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醫院工作的那幾年是我的學徒時期。左右了我的興趣和研究工作的是下面這樣一個急迫的問題：“精神病人的內心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這是個我當時並不瞭解的問題，我的同事們中也沒有誰關心這樣的問題。精神病學的教師對於病人要說的話並沒有興趣，他們感興趣的倒是如何作出診斷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狀和編製出統計數字。從當時流行的臨床觀點來看，病人的人格即其個性，是毫無關係的。相反，醫生帶著一長列剪貼好的診斷病歷及詳盡記錄的各種症狀來見其病人。病人們被定性分類，診斷書上也蓋上了橡皮圖章，在大多數情況下，事情至此便算解決了。精神病人的心理，不管怎樣，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在這一點上，弗洛伊德便變得對我極為重要了，特別是因為他在癔病和夢的心理學方面進行了基礎性的研究。對我來說，他的觀點指明了對個別病例進行密切調查和瞭解的道路。儘管他本人是個神經病學家，但他卻把心理學引進了精神病學。
我仍然能十分清楚地回想起那時候引起了我極大興趣的一個病例。一個年輕婦女由於患“憂鬱症”而被收進了這所醫院。醫生像往常那樣對她進行了仔細檢查：詢問了既往病史，進行了各種檢驗及體格檢查之類。診斷結果是精神分裂症，用人們當時的術語來說就是“早發性癡呆”；預後：不良。
這個婦女恰好在我所在的那個部門裡。開始時，我並不敢對這一診斷結果表示疑問。我那時尚是個年輕人，一個初學者，因而便不敢魯莽地提出另一種診斷。但是這個病例卻使我覺得奇怪。我覺得，這不是那種精神分裂症的事兒，而是屬於一般性的抑鬱症，於是我便決心施用一下我自己的治療方法。那時候，我正忙於診斷性聯想研究，於是我便著手與病人一起進行了一次聯想實驗。除此之外，我還與她一起討論她所做的各種夢。我以這種方式成功地揭示出了她的過去，而這是既往病史所沒有弄清楚的。我直接從潛意識中獲取信息，而這種信息則揭示出了一個淒慘的故事。
在這婦女結婚之前，她認識了一個男人，一個富有的工業家之子，他是鄰近那地區所有姑娘們所感興趣的對象。由於她長得很漂亮，她便認為自己把他搞到手的機會極大。但他表面上卻對她毫無好感，於是她便嫁給了另一個男人。
五年之後，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訪她。他們一起談起了往事，他對她說道：“在您結婚之時，某個人——您那位某某先生（那個富有的工業家之子）——卻吃驚非小。”就是這個時刻！她的抑鬱症就開始了，幾周之後便導致一場大災難。她正給她的孩子洗澡，先給她那四歲的女兒洗，然後再給她那兩歲的兒子洗。她住在鄉下，那個地方的水源並不十分衛生；喝的倒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卻用的是河裡的髒水。在她給這小姑娘洗澡時，她看見這孩子啜那海綿，但卻沒有制止她，她甚至還給她那小兒子一杯這種髒水喝。自然，她這樣做全是潛意識的，或且只是半意識到了。因為她的腦海裡已受到那剛產生的抑鬱症的影響。
很短時間之後，在這病症的孕育期已過去之後，她那女兒得傷寒病病倒並死掉了。那小姑娘是她的掌上明珠，那小兒子卻沒有受感染。在這個時候，抑鬱症到了急性階段，這女人於是便被送進了醫院。
從這一聯想試驗裡，我看出了，她是一個謀殺犯，而她那秘密的詳情，我也知道得實在太多了。事情馬上就大白了，這就是她那抑鬱症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心理發生性擾動，而不是患的精神分裂症。
那麼，現在在療治方面該採取些什麼措施呢？直到這時，這個婦女一直被注射麻醉劑以克制她的失眠症，同時還有人監守她以防止她企圖自殺。但在其他方面卻沒有採取什麼措施。從體質上說，她的健康情況尚好。
我現在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我要不要公開地跟她挑明了呢？我應該負擔起這主要的責任嗎？我遇到了職責上的矛盾衝突，在我的經歷中，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有一個良心方面的問題需加以回答，而且還得獨自解決這個問題。我要是要求我的同事們幫忙，他們大概會警告我說：“看在老天的面上，這種事情可千萬別跟這個女的去說呀。這只會使她瘋癲得更厲害。”但在我看來，其效果卻很可能正好相反。一般來說，在心理學上幾乎並不存在明確的法則。一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也可以那樣回答，這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把潛意識的各種因素考慮在內。當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所冒的個人風險：這病人要是病情加重，我便會使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
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要試一試其結果難以逆料的一種療治。我把我通過聯想試驗所瞭解到的一切全告訴了她。我這樣做，其困難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斷然地指斥一個人是個殺人犯可並非小事。對於必須聽取這種指斥並接受它的病人來說也是極為痛苦的。但結果卻是，兩周之後，事情卻證明可以放她回去了，而她從此也再也沒有進過一次精神病院了。
關於這個病例，我之所以對我的同事們守口如瓶還有其他原因。我擔心他們會對它加以討論並有可能引起訴訟問題。當然了，對這位病人不利的證據倒是拿不出來，然而進行這樣一種討論對她來說卻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命運對她施加的懲罰已是夠慘的了！她應該回到生活中去並在生活中進行贖罪。這在我看來顯得更有意義。在她出院時，她是帶著沉重的思想負擔而離開的。她是不得不背著這個負擔啊。失去孩子對她來說已夠可怕的了，而她的贖罪行為則在她患了抑鬱症並被監禁在醫院裡時便已經開始了。
在精神病學裡，在許多情況下，病人來就診時都是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故事的，而這個故事一般來說都是無人知曉的。我覺得，只有對這一完全純屬個人的故事進行過調查之後，對病人的治療才算真正開始。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他在其上撞了個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這個秘藏的故事，便等於掌握了治療的關鍵了。醫生的職責就是去找出弄清這個關鍵的辦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光是探討意識方面的材料是不夠的。有時候，進行聯想試驗則可能打通這條道路，對夢境進行闡釋或與病人進行長期而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接觸也有同樣功效。在治療上，問題則總是從病人的整體而絕不是只從症狀入手。我們必須提出深刻觸及那整個人格的種種問題。
1905年，我在蘇黎世大學擔任了精神病學的講師，同年，我又當上了精神病診所的高級醫師，這一職位我保持了有四年之久。爾後，在1909年，我卻不得不棄了此職，原因是這時候我在工作上獲得了越級提升。在這幾年期間，我私下裡給許多人看過病，日常的工作也就再也忙不過來了。然而我卻保住了教授之職，直至1913年為止。我講授心理病理學，也講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礎課程及蠻族人心理學。這些便是我所主講的科目。在頭兩個學期裡，我主要講授催眠術，也講授雅奈和弗勞內伊45 的理論。到了後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問題便變成了我所講授的主要內容了。
45 雅奈（1859－1947）：法國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弗勞內伊：不詳。
在講授催眠術期間，我往往喜歡對給學生進行示範教學的病人的既往病史進行詳細詢問。有一個病例我至今仍然記得十分清楚。
有一天，一個顯然有著強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婦女前來就診。她年已五十八歲，是拄著拐棍前來的，跟來的還有她的女僕。十七年來，她由於左腿癱瘓而吃盡了苦頭。我讓她坐到一把舒服的椅子上，然後便要求她講一下她的病史。她開口給我講了起來，但這整個病史是多麼可怕啊——她把那病的整個很長的故事極詳細地講了出來。最後，我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唔，好吧，我們沒有時間詳談了。我現在就給您進行催眠吧。”
我這句話幾乎還未說完，她就閉上了雙眼並進入到深深的沉睡之中——絲毫也沒有進行催眠！我對此驚異不已，但卻沒有攪擾她的安睡。她繼續不停地說下去，而且還講到了最令人驚異的各種夢，講到了代表著潛意識的極為深刻的體驗的各種夢。然而，直到幾年之後我才明白了這一點。當時，我認為她是處於一種極度興奮狀態。這種情境逐漸使我覺得很不舒服。當時有二十個學生在場，而我卻原本準備對她施行催眠呢！
