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談一談小說——張口就來這麼一句，只怕話題會攤得太開，還是先來談一談小說家這個職業。這樣更為具體，看得見摸得著，大概更便於展開話題。
假如直言相告的話，在我看來，大多數小說家——當然並非人人皆是如此——很難稱得上兼具完美人格與公正視野的人。而且一見之下（說這話可得小聲點），有難以讚美的特殊秉性、奇妙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模式的人似乎也不少。包括我在內的絕大部分作家（據我推斷應該在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且不論是否真的說出口來，都認為“唯有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寫的東西最正確，除了特殊的例子之外，其他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些荒誕不經”。他們就是基於這種想法迎早送晚過日子的。說得再客氣些，盼望與這種傢伙交朋友或做鄰居的人恐怕也不多見吧。
雖然經常聽說作家結下深情厚誼的佳話，但是我很少貿然輕信這樣的故事。這類事情或許偶有發生，但真正親密的關係不可能維持那般長久。號稱作家的人基本上都是自私的人種，畢竟大多數傢伙自尊心很強，競爭意識旺盛，同為作家的一夥人終日群居的話，交往不順的情況要遠遠多於和睦相處。我自己便有過幾次類似的經歷。
有一個著名的例子：一九二二年巴黎的一場晚宴上，馬塞爾·普魯斯特和詹姆斯·喬伊斯同坐一席，儘管近在咫尺，兩人卻自始至終幾乎不曾交談一句。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兩位大作家會談些什麼呢？周圍的人屏息靜氣、凝目關注，然而卻是白費心力、無果而終。大概是彼此都很自負的緣故吧。這種情形時有發生。
儘管如此，談到職業領域中的排他性（簡而言之就是“地盤”意識），我覺得只怕不會有像小說家這樣胸襟開闊、寬以待人的人種了。我時常想，這大概是小說家共有的為數不多的美德之一。
再解釋得具體易懂些。
假如有一位小說家歌唱得很好，作為歌手正式出道；或者具有繪畫天賦，作為畫家開始發表作品，那麼這位作家所到之處必定會引起不小的反感，只怕還要受到揶揄譏諷，諸如“得意忘形、不務正業”啦，“水平業餘、技術不精、才情不足”啦，此類的閒言碎語肯定會在街頭巷尾廣為流傳，恐怕還會遭到專業歌手和畫家的冷遇，甚至受到刁難。至少不會得到“哎呀，您來得太好啦”之類溫馨的歡迎，即便有，大概也只在極為有限的場合，以極為有限的形式。
我在寫作自己的小說的同時，這三十多年間還在積極從事英美文學翻譯，剛開始（說不定現在仍是如此）壓力好像相當大，什麼“翻譯這事兒可不是菜鳥能染指的簡單活計”啦，“一個作家玩什麼翻譯嘛，唯恐天下不亂”啦，諸如此類的閒話好像隨處都能聽見。
此外，在寫作《地下》這本書時，我還受到過專門創作非虛構作品的作家們堪稱嚴厲的批判。諸如“不懂非虛構文學的遊戲規則”啦，“廉價的煽情催淚”啦，“純屬有錢人玩票”等等，種種批評紛至沓來。可我覺得自己寫的並非“非虛構”體裁，而是心目中想像的一如字面意義的“非虛構”，總之，我想寫“不是虛構的作品”，結果卻好像踩到了以守護“非虛構”這方“聖地”為己任的老虎們的尾巴。我並不知道竟有那樣一種東西存在，根本沒想過非虛構居然還有什麼“固有的遊戲規則”，因而一開始非常張皇失措。
所以，不論什麼事情，只要觸碰到專業以外的領域，以那一領域為專業的行家們往往就不會給你好臉色，如同白細胞注定要排除體內的異物，他們是要拒絕這種接觸的。儘管如此，只要那個人不屈不撓，堅持不懈，久而久之，他們又會漸漸覺得“啊，真拿他沒辦法”，默許他同席就座。但至少剛開始的時候壓力還是相當大的。“那一領域”越是狹隘、越是專業，並且越是權威，行家們的自尊心和排他性便越是強烈，遭遇的阻力似乎也就越強大。
