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使得我們糾纏在一個廣闊大陸上的一個小小的角落裡，而這個大陸更加廣大的地區在世界事務中卻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世界各大國的安全利益在亞洲相互交錯，特別是在東北亞。這個大陸的心臟地區是中國。蘇聯的遠東部分橫跨亞洲的頂端。日本諸島伸展在大陸附近兩千英里的海洋上。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則環繞著這整個地區。西歐同亞洲有著重要的經濟聯繫，這個地區的平衡發生任何動亂，都會被西歐間接地感覺到。
亞洲的人口和資源佔全世界的一半以上。過去三十年來，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比其他任何地區都快。我們從一九四五年以來進行的戰爭，都發生在這個地區。美國在海外的商務，也以這個地區為最大，增長得也最快。在過去一百年裡，美國和西方的影響在亞洲許多地方引起了變化。從新英格蘭先驗論者一直到現代，亞洲的文化和思想對美國的精神生活有很大的影響，這反映了人類所憧憬的東西是具有普遍性的。
一九六九年初，我們在亞洲受到了第一次重大危機的考驗，並且得到了我們受之有愧的稱讚。另一次考驗也是發生在這個地區，當時我們不聲不響地採取了一個有遠見、有政治家風度的行動。初上台的政府遇到兩樁怪事：一是EC-121飛機事件，二是沖繩復歸日本。前者我們默默地忍受了一架非武裝的美國飛機被無情地擊落；後者為我們日益親密的關係打下了基礎，這種親密關係經受住了許多次衝擊而終於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一個關鍵因素。我們同非凡的日本人所結成的長期聯盟關係——這中間並不是沒有發生過笑劇和受到挫折的時候，特別是在經濟問題上——我在這一章後半部將會談到。在這一章的開頭必須先談EC-121飛機事件，因為對於以後甚至更加嚴酷的危機來說，我們從這個事件中汲取了很多教訓。
EC-121飛機被擊落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東方標準時間下午五時，美國海軍艦隊空軍第一偵察中隊一架EC-121飛機（四引擎螺旋槳推進的非武裝星座型）從日本厚木空軍基地起飛到日本海上空執行例行的偵察任務。這種飛行很重要，它給我們提供了敵對軍隊的調動和部署的情報。對於使我們提防突然襲擊，特別是在朝鮮，這種飛行是極關緊要的。這架飛機載有三十名海軍人員，一名海軍陸戰隊人員，還有六噸裝備。它奉命從厚木飛往朝鮮海岸舞水端（半島）外面的一個地點，在與朝鮮海岸相平行的地方，進行若干次長度約為一百二十英里的橢圓形軌道飛行，然後在大韓民國烏山空軍基地著陸。執行這一任務的指示規定，飛機距離朝鮮海岸不得少於四十海里，這樣飛機就在任何時候都明確地飛行在公海上。[1]朝鮮宣佈的領海寬度是十二海里。四月十四日，這架飛機的機長接到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的命令，離朝鮮海岸還要更遠一些，不得少於五十海里。
後來經查明，這架飛機——我們的雷達一直跟蹤著它——大概是為了偵察一個電子訊號，曾稍稍偏離了給它規定的軌道。但是它始終不曾飛到離海岸少於四十八海里的地方。當這架飛機得到通知說它有可能受到襲擊時——在十分鐘內三次得到這樣的警告——它回答說接到了放棄這次使命的指示，離開了它通常的偵察飛行軌道，進入了公海上空。
到美國東部時間下午十一時五十分的時候，在朝鮮清津東南約九十海里處，這架飛機從我們的雷達屏幕上消失了。這架EC-121飛機在日本海上空被朝鮮的米格式機擊落，墜落在離海岸約九十海里處。沒有一個倖存者。尼克松政府就是這樣被推入了它的第一次重大危機。
任何一個新總統在沒有面臨這樣一個緊急局面時，是不會真正知道他的「班子」的水平的。問題在於必須在壓力之下迅速作出冒很大風險的決定。在通常的情況下，他絕看不清楚他的高級顧問們所提供的究竟是他們自己的主意，還是只不過反映了他們的僚屬們的共同見解。做萬無一失的事情總是比較容易的。要贏得有節制或者明智的聲譽是很容易的，因為成敗要過了一個時候才能確定，而到那個時候，什麼是因，什麼是果，已經弄模糊了。但是危機卻使人和政策立刻就顯露出本來面目。在危機的時候，特別看得清誰是沽名釣譽，誰是迎難而上。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個總統能早點遇到危機是件幸運的事；因為這使他可以調整好他的班子。
不能夠說尼克松的新政府傑出地經受了這次考驗。這倒不是說它作出了什麼錯誤的決定，儘管我以為是這樣；而是說，最主要的是，我們的考慮平平庸庸，或者說不得要領。我們很少抓住問題的核心。國家安全委員會系統成了彙集各種供選擇方案的機構，而不能提供一種遠見或方向。
所有的負責人都十分醉心於作決定的過程，以至於在安排辦事的先後次序時，倒把作決定的目的忽略了。像許多屆新上台的政府一樣，他們更加關心的是不要做他們自己指責過前任的事情，而不是就事論事來作出決定。他們唯恐違反了自己競選時講過的話，這是一個新上台的政府最嚴重的——也是最容易犯的——錯誤，這種毛病常常使得新的政府以為，人們對它的判斷是要看它在風格上與前任有些什麼不同。實際上，不出一年，競選時唱的那些調調差不多總是被人遺忘了。要考驗一個新政府，無論如何決不能是看它是否還記住自己的諾言，而是要看它是否能掌握它所面臨的挑戰。採用前任使用的方法，新政府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懲罰；但是即使有一套純粹是自己的風格，如果把事情辦壞了，那也得不到任何讚賞。尼克松確實相信，約翰遜總統是吃了「戰情室綜合症」的苦頭，這就是說，他居然相信了這樣一種誇大狂的想法：在發生危機的時候，他可以從白宮的這間地下室來駕馭這個世界。夠有意思的是：尼克松雖然也跟著叫喊不要患「戰情室綜合症」，但是在輪到他自己的時候，也犯了這個毛病。
戰情室給人的印象是名不符實的。這是一間小小的、不舒適的、既矮又沒有窗子的房間，它所以能被派上這個用途，主要是因為在它的隔壁就是一個擺滿了電傳機和其他通信裝備的房間，可以把白宮同世界各地的大使館聯繫起來。早先有一位總統曾設想國際上的局勢可以用牆上的地圖隨時表現出來，這間房子就是以他這個幻想而得名。在我任職時期，並沒有最新的地圖，甚至連個地圖的影子也看不見。在掛地圖的地方是一些窗簾，給這個簡樸又狹窄的房間增添了一種人情味。尼克松的想法是有些道理的，因為約翰遜喜歡給人一種印象，以便讓人知道他用了許多時間來計劃一次轟炸機出擊，但是尼克松終究還是吃了他自己對別人的批評的虧。由於他對戰情室綜合症的抨擊，因此尼克松同他的同僚不願意一看到快要出亂子的苗頭時就把他的顧問們召集到這裡（或其他任何地方）來開會。他不想捲入搞策略或者制訂計劃的戰鬥中去。辦什麼事情都必須冷靜對待。