這種情形維持了一個半小時後，我便再次想把這位病人弄醒，可是她就是醒不過來。我震驚了：我忽然想起，有可能我出於無心地深入到她那潛伏的精神病之中了。然後我花了大約十分鐘的時間才把她弄醒了。與此同時，我不敢讓我的學生們看出我的神經緊張。當這位女人醒過來後，她覺得頭昏和糊糊塗塗。我對她說道：“我是醫生，您一切正常。”聽到這，她大聲喊道：“這下我可治好啦！”然後她便扔掉拐棍並能夠行走起來了。我尷尬得面紅耳赤，卻硬著頭皮向學生們說道：“你們現在該看出來催眠術有多大奇效了！”可實際上，我卻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促使我放棄催眠術的，這就是我的其中一次體會。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是那女人卻確實給治癒了，並且興高采烈地走了。我請求她讓我知道她後來的情況，因為我估計最遲過了二十四小時之後她就會舊病復發。但她的老毛病卻沒有重犯，儘管我心裡懷疑，卻不得不接受她確已被治好了這一事實。
第二年暑期那個學期，在我進行第一次授課時，她又來了。這一回，她抱怨說背部產生了劇痛，而這，據她說，還只是最近才開始有的。很自然，我自問道，這是否與我重新開始講課有某種關係呢？也許是她在報紙上看到了我開設這一講座的通告吧。我問她這疼痛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來在什麼特定的時間她發生過什麼事，也提不出一點兒解釋生這病的原因。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她這背疼正好發生在那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這則通告的那個時刻。這證實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不明白那奇跡般地治癒了她的病的其中原因。我再次對她進行了催眠，也就是說，她再次自動地進入了昏睡狀態——然後那背疼便沒有了。
這一次，課講完後，我把她挽留下來，為的是打聽一下有關她的生活的更多實情。結果發現，她有一個弱智的兒子，正好在這所醫院我所在的那部門裡治療。對此我一無所知，因為她用的是她那第二個丈夫的姓，而她那兒子卻是她第一次結婚時所生的。他是她的獨子。很自然，她本希望有一個才華出眾並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兒子，豈料他卻在很小的時候便得了精神病，這對她當然是一個可怕的打擊。那時候，我還是個年輕的醫生，並代表著她希望她兒子所成為的一切。她熱切地渴望成為一位英雄的母親，因此便把希望轉到了我身上。她把我認作了她的乾兒子，並到處宣揚我奇跡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當地獲得了“巫師”的響噹噹的聲譽，實際上得歸因於她，我有了第一批私人性的病人，這也得歸功於她。我的心理療法竟始自一位讓我取其有精神病的兒子的地位而代之的母親！自然嘍，我向她詳細地解釋了這整個的事情，連細枝末節也講到了。她很理解地接受了這一點，而她的病也從此沒有再復發過。
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療治上的體驗——可以說，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與這位老太太的談話。她是個聰明人，對我認真地對待她及我對她及她那兒子的命運的關心則表示極為感激。這的確幫了她的大忙。
開始時，在進行私人診療時，我同樣也採用催眠的辦法，不過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時，你實際上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你絕不可能知道病情的改善或療效能維持多久，而以這種毫無把握的方式進行工作，我總是感到內疚。我也不喜歡自我作出決定說病人應該做些什麼。我更為關心的是從病人本人那裡知道他天生的傾向會把他引導到何處去。為了找出這一點，對各種夢境進行仔細的分析及對潛意識的其他表現進行研究乃是必要的。在1904－1905年期間，我在精神病診療所開設了一個實驗性的精神病理學實驗室。我找了幾個學生來一起工作，一起進行精神性反應（即聯想）的調查研究。大弗蘭茨·裡克林是我的協作者。路德維格·賓斯旺格當時正在寫他那論述與精神流電療法效應46 有關的聯想實驗的博士論文，而我則在寫我的論文《論從心理學角度對事實的確定》47 。在我們的同事中還有幾個美國人，如卡爾·彼特森、查爾斯·裡克什等。他們的論文是在美國期刊上發表的。正是這些聯想研究，才導致後來我在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學的講學邀請，到那裡就我的研究工作舉辦學術講座。與此同時而且也與我無關，他們也邀請了弗洛伊德。我們兩人均被授予了“榮譽法學博士”的頭銜。
46 精神流電療法反射指在皮膚上的電阻有暫時性明顯降低的現象，這種情形產生自由於精神興奮而導致的汗腺活動的加劇。——原注
47 此文發表於《精神病學研究》，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頁。——原注
聯想實驗和精神流電療法實驗是使我在美國獲得了聲譽的主要原因。很快，那個國家的許多病人便前來找我治療了。在這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仍然記得很清楚。一個美國同行給我介紹來一位病人。隨病人帶來的診斷結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經衰弱”，預後是“無法治癒”。我的那位同行怕我在療治上不會產生什麼作用，因此便同時採取了補救措施，建議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經病權威那裡求治。那患者前來求診了，我與他談了一陣子之後便發現，這個人患一般性的神經官能症，而對於這病的精神上的起因他卻隻字不提。我進行了一次聯想試驗，結果發現，他正受著可怕的戀母情結（mother complex）的各種影響的折磨。他出身自一個富有而有名望的家庭，有個可愛的妻子，生活也無憂無慮——這當然是從外表上來說的。他只是喝酒過多，而喝酒則是他極力想使自己處於麻痺狀態，好忘記掉那壓抑性的情境。這自然毫無作用。
他母親是一個大公司的擁有者，而這位智力非凡的兒子則在這公司裡佔據一領導者的職位。他確實早應掙脫從屬於他母親這種壓迫性處境，然而他卻鼓不起勇氣，下不了決心拋棄掉這一優越的職位。這樣，他便使自己一直受制於他母親了，受制於把他安置在該公司裡的她了。每當他和她在一起，或只好屈從於她對他的工作的干涉時，他便開始喝酒以麻痺或消除他的情感。他身上的一部分並不真的想離開這個溫暖舒適的家，這儘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卻忍不住讓自己受到財富和舒適的誘惑。
經過短時間的治療後，他停止了喝酒，並覺得自己已經被治癒了。但我告訴他：“要是您重新回到您以前的情境，我不敢擔保您不會舊病復發。”他並不相信我的話，興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國的家。
當他重新處於他母親的影響之下，他又再次開始喝起酒來了。為此，在他母親於瑞典停留時，她便前來向我詢問治療辦法。她是個頭腦精明的女人，但卻是個地道的“權欲迷”。我明白了那兒子不得不進行競爭的是什麼，而且還認識到，他是沒有力量加以反抗的。從體格上說，他也十分柔弱，根本不是他母親的對手。因此我便採取了一種強迫性的治療辦法。背著他，我給他母親開列了一張醫療證明，大意是說她兒子的酗酒已使他無法完成他那工作的各種要求，並建議把他加以解雇。我的建議被接受了——而那兒子，當然要對我大發雷霆了。
在這裡，我做了一件事，對一個醫療界的人來說，這件事按常理來說是會被認為不合倫理道德的。不過我卻知道，為了病人的緣故，我是不得不採取這個步驟的。
他後來的發展情形如何呢？從他母親那裡獨立開來以後，他自己的個性便得到了發展。他作出了光輝的成就——儘管，或正因為我給他開出了這一劑烈性的藥的緣故。他的妻子為此很感激我，因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老毛病，而且還開拓出了他自己個人的道路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儘管如此，對於這個病人我多年來良心上一直有一種犯罪感，原因是我背著他開了那張證明，儘管我確信只有這樣做才能使他解脫出來。而且確實如此，他一旦解脫出來了，他的精神性神經病也就消失了。
在我掛牌行醫時，人的精神對於潛意識地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反應的方式不斷地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說到底，那個年輕婦女最初並不意識到她殺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卻落入了似乎表現得對罪惡極有意識的狀態。
