礎，它們在紐倫堡審判中被當作罪證，後來又公開出版過。布洛克把德國獨裁者描述成「一個徹底無原則的投機主義者」，受到「權力慾」——而且是「最原始最純粹」的權力慾的驅使。在書的結束語中他著重援引了但澤的議會議長赫爾曼·勞施寧（Hermann Rauschning）的證詞，勞施寧在1938年流亡期間出版的書《虛無主義的革命》（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 ）曾對希特勒的評判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布洛克還有一個觀點，國家社會主義是「不斷添加新動力的運動，口味不斷變幻並且時刻準備替換成新口味的革命」，但它並非是 「一種世界觀和一個主義」。
其後幾十年的研究修正了「希特勒是個機會主義的強權政治家」的說法，其中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是斯圖加特的歷史學家埃伯哈特·耶克爾（Eberhard Jackel），他用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希特勒所有荒誕的想法都建立在「堅實」的世界觀基礎上，並且成為他的行動指南。耶克爾認為，希特勒世界觀中的兩大核心是「清除猶太人」和佔領「東方的生存空間」，它們是希特勒從20年代起堅定不移奉行的理論支點。費斯特和克肖都採納了這一基本觀點，它也被現在的研究證實了。
約阿希姆·費斯特的《希特勒傳》出版於布洛克之後20年，它不僅以文學質量取勝——「托馬斯·曼身後，再沒有哪篇關於希特勒的文章如此文采斐然。」——埃伯哈特·耶克爾讚美說；同時也勝在作者「既能鞭辟入裡又能縱橫揮灑的詮釋功力」，正如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爾（Karl-Dietrich Bracher）對他的評價。布拉赫爾本人也在「魏瑪共和國的解體」「國社黨奪權」和「德國的獨裁政治」等領域做出了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從而為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深入地和批判性地反思國家社會主義統治的產生、它的體系以及後果奠定了基礎。德國歷史學家不由得有些自慚形穢地自問，為什麼並非他們的同儕而是一個像記者費斯特這樣的外行人做出了這一貢獻？
費斯特不僅繪出了在當時無與倫比的希特勒心理圖析，還將他納入時代背景中進行研究。在他的筆下，希特勒崛起最重要的前提是個人狀況和普遍狀況的耦合：「一個人和一個時代、一個時代與一個人難以索解的耦合」。為了將兩者之間的關係解釋清楚，他採取編年體「中間反思」（Zwischenbetrachtungen）的敘事方法，把個人傳記與超個體的社會發展線索交織在一起。他得出了一個矛盾的判斷，雖然希特勒厭惡革命，但是他實際上是「革命的德國版體現」，先進和落後的特徵以獨特方式融為一體。
對費斯特的闡述也存在著一些批評意見，它們主要不是根據新發現的文件資料，而是根據當年的出版物。人們有理由認為，為希特勒打開權力之門的保守精英階層的作用在書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某些敘述，例如批評希特勒《我的奮鬥》文筆差，無疑反映出作者對未受過良好教育的暴發戶有一種知識分子的高傲。更要緊的是，費斯特對希特勒的人物詮釋受到他最重要的資料提供者——希特勒最欣賞的建築師以及後來的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的巨大影響，施佩爾1969年撰寫回憶錄時得到文筆嫻熟的記者費斯特的幫助，而費斯特寫《希特勒傳》時又從他那裡取得資料。某些不實之說也從施佩爾那裡進入了費斯特的書中，例如施佩爾將自己說成不懂政治的專業人士，受到獨裁者誘惑才無助地走向墮落。
但是瑕不掩瑜，波恩歷史學家克勞斯·希爾德布朗德（Klaus Hildebrand）預言，憑借開拓性的成就，「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的阿道夫·希特勒傳記都不會過時。」確實直到25年後，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才鼓起再次撰寫大部頭《希特勒傳》的勇氣。第一卷出版於1998年，兩年之後出版了第二卷。克肖能夠參考費斯特當時還無法看到的資料，特別是柏林黨區領導人和後來的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日記，80年代末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對戈培爾日記進行了編輯。在書的前言部分，這位英國謝菲爾德的歷史學家坦承，起初他從一個有 「偏差」的角度研究希特勒，也就是說從國社黨的統治體系出發，他早期發表了大量與此有關的文章。與費斯特不同，他對造就希特勒的社會條件和力量比「希特勒本人的獨特個性」更有興趣，與此相應，他轉換了傳記的視角：「傳記的重點……不在於刻畫希特勒的個性，而是權力的本質——即『元首』的權力。想要說清這種權力的巨大影響力，相比希特勒本人，我們應該更加關注德國社會的期望和動機。」克肖想寫的，差不多是一本「社會歷史學意義上的希特勒傳記」。
