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我的科學工作，我便慢慢地能把我的種種幻覺及潛意識的內容置於一種堅實的基礎上了。但文字和紙張在我看來顯得不夠真實，還需要有某樣東西。我要為我內心最深處的想法和我所掌握的知識找到像石頭那樣確定的一種表述方法。或者換句話說，我要以石頭那樣堅實的方式來袒露我的信念。這就是“塔樓”的起源，也就是在波林根我為自己所建造的房屋。
從一開始便已確定，我要在近水處進行建築。我一直奇怪地為蘇黎世湖那上湖的美景所吸引，於是到了1902年，我便在波林根買了點土地。這塊地坐落在聖梅恩拉德地區，而且是一老教堂的地產，早先屬於聖嘉爾修道院。
開始時，我並沒有對房屋作出具體的規劃，而只是想把它建成一種原始的單層住宅。它將會是圓形的結構，屋的中央處有個火爐，四壁則嵌上大塊的木板。我心中早已或多或少把它設想成是非洲人的一種小屋，其中用幾塊石頭圍成一圈的火堆置於屋子的正中，而全家人的生活則圍繞這個中心而轉動。原始的小屋把一種觀念的整體性具體化了，把家庭式的整體性具體化了，在這種整體性中，所有各種各樣的家庭中馴養的小動物同樣也都參與了進去。不過甚至就在建築的最初階段期間，我便更改了這計劃，原因是我覺得這太原始了。我認識到，它應該是一棟二層的正規房屋，而不應只是一座低矮地趴在地上的小屋。於是，在1923年，第一座圓形房屋建立起來了，竣工之時，我看出它已變成了很合我胃口的塔樓式住屋了。
對於這個塔樓，一開始我就對它抱有一種寧靜和新生的強烈感情。對我來說它代表著一種母性的溫熱。但是我卻日漸認識到，它並未能表達出需要說出的一切，它仍然缺少某種東西。於是，四年之後，也就是1927年，便增加了一個中央性的結構，還添上了些塔式的附屬建築物。
又過了些時候——再次又是隔了四年——我又再次產生了不完整之感。這座建築物在我看來仍然顯得過於原始，於是在1932年，塔形的附屬建築又有所擴大。在這座塔樓裡我要有一間只供我獨用的房間。我心裡早已有我看見過的印度人房屋的樣子，在他們的房屋裡通常都有一個供其居住者退身的地方——儘管這地方可能只是用一塊布簾隔開的房間的一個角落而已。他們便可以在其中靜慮一刻鐘或半個小時，或練練瑜伽功。在印度，這樣一個退隱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那裡的人互相靠得很近地擠住在一處。
一旦在我退居的房間裡，我就感到釋然。我無論什麼時候總把鑰匙帶著，沒有我的許可，誰也不許進入那裡。在幾年的時間裡，我在四壁繪了好些畫，從而便表達了使我從時間裡跳出來而進入幽居，從現在跳出來而進入永恆的所有那些事情。因此，塔樓的二樓便成了我的一個使精神專注的地方。
1935年，我心中產生了要有一片圍起來的地塊的願望。我要有一個更大的空間，一個總是朝天空與大自然洞開著的空間。於是——再次又是過了四年——我添加了一個庭院和一個靠近湖邊的涼亭，這二者構成了第四種成分；雖然這樣，它們與這座房屋統一的三位一體性卻是分離的。這樣，便出現了四位一體的情形，四個不同的部分構成了這座建築物，而且還是在十二年的時間過程中建成的。
在我妻子於1955年去世後，我內心產生了要恢復我自己的本來面目的職責。用波林根這座房屋所用的語言來說就是，我突然認識到，趴伏得如此低、如此藏而不露的屋子正中的那個小小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我再也不能把自己隱藏在“母性的”和“精神性的”塔樓的後面了。於是，就在那同一年，我在這個部分的上方增添了一層，用以代表我自己，或者說我的自我的人格。早些時候，我是不可能這樣做的，因為我可能會把它看作是自以為是地突出自己。現在，它卻意味著是老年時所達到的意識的擴大。而隨此而來的則是這座建築物的臻於完善。第一層塔樓是在我母親去世後兩個月，即1923年破土動工的。這兩個日期是含有深意的，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個塔樓是與死者有聯繫的。