我還有與此相似的、使我永誌難忘的一個相似的病例。一位夫人來到我的診所。她拒絕說出自己的姓名，說這沒有關係，因為她只想就診一次。很明顯，她是屬於上層社會的人物。她說，她曾經當過醫生。她要告訴我的是一種自白：大約二十年前，她出於妒忌而犯了謀殺罪。她毒死了她的那位至友，原因是她自己想嫁給她這位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認為，要是謀殺不被人發現，她是不會感到不安的。她要嫁給這個男的，而最簡捷的辦法便是除掉她的這位朋友。她認為，道德方面的考慮對她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而結果呢？事實上，她確實與這個男的結了婚，但他不久之後便死掉了，年紀還相對地年輕。在爾後幾年期間，一系列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婚後所生的女兒一長大，便設法離開了她。這女兒年紀輕輕的就結了婚，然後就搬到別處她見不著的地方去了，越搬越遠，直到這母親失去了與她的一切聯繫為止。
這位太太是個熱情的女騎師，擁有幾匹她極為喜愛的乘用馬。有一天，她發現，這些馬在她乘騎時開始變得十分不安，甚至連她最為寵愛的那匹馬也躲著她並要把她摔下馬來。最後，她只好放棄了騎馬。從此之後，她便轉愛起她的狗來。她養有一隻她極為喜歡的不同尋常的漂亮的獵狼狗。彷彿像是命裡注定了似的，就是這隻狗，卻不知怎的得了癱瘓症。至此，她可以說是不幸之極了；她感到，她在道德上完全破產了。她要向人坦白，於是她便來到我這裡了。她是個殺人犯，但比這還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謀殺了。因為犯這種罪的人也就把自己的靈魂毀滅了。殺人者已經對自己作出了判決。某個人犯下了這種罪行並且給捉住了的話，他是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要是他是暗中干的，而道德上又沒有意識到這是犯罪並且一直沒被發現的話，懲罰卻仍然會如這個病例所表明的那樣，遲早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這種情形最後終於出現了。有時候，彷彿連動物和植物也“知道”這種罪行一樣。
由於謀殺了人，這個女人便落進了一種無法忍受的孤獨之中，甚至連動物也變得對她疏遠起來。而為了擺脫這種孤獨，她便讓我參與了她這一秘密。她是得有某個不是殺人犯的人來參與她這一深藏心底的秘密的。她要找到某個不帶偏見地接受她的坦白的人，因為這樣一來，她便會再次取得猶如與人類建立聯繫的某種結果一樣。而這個人應該得是個醫生而不是那種職業性的懺悔牧師。由於牧師的職責關係，她對聽她自白的牧師是心存疑忌的，擔心他不會就事論事而是從道德上來判斷她的行為。她看到了人們和動物紛紛疏遠她，受到了這種無聲的判決，而這種判決又是如此厲害，因此她實在再也無法忍受任何進一步的譴責了。
我一直未能查出她是誰，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她所說的故事是真實的。有時候我不免問自己道，她到底可能落了個什麼結果呢。因為她的自白並不是她的旅程的終點啊。也許她最後終於被迫自殺了。我實在無法想像，這種完全孤獨的情況，她竟能繼續生活下去。
臨床診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能給醫生提供某種方向，但對病人來說卻沒有什麼幫助。至關重要的是病人所講述的往事。因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所受的痛苦，而只有到了這時，醫生的治療才能開始發生作用。有一個病例極為有力地給我證實了這一點。
這一病例與女病室的一位老病人有關。她大約已七十五歲，臥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了。大約五十年前，她就住進了醫院，但醫院裡餘下的人卻記不起她是怎麼住進了醫院的，當時在這醫院裡工作的人已全都死光了。只有已在這間醫院工作了三十五年的一位護士長，才仍然記得點兒有關這個病人的一些往事。這個老太太現已不會說話，只靠流質和半流質食物來維持生命。她用手指進食，沾上了食物後讓它慢慢從手指滴進嘴裡。有時候，她吃一杯牛奶得花上幾乎兩小時。不吃東西時，她便用雙手和手臂做古怪的律動式動作。我不明自這些動作的用意何在。精神病所造成的毀壞性程度我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對此卻仍然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在講授臨床課時，她往往便被用作精神分裂症的一種緊張症形式的病例，但這對我卻不表示有什麼意思，因為這種話絲毫無助於弄清楚這些古怪的手勢的起因和意義。
這一病例留給我的印象體現了這個時期我對精神病學的反應。當我當上了助理醫師時，我覺得，對於精神病學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是一無所知的。每當我站在主治醫師和我的同事們身邊時，我便感到極不自在，因為他們是滿臉胸有成竹的樣子，神氣活現，而我卻是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我認為，精神病學的主要任務是弄清楚在病人的頭腦裡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而到目前為止，我對這些事情卻仍然一無所知。我在這裡所從事的這一職業，我卻一點不內行！
一天傍晚，時間已經很晚了，當我穿過病房時，我看到那老太太仍然在做著她那神秘的動作，於是我便自己問自己道：“為什麼要這樣呢？”隨後，我便去到那位老護士長那裡，問她這位病人是否一向是這樣。“不錯，”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訴我，她過去常常做鞋子。”我於是再次翻閱了她那發了黃的病歷，確實無疑，上面有一段話，大意是她有做鞋動作的習慣。過去，鞋匠往往把鞋子夾在兩膝之間，精確地以這樣的動作拉扯出穿過皮革的線。（時至今日，仍可見到鄉下鞋匠的這種動作）這位病人不久後去世了，她的哥哥於是前來參加葬禮。“您的妹妹是怎麼神經失常的呢？”我問他道。他告訴我說，她本來與一個鞋匠相愛，但後者卻由於某種原因而不想娶她，而當他最後與她斷絕關係後，她便“出事”了。鞋匠的動作實際上是表示她與她那戀人的認同，這一認同一直持續到她的去世。這個病例告訴了我有關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起源的第一點暗示。從這開始，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的具有著含義的種種聯繫。
另一個病人的往事給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學背景，但最主要的是那種種“沒有意義”的妄想的背景。從這個病例中，我才得以首次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語言，而這種語言直到目前還一直認為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病人名叫巴貝特·某某，她的故事我已在別處發表了48。1908年，我在蘇黎世的市政廳作了有關她的病的講座。
48 參看《早發性癡呆的心理學》及《精神病的內容》，兩文均載於《精神病的心理發生》。——原注
她出身自蘇黎世舊城，亦即出生自那些狹窄而骯髒的街道的一個貧困不堪的環境裡並在一種卑賤的環境裡長大成人。她的姐姐是個妓女，其父則是個酒鬼。在三十九歲那年，她死於帶有典型誇大狂特徵的偏執狂式早發性癡呆症。當我見到她時，她已住院二十年。她被當作直觀教學課的實例而給好幾百個醫學院的學生展示過。在她的身上，他們看到了精神分裂的不可思議的過程。她可以說是一個典型性病例。巴貝特精神完全失常並盡說些根本沒有什麼意義的極為瘋瘋癲癲的話。我盡了最大努力企圖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說八道的含義。比如說，她會說道：“我就是羅累萊。”她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醫生們每當想弄清楚她的病況時便總是說道，“這意味著什麼我可無從知道。”49或者她會號哭道：“我是蘇格拉底的代理人。”這，我發現，其用意是：“我像蘇格拉底那樣受到不公正的指責。”突然爆發出的荒唐話如“我是雙料的不可取代的工藝學校”、“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乾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爾維提亞的特別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須給全世界供應麵條”等等則意味著她那增大了的對自己的估價，也就是說，以此來補償她的自卑感。
49 這是海涅著名詩歌《羅累萊》中的第一行。——原注
我著迷於巴貝特和其他這種病例的研究使我相信，大多數我們至今認為沒有意義的話卻並非像乍聽之下那麼瘋癲。我不止一次看出了，即使就連這種病人，在其背景處依然存在著必須被看作是正常的一種人格。也就是說，這一人格在袖手旁觀著。偶爾的時候，這一人格——通常是通過各種聲音和夢的方式——也可以作出完全合乎理智的評論和反對意見。在身體生病時，它甚至還能再次進入到前景中來並使病人顯得幾乎像正常人的樣子。