然而在相反的情況下，比如歌手或畫家來寫小說，或者翻譯家或紀實作家來寫小說，那麼小說家們會因此心生不快嗎？我看大概未必吧。事實上，我們見過不少歌手和畫家寫小說，或者是翻譯家和紀實作家寫小說，而且作品博得高度評價的情形，卻從來沒有聽說過小說家為此義憤填膺，抱怨什麼“門外漢任性妄為”。說上兩句惡語、揶揄幾聲、故意耍壞、腳下使絆子之類，至少在我的見聞之中很少發生。只怕反倒會激發小說家對非專業人士的好奇心，就盼著能有個機會見見面，聊聊小說，時不時還想鼓勵他兩句呢。
當然，背地裡對作品說幾句負面評價的事也有，但這本是小說家同行之間的家常便飯，說起來也算得上稀鬆平常的商業行為，與其他行業的人士前來搶佔市場並沒有多大關係。小說家這個人種看起來有很多缺點，但對於有人進入自己的地盤，卻是落落大方，十分寬容。
這又是為什麼呢？
依我看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小說這玩意兒——儘管“小說這玩意兒”的說法稍嫌粗暴——只要想寫，差不多人人都能提筆就寫。比如說想作為鋼琴家或芭蕾舞者瀟灑登台，就得從小培養，早早開始漫長而艱苦的訓練。想成為畫家也同樣如此，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和基礎技能，最起碼也得買齊全套畫具。而想當登山家，則必須擁有超越常人的體力、技術和勇氣。
然而小說的話，只要能寫寫文章（日本人差不多都能寫吧），手頭有一支圓珠筆和一個本子，再有點說得過去的編故事的本領，就不必接受什麼專業訓練，人人都能提筆就寫。或者說，大致都能寫得像小說的模樣。也無須去大學念文學專業。什麼寫小說的專業知識，那玩意兒可有可無。
稍許有點才華的人，一上手就寫出一部優秀作品來也是有可能的。以我自己為例好像有點難為情，但就連我這種人，也根本沒有接受過關於小說寫作的訓練。儘管我進的是大學文學院的電影戲劇專業，然而也有時代的原因，我幾乎沒有學到東西，不過是留著長髮，蓄起鬍鬚，打扮得邋裡邋遢，四處彷徨遊蕩罷了。我並沒有想當作家的念頭，也不曾信手塗鴉練習寫作，然而有一天突發奇想，寫出了第一篇小說（似的東西）《且聽風吟》，拿到了文藝雜誌的新人獎，於是莫名其妙地搖身一變，成了一位職業作家。連我自己也不禁心生疑竇：“這麼簡單到底好不好啊？”不管怎麼說，也實在是過於簡單了。
如此寫來，只怕有人會心生不快：“把文學當成什麼了！”不過我純粹是就事論事，談論事物的基本形態。小說這東西，無論由誰來講、怎麼來講，無疑都是一種兼容廣納的表現形態。甚至可以說，這種兼容廣納的特性就是小說樸素而偉大的能量源泉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我看來，“誰都可以寫”與其說是譭謗小說，毋寧說是溢美之詞。
也就是說，小說這種體裁就好比職業摔跤的擂台，不論什麼人，只要心存此意，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參與進來。繩欄間的縫隙很大，還備有方便上下的梯凳，擂台也十分寬綽，一旁沒有虎視眈眈的保安時刻準備阻止旁人登台打擂，裁判員也不怎麼說三道四，台上的摔跤手——這裡就相當於小說家嘍——從一開始就帶著點滿不在乎的勁頭：“無所謂啦，不管是誰，就儘管衝上來吧。”這該說是通情達理呢，還是性情隨和，抑或是靈活變通？總之是非常粗線條。
然而，跳上擂台容易，要在擂台上長時間地屹立不倒卻並非易事。小說家對此當然心知肚明。寫出一兩部小說來不算難事，但是要堅持不懈地寫下去，靠寫小說養家餬口、以小說家為業打拼，卻是一樁極為艱難的事情。或許不妨斷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該如何表述為好呢，因為其中需要“某些特別的東西”，既需要一定的才華，還要有相當的氣概。此外，如同人生中其他事情一樣，運氣和機遇也是重要的因素。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它需要某種類似“資格”的東西。這東西有便是有，沒有便是沒有。當然，有人是生而有之，也有人是通過後天艱苦努力獲得的。