從一開始，我就覺得這塔樓在某一方面是一個可促使人成熟的地方——一個母體的子宮或一個母性的形象，我在其中得以變成過去的我、現在的我和將來的我。它給予我一種感覺，彷彿我在石頭中正被重新生出來的樣子。因此，它便是一種個性化過程的具體化，一種比青銅還更經久的紀念物。當然了，在建造期間，我是從來沒有考慮到這些事情的。我把房子建造成一個個的部分，總是按照當時的具體需要去做。因此，也可以說，我是在猶如做夢的情形下把它建造成的。只是到了後來，我才看出所有這些都是多麼配合得當並造成了多麼富有含義的一種形狀了：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種象徵。
在波林根，我處身於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極為深切地恢復了本來面目。在這裡，似乎可以說，我就是“母親的上了年紀的兒子”。這也是煉丹術很明智的說法，因為我從小就已經體驗到的“老人”、“古人”，就是第二人格，這一人格一直存在著，將來也會一直存在下去。他存在於時間之外，並且是具有母性的潛意識的兒子。在我的幻覺中，他以費爾蒙的形式而出現，而在波林根，他又再次恢復了生命。
我不時覺得自己彷彿化入到周圍的風景與物體中，於是我自己便生活在每一棵樹裡，生活在砰彭作響的波浪裡，生活在雲彩裡和來來去去走動的動物裡，生活在互相交替的四季裡。塔樓裡沒有什麼東西在經歷了十餘年的時間會不長大而長成自己的形式的，也沒有什麼東西會是與我沒有關聯的。這裡的一切均有其歷史，我也是一樣；這裡就是為這個世界的和精神的內地那沒有空間的王國所預備下的空間。
我沒有引來電力，我親自照料壁爐和火爐，黃昏一到，我便把那幾盞老燈點上。這裡沒有自來水，我自己動手從井裡把水抽上來。我劈柴燒飯。這些簡樸的行為使人變得淳樸，而要淳樸，那是多麼困難呀！
在波林根，我的四週一片寂靜，最最微小的動靜也可聽得出來，而我則“與大自然淳樸協調”123 地生活著。在這種情況下，思想便會浮到表面上來，會回溯到千百年前，也會預見到遙遠的將來。在這裡，創造的痛苦緩解了，創造性和遊戲一起變得很接近了。
123 這是一幅古老的中國木刻畫的畫題，畫的是一個矮小的老者在壯美的風景中站著。——原注
1950年，我用石頭作了某種紀念碑式的東西以表達這座塔樓對我所包含的意義。我怎麼弄到了這塊石頭，講起來還是個奇怪的故事呢。我需要些石頭修建那所謂的花園的圍牆，於是便從靠近波林根的採石場訂購了石料。當石匠把所需石頭的大小尺寸告訴採石場的主人，而他則在筆記本上記錄下來時，我正好站在旁邊。當用船把石頭運來並卸到岸上來時，結果卻發現，拐角用的那石頭的尺寸卻完全弄錯了；原本要一塊三角形的石頭，可送來的卻是一塊方塊石，其大小足足比訂購的大了一立方多，厚度則約有二十英吋。砌石匠火冒三丈，要船上運石的人立刻把它運回去。
但是我一看見這石頭，便說道：“不，這塊石頭我要了。我非要這石頭不可！”因為我立刻看出，這石頭對我極為適用，我想用它做點什麼，但要派什麼用場我仍然心中無數。
我首先想到的是由煉丹術士阿諾德斯·德·威拉諾瓦（1313年去世）所寫的一首拉丁文的詩。我用鑿子把它刻在那塊石頭上。這詩翻譯過來就是：
一塊卑微的醜石擺在此地，
論價錢實在便宜之極！
傻瓜們越是看輕它，
智者賢人卻越是愛惜。
這首詩所指的就是煉丹術士所夢寐以求的石頭，即哲人之石，這樣的石頭自然為世人所看輕和不歡迎了。
很快，某種別的事情發生了。我開始在這石頭的正面的自然結構裡看見了有點像只眼睛那樣瞧著我的一個圓圈。我把它在石頭上刻了出來，其中央處則刻出一個小小的侏儒。它對應於“小玩偶”（瞳人）——你自己——你在別人眼中的瞳孔裡所看見的你；一種有似迦比爾或阿斯克裡庇阿斯的泰雷斯福魯斯124 那樣的人。古代的雕像把他表現成身穿鍾形斗篷、手持一盞燈的人。與此同時，他又是一個指路者。我把我在雕刻時所想到的幾句獻詞也刻在上面。這一獻詞是用拉丁文寫的，翻譯過來就是這樣：