我曾經醫治過一個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處十分清楚地給我顯現了她那“正常的”人格，這樣的病人是無法治癒的，而只能對之表示關懷。說到底，每個醫生都會碰上他無法希望能夠治癒的病人的，對於這種病人，他只能為他把通向死亡的道路弄得平平整整。她聽見了散佈於她整個身體各處的聲音，而在胸膛中間的那個聲音便是“上帝的聲音”。
“我們必須信賴那個聲音。”我對她說道，話一說出我便對自己的勇氣表示吃驚。一般說來，這一聲音會說出很有理智的話，而借助於這一聲音，我便得以很好地對付這個病人。有一次那聲音說道：“讓他考驗一下您對《聖經》的信念！”她於是便帶來一本很舊的、破破爛爛的，翻閱過很多次的《聖經》來了；我每次巡視，便得指定其中一章讓她閱讀。第二次，我便又得對她進行這種考驗。我一連這樣做了大約有七年，每隔兩個星期進行一次。開頭時，我對於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後，我認識到了給她佈置這樣的作業的意義。通過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便得以保持活躍狀態，於是她便不會越來越深地陷入到使她精神分裂的夢境中去了。這一結果是，經過約六年後，以前本來週身存在的各種聲音，這時便退縮到她身體的左半部了，而右半部的聲音則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這一現象的強度也沒有加倍地增強，而是跟過去沒有什麼兩樣。因此，其結論只能是，病人被治好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了。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記憶練習竟能產生治療作用。
通過我對病人的工作，我認識到了，妄想狂病人的思想和幻覺是包含有一丁點兒意思的。在精神病的背後，其實潛藏著一種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種希望與慾望的形式的。要是我們不瞭解它們，那麼過錯在我們身上。我這時忽然第一次明白過來，人格的一般性的心理，是隱蔽地潛藏在精神病之內的，而甚至就在這裡，我們仍然遇到了那古已有之的人類的各種矛盾與衝突。病人儘管可能顯得麻木不仁和悲愴，或完全像個白癡，但是他們的思想卻仍然在活躍地活動著，而含有意義的東西，要比乍看之下所具有的要更多。從本質上說，在精神病裡我們沒有發現什麼新鮮的和毫不瞭解的東西，相反，我們遇到的是他們自己的本性的基礎。
我向來感到震驚的是，精神病學為了瞭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內容，竟然花了如此之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人願費心思去弄清楚幻想的含義，或且想到要問一下為什麼這個病人有這樣一種幻想，而另一個病人的幻想卻完全不同；或者，比如說，一個病人幻想自己被耶穌會會士所迫害，另一個則想像猶太人想毒死他，而第三個則確信警察正在追捕他，像這種情形，它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這樣的問題，當時的醫生看來是完全不感興趣的。這些幻想只是以某種屬名如“受迫害幻想”等而被堆到了一起。在我看來顯得同樣地古怪的是，我那時的調查研究今天卻幾乎被人所遺忘掉了。在這個世紀之初，我已開始用心理療法來治療精神分裂症。因此，這一方法並非只是剛剛被發現的某種東西。然而，的確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才開始把心理學引入到精神病學中去。
當我還在這個醫務所工作時，在處治我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時我不得不小心謹慎，否則便難免被人指斥為漠不關心和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來被人認為是不治之症。要是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療上取得了進展，那麼別人就會認為這個病人患的並非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當弗洛伊德於1909年來蘇黎世探訪我時，我把巴貝特這個病人讓他看了一下。後來，他對我說道：“您知道，榮格，您在這個病人身上所發現的東西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但您到底怎麼竟願意對這個其醜無比的女人花上這麼多個小時和這麼多天呢？”我一定給了他令他很不高興的一眼，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想法。我甚至有點兒認為這個女人是個令人愉快的老傢伙，因為她竟有這麼可愛的妄想並說些這麼有趣的事情。而不管怎樣，甚至在她瘋瘋癲癲時，人性畢竟還是透過怪誕異常的胡話的濃雲中透射了出來。從治療方面來看，在巴貝特身上沒有取得什麼成效——她患病的時間實在太長了。但是我看到過其他病例，在這些病例裡，這種深入病人的人格並對其表示關懷的做法是能產生為時長久的療效的。
從外表上來看，我們從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一切是他們的悲慘的毀滅，心靈的另一方面由於背向我們，因而其活動我們便幾乎無法看到。外表往往具有欺騙性，在一個年輕的緊張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驚地發現了這一點。她時年十八歲，出身於一個有教養的家庭。十五歲時，她被她哥哥誘姦，後又被她的一個同學凌辱。從十六歲時起，她便自動與他人疏遠，退縮進孤獨之中。她避不見人，到了最後，她所剩下的惟一感情關係是鄰家的一隻惡狗，她一直想把這隻狗爭取過來。她日益變得越來越古怪，到了十七歲時便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爾後便在那裡呆了一年半。她聽到各種聲音，拒絕進食，並變得完全緘默起來（就是說不再說話）。我第一次看見她時，她正處於一種典型的緊張症狀態之中。
經過了許多個星期的時間，我才慢慢地說服了她，讓她開口說話。克服了許多障礙之後，她告訴我說，她一直住在月亮裡。月亮看起來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裡首先見到的卻只有男人。他們立刻把她帶走了，把她送到了月亮下的一個居處，這個地方還居住著這些男人的孩子們和妻子們。因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著一個吸血鬼，專門劫奪並殺死女人和孩子們，因此月亮上的人類便遇到了滅絕的威脅。月亮下面居住著占月球人口半數的女人，原因就在這裡。
我這位病人下定決心要為月球人做些事情，並計劃消滅這個吸血鬼。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她便等待著這個吸血鬼出現在她為之專門建造的一個高塔的平台上。過了許多個晚上，她終於看見了這個吸血鬼從遠處向她飛近，這怪物像一隻大黑鳥那樣拍著翅膀向她飛來。她拿著藏在她的長袍下面的一把殺牲獻祭用的長刀，等著這只吸血鬼的飛臨，突然之間，它已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幾雙翅膀，臉和整個身體都被這些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麼也看不見。她驚奇得很，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便很想看一下它到底長得像個什麼樣子。她手握刀子走了過去。突然之間，翅膀張開了，一個具有天神般美的男人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它那帶翅膀的雙臂像鐵鉗那樣緊緊夾住了她，因而她便再也無法揮動她那刀子了。總之，她完全被這吸血鬼的容貌給迷住了，因此總是無法揮刀殺它。它把她從平台上提了起來，夾著她飛走了。
作過這種揭示之後，她便再次能夠不受拘束地說起話來了，但這時，她的反抗性又露出來了。看起來好像是我制止了她返回月亮上去似的，她再也無法逃離開地球了。她說，這個世界並不美麗，但月亮卻是美麗的，生活在那裡也富有意義。不久之後，她的緊張症又舊病復發了，於是我只好把她送到了一所療養院。好一陣子，她簡直瘋癲之極。
大約兩個月之後，她出院了，也可以再次跟她談話了。慢慢地，她明白過來了：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於是拚命地與這一結論及其後果進行鬥爭，於是便又再次被送進了療養院。我再次到她的病室裡看望她並對她說道：“這一切對您不會有什麼好處；您絕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默不作聲地接受了這一點，神色極為悲愴。這一次，她在那裡呆了不多久就又出院了，從此便樂天安命了。