關於這“資格”，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而且很少有人直截了當地談到它，因為那大體是一個看不見、道不明的事物。但總而言之，堅持做一個小說家是多麼嚴酷的事情，小說家們都刻骨銘心、一清二楚。
正因如此，如果其他領域的人跑過來鑽進繩欄，以小說家的身份登台打擂，小說家們基本都是寬容以待、落落大方。“沒問題，想上來就只管上來吧。”多數作家採取的就是這樣一種態度。即便新人闖上台來，他們也不會特別在意。如果那新人沒幾天就被打下擂台，或者自己主動退出（這兩種情形一般是非此即彼），便道一聲“真可憐啊”或者“好自珍重”。而如果他或她奮力拚搏，牢牢守住了擂台，那當然是值得尊敬的事情，這份敬意多半會被堂堂正正地表達出來（不如說，是我希望這樣表達出來）。
小說家之所以寬容，或許與文學圈並非一個你死我活的社會有關係。換句話說，（大抵）不會因為一位新作家登場，便導致一位在台上多年的作家失業。這類事情至少不會赤裸裸地發生，這一點與職業體育的世界截然不同。一旦有一位新選手加盟團隊，就必定有一位老選手或難以出人頭地的新人變成自由簽約選手，乃至退出隊伍，這種現象在文學界基本看不到。此外，也不會出現某部小說賣了十萬本，而導致其他小說少賣十萬本的情形。有時反而因為新作家的作品暢銷，帶動小說圈整體呈現出勃勃生機，滋潤了整個行業。
即便如此，回溯時間的長河，某種自然淘汰似乎也在恰如其分地進行。不管那擂台多寬多大，總得有個合理的人數限制。看看四周，自然會有這樣的印象。
迄今為止，我好歹也堅持寫了超過三十五年的小說，一直作為專業作家在討生活。也就是說，我在“文藝界”的擂台上總算堅守了三十多年，用老話說就是“全憑一支筆混飯吃”。這在狹義上也算得上一種成就。
這三十多年間，我親眼見到眾多新作家登台亮相。為數不少的人和他們的作品在當時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他們獲得過評論家的讚賞，摘得各種文學獎，還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書也賣得很好，前途一片光明。總之是萬眾矚目，在壯麗的主題曲伴奏下榮耀登場。
然而，若要問這二三十年間出道的人，如今還剩下多少仍然以作家為業，坦白說這個數字並不太多。不如說其實為數甚少。多數“新進作家”不知不覺間悄然消失了，或者（可能這種情形更常見一些）厭倦了小說創作，或者覺得堅持寫小說很麻煩，轉而投向其他領域。於是，他們寫下的許多成為一時話題、受到一定關注的作品，現在恐怕在普通書店裡難覓蹤影了。儘管小說家沒有名額限制，書店裡的空間卻是有限的。
我覺得，寫小說似乎不是頭腦活絡的人適合從事的工作。當然，寫小說必須擁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修養和知識。就連我這種人，似乎也具備了最低限度的思考能力和知識。嗯，大概是這樣。但是，倘若有人直言不諱地當面追問：你真的確定是這樣嗎？那我倒真有些信心不足。
然而我常常想，才思過於敏捷或者說知識儲備超常的人，只怕不適合寫小說。因為寫小說（或者故事）是需要用低速擋緩慢前行，去耐心推進的作業。我的真實感受是比步行或許要快那麼一點，但比騎自行車慢，大致是這樣的速度。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擁有與這種速度匹配的思維活動。
在許多情況下，小說家是將存在於意識之中的東西轉換成“故事”的形式表現出來。那原本固有的形態與後來產生的新形態之間會產生“落差”，便如同槓桿一般，利用這落差自身的能量來講故事。這是相當繞彎子和費工夫的活兒。
腦海中的信息擁有一定輪廓的人，便不必將其一一轉換成故事。徑直將那輪廓原封不動地轉化為文字往往更快捷，也容易讓一般人理解。恐怕得花上半年才能轉換成小說形態的信息與概念，如果原封不動直接表達的話，可能只需要三天就能轉化為文字。要是對著麥克風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也許不超過十分鐘就能完工。才思敏捷的人當然能勝任這種事，聽眾也會恍然大悟：“啊哈，原來如此啊。”總之，那是因為腦袋聰明的緣故。