124 迦比爾（1440－1518）：印度神秘主義者、詩人，是錫克教和迦比爾教的先驅。泰雷斯福魯斯（？－約136）：第八代教皇，被羅馬皇帝迫害致死。
時光是個小孩——像個小孩那樣玩耍——玩著紙牌遊戲——這個小孩的王國。他就是泰雷斯福魯斯，他在這個宇宙的黑暗地區到處遊蕩，在茫茫的黑暗中像一顆星兒那樣閃閃發光。他指出了通往太陽、通向夢幻的國度的門口的大道。
125 第一句取自赫拉克利特斯著作的片斷；第二句暗指密特拉神禮拜儀式，最後一句則暗指荷馬之作（《奧德賽》，第24篇，第12首）。——原注
這些詞句在我雕刻著石頭時便一個接一個地浮現在了我的腦海中。
在這塊石頭的第三面即朝著湖的那一面，我也讓它用刻上的拉丁文句來說話。其詞句或多或少是些煉丹術方面的語錄，其譯文是這樣：
我是個孤兒，舉目無親，然而我卻浪跡天涯。我是一個人，但卻與自己相反。我同時是青年人和老人。我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因為我過去只得曾像魚那樣被人從深水中撈起，或像一顆白色的石頭那樣從天而降。我遊蕩於樹林和高山之中，但卻又藏在人那最深處的靈魂裡。對每一個人來說，我是必死的，然而我又不在時光的輪迴之中。
最後，在阿諾德斯·德·威拉諾瓦那首詩的下方，我刻上了這樣的拉丁文：“為紀念其75週歲，C. G. 榮格為了表示感謝，於1950年製作並安放這石頭於此地。”
這塊石頭安放好之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瞧著它，對它充滿了好奇，心裡問道，在我雕刻它的動機後面到底是什麼在起著作用呢。
這塊石頭立在塔樓的外面，並且就像是對上述這個問題的解釋。它是塔樓的居住者心態的表露，只是這種心態卻不為其他人所理解就是了。您知道我想在這塊石頭的背面處刻些什麼嗎？“梅林126的喊叫聲！”因為這塊石頭所表達的使我想起了梅林在他從這個世界消失後他在森林裡的生活情形。人們仍然可以聽到他的叫喊聲，而民間傳說就是這樣說的，但人們卻無法理解或解釋這種叫喊聲。
126 梅林：傳說是阿瑟王時代的詩人和巫師，據說曾被女巫關進岩石中，後又被魔法困在荊棘叢中，從此便一直睡在那裡，但有時其聲音卻可以被人聽見。
梅林代表了中世紀的潛意識想創造一個與巴斯法爾對等的人物的意圖。巴斯法爾是個基督徒中的英雄，而梅林這個魔鬼和一個純潔的處女所生的兒子則是前者的陰暗的兄弟。在12世紀這個傳說產生的時候，仍然沒有存在著什麼可以據之以瞭解他那固有的含義的任何前提。因而他的故事便以流放作結，因而也就有了“梅林的喊叫聲”一說，而這喊叫聲在他死後仍然從森林裡傳出來。沒有人能夠理解的這種喊叫聲意味著他仍然以無法贖救的形式而活著。他的故事仍然沒有結束，他仍然在到處走動著。可以這樣說，梅林的秘密由煉丹術而流傳下來了，而且主要是通過墨丘利烏斯這個人物而傳下來的。因此，梅林這個人物便在我那潛意識心理學裡被再次提及，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謎那樣無法理解！這是因為大多數人覺得，要與潛意識密切地一起生活那他們可太難做到了。我反覆多次才懂得了，要做到這樣對於人們來說是多麼難了。
就在塔樓的第一層快要完工時，我正在波林根，其時是1923－1924年的冬天。就我所記得的，當時地面上沒有積雪，時間也許還是早春了呢。我隻身獨處了也許有一個星期，也許時間還要長。其時一種無法言傳的沉寂籠罩著一切。