她在一所療養院幹了一陣子護士。那裡的一位助理醫生有一次稍為粗暴地責備了她幾句話，結果她拿出左輪手槍朝他開了一槍。走運的是，這個人只受了點輕傷。但這件事表明了，她不論走到哪裡，身上隨時都帶著把左輪手槍的。在此之前，有人還看見她帶著支子彈上了膛的步槍。在我最後一次會見她時，也就是在那次治療的結束之時，她把那支槍交給了我。當我吃驚地問她準備用槍幹什麼時，她答道：“要是您騙了我，我就開槍把您打倒！”
當這次開槍射擊的激動平靜下來之後，她返回到了她的家鄉。她結了婚，生了幾個孩子，並在東部地區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而還倖存了下來，舊病也從此再沒有復發過。
通過解釋這種種幻想，我們可以得出些什麼結論呢？在她還是個姑娘時她便有了亂倫關係，這種情形造成她在世上其他人的面前自感恥辱，但在幻想的王國裡她卻感到變得高尚了。她轉而進入到了一個神秘的王國，因為亂倫從傳統觀念來看是只有王室和神才擁有的特權。這種事情的結果便造成她與世界完全疏遠起來而處於一種精神病的狀態。結果，她便變得“超塵絕俗”，她與他人聯繫的紐帶也就折斷了。她一頭紮到了千萬里之遙的世界裡，進入到了外層空間，並在那裡遇到了帶翅膀的魔鬼。就像這種事情所常有的那樣，在治療期間，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因此，我也就自然會像勸她回復到人的正常生活的任何人那樣，便受到了要被置之死地的威脅。她把她的故事講給我聽，她便在某種意義上背叛了那魔鬼並把自己依附在了一個塵世的人的身上。這樣，她便能重歸人世並甚至可以結婚了。
從此之後，我便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精神病人所受到的痛苦了，因為我已洞察到，他們的內心體驗是豐富的和重要的。
我經常對我的心理療法或分析療法提出疑問。對於這種問題我是無法作出明確回答的。病例不同，療法便也不同。當有個醫生告訴我說，他是嚴格堅持這一或那一療法時，我對他的療效是抱有懷疑的。有個資料，對病人的抵制性反抗談得很多，原因就在於其療法幾乎使人覺得醫生是在千方百計把某種東西強加到病人身上，而實際上，療法本應根據病人的情況而自然地生發出來才是。心理療法和心理分析是因人而異的。我處治每個病人都是盡可能地把他加以分別對待，因為問題的解決辦法從來就是獨特的。即使有普遍的法則，其適用性也是有保留的。心理學上的真理之所以為真理，就因為它可以給顛倒過來。對我來說完全不適用的解決辦法，對某個別的人卻可能正好合適。
很自然，一個醫生必須熟悉其所謂的種種“方法”。但他必須警惕，謹防落進特定的、一成不變的方法之中。總的說來，一個人對理論上的各種假設必須小心。它們今天可能是正確的，而明天，卻可能變成其他假設的反面了。在我的分析過程中，它們根本不會起什麼作用。我是有意地這樣不從屬於任何體系的。在我看來，在與以個人身份出現的人打交道，只有瞭解這一個個人才會有用。對於每一個病人，我們都需要使用一種不同的語言。在進行這次分析時，我可能用阿德勒50 的語言說話，在另一次分析時，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語言說話了。
50 阿德勒（1870－1937）：奧地利精神病學家，個體心理學體系的建立者。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每逢我面對病人，總是以一個人面對另一個人的態度來對待。分析是一種要有兩個參加者才能進行的對話。分析者和病人面對面地坐著，四目相對，醫生固然有話要說，但病人同樣也有話要說。
心理療法的本質既然不是一種方法的應用，因而光進行精神病學方面的剖析是並不足夠的。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後，才掌握了心理療法的手段的。早在1909年，我就認識到，要是不弄懂了他們的象徵的含義，我是無法處治隱性的精神病者的。也正是在那時，我開始了對神學的研究。
對於有教養的和智力高的病人來說，精神病學家要有比專業知識更廣博的知識。除了所有的理論假設外，他還必須弄明白，促使病人發病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不然的話，醫生就只能引起病人的不必要的反感。說到底，重要的並不是一種理論是否得到了證實，而是病人是否領會到了自己是一個個人。然而這一點要是不參照集體性的看法是無法做到的，對於這一點，醫生是應該有所知才行。因此，光有醫療性的訓練是不夠的，因為人的心靈的視野，其包容是無限的，而並不僅限於醫生診室的有限的範圍。
心靈顯然要比軀體更為複雜和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說，它就是只有當我們意識到了它才呈現出來的那個世界的一半。由於這種緣故，心靈並不只是一個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而精神病學家所要與之打交道的則是整個世界。
到了今天，我們可以比以前任何時候看得更清楚，威脅著我們所有人的那種災難，並非來自大自然，而是來自人類，來自那個人的和大眾的心靈。人的精神的失常就是這一危險的所在。一切取決於我們的精神是否能正常地起作用了。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氫彈就會爆炸起來。
然而，心理療法學家必須不但瞭解病人，而同樣重要的是他還必須瞭解自己。對於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對象就是“絕對必要的條件”，也就是所謂的訓練性分析。也就是說，病人的治療始於醫生。只有當醫生懂得了如何處置他自己和他本人的問題之後，他才有可能去教導病人也這樣做。只有到了這時才行。在訓練性分析中，醫生必須學會認識自己的精神並嚴肅地加以對待。要是他做不到這一點，那病人便不會跟著去學，病人就會丟失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其情形就跟醫生丟失掉了他並沒有學會去加以理解的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一樣。因此，對於訓練分析來說，只包括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夠的。精神分析對像必須認識到，這種分析是與他本人有關的，訓練性分析是現實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並不是可以通過死記硬背就能學會的一種方法。學習者在其本身的訓練性分析中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就一定要為未來的失敗付出重大的代價。
雖然有那叫做“附屬心理療法”的處治方式，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裡，病人和醫生二者的整個人格都是要調動起來發揮作用的。有許多病例，醫生要是並不介入是無法治癒的。事關重大之時，醫生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一齣戲的一部分，抑或裝出一副權威的樣子，結果就會大不相同。在生命處於重大危險之時，在生死存亡的問題刻不容緩之時，拐彎抹角地進行一點兒暗示是沒有什麼用的。在這種時刻，醫生的整個為人便受到了挑戰。
施治者在任何時候均必須對自己，對自己對病人所作出反應的方式加以密切注意，因為我們並不只對我們的意識作出反應。我們還必須總是不斷地自問道：“我們的潛意識是如何正經歷到了這種情境的呢？”因此，我們必須就像我們小心謹慎地對待病人那樣觀察我們的夢境，對我們自己加以最密切的注意與研究。要不然，整個的治療就會出現問題。關於這個，我在下面舉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我有過一個病人，是個智力很高的女人，由於種種原因，她引起了我的各種懷疑。開始時，心理分析進行得很順利，但過了一會兒之後，我開始感到，對於她的夢境，我無法加以正確的闡釋了，而且我還覺得，我們的談話變得越來越空洞了。因此我便決定把這一點跟我的病人談一談，因為出了點什麼差錯的情形也自然沒能逃出她的注意。在我準備跟她談話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的這個夢。
在午後陽光的照耀下，我正順著穿過一個山谷的一條公路走著。我的右方是一座很陡的山，山上矗立著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樓上有個女人正坐在某種欄杆上。為了好好地看清楚她，我只好把頭拚命向後仰著。夢醒過來後，我的脖子的後部便產生了痛痙。甚至就在夢裡，我已認出了那個女人就是我那病人。
對於闡釋，我於是頓然大悟。要是在夢中我就得以這種方式抬起頭來看這位病人，在實際中我可能是垂著眼看她的。夢境，說到底，就是對意識態度的補償。我把這個夢和對夢的闡釋的情形告訴了她。她立刻在情境上便發生了變化，於是治療再次開始取得了進展。
作為醫生，我常常自問，病人正傳遞給我的是一種什麼信息。他對我又意味著什麼？要是他對我什麼也不意味著，那我便沒有打開缺口的攻擊點，對他的病也就無從入手了。醫生是只有在他本人感情上受到感染之時才能起作用。“只有受過傷的醫生才會醫傷。”但要是醫生的個性之強猶如一身盔甲之硬時，他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對我的病人是認真加以對待的。我也許也會遇到像他們所遇到的那樣棘手的問題。往往有這種情形，病人正好是醫治醫生的痛處的一帖良藥。由於有這種情形，醫生便也會遇到困難的情境——或更準確地說，這種情境是專門為醫生而產生的。
