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懷念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稱呼別人“某某先生”,唯獨對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覺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常常覺得不可思議。到了現在,仍舊會自然地稱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這個活生生的人,與“河合先生”這個具有社會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離開來,區別使用。我與河合先生曾經多次見面,親切地聊過天,可對我來說,河合隼雄始終如一,就是“河合先生”,這種姿態從未改變過。興許他一旦回到家裡,三下兩下便將社會使命脫下來扔掉,仍舊變成那個名叫河合隼雄、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大叔。

只是我感覺,我與河合先生見面時,不管私底下關係何等親密,彼此卻從未脫去“小說家”和“心理治療師”的戲裝。這倒不是生分見外,恐怕只是彼此的處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會使命。在某種意義上,其中始終有種類似職業性的緊張感。不過那說起來倒是一種神清氣爽的緊張,是內容充實的緊張。

所以,我打算仍舊維持那種心曠神怡的緊張感,繼續稱河合隼雄為“河合先生”。雖然我對隨處可見的大叔河合桑也頗感興趣,不過姑且這樣吧。

我第一次見到河合先生,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研究員,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到他來的前一個學期,兩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時已前往波士頓近郊的塔夫茨大學,在那裡教日本文學課。

因為在普林斯頓待過兩年半,結交了許多好朋友,所以時不時開車去普林斯頓,就是在那裡有了與河合先生相遇的機會。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麼樣的人物,我那時還不太瞭解。以前我幾乎對心理療法、精神分析這類東西毫無興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沒讀過。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絲,好像在熱心地讀先生寫的書,但我們夫妻兩人的書櫥涇渭分明地一分為二,就彷彿從前的東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讀河合先生的書。

不過,她極力遊說我:“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但這個人你應該去見一見,肯定會有好事的。”於是我也覺得“既然如此的話”,便決定去拜訪他。

她之所以說“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我猜大概是覺得小說家和創作者這類人盡量不去讀分析類的書為好。我也基本贊成這個意見,因此(這話不宜外傳)幾乎沒有讀過河合先生的書,只讀過先生寫的一部榮格評傳。順便一提,卡爾·榮格的著作,我連一部都沒有好好讀過呢。

我想,小說家的職責只有一個,就是向公眾提供盡可能優秀的文本。文本這東西是一個“總體”,用英語來說就是whole。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職責說到底就是作為整個文本發揮作用。而文本的職責,便在於讓每一位讀者來咀嚼。讀者有權隨心所欲地處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傳遞到讀者手中前就被作者處理過、咀嚼過,那麼文本的意義與有效性將大大受損。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終遠離榮格、遠離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我發現感覺上有“距離過近”之處,才疏而遠之。對小說家來說,沒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時宜的事了。

總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第一次見到了河合先生。兩人交談了大約三十分鐘,初次見面的印象是“好一個寡言而陰沉的人”。最令我吃驚的是他的眼睛。該說是兩眼發直吧,總覺得有些黯然無神、深不見底。這個說法也許不好,但我感到那絕非尋常人的眼睛。似乎頗為凝重,是隱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個小說家,觀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細觀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斷,一直留到必須要判斷的時候再說。所以這次也一樣,我沒有對河合先生這個人作任何判斷,僅僅將那雙眼睛的奇妙模樣作為一條信息留存在記憶裡。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幾乎沒有主動開口,只是靜靜聽我一個人說,也會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處思索著什麼。我也不是個話多的人,因此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彷彿被沉默佔去了更多的時間,他對此也是一副不以為意的模樣。總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異的面談,或者說會面。這件事我記憶猶新。尤其記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異的眼光,真是難以忘懷。

不過到了第二天,再次見面時,一切都改變了。河合先生突然變得很快活,眉飛色舞,連珠炮似的說著笑話,表情也陡然變得明朗起來。那雙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見底。幾乎令人目瞪口呆:僅僅一夜,一個人就能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嗎?於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這個人是有意把自己置於被動狀態。”大約是抹殺自己,或者說讓自己接近於無,試圖將對方的“存在狀態”自然地——比如說作為文本——原封不動吸噬進去。