一天黃昏——這我仍然記得很清楚——我正坐在壁爐前，把一大壺水放在火上燒水洗臉。水開始開了，水壺也唱了起來。它聽起來就像許多聲音在唱歌，或者說像許多絃樂器或甚至像整個管絃樂隊所發出的聲音一樣。它就像一部多聲部的音樂，這種音樂要是在現實中我可受不了，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卻覺得它特別有趣。其情形就像塔樓裡有一個管絃樂隊，而塔樓外則還有另外一個一樣。一會兒這個聲音佔了主導地位，一會兒另一個又蓋過了這一個，彷彿它們在互相應答一樣。
我坐在那裡聽得心曠神怡。我聽著這音樂會，聽著這一自然的旋律，足足聽了一個多小時。這是悅耳的音樂，但同時也包含有大自然的所有不協和音。這，一點幾沒錯，因為大自然不但是不協調的，她還可怕地矛盾和混亂。這音樂也是這種情形：大量湧流出的各種聲音，有著水聲和風聲的特色——它是如此奇妙，可說無法形容。
在另一個也是這樣萬籟俱寂的晚上，我又獨自一人呆在波林根（時在1924年冬末春初），我被一陣繞這塔樓而走動的輕微的腳步聲驚醒了。遠處響起了音樂聲，這音樂聲越來越近，然後我便聽到了笑聲和談話聲。我心裡想道：“誰在走來走去窺伺著呢？這一切到底用意何在？沿著湖邊只有那條腳踩出來的荒徑，而且還幾乎沒有什麼人在上面走過啊！”想到這些事情時，我便完全醒過來了，於是便起身走到窗口向外瞧。我把窗板打開——一切便沉寂了下來。看不見一個人，也聽不到一點兒聲音——沒有風——根本什麼也沒有。
“這可真古怪”。我想道。我敢肯定，腳步聲、笑聲和談話聲的確實有其事。但很顯然，我剛才只是做了一場夢而已。我重新躺到床上，細細思考到底有可能使自己被騙的方式及可能引出這樣一個夢的原因。這樣想著想著，我便又再次睡著了——而同樣的夢立刻又開始了：我再次聽到了腳步聲、談話聲、笑聲和音樂聲。與此同時，我還看見了幾百個穿黑衣服的人，很可能是穿著主日服裝的農家孩子。他們從山上走下來，像潮水一樣從兩邊湧到我那塔樓附近，拚命地踏著腳，大聲笑著，唱著和拉著手風琴。我十分惱火，心裡想道：“這可真是太過分了！我本以為是做夢，可現在卻變成真的啦！”就在這時，我醒過來了。我再次從床上跳起來，打開窗戶和窗板，結果發現一切又跟剛才的情形一樣：月光如水，死一般的萬籟俱寂。然後我便想道：“這是怎麼回事，簡直就像鬧鬼了！”
很自然，我心裡問自己道，一個夢一直如此逼真而同時又要把我弄醒，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通常只有我們在看見了鬼時才會遇到這種情形。醒著狀態意味著可以覺察得出真實。因此，這個夢便表示著等同於真實的一種情境，在這種情境裡它所創造的是一種醒過來了的狀態。在這種與一般的夢相反的夢裡，潛意識似乎傾向於給做夢者傳達一種與真實有關的有力印象，而這種印象由於重複而得到加強。這種真實的來源，人們認為一方面是來自身體的感覺，另一方面則來自原型性的人物。
那天晚上，一切是如此完全真實，或至少看來是這樣，我幾乎無法區分出這兩種真實了。從這個夢本身我也得不出什麼結論來。排成長長的行列而走過的這些奏樂的農家孩子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在我看來，他們是出於好奇，出於要看一眼這座塔樓而從家裡出來的。
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經歷過或夢見過與此相似的事物了，我也記不起曾經聽到過與此類似的事情。只是過了很久之後，我才找到了解釋。這是我偶然翻到了17世紀倫瓦德·塞薩特寫的盧塞恩編年史時找到的。他講述了下面這樣一個故事：在比拉圖斯山的一個高山牧場上——這個地方以有鬼而特別出名——據說瓦坦直到今天仍在那裡施行其魔法。塞薩特在爬這山時，一天晚上，他被一長隊人奏著樂從他那牧羊小屋兩邊蜂擁而過而攪醒了——其情形就跟我在塔樓所經歷過的一模一樣。
第二天早上，他問與他一起過夜的牧羊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那牧羊人倒有一個現成的解釋：這些人一定是那些去世了的老鄉，亦即那些受到祝福的死者——由死者的靈魂所組成的瓦坦的大軍。他說，這些人往往到處走動並把自己顯現出來。