每個治療醫生都應該擁有由某個第三者來支配的控制力，為的是使自己樂於接受另一種觀點。甚至教皇保羅，不是也有個懺悔師麼。我總是對心理分析者建議道：“找個年長的男懺悔師，或找個年長的女懺悔師吧！”對於扮演這種角色，婦女是具有特別天賦的。她們往往具有極好的直覺及犀利的批判性洞察力，可以看出男人暗地裡的心思，有時甚至還能看透男人們本能性的種種詭計。她們能看出男人們所看不到的某些方面。沒有什麼女人會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個超人，原因就在這裡了！
不難明白，一個人要是有了精神病，那他是應該經歷一下心理分析的；但要是他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沒有必要逼迫他去這樣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對於所謂的“正常”，我是有過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體驗的。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學者。他是個醫生，被我一位老同事介紹到我這裡，隨身還帶著這位老同事寫的評價極高的推薦信。他曾是我這位同事的助理，後來便接替了他的診所的工作。現在，他擁有人數正常的病人，取得了正常的成就，有一個正常的妻子和幾個正常的孩子，住在一個正常的小鎮子裡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他收入正常，大概飲食也正常。他想當一個心理分析學家。我對他說道：“您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它意味著您首先得學會懂得您自己。您本人就是這一工具。要是您不對，您怎麼可能使病人糾正過來呢？要是您說服不了您自己，您怎麼能說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須就是這真正的材料。您要是不是，那就請上帝幫您的忙吧！不然，您就會把病人引入歧途。所以，您本人必須首先接受心理分析。”“這很好。”那人說道，但幾乎馬上接著又說道，“我根本沒有什麼問題可以跟您說的。”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警告信號了。我說道：“好得很，那我們來檢查一下您的夢吧。”“我不做夢。”他說道。“您很快就會有夢好做的。”我回答道。任何別的人就在那天晚上大概都是會做夢的，但是他卻無法回想起任何夢。於是便這樣繼續進行下去了約兩個星期，而我則開始對這整個的一件事感到相當不自在。
最後，他終於做了一個印象深刻的夢。我準備把這個夢說一下，因為它表明了，在實踐性精神病學中，對夢加以瞭解是多麼的重要了。他夢到自己坐火車去旅行。這火車行駛兩個小時後在某市的一個車站將停一陣。他因為不知這是什麼城市並想瀏覽瀏覽，於是便動身向市中心走去。在市中心，他發現有一座中世紀的建築，大概就是市政廳吧，於是便走了進去。他順著長長的走廊隨意亂逛，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子，房子的四壁懸掛著些古畫和精美的壁毯，到處擺放著貴重的古董。突然間，他意識到，天色已經黑下來了，太陽也早已落山了。他心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車站去。就在這時刻，他發現自己迷路了，再也不知道門口在哪裡了。他吃驚得跳了起來，同時他還認識到，在這座建築物裡他一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碰到過。他開始覺得不安起來，於是便加快了腳步，希望能碰見某個人。但他卻還是一個人也沒有遇到。這時，他來到了一個大門處，於是便鬆了口氣，想道：這就是出口了。他把門打開，這才發現自己原來又撞進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房間。這個房間又大又黑，使他甚至無法看到對面的牆。這位做夢的人吃驚極了，於是便跑著橫穿過這間又大又空無一物的房間，一心希望在另一邊能找到出口。這時，就在這房間的正中處，他看見地板上有個白色的東西。待他走近一看，才發現這是個約兩歲大的一個白癡小孩。這小孩坐在一個尿壺上，並把尿壺弄得粘滿了屎尿。就在這時，他大喊一聲醒過來了，恐懼得心裡怦怦直跳。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現在都知道了——這是一個隱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得承認，當我竭力把他引出這一夢境時我週身都冒汗了。我只得把這向他解釋為某種沒什麼害處的東西，並對所有有害的細節極力掩飾。
其實這個夢的意思大致是這樣：他動身出發的旅行是一次蘇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裡只呆了一段很短的時間。那房間中央的那個小孩就是他自己兩歲時的那個樣子。在小孩子方面，這種不講衛生的行為是有點不同尋常，但卻仍然是可能的。他們可能對自己的屎尿有興趣，因為屎尿有顏色並有一種古怪的氣味。一個在城市裡長大並可能管教嚴厲的孩子是很容易犯這種過錯的。
但是做夢者即那位醫生卻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間中央的夢的意像是一種惡毒的象徵。當他把這夢告訴我時，我便認識到，他的正常其實就是這種情形的補償。我在關鍵的時刻挽救了他，因為這位隱性的精神病患者只差那麼一丁點兒就要發病而使精神病變得明顯化。這是必須加以阻止的。最後，在他的其他一個夢的幫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結束這種訓練性分析的一個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我們兩人都十分高興結束此事。我沒有把我的診斷結果告訴他，不過他大概意識到了，他已處身於產生極大的恐慌的邊緣，因為他又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被一個可怕的瘋子所追趕。在這之後他便立刻回了家。他從此再也不敢去攪擾刺激他那潛意識了。他那顯著的正常性反映了一種不再會發展而只會在與潛意識的對抗中被擊得粉碎的人格。這些隱性的精神病患者是心理療法家們所不喜歡的人，因為他們往往很難加以確認。
由於有這種情形，我們便得談談由門外漢進行心理分析的問題了。我是贊同由非學醫的人來研究心理療法並施行這種療法的，但對於隱性精神病人，卻存在著他們會犯重大錯誤的風險。因此，我是贊成讓外行者來完成分析者的工作的，但卻要有職業性醫師作指導。只要外行者一旦覺察到最輕微的一點兒不確定，他就應該與其指導者進行磋商。即使甚至就是醫生，要確認並處治一個隱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困難的；對於外行者來說就更是這樣了。但我曾經反覆地發現過，有些多年從事心理分析治療並曾對自己進行過心理分析的外行者，卻都是精明能幹的。此外，也不可能讓這樣多醫生從事心理療法。從事這種工作，進行長期而徹底的訓練乃是必要的，此外還要這種人有廣博的知識，而這種知識還是極少數人才擁有的。
醫生和病人的關係，特別是當病人方面發生移情，或醫生與病人的或多或少的潛意識的認同，這時便會導致靈學現象。我曾經頻繁地遇到過這種情形。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這樣一個病例，這位患者，我後來幫助他擺脫了心理發生性沮喪。他回家後結了婚，但我對他的那位妻子卻沒有好感。我第一次看到她，便產生了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她丈夫對我很感激，不過我看得出來，我卻成了她的眼中釘，原因是我對她丈夫有很大的影響。往往有這種情形，並不真心實意地愛自己丈夫的女人們是心存妒忌的並且還要破壞其丈夫與他人的友誼。她們要丈夫完全屬於自己，原因是她們自己並不屬於自己的丈夫。所有這一切妒忌的癥結所在，乃是缺乏愛情之故。
這位妻子的態度給這位病人造成了他無法承受得起的巨大重負。在這種壓力下，結婚才一年，他便又舊病復發，重新落進了一種新的沮喪狀態裡。由於我早已預見到了這個，於是事先便作好了安排，讓他一旦覺得精神不振，便立刻與我聯繫。部分是因為其妻子之故——她拿他這種萎靡不振尋開心——結果便使他忘了這樣做。我對他的情況便也一無所知。