當我們聽到EC-121飛機被擊落時，情形就是這樣。我們極其審慎地把處理危機的機器開動起來，每走一步之後都要全神貫注地檢查一下我們自己，以確保我們並沒有魯莽從事。不幸，行動緩慢並不比匆忙行事更能保證判斷的正確。四月十五日半夜十二時五十分，戰情室得到報告說，一架EC-121飛機受到兩架朝鮮飛機的襲擊。我的軍事助理亞歷山大·黑格上校在凌晨一點零七分得到通知。過了三分鐘，黑格告訴我，有一架飛機被擊落，但還沒有證實。我要他把一切情報都收集起來，如果事件得到證實，立刻就向我報告。我不想打擾總統，除非飛機被擊落的事已經得到證實，或者需要由總統來作出決定。凌晨一點四十五分，黑格打電話給萊爾德的軍事助理羅伯特·珀斯利。珀斯利的決定和我一樣：事情還沒有證實，他不打算叫醒萊爾德。
凌晨兩點十七分，平壤電台宣佈，一架美國偵察機侵入朝鮮領空，已被朝鮮的飛機擊落。這是公然撒謊，因為這架飛機一直由我們的雷達跟蹤著，它離朝鮮海岸絕不少於四十八海里，是在離海岸九十海里的地方被擊落的。但是當時由於我不瞭解的緣故，大家都決定不理睬這個廣播。直到上午七時二十分我向尼克松作匯報的時候，我們還在以沒有自己的來源證實這個消息為理由，把這件事作為「未證實的」事情。誰也沒有去想一想，如果朝鮮沒有打下這架美國飛機，它為什麼要宣佈這件事。
事情就好像是，有人按了一下「處理危機」的撳鈕，而回答卻是「無動於衷」。尼克松把他那被說得神乎其神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機器慢慢地開動起來；這是一種收集各種供選擇方案的好途徑，但是如果不願意採取行動，這也是浪費時間。在飛機被擊落的第二天下午要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小組會議，為定於次日即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準備各種供選擇的方案。尼克松沒有表示他打算採取什麼行動。他是想等待各種方案向他提出來。這樣一種程序安排是錯誤的，因為這表明尼克松無意採取報復行動。把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弄清楚，這當然是好的，但是當一架非武裝的飛機在遠離海岸的地方被擊落時，不慌不忙地作決定就會使人猜測是打算不了了之。這時需要的是對這個挑戰的性質作出某種分析，它對美國的政策意味著什麼。只有這樣，提供選擇方案才有意義。當時還有一個使人不能放開手腳來辦事的原因。尼克松早在這場危機發生以前很久，就決定要在四月十八日舉行記者招待會。這種事情常常使他既掛心又興奮，他沒有更多的精力來考慮其他的問題。
我覺得，朝鮮在公海上無端擊落一架非武裝飛機的問題，許多友好國家——特別是亞洲的友好國家——會把我們的反應看作是對新政府是否有決斷的一個考驗。我贊成採取某種報復行動，但是，對於應當怎樣報復又不那麼明確。在第一天，我的僚屬們的意見是令人吃驚的鷹派意見。即使莫頓·霍爾珀林——後來他變得公然無忌地表示反對尼克松政府的所謂好戰傾向——也建議立即進行空中襲擊。但是如果照國家安全委員會時間安排，至少在二十四小時內不能調動軍事力量，後來證明這又是一個錯誤。立即動員軍事實力至少可以使朝鮮知道，它闖下了一場大禍。朝鮮可能會作出一個姿態表示退讓，或者承認需要作某種賠償。在朝鮮人一九七六年在非軍事區打死兩個美國軍官時，他們確實這樣做過。
既然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每一個單位就各自擬訂出或多或少局限於自己眼光的選擇方案。我的僚屬擬出的方案：有的主張在板門店提出強硬的外交抗議；有的主張扣留在海上的朝鮮船隻；還有各種軍事行動，如在元山港口佈雷，轟炸海岸，襲擊機場，不一而足。在所有這些計劃中，缺少的是執行這些計劃的軍隊，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也沒有我們要向朝鮮提出的具體賠償要求，而沒有這一切，我們就是紙上談兵。
國務院忙於應付朝鮮人要求四月十八日舉行的停戰委員會會議。問題在於去不去參加，如果去，準備講些什麼話；或者是不是堅持另定一個開會日期。國務院給了我們一份備忘錄，對軍事報復措施表示保留。它對任何具體的軍事報復方式都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只表示不同意扣留海上的朝鮮船隻，認為這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國防部採取了一個最令人費解的步驟，它停止了在蘇聯、中國附近、地中海和古巴上空的一切偵察飛行。這一步驟顯然未同其他部門和白宮商量。這個問題我們是經過一段時間後才發現的：尼克松大事張揚地在四月十七日下令對我們在朝鮮的偵察飛行實行武裝護航，可是發現沒有飛機來執行。萊爾德看到，多年來，這種飛行增加了很多，而對於這種飛行是否需要和可行卻沒有定期地進行研究。他這種看法毫無疑問是對的。對這個問題早就該研究了。我所關心的是，作為對飛機被擊落的反應而停止一切偵察飛行，會給人造成一種我們有自危感的印象；這種做法不能表現出政府在蠻橫的挑戰面前決心保衛自己的權利。
因此，四月十五日這一天很大一部分時間就在沒有定論的計劃工作中度過了。當時大家似乎越來越同意在海上扣留一艘朝鮮船。於是要求從法律上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但是這已經沒有意思了，因為經查明，沒有朝鮮船在海上，而且自從發生扣留「普埃布羅號」事件以來就不曾有過。另一個好主意也因此而被勾銷了：我們用潛艇擊沉朝鮮的海軍船隻。傳聞有一艘掛荷蘭旗的朝鮮船正在什麼地方行駛。尼克松想要扣住它，這使我們的法學家忙了大半天。後來經查明，我們找不到這條船。就我所知，根本沒有這樣一隻船。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四月十六日的會議開得既沒有中心，也沒有作出決定。會上沒有討論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對於一架非武裝的偵察機在公海上空被擊落，我們不作出反應是不是會造成一種我們太沒有決斷的印象，以致使我們在河內的敵人得到鼓勵，使其他地方反對我們的人放肆起來。同時，一個新上台的政府在蜜月期間通常是不願意冒險的。當時，我們還正在洋洋自得，因為別人稱讚我們與前幾任總統相比是比較能夠節制和約束自己的。而且人們存在著一種理所當然的擔心，害怕在兩個戰場捲入戰爭。萊爾德指出，如果我們捲入同朝鮮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在越南的戰事肯定會受到損害。這些考慮，有許多在會上是含蓄地表示的，沒有正式說出來。軍事方案只是偶然間討論的，沒有鄭重其事地進行研究。這些方案事實上無法執行，有的看起來比較保險，但是不足以對付這樣一次挑釁；有的似乎配得上用來對付這一個挑戰，但是從擔心陷於兩線作戰這一點看來又風險太大。