這可能意味著，是一種確有其事的現象，外表性的空虛和寂靜通過一群人的形象的方式來加以補償。這就使它與隱士所見到的幻影同屬一類，因為後者同樣也是補償性的。然而我們能知道這種故事是建立於什麼現實的基礎上的嗎？同樣可能的是，我由於對當時的孤獨過於敏感，於是便得以覺察到一大隊“死去的老鄉”經過我身邊了。
把這種體驗解釋成一種心理補償一直未能使我完全滿意，而說這不過是一種幻覺我又覺得像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作證。我覺得有必要認為這種情形是有可能實有其事的，特別是在我無意中看到了這個17世紀的記載後。
看來很有可能這是一種同時發生的現象。這些現象表明，種種預兆和幻覺在外在的真實性上具有某種對應性，這是常有的事。而正如我所發現的，實際上也確實存在著與我的體驗相類似的真事。在中世紀，年輕人的這種集會確實發生過。這些人是些僱傭軍，他們通常在春季時召集，從瑞士中部行軍到洛迦諾，在米奴西奧的卡薩迪法勞彙集，然後便一起繼續行軍到米蘭。他們在意大利當兵服役，為外國的王公王儲作戰。因此，我的這種幻覺，便很可能是這樣的一次召集，這種召集定期地在每年春季進行，這時這些年輕人便歡樂地又唱又跳，以表示向他們的故鄉告別。
我們於1923年在波林根開始進行建築時，我的長女前來看看地基，接著便驚叫起來：“怎麼，您把房子建在這兒了？這裡到處是死屍啊！”我很自然地想道：“奇怪了，哪裡有這種事啊！”但四年後建造那附屬建築時，我們卻確實挖到了一具骷髏。它埋在地下七英尺處。肘骨處仍嵌有一顆舊式來復槍的子彈。從各種各樣的徵象來看，很明顯，這屍體是在已經腐爛時才被扔進墳墓的。這是1799年在林斯河被淹死的幾十名法國士兵之一，後來才被衝到上湖的岸上的。這些人是在奧地利士兵炸掉當時法國士兵正在猛攻的格裡諾橋時掉到河裡淹死的。墓挖開後給這骷髏拍了照片並在照片上面寫下了發現它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這照片還保存在塔樓裡。
我在我的那塊地產上舉行了一次正規的安葬儀式，並在這士兵的墓上鳴槍三響，然後我便為他立了塊寫有墓誌銘的墓碑。我女兒已覺察到這死者的鬼魂的出現。她感覺出這種東西的能力是從我外祖母那方面繼承過來的。
在1955－1956年的冬季，我把父輩以上列祖列宗的名字刻在了三塊石板上並把它們立到了塔樓的院子裡。我把天花板畫上我自己和我妻子及我女婿的紋章圖案。榮格家族原本用鳳凰作紋章，這種鳥顯然與“年輕的”、“青春”和“返老還童”有著聯繫127 。我祖父把家族紋章的成分作了改動，而這大概是出於他對他父親懷有的一種反抗精神。他是個狂熱的共濟會會員，又是共濟會瑞士分會的領導人。這跟他在紋章的含義上所作出的改變有著很大關係。我提及這一事，本身是無足輕重的，因為它歸屬於我的思想及我的生活的歷史性環節。
127 在西方，鳳凰被認為是不死鳥，五百年後投身進火裡後便又獲得新生，故有上說。
為了保留我祖父所作的改動，我的紋章的塗層不再有原先的鳳凰圖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片金黃色的底子上，右上方是一個藍十字，左下方則是一串藍葡萄，把這二者隔開的則是其上有一個金星的藍帶。這樣的紋章象徵著共濟會或玫瑰十字會128 。正如十字架和玫瑰花代表著玫瑰十字會的對立物（“十字架對玫瑰”），亦即基督教和狄俄尼索斯這兩種成分一樣，十字架和葡萄則是天國和地獄精神的象徵。起聯結作用的象徵則是那金星即哲人之金。
128 共濟會：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團體，旨在傳授並執行其秘密互助綱領，起源於中世紀石匠和教堂建築工匠行會。玫瑰十字會：散見於世界各地的秘密結社，會員據說有古傳秘術，該會以玫瑰花和十字架圖案為標誌，故名。據傳羅森克洛茲是其創始人。