就在那時候，我在某市舉行了一次講座。我回到旅館時已時近午夜。講座結束後我與幾位朋友坐著聊了一小會兒，然後便上床睡覺去了，但不知怎的卻久久不能入睡。大約就在兩點鐘時——那時我一定是剛剛睡著了——卻不知怎的心裡一驚，醒了過來，並感到有人走進了我的房間。我甚至還有門是被急急忙忙打開的這種印象。我立刻開亮了燈，但卻什麼也沒有發現。我想，可能是有人走錯了門，於是我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裡也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怪了，”我想道，“確實是有人進過房間裡來過的呀！”然後我便設法仔細地回想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時我才明白過來，我是被一陣子不那麼劇烈的疼痛弄醒的，彷彿某種東西敲了一下我的前額，然後又敲了一下我的後腦勺一般。第二天，我接到了一個電報，說我那位病人已經自殺了。他是開槍自殺的。後來，我獲悉，那顆子彈穿過前額後便留在了他那後腦勺裡沒有射穿出來。
這一體驗是一次真正的同時發生性的現象，這種現象往往可以在與一種重大的情境——在這一次是死亡——有聯繫的情況下觀察得到。通過潛意識中的這種時空的相關化，情況很可能是這樣：我已覺察出了實際上正在別處發生著的事情。集體潛意識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謂的“一切事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礎。在上述這一情況裡，我的潛意識是知道我那位病人的狀況的。實際上，整個那天晚上，我一直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與神經緊張，這種情緒與我平日的情形是恰好相反的。
我從不試圖讓病人改信別的什麼宗教，也絕不施加什麼壓力或強迫命令之類。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病人應該獲得他自己的對事物的看法。在我的處治下，異教徒還是異教徒，基督徒還是基督徒，猶太教徒也仍然是猶太教徒，一切順乎其命運為其所作出的安排。
我對一個猶太婦女的一個病例仍然記得很清楚，這是個失掉了其宗教信仰的病人。開始時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我所不認識的年輕姑娘成了一個前來向我求醫的病人。她把她的病情向我作了大概的介紹，在她正談著話的時候，我心裡想道：“我根本就不瞭解她，也不知道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但突然之間，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戀父情結（father complex）。這個夢果然應驗了。
第二天，我忙於一次預約門診，一直忙乎到四點鐘。一個年輕婦女出現了，她是個猶太人，是個富有的銀行家的女兒，長得漂亮，穿著入時，智商很高。她已作過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醫生卻發生了移情於她的情形，最後只好懇求她千萬別到他那兒看病了，因為如果她還來，那便意味著破壞他的婚姻了。
這姑娘多年來一直受著一種嚴重的憂慮性神經病的折磨，由於遇到了這種情況，便自然使得其病情加重了。我從查看以往病史入手，但未發現什麼特殊性的東西。她是個生活方式完全改變了的、西方化的猶太人，是個徹頭徹尾的開明人。開頭，我並不知道她有什麼麻煩。我忽然想起了做過的夢，於是便想道：“天啊，原來這就是我夢中見到過的那位姑娘。”但我既然無法在她身上看出戀父情結的絲毫痕跡，因而便問她有關她祖父的情況，這是我在處理這類病人時的習慣。這時，她把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於是我立刻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因此我便要求她告訴我有關她這位祖父的情況，進而瞭解到她祖父是個拉比51並且是屬於猶太教中的一個小教派的。“您是說是‘虔敬派’嗎？”我問道。她說對。我繼續就此提出問題。“要是他是個拉比，那他曾有機會當過聖徒嗎？”“對，”她回答道，“據說他是某種聖人並擁有第二視力。不過這全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這回事！”
51 拉比：猶太法學博士。
聽到這裡，我便從既往病史中得到結論並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了。我對她解釋說：“現在，我要跟您說點兒您可能無法接受的事情。您爺爺是個聖徒。您父親卻變成了個猶太教的叛教者，他背叛了那種秘密並背棄了上帝。於是您便有了精神病，原因是對上帝的懼怕已鑽進了您的心裡。”這句話給了她猶如晴天霹靂那樣厲害的一擊。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個夢。我在家裡正舉行招待會，天啊，這個姑娘也在場呢！她走到我跟前問道：“您有雨傘嗎？外邊正下著大雨呢。”我真的找來把雨傘，東按西摸地想把它打開。就在我正要把它遞給她時，這時卻發生了怎麼樣的事啊！我竟跪下來把它遞給她，彷彿她是個天神似的。
我把這個夢告訴了她，過了一周後，她的精神病便全好了52 。這個夢告訴我，她並非是個淺薄的小姑娘，而是在這種表面現象之下隱藏著一個聖人的素質。她沒有什麼神學的觀念，因此她天性中的這一最根本的特質便無法找到表現自己的方式。一切她所意識到的活動因而便被引向到賣弄風情、衣飾和性的方面去了，因為除此之外她別無所知。她只懂得理智並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但在實質上，她卻是個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了得完成他那秘密的意旨。我所需要的是喚醒她身上那種神學的和宗教的意識，因為她屬於那種精神性活動不可或缺的那一類人。這樣，她的生活便會呈現出意義，而精神病的痕跡也因此便會消失殆盡。
在這個病例裡，我沒有應用任何“方法”，而只是覺察到了一種“引導性力量”的出現。我把這個向她進行了解釋，她的病便完全好了。方法在此事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上帝的敬畏”。
52 這一病例與榮格處治過的大多數病例的區別在於其治療時間很短。——原注
我常常看到有人由於滿足於對人生問題作出片面或錯誤的回答而成了精神病患者的。他們尋求地位、高攀的婚姻、名譽、外表的成功和金錢，這些人甚至即使獲得了他們所尋求的一切，可卻仍然不幸福並患上了精神病。這種人通常局限於一個極為狹窄的精神生活的範圍之內。他們的生活缺乏充實的內容和充實的意義。如果他們能夠發展成為眼界更為寬闊的人，他們的精神病一般來說便會消失。由於這種原因，發展的觀念對我來說便向來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擁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掉了信仰的人。來找我診治的人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和在這個時代，信徒仍可以有機會在其教堂裡過那“象徵性的生活”。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需要想一下彌撒、洗禮、傚法基督，及宗教上的許多其他的方面的體驗就可以知道了。但要體驗和生活在這些象徵裡卻要求以信徒方面的積極參與為先決條件，這在今天的人們卻往往缺乏得厲害。在精神病人方面，實際上就更總是這樣了。在這種病例裡，我們就得觀察一下潛意識是否會自發地引出取代所缺乏的東西的各種象徵。但即使到了這時，一個在夢中見到各種象徵或有過幻覺的人是否也能夠理解這些象徵的意義並承擔起這種種後果的問題仍然沒法解決。
比如說，有過我曾在《集體潛意識的各種原型》裡描述過的一位神學家的病例。他做過某個夢，這個夢反反覆覆地做了好多次。他夢見自己站在一個山坡上，在這裡向下看，一個長滿了茂密樹林的山谷的美景盡收眼底。他在夢裡還知道，在這樹林的中央處有個湖；他還知道，直到目前，某種東西一直總在阻止他走到那裡去。但這一回他卻想把走到那裡的打算付之實現。當他走近湖邊時，氣氛變得神秘莫測起來；突然之間，一陣輕風掠過這個湖的水面，湖水便泛起了陰暗的漣漪。他嚇得驚叫一聲醒了過來。
最初，這個夢顯得無法理解。但作為一個神學家，這位做夢者本應記得這個被陣風吹起了水面上的碎浪的“水塘”，而這個水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貝提斯塔水塘。一個天使下凡來觸了一下水面，這個水塘的水便因之而能夠治病。那陣輕風就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到處吹的聖靈。而這卻嚇壞了這個做夢者。這暗示了有一位看不見的存在，一位守護神，他過著自己的生活，他一旦現身人卻被嚇得發抖。這位做夢者卻難以接受“貝提斯塔水塘”這一聯想。這種聯想他根本不想接受，因為這樣的事情只有在《聖經》裡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題目而談到，但跟心理學卻毫無關係。在有些場合裡提到聖靈那當然是很好的——但這卻不可能是一種可以體驗得到的現象！
我知道，這位做夢者應該克服其驚恐才是辦法，而他也果真克服了他的恐慌。如果病人不願意走已經給他指明的道路並承擔後果，那我也絕不去把問題的結果強加給他們。我並不贊同病人只是由於一般人所共有的那種反抗性才拒絕這樣做的那種敷衍了事的假設。反抗性，特別是在其顯得是頑強的反抗時，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因為它們往往是不能加以小看的警告。治療所用之法，可以是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服用的毒藥，也可以是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便可能致命的手術。