我們後來才懂得，在危機中果敢是最保險的方針；猶豫不決只會鼓勵敵人頑固堅持，甚至下新的賭注。今天回頭來看，顯而易見，我們是大大地過高估計了朝鮮同我們進行一場針鋒相對的較量的意願了。由於這還是新政府剛剛執政，我起初只限於提出一些供選擇的方案，沒有提出正式建議。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尼克松沒有作出肯定的決定，這天他用了很多時間來詢問那只荷蘭-朝鮮船的問題。在採取有風險的軍事行動和尼克松在「普埃布羅號」船事件上曾經聲色俱厲地批評過的消極被動的態度之間，這隻船似乎提供了一種介乎二者之間的方案。
第二天，四月十七日，尼克松作出兩項決定。在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的好幾項方案中，他接受了第二個方案：恢復空中偵察，派空軍護航。他命令兩艘航空母艦開進日本海，準備可能進行的報復攻擊。出動航空母艦的考慮是：使用以日本為基地的戰術空軍，會使我們涉及同日本政府進行複雜的磋商，這樣，消息肯定會走漏出去，引起公眾的抗議，有可能危及同日本的安全條約談判。而使用駐在關島的B-52轟炸機，又未免太小題大作了。為了避免麻煩，大家都不提駐在韓國的空軍。毫無疑問，大家在下意識中引以為慰的是，這兩艘航空母艦要三天才能到達它們能夠出動飛機的地方。鷹派可以對自己說他們在做點事情了；鴿派可以安慰自己說還有點時間可以緩衝。時間每過一天，妨礙採取報復襲擊的牽制也就增添了一些，特別是，我現在想來，我們錯誤地沒有向朝鮮人提出要求，接受這種要求可以看作是補償，如果遭到拒絕，進行報復就有理由了。我們在板門店提出的抗議是溫和的；國務院力主採取一種非對抗的調子；羅傑斯反對提出任何要求。我們的政治和軍事行動實際上是互不協調的。在這種情況下，出動航空母艦的決定實際上是白費時間；看起來是強硬，但卻意味著不會有什麼行動。
四月十七日，我召集了一個處理危機特別小組，這個小組由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中層代表組成，我擔任主席。這就是後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核心，後來的歷次危機都是由它來處理的。由於沒有明確的指示，所以在這第一次危機中的計劃工作是雜亂無章的。沒有真正要使用武力的決心；一切討論都是理論上的，一直沒有提出過具體的行動計劃。
四月十八日，尼克松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的恢復武裝偵察被人們普遍看作是我們對擊落飛機事件的官方反應，即使我們政府內部也是這樣看的。亞歷克斯·約翰遜認為，繼續作出我們的軍事反應的應急計劃工作是沒有意思的。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知道，尼克松的記者招待會已經舉行過了，他現在會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的。
四月十八日快到中午時——就在記者招待會結束之後——尼克松和我研究了局勢。我對他說：不要求某種賠償，或者不採取某種報復行動，大概會使他以後不得不採取更加果敢的行動。但是，尼克松必須保證以下三點：第一，將要採取的行動必須是有意義的；第二，如果朝鮮人作出反應，我們必須作好堅持下去的準備（我們肯定堅持不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地面戰爭）；第三，如果沒有一個團結的政府做他的後盾，他是不能使用武力的。我的判斷是朝鮮不會升級，雖然總統行動的依據應當是朝鮮有可能升級。我建議由我來個別地徵詢羅傑斯、萊爾德和赫爾姆斯的意見，以免到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他們也許會看總統的意思行事。尼克松同意這樣做，原因之一是因為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通常總是使他精疲力盡，他在這以後幾天想避免緊張。
羅傑斯、萊爾德和赫爾姆斯一致反對對朝鮮進行軍事報復：羅傑斯反對是因為這會驚動輿論界；萊爾德反對是因為他認為這會妨礙在越南作戰，而且得不到國會支持；赫爾姆斯反對是因為上面這些顧慮他都有。四月十八日深夜，我把總統的這些顧問的一致意見報告了尼克松，我還提出一項建議，由於他剛上任不久，而班子裡的意見又不一致，他不能在這樣一個難辦的問題上冒那樣的風險。尼克松和我在白宮的條約廳聚會。在我的印象裡，他不曾想過要進行報復襲擊。他把時間拖得太長了。他在個人的談話中也不曾真正力陳要這樣幹。他並沒有拿定主意，繞過反對者的意見，採取堅定不移的軍事調遣活動。現在他既然有了一個借口，就對他的顧問大發了一通雷霆。只要有機會，他就會盡早拋棄羅傑斯和萊爾德。他在遇到危機時再也不會同他們商量事情了。在我們沒有透露的一系列供挑選的轟炸目標的單子上，他挑出了幾個地點，下令對柬埔寨境內的庇護所進行轟炸，以使河內不致以為我們不堅決。但是他的底牌是我們不會對朝鮮作出軍事反應。四月十九日上午，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部際小組。
雖然如此，尼克松還是下令航空母艦開往日本海去顯示實力。這樣一種威脅同另一方提出的要求全面採取行動是不相符的，因此有可能被看作是放空炮。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我們甚至沒有要求朝鮮賠償。我們沒有向他們提出要求。因此也就沒有辦法來使問題得到解決。兩艘航空母艦繼續按照它們的航線氣派十足地又航行了幾天，後面跟著一隊日本的小船以及為電視台攝下這個場面的小飛艇。如果事態變得嚴重起來將會發生什麼事，那就只能猜測了；日本電視台的幾盞攝影照明燈十之八九會成為犧牲品。然而，一旦向我們的官場亮了底，我們不會採取報復行動的消息很快就走漏出去了。第七十一特遣艦隊——這是當時對那支艦隊的叫法——太平無事地在日本海巡遊到四月二十六日，引起蘇聯私下提出溫和的抗議，我們的回答是嚴加駁斥。到四月底，這場危機在一陣子喧鬧之後沉寂下去了，從懲罰朝鮮的暴行的角度來說，什麼結果也沒有，尼克松覺得沒有能很好地對付他所受到的第一次全面考驗（這當然也是我對自己所起的作用的估計），除了他這一點遺憾以外，這場危機就再也沒有留下什麼東西了。