克肖試圖證明，希特勒無須親自做很多事，因為從身邊的高官到普通德國百姓都急於 「為元首效勞」，也就是說賣力地滿足他的願望。有人指責作者，他用這種方式塑造的獨裁者是「可以替換的、多餘的、至少也是軟弱的」。其實克肖並沒有走那麼遠，他並沒有低估希特勒扮演的角色及其瘋狂的意識形態，可是他同時指出，如果沒有眾人心甘情願幫助希特勒爬到高位，他的罪惡目的也不可能變成現實。希特勒的個人意圖與他從屬的同僚與機關的動機所產生的結構性行動壓力相互作用，成為政權不斷推行極端政策的推動力，這是作者的中心論點。克肖以此徹底結束了德國史學界長久以來「主觀意圖派」和「結構主義派」的爭論。
「圖書館中約有120000本有關希特勒的書，其中克肖的著作是扛鼎之作。」《法蘭克福匯報》的編輯弗蘭克·席爾馬赫（Frank Schirrmacher）用這句話總結他的讚美。在這部里程碑式的傳記之後，是否還有必要出版新書呢？克肖推出傳記第一卷至今已經15年了，研究希特勒的車輪從未停頓，甚至轉速更快。一系列的書籍問世，它們從全新的視角描述希特勒的性格或者他的某個生活階段——至少它們如此宣稱：克勞迪婭·施默爾德（Claudia Schmolder）的面相學傳記《希特勒的臉》（Hitlers Gesicht ，2000年）；洛塔爾·馬赫坦（Lothar Machtan）有爭議性的揭露希特勒所謂有同性戀傾向的書《希特勒的秘密》（Hitlers Geheimnis ，2001年）；比吉特·施瓦茨（Birgit Schwarz）關於希特勒藝術鑒賞力的基礎論著《天才妄想：希特勒與藝術》（Geniewahn: Hitler und die Kunst ，2009年）；蒂莫西·W.裡巴克（Timothy W. Ryback）關於希特勒的藏書和閱讀方式的調查研究《希特勒的書》（Hitlers Bucher ，2008年）；迪爾克·巴芬達姆（Dirk Bavendamm）關於希特勒早年生活的傳記《年輕的希特勒》（Der junge Hitler ，2009年）；托馬斯·韋伯（Thomas Weber）對二等兵希特勒的戰爭經歷的追蹤調查《希特勒的「一戰」》（Hitlers erster Krieg ，2010年）；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Ralf Georg Reuth）嘗試解釋《希特勒的猶太仇恨》（Hitlers Judenhass ，2009年）的根源；奧特馬·普洛基爾（Othmar Plockinger）關於希特勒1918—1920年在慕尼黑的《鑄型年代》（Pragende Jahre ，2013年）的具有開拓意義的研究，以及對希特勒的歷史《我的奮鬥》的研究（2006年）；魯道夫·赫布斯特（Ludolf Herbst）關於德國救世主如何粉墨登場的論文集《希特勒的天賦魅力》（Hitlers Charisma ，2010年）；馬蒂亞斯·勒施（Mathias Rosch）的研究《慕尼黑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1925—1933》（Die Munchner NSDAP 1925—1933，2002年）；安德裡亞斯·霍伊斯勒（Andreas Heusler）關於褐色大廈的歷史研究《慕尼黑怎樣成為「運動之都」》（Wie Munchen zur 「Hauptstadt der Bewegung」 wurde ，2008年）；斯萬·菲利克斯·克勒霍夫（Sven Felix Kellerhoff）和托馬斯·弗雷德裡希（Thomas Friedrich）有關希特勒與帝國首都關係的調查《希特勒的柏林》（Hitlers Berlin ，2003年）和《被玷污的首都》（Die missbrauchte Hauptstadt ，2007年）。