玫瑰十字會原出自隱逸派哲學或煉丹術哲學。其創立者之一便是邁克爾·梅厄（1568－1622）這位著名煉丹術士，他是相對來說名氣不大但卻更為重要的傑拉德斯·多尼烏斯（16世紀末）的較年輕的同時代人，後者的論文充塞於1602年那本《煉丹術大全》的第一卷裡。這兩人都住在法蘭克福，這地方看來一直是當時煉丹術的中心。不管怎樣，作為魯道夫二世的宮廷醫生和伯爵巴拉丁，邁克爾·梅厄在當地也多少算是個名人了。那時候，在鄰近的美因茨住著醫生兼法官的卡爾·榮格博士（死於1645年），對於他我們除此之外別無所知，因為家譜到我的高曾祖父便斷了，而這位高曾祖父則是生活在18世紀之初的人。這人就是西格蒙德·榮格，從前的莫根廷（今稱美因茨）的市民。家系的中斷，其原因是美因茨市檔案館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29 期間的一次圍城戰中被焚燬了。可以穩妥地假定，這位顯然學識淵博的卡爾·榮格博士對這兩位煉丹術士的著作是熟悉的，原因是當時的藥物學仍然深受帕拉切爾蘇斯130 的影響。多尼烏斯是一位直言不諱的帕拉切爾蘇斯的信徒，對帕拉切爾蘇斯的論文《長生》曾寫過一本厚厚的評論集。比起所有其他煉丹術士來，他對個性化的過程談論得更多。由於考慮到我終生的工作的大部分一直是圍繞對立物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立物在煉丹術上的象徵意義，因此所有這一切並非沒有引起我的某種興趣。
129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國王查理二世死後無嗣，對王位繼承引起爭奪，導致戰爭，英、法等歐洲多國捲入了戰爭。
130 帕拉切爾蘇斯（1493－1541）：瑞士醫師與煉丹術士。
當我在那幾塊石板上刻字時，我意識到了我命中注定要與我的先人發生種種聯繫。我強烈地感到，我受到了種種事情和問題的影響，而這些事情和問題則是我的父輩、祖父輩與列祖列宗所沒有完成和沒作出回答的。事情往往使人似乎覺得，在一個家庭裡存在著一個沒有人格的羯磨（命運），它從父輩向下傳給子輩。我一直覺得，我一定得回答命運加到我的先輩們身上但卻一直沒作出回答的種種問題，或者我必須完成（也許是繼續）以前各時代因未完成而遺留下來的事情。這些問題是否具有較多的個人性還是具有較多的一般（集體）性，這卻實在難加確定。不過在我看來，其情形卻是後者。一個集體性的問題，要是不這樣認識，便總是顯得像是一種個人的問題，因而在單個個人的情況下，這個集體性的問題，便會給人一種在個人的精神王國裡某種事情亂了套的印象。個人的領域的確受到了干擾，但是這種干擾卻不一定就是占主導地位的，它可以是附屬性的，其結果便造成了在社會氣氛上發生不能容忍的變化。因此，產生這種干擾的原因並不一定得在個人的環境中去尋找，而是相反，應到集體性情勢中去找尋。直到如今，心理療法對這種事情的考慮實在是太不夠了。
像任何具有某種內省力的人一樣，我早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我人格上的分裂純屬我個人的事並應由自己負責。可以肯定地說，浮士德由於袒露心跡說“天呀，我的心胸裡居住著兩個靈魂呢！”時，便已在更早些時給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了，只不過他對造成這種二重性的原因何在卻未作任何說明就是了。在某種意義上，他的這種洞察力卻似乎是直接針對我的。在我第一次讀到《浮士德》的那些日子裡，我遠未猜出，在很大程度上，歌德這一奇妙的英雄式神話是一種集體性體驗，而且它還預言性地預見到了德國人的命運。因此，我便感到自己介入進去了，而當浮士德由於狂妄自大和目中無人而導致費爾蒙和波西斯131 的被殺害時，我便感到自己有罪，彷彿我自己在過去曾幫助他人謀殺了這兩個老人似的。這種奇怪的想法使我震驚，因而我便認為自己有責任去為這一罪行進行贖罪並防止這種情形再度發生。