萊爾德停止一切偵察飛行這個叫人幾乎無法理解的決定依然沒有了結，還有待處理。（直到四月二十二日，白宮才收到五角大樓一份備忘錄，具體列舉了停飛的範圍——不僅在朝鮮周圍停飛，而且還在中國、蘇聯和古巴上空以及地中海停飛。）總統的武裝偵察命令，被利用來再一次拖延時間，理由是需要首先把適當的護航戰鬥機調集攏來。每天不斷的催促得到的是閃爍其詞的答覆。我越來越擔心了，倒不是因為我認為每一處的偵察飛行都那樣重要，而是因為這樣做開了一個先例，一架飛機被擊落竟會使我們的全球偵察系統停下來。在我看來，這一做法造成了誘發其他事件的巨大可能性。一直到五月八日，在停飛了將近四個星期之後，正常的偵察飛行才奉命恢復。
從作出不採取行動的決定來看，說明EC-121事件並不是太重要的——這個決定本來是可能出差池的，但是有理智的人卻持不同的看法，幸好還沒出大錯。但是這表明了我們作決定的程序有重大的缺陷。我們沒有從戰略上進行估計，相反，我們只在技術性的辦法上轉來轉去。白宮沒有進行堅強的領導，我們沒有採取有重大意義的政治行動。我們的軍事部署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要有效地處理危機，有關的機構和部門必須明瞭總統的意圖。必須密切地注意這些機構和部門的活動，務使外交和軍事行動互相配合。在這次危機中，我們的機器不靈，觀點也不明。我們沒有提出使朝鮮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絕的要求。我們沒有調集一支能使人相信確實構成威脅的力量，直到事情過了很久，等到調集起來時已經幾乎是沒有意思了。相互間的協調也做得很不好。總統一直沒有真正下決心。然而，EC-121事件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們狠狠地把辦事的程序緊湊起來了。後來的一次次危機都處理得乾淨利落，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心。我們專為這種事情成立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我們從那以後給人以更強烈得多的有目的的印象。尼克松對羅傑斯和萊爾德的不滿是沒有理由的。他們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他們最好的判斷。然而，事情的結果卻更加強了尼克松獨自作出決定的做法。在後來發生的危機中，他知道他要的是什麼，並且達到了目的，即使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往往要迂迴曲折繞一些彎子。
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對EC-121危機的處理是很軟弱的，舉棋不定，而且渙散，雖然當時得到了很多的稱讚。我相信，我們為此付出了許多看不見摸不著的代價，使朋友喪氣，使敵人放肆。幸而這件事發生得早，而且相對來說是在一個非中心的問題上。我們所取得的教訓使我們在處理以後的危機中得到了教益。
美國-日本聯盟
日本和美國成為盟國已有二十多年。我國太平洋政策的基石就是我們同這個了不起的國家的友誼、夥伴關係和相互依靠。美國人講求實用、腳踏實地、尊重法律、樸實；日本人頭腦複雜而細緻，辦事憑心領神會，表達意思憑間接的、幾乎是審美學的敏感而不是靠言詞。兩國人民之間的不同再大莫過於此了。
日本和美國打交道已經有一又四分之一世紀了。我們之間的關係經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從好奇到競爭，到衝突、佔領、和解、結盟以至相互依靠。美國人的祖先來自各個方面，他們經常努力設法重新找出大家的共同點。另一方面，日本是一個團結得非常緊密和單純的國家。對於美國人來說，契約和法律是社會安寧的主要保證。日本人保持社會和諧更多的是靠人們之間的良好關係和不成文的共同觀點與義務，而比較少地依靠法律和成文的規章。
美國得天獨厚，土地廣闊、資源豐富，他們視富裕為理所當然。日本是一個大產業國，但是達到繁榮還是比較晚的事。由於它的產業要依靠進口的食物、能源、原料和國外市場，因此它的繁榮是比較經不起打擊的。
人們有一種成見，認為兩個這樣不相同的國家竟然走到一起，是件奇怪的事。這種成見像大部分成見一樣，大體上是對的。但是這種看法也適用於日本同其他任何國家的關係，因為日本的成就，有時還有它的挫折，是產生於這樣一個社會，它的結構、習慣和作決定的方式是如此獨特，以致使日本同所有其他文化絕緣。奇怪的是，日本人利用外國人、取得外國人的方法和技術越多，就能越好地保持日本人自己的活力和特色。
日本是由中國海岸外面的一連串島嶼組成的，雲霧籠罩的山峰從洶湧澎湃的海上巍然聳立，青翠的山川在人們的辛勤耕種下物產豐富，但其他自然資源則很少。日本的豐足富裕是紀律、信念和專心努力的勝利。在這樣沒有很大希望的條件下，只有最辛勤的人民才能生活下來。日本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但是經過獨立的奮鬥，在幾個世紀中，形成了完全是自己的一套風格。這使他們既可以生存，也可以防禦外侮，取得了民族的動力，甚至成為一種武器。日本變得與其說是一個民族，不如說更像一個家庭。管理這個家庭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套複雜的、賦予每個日本人具體任務的默契，而在較小程度上是法律（法律只管表面現象和最明白不過的違法行為）。在其他國家僅限於人數很少的上層階級的封建價值觀念和義務，在日本卻滲透到整個社會之中。在這些人口稠密的島嶼上，男男女女都懂得生存要靠紀律和合作，這就消除了一切對抗的因素。日本人所以能夠形成那樣高雅的互相交往的方式，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提出會遭到別人拒絕的主張，他們在表達最微妙的不同意思的時候，能夠給自己留下退路而不至丟失面子，而同時又使人不能不尊重不同的觀點。日本人細膩含蓄的言辭，還只是那種微妙的待人接物中的一小部分。每一個姿態都含有象徵意義——鞠躬致意，按社會地位而分等級，桌上花的擺設也有它的學問。
當然，日本這種複雜和嚴密的社會結構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它使個別日本人對自己的地位有一種固定的自我意識，因此在日本社會環境中造成了抑制和相互支持。但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當這種行為準則與外來的、似乎是野蠻的行為相對抗而消失時，這些日本人也會變得迷失方向，甚至變得殘忍。
