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稱呼別人“某某先生”，唯獨對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覺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常常覺得不可思議。到了現在，仍舊會自然地稱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這個活生生的人，與“河合先生”這個具有社會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離開來，區別使用。我與河合先生曾經多次見面，親切地聊過天，可對我來說，河合隼雄始終如一，就是“河合先生”，這種姿態從未改變過。興許他一旦回到家裡，三下兩下便將社會使命脫下來扔掉，仍舊變成那個名叫河合隼雄、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大叔。
只是我感覺，我與河合先生見面時，不管私底下關係何等親密，彼此卻從未脫去“小說家”和“心理治療師”的戲裝。這倒不是生分見外，恐怕只是彼此的處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會使命。在某種意義上，其中始終有種類似職業性的緊張感。不過那說起來倒是一種神清氣爽的緊張，是內容充實的緊張。
所以，我打算仍舊維持那種心曠神怡的緊張感，繼續稱河合隼雄為“河合先生”。雖然我對隨處可見的大叔河合桑也頗感興趣，不過姑且這樣吧。
我第一次見到河合先生，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研究員，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到他來的前一個學期，兩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時已前往波士頓近郊的塔夫茨大學，在那裡教日本文學課。
因為在普林斯頓待過兩年半，結交了許多好朋友，所以時不時開車去普林斯頓，就是在那裡有了與河合先生相遇的機會。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麼樣的人物，我那時還不太瞭解。以前我幾乎對心理療法、精神分析這類東西毫無興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沒讀過。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絲，好像在熱心地讀先生寫的書，但我們夫妻兩人的書櫥涇渭分明地一分為二，就彷彿從前的東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讀河合先生的書。
不過，她極力遊說我：“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但這個人你應該去見一見，肯定會有好事的。”於是我也覺得“既然如此的話”，便決定去拜訪他。
她之所以說“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我猜大概是覺得小說家和創作者這類人盡量不去讀分析類的書為好。我也基本贊成這個意見，因此（這話不宜外傳）幾乎沒有讀過河合先生的書，只讀過先生寫的一部榮格評傳。順便一提，卡爾·榮格的著作，我連一部都沒有好好讀過呢。
我想，小說家的職責只有一個，就是向公眾提供盡可能優秀的文本。文本這東西是一個“總體”，用英語來說就是whole。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職責說到底就是作為整個文本發揮作用。而文本的職責，便在於讓每一位讀者來咀嚼。讀者有權隨心所欲地處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傳遞到讀者手中前就被作者處理過、咀嚼過，那麼文本的意義與有效性將大大受損。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終遠離榮格、遠離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我發現感覺上有“距離過近”之處，才疏而遠之。對小說家來說，沒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時宜的事了。
總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第一次見到了河合先生。兩人交談了大約三十分鐘，初次見面的印象是“好一個寡言而陰沉的人”。最令我吃驚的是他的眼睛。該說是兩眼發直吧，總覺得有些黯然無神、深不見底。這個說法也許不好，但我感到那絕非尋常人的眼睛。似乎頗為凝重，是隱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個小說家，觀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細觀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斷，一直留到必須要判斷的時候再說。所以這次也一樣，我沒有對河合先生這個人作任何判斷，僅僅將那雙眼睛的奇妙模樣作為一條信息留存在記憶裡。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幾乎沒有主動開口，只是靜靜聽我一個人說，也會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處思索著什麼。我也不是個話多的人，因此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彷彿被沉默佔去了更多的時間，他對此也是一副不以為意的模樣。總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異的面談，或者說會面。這件事我記憶猶新。尤其記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異的眼光，真是難以忘懷。
不過到了第二天，再次見面時，一切都改變了。河合先生突然變得很快活，眉飛色舞，連珠炮似的說著笑話，表情也陡然變得明朗起來。那雙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見底。幾乎令人目瞪口呆：僅僅一夜，一個人就能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嗎？於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這個人是有意把自己置於被動狀態。”大約是抹殺自己，或者說讓自己接近於無，試圖將對方的“存在狀態”自然地——比如說作為文本——原封不動吸噬進去。