過去10年間，希特勒的私生活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首先是安東·約阿希姆斯泰勒斯（Anton Joachimsthalers）編撰的文獻《希特勒的清單》（Hitlers Liste ，2003年），他通過希特勒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禮品清單揭示了希特勒的私人社交圈。 接下去，布麗吉特·哈曼在《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和希特勒的拜羅伊特》（Winifred Wagner und Hitlers Bayreuth ，2002年）中探討了希特勒和瓦格納家族的關係，在《希特勒的高尚猶太人》（Hitlers Edeljude ，2008年）中探討了希特勒和住在奧地利林茨的醫生愛德華·布洛赫（Eduard Bloch）之間的關係。沃爾夫岡·馬丁凱維茨（Wolfgang Martynkewicz）在《德國沙龍》（Salon Deutschland ，2009年）一書中描述了希特勒早期的贊助者——慕尼黑出版人胡戈·布魯克曼（Hugo Bruckmann）和愛爾莎·布魯克曼（Elsa Bruckmann）夫婦的生平事跡。而安娜·瑪麗亞·西格蒙德（Maria Anna Sigmund）在《元首最好的朋友》（Des Fuehrers bester Freund ，2003年）中再現了希特勒和外甥女格莉·勞巴爾（Geli Raubal）以及司機埃米爾·莫裡斯（Emil Maurice）之間的三角戀。最後，海克·B.格特馬克爾（Heike B.Goertemaker）在經過嚴謹調查後撰寫的傳記《愛娃·布勞恩——與希特勒相伴的人生 》（Eva Braun，ein Leben mit Hitler ，2010年出版）中澄清了有關元首情婦的種種不實傳聞。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 武爾夫·史密特（Ulf Schmidt）的醫學歷史研究《希特勒的醫生卡爾·勃蘭特》（Hitlers Artz Karl Brandt ，2009年）；於爾根·特裡姆勃恩斯（Juergen Trimborns）關於希特勒最喜愛的雕塑家的研究《阿爾諾·佈雷克——藝術家與權力》（Arno Breker.der Kuenstler und die Macht ，2011年）和對希特勒的明星導演所做的研究《萊妮·裡芬斯塔爾——德意志的成就》（Leni Riefenstahl，eine deutsche Karierre ，2002年），卡琳·威蘭德（Karin Wieland）撰寫的二人合傳《黛德麗和裡芬斯塔爾——新女性的夢想》（Dietrich & Riefenstahl，ein Traum der neuen Frau ，2011年）；提莫·努恩斯萊（Timo Nuesslein）為希特勒青睞的建築師撰寫的人物特寫《保羅·路德維希·特魯斯特1878—1934》（Paul Ludwig Troost 1878-1934 ，2012年）。
同一時期還出版了大量魏瑪共和國和納粹德國領導人的人物傳記，讓世人從新的角度審視希特勒和他的政權，其中包括：沃爾夫拉姆·皮塔斯（Wolfram Pytas）的鴻篇巨製《興登堡——在霍亨索倫家族和希特勒之間的政權》（Hindenburg. Herrschaft zwischen Hohenzollern und Hitler ，2007年）；彼得·郎格裡希（Peter Longerich）關於納粹警察與國家恐怖機器的頭子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2008年）和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2010年）的著作；此外還有斯蒂芬·克林格（Stefan Kring）關於希特勒首席新聞官奧托·迪特裡希（Otto Dietrich）的傳記（2010年）；恩斯特·皮普爾（Ernst Piper）關於希特勒的御用思想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著作（2005年）；羅伯特·格爾瓦特（Robert Gerwarth）關於帝國中央安全局局長萊茵哈特·海德裡希（Reinhard Heydrich）的著作（2011年）；迪特爾·申克（Dieter Schenk）關於希特勒的御用法學家以及後來被佔領的波蘭地區的總督瓦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的著作（2005年）；漢斯·奧托·埃格勞（Hans Otto Eglau）關於希特勒的贊助人——工業家弗裡茨·蒂森（Fritz Thyssen）的著作（2003年）；克裡斯托夫·科佩爾（Christopher Kopper）關於希特勒的銀行家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著作（2006年）；基爾斯廷·A.