使人吃驚的是，日本人對過去的尊重和文化上的獨特之感並沒有造成社會的停滯。其他的一些社會，由於固守自己的傳統，往往越來越與現代的潮流格格不入，因而使自己遭受損失。日本整個社會有一種強烈的尊重自己過去的意識，在對付外國人的時候，決不讓自己的內部分歧損害他們之間的團結，這樣，他們也就把自己封建的過去變成了一種資產。事實證明，日本人的這種獨特精神比中國的文化上的優越感更為有益。日本沒有因採納其他社會的方法而丟失面子。日本經得起採納幾乎隨便什麼制度而不失去自己的性格，保持這種性格既不取決於政府的形式，也不取決於經濟的方法，而是取決於一種複雜的、無所不在的、為人人所共有的社會關係。傳統在日本不僅不構成妨礙進步的阻力，而且提供了感情上的安全保障，確實是成了創新的動力。
在日本被海軍准將佩裡「打開了門戶」之後——在其他一切地方，這都是引起殖民地化的開端的一種微妙的委婉語——日本人以鋼鐵般的決心使自己的封建社會適應了現代社會不可抵擋的要求。天皇制保證了社會的連續性，同時他們建立了產業國家，不出五十年就強盛得能夠打敗一個歐洲大國——俄國；又過一代人的時間，它自己也採取了自己曾經抵抗過的殖民主義方式，引起了世界大戰。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但並沒有動搖它與眾不同的緊密團結和復原能力。日本好像有一架校得很準的雷達，使它能查明全球的力量對比，從而使其制度適應自己的必需，並相信這種適應不會擾亂日本社會的實質。議會民主代替了獨裁，天皇依然是日本獨特性的象徵。日本改變了它的制度，修復了戰時遭到的破壞，不到二十年就變得空前強盛。
自由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開始享受到本來曾是日本獨家享有的廉價熟練勞動力的好處，它們的經濟日益發展，日本決策人面對著這些國家正處於萌芽狀態的競爭，精明地把勞動力和資源從受競爭打擊的產業轉到他們比較有優勢的產業中去。他們沒有讓保障工人終身就業的制度成為工人工作固定不動的權利。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先是從大量美援中得到好處，後來又從國防費用開支少得到好處。國防費用所以能夠少，是靠同美國訂立的安全條約。但是，這種成功首先要歸功於日本制度的連貫性和日本人民的才能。日本在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機中表現出來的恢復能力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日本以它令人敬畏的民族意志力，在兩年時間內，就使這個百分之九十的石油要靠進口的國家，擺脫了收支虧空而恢復了結餘。雖然日本領袖們做事的風格是像日本文化的特點那樣，做三分只說兩分，而且不事聲張，但是，在我看來，在戰後時期所有各主要國家中，日本人的決定是最有遠見和最聰明的。
尼克松政府上台時，我們對日本有兩件事不放心：一是我們的經濟機構因我們的貿易逆差而擔憂；二是我們的政治部門在催促日本要對亞洲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乃至安全負起更多的責任。這些意思表達得十分直截了當，但是實際上我和我的同僚對日本的文化和心理都不甚瞭解，因此我們做出了很多錯誤的事情。在起初對日本人的敏感心理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震驚之後，我以為我們學到了不少東西，而且終於建立了非同尋常的密切關係。我們最難以理解的是，日本的這種非凡的決定是由以自己那種不事聲張的風格自豪的領袖們作出的。可以肯定，有幾位首相是很偉大的。但是他們做事不引人注目，他們的態度說明他們的政策反映了社會的一致意見，而不是一個人的偏好。他們履行自己的職責的能力可能有大有小，但是，他們歸根到底是一種連續不斷的傳統的產物，這種傳統在決定什麼是為社會所必需時，不是通過居於領導地位的個人，而是把社會的目的灌輸給整個社會。
我們這些人全都是在西方作決定的方式中培養出來的，這種方式著重的是作決定的行動，因此我們要理解日本人的這種特質簡直是困難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們的談判方式是對談，說服我們的對話者接受我們所採取的方針。但是日本領導者所作出的決定，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的下屬，他的技巧在於，塑造他們的傾向性，誘導大家朝著他所希望的方向走。日本領導者不是宣佈他的決定，而是把決定引導出來。西方人作決定很快，但是我們執行決定需要的時間卻很長，特別是當這些決定還有爭論的時候。在我們的官場裡，對每一個權力中心，都必須加以說服，或者對它施加壓力。因此執行一項決定的自覺性或者紀律性也就差了。在日本，這樣一個過程是走在決策之前，因此作出決定比較慢，但是執行起來卻很快，而且同心同德。由於所有執行政策的人都參加了制定政策的過程，因此實施起來也就有了更大的動力。
日本人不喜歡搞對抗，因為對抗會產生出一連串看得出來的得勝者和失敗者。他們對於做那種結果難以預料的事情感到心中不安。同他們舉行會晤以前，他們總是先要派出許許多多使者來細緻地打聽清楚你的立場的各種含義。在這個探索階段過了之後，還要經過一個時間來形成必不可少的全國的一致，然後才是正式的協議階段。日本的大臣在國際會議上很少發言，其原因就在這裡。他們在會上收集材料供他們自己作決定之用。如果有人要越過這個過程，逼日本對話者達成一項協議，這種做法有時也能取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人們傳為美談的日本人那種講客氣的習慣也許會壓倒他們對事情是否可行的判斷。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達成的協議幾乎從來不會見諸行動。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沖繩談判之所以成功以及紡織品談判之所以失敗，道理就在這裡。
沖繩談判