明白這一點，是因為我也時不時做這樣的事情。盡力屏息凝神，將對方的模樣原原本本地接受下來，尤其在做採訪時更是如此。這種時候集中心力聆聽對方發言，抹殺自己心中意識流般的東西。做不到這樣的切換，就不可能一絲不苟地聽別人講話。我在幾年後撰寫《地下》這本關於地鐵沙林事件的書時，就持續了整整一年這樣的工作，那時肅然想到：“咦，這豈不是與河合先生當年所做的一樣嗎？”在這層意義上，河合先生的工作與我們所做的工作說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於是再次見面時，河合先生積極回應我的話，對我的提問也有問必答，交談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將模式由“接受”切換成了“交流”。從那以後，我們就平平常常地見面閒聊，海闊天空無話不談。這大概說明我基本達到了河合先生的“基準”（好像有點恬不知恥）。我自以為是地這樣理解。自此以後，河合先生會時不時地聯繫我：“怎麼樣，一起吃個飯？”於是我便接受邀約，今天這裡明天那裡地相談甚歡。每次交談總是和和氣氣、十分愉快，當然，我從中獲益匪淺。至於都說過些什麼，具體內容幾乎記不起來了。要是留下些記錄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歡，左耳進右耳出、邊說邊忘，沒辦法啊。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都是先生總不離口的那幾個令人無語的俏皮段子，比如像這樣的東西：
我擔任“二十一世紀日本的構想”座談會主席的時候，還是小淵總理的時代，前去出席過一次所謂的內閣會議。那一次，大概是有什麼事吧，小淵先生遲到了。其他內閣成員都到齊了，正在房間裡等著呢。“對不起，我遲到了，抱歉抱歉。”只見他一面口中客氣地道著歉，一面走進來。哎呀，做總理大臣的可真是偉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語道著歉走進來的，嘴裡唸唸有詞：I’m sorry, I’m sorry。[日語中，“總理”一詞與英語單詞“sorry”發音相似。 ]
說起來有點那個，不過就類似這樣，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還真是挺無聊的。就是所謂“貶義上的大叔笑話”。但我覺得，那原本就是要多無聊就有多無聊的東西，不然就沒有了意義。我想那對於河合先生來說，恐怕就像“除魔”的行為。河合先生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很多情況下，得隨著咨詢者一起下降到靈魂黑暗的深處。這往往是伴隨著危險的工作，弄不好就會迷失歸途，一去不返，說不定從此便沉淪在深深的黑暗中。日復一日，他堅持著這種費力的本職工作。為了擺脫這種地方像線頭一般緊緊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惡的氣息，就不得不滿口說些無聊又沒有意義的俏皮段子。每當我聽到先生那些鬆散的段子，心中就會生出這樣的感觸。或許我過於與人為善了。
順帶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算起來也堅持跑了大約三十年了，我覺得自己是通過每天出門跑步，把因為寫小說而糾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擺脫乾淨的。我心下暗想：比起鬆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碼還不至於讓周圍的人感到無力，豈不是為害較少嗎？
剛才說過，我們雖然見面交談，但說了些什麼幾乎都沒記住。說實話，我現在覺得那可能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因為最重要的與其說是談話的內容，不如說是我們在那裡共同分享了某些東西，是這種“物理性的真實感”。我們分享了什麼？以一句話來說，我想應該是故事這個概念。故事就是存在於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也是理應存在於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正因為它存在於靈魂的最深處，才能在根本上將人與人串聯起來。我通過寫小說，會日常性地下到那個地方去。河合先生則是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裡，或者說不得不去。我有一種感覺，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臨床性地”相互理解。儘管沒有特意說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憑借氣味瞭然於心一般。當然，這可能只是我一個人想入非非。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過某種與之相近的共鳴。
能讓我產生共鳴的對象，至那時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個人也沒有，說實話，現在仍舊是一個人也沒有。近年來，“故事”一詞常常被人說起，然而當年我說出“故事”這個詞的時候，能將它毫釐不差地以正確的形態——我認定的形態——實實在在地予以綜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無他人了。而至關重要的事就在於，傳出去的球是否被對方用雙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無遺漏地得到理解，無須說明、無須理論，會清晰明確地反饋回來。這樣一種感受，對我來說是無與倫比的樂事，它會成為至高的鼓勵，讓我切實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絕對沒有錯。
下面的話說出來可能會有些小小的問題。迄今為止，我在文學領域裡從來沒有感到過可以與之匹敵的實實在在的鼓勵。這對我來說是件有點遺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還是一件傷心事。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專業領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後，我想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長壽，哪怕只多一點點，只多一天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