131 費爾蒙和波西斯：奧維德《變形記》裡的人物，這夫妻二人在自己的小屋裡熱情招待朱庇特和墨丘利，結果二神把其屋變成了廟宇。他們要求將來一齊去世，也得到了應允；死後費爾蒙變成了橡樹，波西斯變成了椴樹，二樹樹枝連理。
由於早年期間聽到了一點兒古怪的消息，我這一錯誤的結論便進一步有了根據。我聽人說，人們大肆宣揚，說我這位榮格曾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這個令人討厭的故事給我留下了這樣一種印象：它馬上證實了並似乎解釋了我對《浮士德》所產生的古怪的反應。確實說，我並不相信再生，但我對於印度人叫做羯磨（命運）的這一觀念卻好像生來就熟悉。在這個時期，我根本不知道會存在著潛意識，因此，對於我的反應，我便無法從心理上加以理解。我也不知道——甚至時至今日，我也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未來早就事先潛意識地確定好了，因而可以由具有千里眼能力的人所猜測出來。因此，當凱澤·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加冕登基的消息傳來時，雅各布·伯克哈特便驚歎道：“德國的末日到了！”瓦格納的原型已經在敲著門，而隨著這種原型而來的還有尼采那狄俄尼索斯的體驗——這種體驗，歸屬於狂喜之神瓦坦會更為合適。威廉時代的狂妄自大使歐洲各國壁壘森嚴並為1914年的災難開闢了道路。
在我青年時（約1890年），我不知不覺就成了這種時代精神的俘虜並一時找不到使自己從中掙脫出來的辦法。《浮士德》震動了我的心弦並以某種方式深深地打動了我，而這一方式我實在只能認為是屬於我個人的。最重要的是，它喚醒了我心中那善與惡、精神與物質、光明與黑暗這一兩相對立的問題。浮士德這位愚蠢無能的哲學家遇到了他那存在的黑暗的一面，他那邪惡的陰影即糜菲斯托弗裡斯；糜菲斯托弗裡斯儘管有著消極性的氣質，但卻代表著與那彷徨在自殺邊緣上的那位死氣沉沉的學者相對立的人生的真正精神。我自己的內心矛盾便以戲劇的形式出現在這裡了；歌德實際上把我自己的矛盾和解決辦法全都寫出了基本提綱和格局。浮士德與糜菲斯托弗裡斯這一兩重性在我身上合二為一而成了一個單獨的人，而這個人就是我。用別的話來說，我是直接受到了震動並認識到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因此，這齣戲中的一切呼喊都使我受到深切的影響；在某個地方，我會熱烈地加以同意，而在另一個地方卻又會起而反對。無論是什麼解決辦法，我均不能對其麻木不仁。後來，我有意識地把自己的工作與浮士德所忽略的事情聯繫起來：敬重人的永恆的權利，尊重“古人”，並承認文化和知識史具有連續性132。
132 榮格的這種態度表現在他在塔樓的大門上寫有這樣的字，費爾蒙的神龕——浮士德的懺悔所。這個門堵上後，他又把同樣的字寫到了這塔樓二樓的門口處。——原注
我們的靈魂與我們的肉體是由個別的元素所構成的，而這些元素在我們世代相沿的列祖列宗的身上也全都有。個人精神中的“新”只是一種年代久遠的各種成分變化無窮的重新組合而已。靈和肉因而便具有著深刻的歷史特徵並在新的、剛開始存在的事物裡找不到任何合適的地位。也就是說，構成我們祖先的各種成分只有部分存在於這些事物身上。我們現代的精神裝出我們已遠遠告別了中世紀，告別了典型的古代，告別了原始性，但實際上卻並不是這樣。然而，我們已縱身跳進了前進的急流之中，並被迅速裹脅著衝向未來，這股急流把我們沖離，我們的根越遠，其狂暴性就越厲害。而要是與過去一旦斷裂，過去通常便成了有無，於是這種前進運動要想停止也停不下來了。