戰後，我國對日本的佔領在一九五二年結束之後很久，沖繩和琉球群島的其他島嶼仍然在美國軍事當局的管轄之下。這些島嶼的最後主權屬於日本，這一點並沒有嚴重的爭論。我們堅持佔領地位是因為沖繩成了我國在亞洲最重要的軍事基地之一。我們要依靠沖繩的飛機場來保衛韓國和台灣。我們利用沖繩作越南戰爭的中間整備區域和B-52轟炸機的緊急設施。我們在沖繩儲藏了核武器。沖繩在戰略上雖然重要，但是我們直到六十年代後期還佔領著它，這就把我們同日本的長遠關係抵押出去了。特別是，這使《美日安保條約》罩上了一層暗影，而我們的整個亞洲戰略就是圍繞著這項條約建立的。這項條約簽訂於一九六年日本全國各地發生反美騷亂的時候，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訪日計劃就是因為這些騷亂而宣告取消的[2]。這項條約可以在十年之後作廢，但要雙方中的某一方在一年前通知另一方。這就意味著，日本的反美分子會在一九七年再次掀起反對這個條約的運動。如果日本一再提出修改沖繩地位的要求沒有得到美國同情的答覆，我們就一定逃不脫這樣一個不愉快的前景。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和激進分子是聯合在一起的，後者是在廣島和長崎特別有力的反對核武器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前者是要收復歷史上屬於日本的領土。
在約翰遜總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與佐籐榮作首相會晤時，我們告訴日方，由於我國的選舉，這個問題勢必要等到一九六九年。因此，尼克松上台時，沖繩問題已迫在眉睫。在佐籐-約翰遜會談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沖繩問題變得更加緊張了。公眾抗議我國利用這裡的基地進行越南戰爭。一艘核航空母艦訪問佐世保，受到在海面上留下了輻射殘跡的指責（美國否認這事與這艘軍艦的訪問有任何關係）。一九六八年二月，沖繩立法機構通過決議，反對B-52轟炸機以這個島為基地，在野的社會黨反對派也在日本國會提出了同樣的提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琉球群島舉行第一次直接選舉，一個社會黨人當選為行政首腦。他上台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宣佈他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逐步關閉基地和使琉球復歸日本的問題。
尼克松就職後的第二天，我就命令一些機構來共同研究我們對日本的政策，而把沖繩列為優先研究的問題之一。尼克松在同一天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一月二十七日，他第一次與參謀長聯席會議正式會面，在這兩個場合中，都簡要地討論了日本政府急迫要求收回衝繩的問題。參謀長們認為我們的沖繩基地的價值是難以估計的，不僅是因為這些基地為進行印度支那戰爭提供了方便，而且對我國在太平洋的整個戰略地位也是如此。參謀長們已經開始同意得到我所支持的國務院的看法，即沖繩歸還日本，在政治上勢在必行。但是他們要確實得到保證，使他們繼續有權使用這些基地，而且對這種使用權的干涉應減少到最小最小（他們希望根本不受干涉）。他們還要求繼續在這個島上儲存核武器。如果沖繩交還了日本，而我們的使用權受到我們在日本本土上的基地那樣的限制，那麼，基地設施事前不同日本商量就不能用於作戰行動，核武器根本就不許存放。由於日本是世界上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唯一國家，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因此在日本本土上，我們是接受對核武器的限制的。這樣使我們遇到了一個重新找地點的大問題，因為附近找不到一個方便的基地。不過我還是決心要在國務院的合作下，尋求一個能符合雙方要求的解決辦法。當我們的有關機關在聯合研究這個問題時，佐籐首相於一九六九年二月在日本國會表示他有「堅定的決心」要使沖繩復歸日本，並且要向美國的新總統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是為了強調他的觀點，沖繩人民在一個美國機場外面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用於印度支那戰爭的B-52駐在那裡。
這裡要談一談佐籐榮作。他像其他的日本領導人一樣，不聲不響地在辦事。他從來不表現出他好像有權作出超越日本全國一致意見的決定。然而他的威望是如此之高，誰也不懷疑，日本舉國上下一致的意見是由他來幫助形成的。用不著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日本式的人物。他也是美國的真心朋友，他認為同美國這個過去的敵人結成夥伴關係是東亞和整個太平洋地區和平的最好保證。他的根本立場是日本，他的外交政策立場是同美國結盟，他所嚮往的是和平。他以非凡的細緻和智慧處理困難的談判。他在任首相期間，倒霉地碰上了尼克松衝擊——秘密的北京之行和一九七一年夏的經濟協議。但這並不是他的過錯。（我們認為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那樣，關於這一點我在本書後面還要說明。）他非常有氣量，沒有讓這些事情損害我們之間的緊密關係。我非常欽佩他的性格，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他任首相的最後兩個星期裡，我專程前往日本，故意讓人都看到我是去同他進行磋商，並且同他共同進餐，以顯示我們對這位偉大的領導人的尊敬。即使在他離職之後，我每次去日本，沒有一次不要求前去看望他。我以有他這樣一個私交而自豪。一九七四年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把這件事看作是我們兩人之間又多了一條紐帶。在我看來，他體現了日本最好的品德——安詳的內在力量、智慧和尊嚴。對於所有相信和平和自由的人來說，他的去世是太早了。
各有關機關繼續進行著對日政策的聯合研究，在這期間我經常向尼克松匯報。三月八日，我給了他一份國防部部長萊爾德送來的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文件，再次表示了參謀長們很關心在沖繩島上儲備核武器和除了核武器以外的其他軍事用途不受限制的問題。十天後，我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說明送交給他的這項決定的各個要點。當時的政治現實是日本要求收回衝繩的壓力已經無法阻擋。反對我們駐在那裡的示威運動，不僅對我們使用那些基地構成了現實的威脅，而且會危及佐籐和執政的自由民主黨的政治地位，而發起和保持日本同美國結盟達二十年之久的就是這個自由民主黨。簡而言之，在日本的主權之下，使用沖繩基地會使我們不能那樣隨心所欲，這就會使我們在軍事上受到損失；但是要保持現狀，就要在軍事和政治上冒風險，而這種風險卻超過了軍事上所能受到的損失。的確，我們如果拒絕談判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很可能真的會使我們完全失去這些基地。