捨夫爾（Kirstin A. Schaefer）關於「希特勒的第一任陸軍元帥」維爾納·馮·布倫堡（Werner von Blomberg）的著作（2006年）；克勞斯·於爾根·米勒（Klaus Juergen Mueller）關於路德維希·貝克（Ludwig Beck）上將的著作（2008年）；約翰納斯·萊希特（Johannes Leicht）關於泛日耳曼聯盟主席海因裡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的著作（2012年）。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從各個視角審視「第三帝國」的專題論著和論文，它們提供了更多有關納粹體系的基礎和運作方式的知識。值得一提的有：格茨·阿利（Gotz Aly）富有刺激性的研究論文《希特勒的民族國家》（Hitlers Volksstaat ，2005年）；亞當·托策（Adam Tooze）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史《破壞經濟學》（Okonomie der Zerstorung ，2007年）；沃爾夫岡·柯尼希（Wolfgang Konig）有關國家社會主義消費社會的研究《大眾汽車、國民收音機和民族共同體》（Volkswagen，Volksempfanger，Volksgemeinschaft ，2004年）；馬庫斯·烏爾班（Markus Urban）對帝國黨代會的描述《共識工廠》（Die Konsensfabrik ，2007年）；以艾卡特·康策（Eckart Conze）、諾貝特·弗賴、彼得·海耶斯（Peter Hayes）和默捨·齊默爾曼（Moshe Zimmermann）為主的研究小組關於外交部歷史的令人吃驚的暢銷書《職務與過去》（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2010年）；弗蘭克·巴約爾（Frank Bajohr）對納粹時代腐敗問題的發人深省的調查報告《暴發戶和牟取暴利者》（Parvenus und Profiteure ，2001年）；米夏埃爾·維爾特（Michael Wildt）關於帝國中央安全局領導班子的開拓性研究《沒有限制的一代》（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2002年），關於德國各地對猶太人的暴力極端行動《自我授權的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achtigung ，2007年）。史學界近年來對「民眾」的概念就有諸多爭議，因此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在2010年舉辦了以「希特勒與德國人」為主題的廣受矚目的展覽，藉以展示「民眾與罪行」的關係，這並非是偶然的孤立事件。最後英國史學家理查德·J.伊文思（Richard J. Evans）撰寫的三部曲（2004年，2006年，2009年）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的納粹史，堪稱史學典範。
僅僅將上述全部內容融會貫通也足以構成再寫一本新的希特勒傳的理由了。但這還並非本書的主旨，本書想把在克肖書中顯得形象格外蒼白的希特勒再次推到中心位置，同時又兼顧到有助於希特勒在短時間內取得成功的社會狀況。希特勒專著中幾乎公認的某些觀點將被重新審視。首先被重新審視的一個觀點，希特勒常常被看作一個眼界狹隘、能力有限的庸才。而當人們深入研究希特勒時就會遇到一個核心問題，就像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爾說的，「為何一個性格褊狹、才具有限的人能夠如此深刻地影響世界歷史的進程並且引發如此嚴重的後果？」伊恩·克肖也認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如何解釋一個智力和才能皆微不足道的人產生了讓全世界屏息的巨大歷史影響？」