但是，正是由於失去了與過去的聯繫，正是由於失掉了“根”——這種情形才造成了人們對文明的種種“不滿”，造成了這樣的慌慌忙忙——我們才不是生活在現在而是生活在未來，生活在未來那黃金時代的虛無縹緲的許諾裡——只可惜我們的整個進化背景卻仍然未能跟得上去。由於日益高漲的不足感、不滿感和惶惶不安感的驅迫，我們便匆匆忙忙一頭扎進了種種標新立異之中。我們不再靠我們所擁有的而生活，而是靠諾言來生活，我們不再生活在現今的光明裡，而是生活在未來的黑暗中；對於這種黑暗，我們期待著它能最終帶來輝煌的日出。我們拒絕承認，一切更美好的東西都是以某種更大的代價而換來；拒絕承認，比如說，更大自由的希望正由於國家所施加的奴役的增強而煙消雲散，更不要說那些最輝煌的科學發現使我們所面臨的可怕的滅頂之災了。我們的父輩和祖先尋求的是什麼，我們對此瞭解得愈少，對我們自己瞭解的也就不會多，這樣我們便無疑盡我們的一切力量去幫助斬斷維繫住個人的各種根及其指導性的天性，從而促使個人變成大眾中的一個微粒並只由尼采所謂的地心引力精神所左右。
通過各種進步來促進的改革，亦即通過新方法或新技巧來造成的改革，最初當然使人耳目一新，但從長遠來說，卻是令人懷疑的並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代價高昂的。總的來說，這些改革根本不會使人們生活得更加美滿幸福。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像生活中更高速度的通訊那樣是裹著糖衣的騙人的苦藥，因為這種高速通訊令人不快地加速了生活的節奏，而留給我們的則是前所未有的更少的時間了。正像古時的大師們常常掛在口頭上的老話所說的，“只有魔鬼才會匆匆忙忙。”
另一方面，通過倒退而促成的改革一般來說付出的代價就低，時間上也更久長，因為這是退回到過去更簡樸的歷經試驗過和考驗過的道路上去，並極少利用報紙、電台、電視及所有假定會節省時間的新發明。
在這本書裡，我所寫的大都是我對於這個世界的主觀性的看法，這種看法卻並非是合理思維的產物。相反，它卻是一種幻覺，其情形猶如一個人故意半閉著眼和半堵著耳朵而去細察靜聽存在的形式和聲音時所見到的幻覺那樣。要是我們的印象過於清晰，我們就會局限於當前的時刻之內並因而無法懂得我們的先人的心靈是如何去聆聽和理解現在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潛意識正如何對其作出響應的。這樣，我們便對我們先人的組分在我們的生命中是否獲得了一種本質性的滿足或是否遭到了排斥便會一無所知。內心的平靜與滿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個人身上與生俱來的歷史上的家族是否能與目前那轉瞬即逝的各種情況相協調。
住在波林根的這座塔樓裡，一個人便彷彿同時生活在許多世紀似的。這個地方將長存於世，這我是無法比擬的；而在其地點和風格上，它卻向後指向很久以前的事物。在它身上暗示著現在的東西實在太少了。要是一個16世紀的人搬進這座房子，在他看來是新鮮的恐怕只有煤油燈和火柴了；不然的話，他便會熟悉得就跟他家裡一樣了。沒有什麼東西會驚擾死者，既沒有電燈也沒有電話。此外，我列祖列宗的靈魂也受得了這座房子的氣氛，因為我給他們回答了他們生活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我盡我的最大力量刻畫出了些粗略的回答，我甚至還把這些回答畫在了牆上。其情形彷彿是一個默默無言的大家族正在這座房屋裡聚族而居，而這個家族的人則包括往後延續了好幾個世紀的人。在這裡，我以我的第二人格的方式生活著並生動地把人生看成是某種來而復去、循環不息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