這一次，美國政府在一個問題上是團結一致了。到四月間，我們在對日總政策的主要方針上取得了一致意見。我們一致認為，日本是我國亞洲政策的基石，加強這種關係，必須成為我國的基本目標。只要日本國內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問題上不發生分裂，我們就要在一九七年以後盡力繼續保持這個條約不作修改。我們要鼓勵日本在亞洲起更大的政治作用，使它的國防能力有適度的增加，雖然我們不會對它施加壓力，逼迫它大大擴充軍隊。這些方針在研究小組四月二十五日的一次會議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四月三十日的會議上，得到了尼克松的批准。
在沖繩復歸問題上，甚至在一些技術性的細節上也取得了進展。參謀長們總算同意了減少在沖繩的基地數目。他們同意，如果日本不讓我們在整個亞洲的作戰行動中不受限制地使用這些基地，那我們可以退一步，爭取在保衛韓國、台灣和南越時不受限制的權利，而日本方面贊同我們兩國在亞洲的防務上有著共同的利益，這樣將使我們使用沖繩基地的權利更加牢固。這兩種不受限制的權利其實只是理論上的，在實際上並無區別。很難想像，除了這裡具體提到的韓國、台灣和南越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地區要從沖繩基地出發去保護。爭論的主要問題在於，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要繼續保有我們在沖繩儲存核武器設備的權利。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四月三十日的會議上，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前駐日大使亞歷克斯·約翰遜把關鍵的問題歸結為：如果處理得當，我們讓日本收回衝繩可以成為對日本的一種推動力，使它在亞洲的穩定和防務上負起更大的責任。但是核武器問題非常敏感，我們對日本人的這種敏感需要表現出某種諒解。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次會議之後舉行的沖繩談判表明：如果白宮和國務院在其他問題上也能這樣，做到互諒互讓，有許多令人神經緊張的事情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政府的工作也會做得有效得多。在執行尼克松四月三十日的決定中，華盛頓各部之間的日常工作由亞歷克斯·約翰遜主持。阿明·邁耶大使在東京出色地進行談判。我的作用是提供適宜的氣候，並在關鍵時刻向日本人做些工作。我認為我的任務是，表明總統一定要使談判獲得成功的決心。
本著這種精神，我在五月二十一日同日本大使下田武之討論了由日本提出它自己將在亞洲起什麼作用的看法。他強調說，如果沖繩問題在一九六九年就得到解決，日本願意在亞洲承擔更大的責任。我看到他這個諾言既不可行，也不十分精確，因此我只是同樣含糊其辭地保證說，尼克松總統將以積極的精神來對待即將舉行的談判。
尼克松在技術問題上的決定是在五月底告知各有關機構的。這個決定接受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的一致意見：如果我們在使用沖繩基地保衛韓國、台灣和南越這個問題上能獲得令人滿意的諒解，尼克松就可以把沖繩歸還日本，並且考慮日本在核武器問題上的意見——換句話說，他示意可以不堅持在沖繩儲備核武器的權利。總統作出這個指示之後不出四天，它的實質內容就被走漏給《紐約時報》了，這一下可起了好作用。我們的談判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底牌就見諸文字了。
美日兩國官員的正式談判在一九六九年六月通過外交途徑認真開始了。這時，在美日對話中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與沖繩不相干，但卻注定與沖繩問題密切相連，這就是紡織品問題。如果說沖繩談判顯示了很高的政策性，那麼紡織品問題確實是一個很不高明的喜劇、挫折，幾乎是一場大失敗。
由於各種原因，我們同日本的貿易經常存在逆差。也許是由於日本的生產率正像日本人所說的那樣特別高，也許是由於日本對美國市場搞傾銷，而對於外國滲入日本的市場卻樹立起壁壘（我國有一些貿易專家堅持這個看法），日本向美國的出口，特別是產業製品，遠遠超過美國對日本的出口。日本很容易進入我國的市場，而我國在日本卻享受不到同等的機會。這樣一來，日本的競爭對許多美國產業就形成了激烈的、有時甚至是壓倒之勢的挑戰，這就使人擔心因旁的國家在貿易上的做法而造成美國的失業。美國企業家、議員和經濟官員發出呼聲，堅持要日本方面在經濟問題上表現出靈活性，這樣美國在沖繩問題上才好採取行動。我國的經濟機構各自代表著他們自己的一部分選民，像放排炮一樣向日本提出一大堆要求，包括要他們採取措施限制日本羊毛織品和混紡織品的出口，或者降低對美國投資的壁壘。這樣一大堆建議實際上是行不通的。日本從中挑選出一些對他們來說是最省事的建議。日本方面有一整套連貫的政策，而我們的種種要求卻互不相干。這就使日方能夠從我們的許多方案中挑選一些對他們最不礙事的來，其中常常有些出口貨在日本的出口中已經不佔什麼份量，譬如說，他們決定放寬美國在日本投資的條件，但是他們心裡非常清楚，有許多行政的、社會的和文化的障礙是正式的立法管轄不到的。他們甚至宣佈要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聯合開辦一個企業。我把這種情況報告了尼克松，我建議把我們最主要的要求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他表示同意，並在我的備忘錄上寫了批語：「這樣放寬投資在政治上對我們並不重要。我們必須在紡織品問題上有所得。」
紡織品問題是使尼克松惱火的事。美國南部的紡織品製造商是受日本競爭打擊最重的產業之一。許多工廠被迫關門。這些廠商也有一個力量強大而起作用的院外集團。這就促使總統候選人尼克松在一年前向南方代表和選民作出一項乾脆的諾言：他將在紡織品問題上有所作為，這項諾言是作為每四年一次的那種不可思議的美國宗族禮儀的一部分而作出來的。