可是，假如這個前提並不存在呢？假如希特勒的眼光並不狹隘，他的智力也壓根不平庸呢？像他之前的多數希特勒傳記作者一樣，克肖也認為希特勒「唯一毫無爭議的才能」是「煽動民眾的低層次情緒」。希特勒擁有出色的口才，這一點無可爭議，也是他能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崛起的不可低估的先決條件。可是這位國社黨主席絕不僅僅是個煽動者，他還是個會表演的戲子。他把戴著不同面具登台、輪番扮演不同角色的藝術演繹得爐火純青。沒人比1940年的電影《大獨裁者》中的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更能看穿他。阿爾伯特·施佩爾1972年看過《大獨裁後》後誇讚這位藝術家：「他遠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更能洞悉希特勒的個性。」
費斯特也提到過希特勒奇特的「喜歡扮演角色的個性」，它將是本書闡述的主題。憑借欺騙戰術，希特勒在追隨者和反對者面前隱瞞了自己的目的，無疑這是他作為政治家崛起的成功秘訣。財政部部長盧茨·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在第三帝國覆滅17年後回首往事，他把「深不可測的欺騙性」看作希特勒最突出的個性特徵：「他對最親近的人也不說實話，依我看來，由於不斷地欺騙以至於他早就忘記了謊言和真實的界限。」即使有上述道德評判，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還是上了希特勒的當，希特勒讓保守派的盟友們一個接一個落入彀中。
希特勒喜歡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懷才不遇的藝術家，違心地投身政治，「藝術家型政治家」的自我神化在希特勒的傳記中也留下了痕跡。人們很容易忽視，希特勒最大的才華其實並不在藝術領域——作為畫家和建築家他的水平不到平均線——反而在政治領域。狡猾的戰術，迅速把握和利用有利形勢的能力，讓他戰勝了黨內的所有競爭者，又戰勝了資產階級政黨的所有政治家。否則無法解釋為何他能在1933年前的黨內危機中取得勝利，也無法解釋，為何「民族集中內閣」中的保守主義同盟者自以為能「僱傭」他，卻在短短幾個月後被迫出局，在《建立獨裁政權》一章中將重點描述這一驚人的變局。希特勒獨特的個性化的統治方式引發了職能部門之間長久的權力爭鬥，如書中所說的，這並非希特勒缺乏政治才能的結果，恰恰相反，它是為了保證自己的權位不受威脅的狡猾策略。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陳詞濫調式的僵化觀點：希特勒除了政治之外的個人生活乏善可陳，其實他根本沒有私生活。康拉德·海登就認為，根據他的觀察，這個煽動者「在群眾場合之外不懂得與人交往」，證明他「缺乏擁有個人生活的勇氣」。阿蘭·布洛克稱希特勒是「沒有家庭和家人的無根者」，沒有親情紐帶。約阿希姆·費斯特說道「他身邊無人的空間」，並且明白無誤地斷言「他沒有私生活」。伊恩·克肖進一步深化上述觀點，他認為希特勒完全沉迷於扮演「元首」的角色。他在傳記上捲出版時的一次訪談中解釋說：「希特勒的私生活完全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生活。剝去政治的成分，他的身上所剩無幾……某種程度上他是個空殼。」德國史學界國家社會主義「結構派」的著名學者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也同意上述詮釋：在「公眾舞台」之後希特勒「完全沒有私人生活」。這是元首神話影響到歷史學的一個有力例證。
本書試圖糾正這一固有形象。書中拿出證據，「希特勒在政治活動之外的私生活是空白的」是一個謬論。我推測在某種程度上，傳記作者們也被希特勒完美的演技蒙蔽了，他的目的在於掩蓋私人生活，將自己塑造成為了獻身「民族和帝國」的事業而犧牲個人樂趣的政治家。有關希特勒與女性的關係和有關貝格霍夫社交圈的兩個章節將披露獨裁者的私人生活，表明這一形象多麼不符合事實。作者在此提前預告思考的結論：希特勒的私生活遠比他的同時代人和後世歷史學家們想得要豐富，所謂他沒有能力營造私人關係完全是無稽之談。他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沒有嚴格的分界線，很大程度上不同尋常地混在一起，這一點也極為獨特。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新的視角看待希特勒的政府管理方式，在《統治方式和宏偉建築》一章中將對此進行具體的闡述。