此外，知識儲備豐富的人也不必特地搬出這個叫“故事”的、含混模糊或者說底細不明的“容器”來，更無須從零出發進行虛構的設定。只消將手頭的知識合乎邏輯地巧妙編排，轉換為文字，人們大概就能毫無障礙地理解和信服，感到心滿意足了。
不少文藝評論家無法理解某類小說或故事，即便理解了，也無法順利地轉化為文字或理論，原因可能就在於此。與小說家相比，他們通常太過聰明，腦筋轉得太快，身體往往無法適應故事這種低速的交通工具，因而先將故事文本的節奏轉譯成自己的節奏，再根據這轉譯出來的文本展開論述。這樣的做法既有合適的時候，也有不太合適的時候，既有一帆風順的時候，也有不那麼順風順水的時候，尤其是當那文本的節奏不僅緩慢，並且在緩慢之上又加上了多重性與復合性的時候，那轉譯過程會變得益發艱難，轉譯出來的文本也就面目全非了。
這些姑且不論，我不知親眼目睹過多少才思敏捷的人、聰明伶俐的人（他們大多來自其他行業），在寫出一兩部小說後，便將精力投向別處。他們的作品多數是“寫得真好”的才華橫溢的小說，有些還給人耳目一新的驚艷之感。然而除了極少例外，幾乎無人作為小說家長期停留在擂台上。大部分甚至給我留下一種“稍稍觀摩兩眼，就此絕塵而去”的印象。
小說這東西，多少有些文才的人或許一生中都能輕而易舉地寫出一兩部來。與此同時，聰明人大概很難從寫小說這種勞作中找到期待的益處，估計他們寫出一兩部小說就會恍然大悟：“啊哈，原來如此，就是這麼一回事呀。”就此轉變心思，琢磨著與其如此，還不如去幹別的行當效益更高。
我也能理解那種心情。寫小說這份活計，概而言之，實在是效率低下的營生。這是一種再三重複“比如說”的作業。有一項個人主題存身其間，小說家將這個主題挪移到別的文脈加以敘述：“這個嘛，比如說就是這麼回事。”然而，一旦在這種挪移和置換中出現不明朗之處或曖昧的部分，針對這些便又要開始“這個嘛，比如說就是這麼回事”。這種“比如說就是這麼回事”式的敘述週而復始、沒完沒了，是一條永無止境的挪移置換鏈條，就像俄羅斯套娃，一層又一層地打開，總會出現更小的娃娃。我甚至覺得大概不會再有如此效率低下、如此拐彎抹角的工作了。因為若能明確而理性地把最初的主題順利轉化為文字，這“比如說”式的置換就完全沒有必要了。用個極端的表達，或許可以這樣定義：“所謂小說家，就是刻意把可有可無變成必不可缺的人種。”
可是如果讓小說家來說，恰恰正是這些可有可無、拐彎抹角的地方，才隱藏著真實與真理。這麼說或許有點強詞奪理之嫌，然而小說家大多是抱著這種堅定的信念埋頭勞作的。所以，自然會有人認為“世上沒有小說也無關緊要”，但同時，認為“這個世界無論如何都需要小說”也是理所當然。這取決於每個人心中對時間跨度的選擇方式，也取決於每個人觀察世界的視野架構。表達得更確切些，效率欠佳、拐彎抹角的東西與效率良好、靈敏自如的東西互為表裡，我們棲身的這個世界就是如此多元。無論缺少了哪個層面（或者處於絕對劣勢），世界恐怕都會變得扭曲。
說到底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但寫小說基本上是一項非常“慢節奏”的活計，幾乎找不出瀟灑的要素。獨自一人困守屋內，“這也不對，那也不行”，一個勁地尋詞覓句，枯坐案前絞盡腦汁，花上一整天時間，總算讓某句話的文意更加貼切了，然而既不會有誰報以掌聲，也不會有誰走過來拍拍你的肩膀，誇讚一聲“幹得好”，只能自己一個人心滿意足地“嗯嗯”頷首罷了。成書之日，這世上可能都沒有人注意到這個貼切的句子。寫小說無疑就是這樣一種活計，無比耗時費工，無比瑣碎鬱悶。
世上有人會花上一年的時間，拿著長鑷子在玻璃瓶裡製作精密的船舶模型，寫小說或許與之相似。我這個人粗手笨腳，根本做不來那種瑣細的活計，然而我覺得兩者在本質上卻有相通之處。寫長篇小說時，這種密室裡的精工細活日復一日地持續，幾乎無休無止。假如這樣的活計原本就不合乎自己的天性，或者吃不了這種苦，根本不可能持之以恆。