明白這一點,是因為我也時不時做這樣的事情。盡力屏息凝神,將對方的模樣原原本本地接受下來,尤其在做採訪時更是如此。這種時候集中心力聆聽對方發言,抹殺自己心中意識流般的東西。做不到這樣的切換,就不可能一絲不苟地聽別人講話。我在幾年後撰寫《地下》這本關於地鐵沙林事件的書時,就持續了整整一年這樣的工作,那時肅然想到:“咦,這豈不是與河合先生當年所做的一樣嗎?”在這層意義上,河合先生的工作與我們所做的工作說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於是再次見面時,河合先生積極回應我的話,對我的提問也有問必答,交談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將模式由“接受”切換成了“交流”。從那以後,我們就平平常常地見面閒聊,海闊天空無話不談。這大概說明我基本達到了河合先生的“基準”(好像有點恬不知恥)。我自以為是地這樣理解。自此以後,河合先生會時不時地聯繫我:“怎麼樣,一起吃個飯?”於是我便接受邀約,今天這裡明天那裡地相談甚歡。每次交談總是和和氣氣、十分愉快,當然,我從中獲益匪淺。至於都說過些什麼,具體內容幾乎記不起來了。要是留下些記錄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歡,左耳進右耳出、邊說邊忘,沒辦法啊。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都是先生總不離口的那幾個令人無語的俏皮段子,比如像這樣的東西:

我擔任“二十一世紀日本的構想”座談會主席的時候,還是小淵總理的時代,前去出席過一次所謂的內閣會議。那一次,大概是有什麼事吧,小淵先生遲到了。其他內閣成員都到齊了,正在房間裡等著呢。“對不起,我遲到了,抱歉抱歉。”只見他一面口中客氣地道著歉,一面走進來。哎呀,做總理大臣的可真是偉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語道著歉走進來的,嘴裡唸唸有詞:I’m sorry, I’m sorry。[日語中,“總理”一詞與英語單詞“sorry”發音相似。 ]

說起來有點那個,不過就類似這樣,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還真是挺無聊的。就是所謂“貶義上的大叔笑話”。但我覺得,那原本就是要多無聊就有多無聊的東西,不然就沒有了意義。我想那對於河合先生來說,恐怕就像“除魔”的行為。河合先生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很多情況下,得隨著咨詢者一起下降到靈魂黑暗的深處。這往往是伴隨著危險的工作,弄不好就會迷失歸途,一去不返,說不定從此便沉淪在深深的黑暗中。日復一日,他堅持著這種費力的本職工作。為了擺脫這種地方像線頭一般緊緊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惡的氣息,就不得不滿口說些無聊又沒有意義的俏皮段子。每當我聽到先生那些鬆散的段子,心中就會生出這樣的感觸。或許我過於與人為善了。

順帶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算起來也堅持跑了大約三十年了,我覺得自己是通過每天出門跑步,把因為寫小說而糾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擺脫乾淨的。我心下暗想:比起鬆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碼還不至於讓周圍的人感到無力,豈不是為害較少嗎?

剛才說過,我們雖然見面交談,但說了些什麼幾乎都沒記住。說實話,我現在覺得那可能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因為最重要的與其說是談話的內容,不如說是我們在那裡共同分享了某些東西,是這種“物理性的真實感”。我們分享了什麼?以一句話來說,我想應該是故事這個概念。故事就是存在於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也是理應存在於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正因為它存在於靈魂的最深處,才能在根本上將人與人串聯起來。我通過寫小說,會日常性地下到那個地方去。河合先生則是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裡,或者說不得不去。我有一種感覺,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臨床性地”相互理解。儘管沒有特意說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憑借氣味瞭然於心一般。當然,這可能只是我一個人想入非非。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過某種與之相近的共鳴。

能讓我產生共鳴的對象,至那時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個人也沒有,說實話,現在仍舊是一個人也沒有。近年來,“故事”一詞常常被人說起,然而當年我說出“故事”這個詞的時候,能將它毫釐不差地以正確的形態——我認定的形態——實實在在地予以綜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無他人了。而至關重要的事就在於,傳出去的球是否被對方用雙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無遺漏地得到理解,無須說明、無須理論,會清晰明確地反饋回來。這樣一種感受,對我來說是無與倫比的樂事,它會成為至高的鼓勵,讓我切實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絕對沒有錯。

下面的話說出來可能會有些小小的問題。迄今為止,我在文學領域裡從來沒有感到過可以與之匹敵的實實在在的鼓勵。這對我來說是件有點遺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還是一件傷心事。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專業領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後,我想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長壽,哪怕只多一點點,只多一天也好。

《我的職業是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