「我們是否可以把希特勒作為一個人來刻畫？」 2004年伯恩特·艾興格（Bernd Eichinger）的電影《帝國的毀滅》上映之際，媒體提出一個問題。在影片中，布魯諾·甘茨（Bruno Ganz）扮演生命最後階段藏身在地堡中的獨裁者。對此只有一個簡潔的答案：我們可以這樣做，而且我們也必須這樣做！像希特勒那樣的世紀劊子手必須被描寫成一個妖魔，這種看法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當然了，假如我們僅僅把他看成一個將殺人衝動變成政治行動的精神病人，事情會簡單得多。長期以來，此種妖魔化的傾向確實主宰了歷史研究——看待真實人物的眼光被扭曲了。1947年2月，在施潘道監獄牢房中的阿爾伯特·施佩爾觀察到後納粹時代德國社會的變化趨勢：「希特勒被描述成一個亂啃地毯的、為了一點小事就大發雷霆的獨裁者。」他認為這是「錯誤和危險的」，他評論說：「假使希特勒的形象中沒有人性特徵，假使我們忽視他的說服能力、討人喜歡的個性和奧地利式的魅力，我們就無法正確理解希特勒現象。」萊尼·裡芬斯塔爾讀了施佩爾的回憶錄之後給他寫了一封信，60年代中期人們不斷地提出一個問題：「希特勒身上到底有什麼東西，不僅給德國人，也給一些外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並且迷住了他們？」她補充說：「我無法也永遠不願意忘記和原諒以希特勒之名發生的事情，但我也無法忘記，他的影響力是何等驚人，否則我就太輕描淡寫了。在他身上存在兩個貌似互不相容的對立面——一種精神分裂症，這正是他的形象能產生巨大能量的原因。」
認為希特勒有雙重個性——迷人的個性和犯罪的能量並存——不可僅僅把這一觀點看作某些人企圖為自己參與非法政權開脫罪責的說辭。如果我們想理解希特勒對他的追隨者以及很大一部分德國民眾的誘惑能力，就必須重視這一點。第13章有一個奇特的標題《作為一個人的希特勒》，在這一章我試圖滿足上述的要求，同時超越費斯特「將其視為非人」的觀點，刻畫出希特勒獨特的才能和行為方式。
希特勒無疑是納粹政府的軸心和支點。第三帝國因他而興，又因他而亡。誰想瞭解國家社會主義，誰想瞭解其魅力和醜惡，都必須注意到希特勒本人的影響力，同時又要看到作用於希特勒身上的影響力。在《元首崇拜和民眾》一章中對此將有重點闡述，試圖揭示出獨裁者和德國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並探尋希特勒深受民眾歡迎的原因。
將希特勒刻畫成一個人並不意味著同情他或者替他開脫罪責。本傳記也揭露了他從20年代早期就開始展露的形象：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雖然他可以在政策上克制住反猶狂熱，卻從未放棄把猶太人清除出德國的目標。希特勒為何能夠獲得權力並且得到支持，從而將他的目標變成現實，這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有關1933年之後外交政策的章節中，作者將著重說明，希特勒從20年代中期開始如何堅定不移地試圖實現「佔領東方生存空間」的目標，即使他早期還戴著和平政治家的面具登場，並且假裝只想修訂「凡爾賽和約」。在其後的章節《通向戰爭的道路》中描述了獨裁者希特勒自1937年開始怎麼從一個「凡爾賽和約修訂派」政治家變成一個擴張主義政治家，在此期間「第三帝國」不僅崛起為歐洲的霸權國家，還試圖稱霸全世界。1939年夏末戰爭的爆發將是下卷的內容。
《希特勒傳》上卷的主題是「崛起的年代」，但它並不想給讀者留下一種印象，似乎希特勒的發家史是一帆風順的，恰恰相反，他的成功始終受到失敗的威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23年11月啤酒館政變失敗和1932年11月競選慘敗。希特勒通向權力的路並非不可阻擋：1933年1月希特勒的總理任命也是可以阻止的。這個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的黨魁不僅巧妙和肆無忌憚地利用了當時獨特的危機形勢並從中獲利，還從政治對手從一開始對自己的明顯低估中獲利，那些人給了外國領導人一種假象，似乎他們能夠控制住希特勒的侵略企圖。1939年3月《慕尼黑協定》的破裂才讓大家幡然醒悟，獨裁者已明顯跨越了紅線，復仇女神宣告降臨，可當時沒有一個人——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意識到這一點。
本文的資料主要來源於埃伯哈特·耶克爾和阿克塞爾·庫恩（Axel Kuhn）1980年出版的希特勒《檔案大全》（Samtlichen Aufzeichnungen ，1905—1924年）和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撰寫的系列稿《希特勒：演講、文稿、命令，1925—1933年》（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後者共有13冊，到2003年才出版齊全。這兩本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出版物都證明了：希特勒的世界觀在早期已經成型，以後持久不變。值得高興的是，當代史研究所還以同樣嚴謹的風格推出了希特勒1933—1945年的獨白集，在此之前歷史學家們還只能參考馬克斯·多馬魯斯（Max Domarus）某種程度上不太完整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講和公告》（Adolf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