記得小時候在哪本書上讀到過兩個人遊覽富士山的故事。兩人以前都沒見過富士山。腦子好使的男人僅僅在山腳下從幾個角度望了望富士山，便說道：“啊哈，所謂富士山就是這個樣子啊。這裡果然是美不勝收。”然後心滿意足地打道回府了，極其高效，爽快利索。然而另一個男人腦袋不太好使，沒辦法那般利落地悟透富士山，只好孤身一人落在後邊，自己動腳爬到山頂一探究竟。於是既費時間，又費功夫，弄得筋疲力盡。折騰一番之後，終於才弄明白：“哦，這就是所謂的富士山？”總算悟透，或者說大致心中有數了。
被稱作小說家的族群（至少其中大半）說來便是後者——這麼說有點那個，就是屬於腦袋不太好使的那一類，倘若不親自爬上山頂一探究竟，便理解不了富士山究竟是怎麼回事。非但如此，甚至爬過好多次依然不明所以，再不就是爬上去的次數越多，反倒變得越糊塗。也許這才是小說家的稟賦。如此一來，已經算不上什麼效率問題了。不管怎麼說，腦袋好使的人反正幹不了這種職業。
所以，就算某一天來自其他行業的才子橫空出現，以一部作品博得評論家青睞和世人矚目，成為暢銷書，小說家們也不會感到太驚訝，或者覺得受到威脅，更不會對此憤憤不平（竊以為）。因為這些人中能夠長期堅持創作的少之又少，小說家們對此心知肚明。才子有才子的節奏，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節奏，學者有學者的節奏。以長遠的眼光來看，這些人的節奏似乎大多不適合執筆創作小說。
當然，職業小說家中也有被稱作天才的人，還有腦袋好使的人。只不過他們不單是通俗意義上的腦袋好使，還是小說式的腦袋好使。然而依我所見，單憑那副好使的腦袋能對付的期限——不妨淺顯易懂地稱為“小說家的保質期”——最多不過十來年。一旦過期，就必須有更加深厚、歷久彌新的資質來取代聰慧的頭腦。換句話說，就是到了某個時間點，就需要將“剃刀的鋒利”轉換為“砍刀的鋒利”，進而將“砍刀的鋒利”轉換為“斧頭的鋒利”。巧妙地度過這幾個轉折點的作家，才會變得更有力量，也許就能超越時代生存下去。而未能順利轉型的人或多或少會在中途銷聲匿跡，或者存在感日漸稀薄。腦袋靈活的人或許會順理成章地各得其所。
那麼，對於小說家來說，什麼才是“順理成章地各得其所”，如果允許我直抒己見，那與“創造力衰減”幾乎就是同義。小說家和某種魚一模一樣，倘若不在水中始終游向前方，必然只有死路一條。
就這樣，我對那些長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可以這麼說嗎？）堅持寫小說的作家——也就是我的同行——一律滿懷敬意。誠然，對他們的每部作品會有個人的好惡，但我覺得一是一、二是二，這些人能作為職業小說家活躍二三十年，或者說存活下來，並有一定數量的讀者，身上必定具備小說家優秀而堅實的內核。那是非寫小說不可的內在驅動力，以及支撐長期孤獨勞作的強韌忍耐力。或許可以說，這就是職業小說家的資質和資格。
寫出一部小說並非多大的難事。寫出一部上乘的小說，對某些人來說也並非多大的難事。雖不說手到擒來，也並非難以企及。不過,要持之以恆地寫下去卻難之又難，絕非人人皆能。正如剛才說的，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具備特別的資格。而它與“才華”恐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那麼，該怎樣分辨有沒有這資格呢？答案只有一個：直截了當地扔到水裡，看它是浮起來還是沉下去，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個說法雖然粗暴，不過人生好像原本就是這樣。何況不去寫什麼小說（或者說本來就沒寫小說），反倒能聰明高效地度過人生。儘管如此，還是想寫小說、覺得非寫不可，那就去寫小說吧，並且一直堅持寫下去。對於這樣的人，我身為一個作家，會敞開胸襟歡迎他。
歡迎跳上擂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