每當觸及到最深處的體驗，觸及到人格的核心時，大多數人便會為驚恐所嚇壞，而許多人則趕忙逃之夭夭。這位神學家的情形就是這樣。我當然知道，神學家們比起其他人來，其處境要更為麻煩得多。一方面，他們更為接近宗教，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受教會和教規的束縛卻更大。探究內心體驗，探究精神，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難以接受的。這種體驗有可能具有心靈的真實性，這更是他們甚為厭惡的事。要是這具有一種超自然的或至少有一種“歷史性的”根基，那一切均會變得十分順利。但至於心靈的東西呢？病人要是面對面地遇到這個問題，他便往往會對心靈表示出一種毫不懷疑的淺薄的藐視態度來。
在當代的心理療法中，往往要求醫生或心理療法者應該“順著”病人及其情感。我並不認為這樣做總是對的。有時候，醫生方面進行積極的干預卻是需要的。
曾經有一次，一位貴族夫人來到我這裡診治，此人有用巴掌扇其僕人——甚至連其醫生也扇的習慣。她患了強制性精神病，一直在一所療養院裡療養治療。自然了，她很快就給了主治醫生她那義務性的一記耳光。不管怎樣，在她看來，他不就是個高級跟班而已麼。她不是為他付了工資嗎？這位醫生把她送到了另一所醫院，而到了那裡，這同樣的情景也發生了。因為這位夫人並不是真瘋，而是顯然需要靈活而溫和地加以處治，於是那位不走運的醫生便把她送到了我這裡。
她是個高大威嚴而又儀表堂堂的女人，足有六英尺之高——我敢跟您說，她那巴掌扇起人來，可真是夠有力的！然後，她來了，我們談得很投機。然而，該我對她說點令她不快的事的時刻終於來了。她聽了怒氣衝天，一蹦跳了起來，舉起手威脅說要給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來，對她說道：“太好了，您是位夫人啊。您先打——女的優先嘛！不過等會兒我是要還手打的！”我是真的要那樣幹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面前火氣一下子洩光了。“以前可誰也不敢對我這樣說啊！”她抗議地對我說道。從那一時刻起，我的治療便開始取得了成功。
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種男子漢式的反應。在這一病例，要是“順著”病人，那可就完全錯了。那可要比不起作用還要壞。她之所以有強制性精神病，原因就在於她無法給自己施加上道德的約束力。這種人因而就得給其施加某種別的約束力——於是隨之便能產生強制性的、為這一目的服務的徵象。
好些年前，我曾對我所處治過的病人的結果作過統計。這些統計數字我無法再準確地回想起來了，但保守地估計一下，我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確實治癒了，三分之一症狀大有好轉，還有三分之一根本上沒什麼效果。但正是這些毫無好轉的病例才是最難於判斷的，因為好多事情是好些年之後病人才能認識到和有所理解的，而只有到了那時候，這些東西才能發生作用。我以前的一些病人經常寫信告訴我說：“我到您那裡診治，結果過了十年之後，我才認識到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曾有過幾個從我這裡走開的病人，但我不得不讓一個病人走開到別處求治的情況確實罕見。但就是在這些病人之中仍有一些人後來寫信告訴我說處治結果後來還是起了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對處治是否成功作結論往往是如此之難的原因。
很明顯，在其行醫過程中，一個醫生是會遇到對其也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些人的。他會遇到這樣的一些人，這些人是好是壞，是絕不會引起公眾的興趣的，然而這些人正由於這一原因，或具有非同尋常的資質，或命中注定得經受些史無前例的發展與災難。有時候，他們是些具有非凡才華的人，很有可能會激起另一個人願意為他們而獻出自己的生命；但這些有才華的人，卻可能天生具有這樣古怪的不利的精神氣質，使得我們分不出來這到底是個天才的問題呢抑或是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常常還有這樣的情形，在這片收穫難有保障的土地上，罕見的心靈之花時見怒放，在社會的平原上，這樣的花是我們絕對難以設想能找得到的。心理療法要有效，是需要建立密切的關係的，密切到要求醫生對人的各種痛苦無論是慘烈或深切，均不應視而不見。這種關係，說到底，就在於不斷地比較和相互的理解中，在於辨證地正視兩種相對立的心靈上的現實。要是由於某種原因，這些相互產生的印象無法互相撞擊，那麼心理療治的整個過程就會始終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狀就只會依然如故。除非醫生和病人變成了一個對雙方都有關係的問題，否則解決辦法是無法找到的。
在我們今天的所謂精神病人中，要是在別的時代，這些人中的許多人本來不會成為精神病人的；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就因為產生了人格的分裂之故。要是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和這樣的一個世界裡——人通過神話而得以仍然與他們祖先的那個世界聯繫了起來，因而也就是與真正體驗到了的而不是只是從外部所看到的本質聯繫了起來——他們本可消除掉自身的這種人格分裂的。我這裡所指的是無法忍受神話的失落的那些人，還有就是下面所說的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既無法找到通向一個只是外表性的世界、一個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世界的道路，同時又不滿足於聰明地玩弄字句以自欺欺人，因為這樣做跟智慧無論如何是格格不入的。
我們時代所造成的這些精神分裂的犧牲者均只是些非強制性的精神病患者。自我與潛意識之間的鴻溝一旦彌合，他們那明顯的病症便跟著消失了。對於這種分裂本身深有所感的醫生，也就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潛意識的心理過程，並得以可能避免心理學家所易犯的那種沾沾自喜的危險。醫生如果不從自身的體驗中懂得各種原型的神聖性，在其醫治病人之時如果遇上了這種情形，那他便幾乎無法避免在療治這些原型性病人時只獲得消極性的療效。他之所以往往過高或過低地估計它，原因就在於他只從理智的觀點而不是按經驗性的尺度來看待問題。危險的心理失常就是從這裡開始的，這種失常的第一種表現，就是企圖讓理智來主宰一切。這暗地裡便起著把醫生和病人遠遠地與本源性作用——因而也就是與實際經驗——隔開了；此外，它還把心理現實代之以一個顯然穩妥的、人為的但只是兩維性的觀念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生活的真實性被所謂條理清晰的各種觀念所完全掩蓋住了。經驗的本質被剝奪殆盡，取而代之的卻只是些名稱，而這些名稱進而便又取代了現實。對於一種觀念，誰也不必承擔什麼道義上的責任；這就是觀念性如此令人樂於接受的緣故——它答應保護您免致經驗的侵犯。經驗並不是居住在觀念裡，而是棲身於行為和事實裡。花言巧語是無濟於事的。但儘管這樣，這種無用的做法卻一再重複，直到無窮。
因此，在我的經驗裡，除了說謊成癖者外，最為忘恩負義和最難對付的病人就是那所謂的知識界人士。對於他們，可以有一隻手不知另一隻手在幹什麼的情況。他們養成了一種“各自為政的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那就沒有什麼不可以靠它來解決——然而要是感情不夠發達，知識界人士仍然免不了要受精神病的折磨。
從我與病人的接觸中，從我與各種心靈現象的接觸中——這些現象以無窮的形象之流的形式而展現在我的面前，我學到了極大量的東西——不但是知識，而且最重要的是洞悉自己的本性的能力。而從我的錯誤和失敗之中，我所學到的確實也不算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這些人往往以非同尋常的自覺性、理解力和聰明才智而參與這方面的工作。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她們，我才有可能在治療方面開闢出種種新途徑。
我的一些病人變成了我的真心實意的弟子，並把我的想法傳播到了全世界。我跟這些人所建立的友誼可以說山高水長，經受了幾十年的考驗。
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現實並進而得以從他們身上懂得了不少帶根本性的東西。對我來說，遇見過如許之多的各色人且這些人的心理狀況又是如許不同，比起與名人們所進行過的片言隻語的交談來，其重要性實在無法比擬。我一生中所進行過的最美好和最有意義的談話，都是與那些默默無聞的人所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