在官方出版的文獻中，巴伐利亞科學歷史學會和聯邦檔案館聯合出版的《帝國總理府文件，希特勒政府》（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首先值得一提。弗雷德裡希·哈特曼斯格魯伯爾（Friedrich Hartmannsgruber）編輯了第2冊到第6冊，內容的時間跨越1934—1939年，由於出版年份是1999—2012年，克肖還無法參考它們。
遠未實現利用價值的還有埃爾克·弗勒裡希（Elke Frohlich）受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IFZ）委託出版的約瑟夫·戈培爾日記，2006年起對它的全面研究才真正開始。雖然日記文風做作、作者有想流芳百世的寫作意圖，但考慮到宣傳部部長和元首的親近關係，我們還是能從中管窺希特勒一些重要的思想和動機，日記中對希特勒的個人描寫也令人驚訝的活靈活現。
除了希特勒身邊人提供的資料，本書還大量引用了同時代人的證詞，其中既有崇拜者，也有反對者。後者包括托馬斯·曼（Thomas Mann），維克多·克倫佩雷爾（Victor Klemperer），特亞·施特恩海姆（Thea Sternheim），特奧多爾·霍伊斯（Theodor Heuss）和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還有前面提到的哈利·凱斯勒伯爵，他寫過大部頭的日記，其中第9本日記（1926—1937年）於2010年出版，至此宣告凱斯勒日記全部出版。另外一個新的資料來源是十多個國家的外交官，漢堡當代史研究所的弗拉克·巴約爾（Frank Bajohr）和克裡斯托弗·施特魯普（Christoph Strupp）在2011年以《外國人看第三帝國》（Fremde Blicke auf das Dritte Reich ）為書名出版的著作。除付諸出版的研究資料之外，還有柏林——裡希特菲爾德聯邦檔案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巴伐利亞慕尼黑國家主檔案館以及巴伐利亞慕尼黑國家圖書館、位於伯爾尼的瑞士聯邦檔案館中保存的豐富研究資料。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雖然希特勒是世界上被研究得最透徹的歷史人物，卻還有那麼多東西有待發現。
本書沒有全新的見解。在康拉德·海登和伊恩·克肖等偉大先人之後，想要完全推陳出新是一種狂妄的想法。但作者希望，上卷傳記能讓我們進一步瞭解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口中「帶給世界前所未有的災難」的人物，更鮮明地塑造出他矛盾糾結的個性，讓希特勒的形象更加完整和多層次。他並不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而是一個有著強烈個性和多面性的人。在自我塑造的元首形象和信徒們心中的形象共同組成的公眾形象後面，希特勒的真實形象清晰可見——他的性格魅力與性格中令人厭惡之處，他毋庸置疑的才華和能力，內心深藏的糾結與衝動，他的破壞能量和殺人驅動。我的目的是打破1945年後長久瀰散在文藝作品和公眾討論中的影響廣泛的希特勒神話，即所謂「怪物產生的邪惡魅力」。希特勒某種程度上被正常化了，但並不是真的正常了，正好相反，他顯得更晦澀陰暗了。
對於歷史學家而言，為這個改變了德國和歐洲歷史的人物作傳是一件最艱難同時最充滿責任感的任務。他的身上始終有無法解釋的一部分。也許正如魯道夫·奧古斯坦（Rudolf Augstein）在約阿希姆·費斯特作品研討會上提出的一個問題：世上是否真的存在希特勒傳記？人們永遠不會停止研究那個謎一樣令人不安的人物。每一代人都面臨重新直面希特勒的挑戰。「德國人從希特勒手中被解放出來，但永遠無法再擺脫他」。埃伯哈特·耶克爾在1979年的報告會中總結說，死去的希特勒「將永遠與德國人同在，與倖存者同在，與後來者同在，甚至與尚未出生的人同在，他不是他們的同代人，而是一座記錄著人性極限的永恆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