新政府決心要實行尼克松的諾言。商務部長莫裡·斯坦斯以及白宮的助手羅伯特·埃爾斯沃思和彼得·弗拉尼根想馬上同日本幹一場，使日本自願地同意減少它的紡織品出口。我不是一個職業政治家，我認為，在我們全面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工作還沒有完成以前，專門考慮某一種產業是不適當的。因此我就以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決定需要一個過程作為借口來拖延時間。我很快受到了教育：尼克松用毫不含糊的話對我說，他真的要取得一項紡織品協議。我作為總統的助理，應當出力來辦成這件事。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因為我對這個問題一竅不通。我不得不學習國際貿易的整套詞彙，例如「出口補助技術」，還有「觸發點」（到了這一點就必須克制）和「類別」（屬於抑制之列）這些神秘的複雜事物，所有這些詞彙學過就忘了。我忘不了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的經濟專家看到日本方面那樣機靈有辦法，不禁既佩服又擔憂，因此他們堅持談判必須包括一切種類的紡織品。他們深信，任何一種遺漏都會被狡猾的日本人鑽空子，藉以規避整個協定。
我就是這樣被推到這個談判中來了，這使我難過，後來又使我遺憾。我的任務是要使莫裡·斯坦斯和彼得·弗拉尼根交代給我的立場帶有來自總統的味道。我只能夠轉達這個立場，而不能談判這個立場，因為一旦放棄了這個交代給我的立場，我思想上就失去任何立腳點。像後來同蓬皮杜舉行的貨幣問題談判一樣，這使我毫無鬆動的餘地。在我這方面沒有一個退讓的方案，也不需要我發揮想像力，那麼，如果對方想要達成協議的話，那就只有叫他們讓步了。
佐籐以典型的日本方式派來了一個偵探，這個人同我們兩人都是私交，而又不在日本政府中擔任公職。這樣一來，我就開始捲進去了。這個非官方人士於是就同我這個不瞭解情況的人搞起談判來了。這位特使和我都可以很容易地被開脫責任。我們很快就演起了一出錯綜複雜的歌舞伎戲。七月十八日，佐籐的特使來看我，我們於是繞過了兩個國家的官僚機構（但是由於我在貿易問題上是外行，我便把情況詳詳細細地告知我方的主要角色），建立了秘密渠道。佐籐想同尼克松在核武器和紡織品這兩個問題的基本原則問題上取得諒解。一旦基本問題得到解決，就可以要雙方的辦事機構著手草擬細節。我找尼克松把佐籐的方案告訴了他。尼克松很有勁頭，他說：「讓我們設法把事情辦成，不要同國務院在那裡耗時間了。」
在同日本的關係上，尼克松總是有遠見的。一九六七年他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越南戰爭以後的亞洲》，他寫道：
不讓今天的日本擁有它自己的武裝力量，不讓它負起自己國防的責任，這就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置於無能為力的狀態——儘管有其痛苦的歷史根源——這種狀態同日本幫助確保非共產黨亞洲的共同安全所必須起的作用是不相符合的。
在這篇文章中，尼克松還把他對日本在區域安全中作用重要的想法同他對美國作用的演變的看法聯繫起來：
許多美國人對戰爭感到厭倦，對盟友感到傷心，對援助喪失了幻想，對國內危機感到沮喪，他們在留心地傾聽新孤立主義的呼聲。處於這種狀態的並不只有他們。在整個西方世界有一種轉而面向國內、變得目光狹窄的孤立主義傾向——這是很危險的。但是，在今後一代的時間裡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安全，除非我們現在認識到在亞洲起作用的力量之巨大，世界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那裡，最大的潛在危險也是在那裡。
我費了幾天時間同這位日本使者討論這些問題，然後同總統出發去迎接阿波羅11號返回地球和環遊世界。這位使者和我在解決紡織品問題上就大體輪廓達成了協議，其餘通過外交途徑來談判。核武器問題留到以後再考慮。
但發生了一件誰也料想不到的、一旦碰上似乎就沒完沒了的傷腦筋的事，把這種和諧的氣氛給破壞了。美國陸軍在沖繩用罐子存放了一些神經毒氣。有一位少校由於審美觀念使他失去了判斷力。他決定要把這些罐子漆成白色，在上漆前，要把罐子表面磨光弄平，碰巧把有些罐子弄漏了，毒氣跑了出來，報紙、電台和國會的壓力很快就來了。日本人的注意力集中地盯著沖繩。有幾個星期，一些辦事認真的人，花費了許多時間來尋找一個地方好把這些毒氣運到美國來，但是，沒有一個州同意讓這些東西過境送到它最後的目的地。最後，這些東西運到太平洋中間的約翰斯頓島，並在那裡銷毀。
國務卿羅傑斯於七月底訪問了東京（他是陪同總統訪問東南亞時中途離開的），以便繼續同日本舉行沖繩談判。陪同羅傑斯的有莫裡·斯坦斯和農業部長克利夫頓·哈丁。他們同羅傑斯一起進行關於貿易和其他經濟問題的內閣級談判。會談後發表的公報僅僅宣佈羅傑斯和日本外務大臣愛知揆一「討論了把沖繩的行政管轄權交還給日本的問題」。但是日方很快就向報界透露，美國已在原則上同意把沖繩歸還日本。羅傑斯在八月三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證實了這個消息。這種情況更加肯定了尼克松和佐籐先前的一種想法，即一定要把最敏感的討論限制在比較不容易走漏消息的私下會談中進行。
關於邀請佐籐十一月來華盛頓舉行最後解決沖繩問題的關鍵性的會談，雙方的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留給領導人來處理的問題實際上只是兩個：一是在沖繩存放核武器，這個問題是明擺著的；二是紡織品，在這個問題上的讓步不能透露出去，否則佐籐在國內的基礎會受到損害。總統決心要解決紡織品問題是白宮從政治方面考慮硬塞給我的。把一個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同一個暫時的國內政治問題扯到一起，實際上是對日本進行訛詐，我對此是很不熱心的。但是在一九六九年時，我的地位還不夠強有力，因此我擋不住集體的判斷。
避免正面對峙是尼克松的個人風格，而對於佐籐來說，這是他必須遵守的個人素養。這兩位領導者都需要一個經過周密準備的預期結果，這一點是完全不謀而合的。佐籐的使者提前十天來到，他同我擬訂將要達成的主要諒解和公報的措辭。亞歷克斯·約翰遜和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知道我在同佐籐的使者舉行秘密會談，他們便向我建議不要把總統關於不堅持存放核武器的決定這一手亮出來，而要一直保留到最後一分鐘，藉以在紡織品問題上取得最大限度的讓步。我冷淡地對那位使者說，核武器問題的最後決定留待佐籐到達後來作，這樣就可以成為「他來到這裡之後的成就了」。
這個策略在短時間內是行通了，但是這超過了佐籐把這件事情兌現的能力。佐籐處於不利的地位。他一旦來了之後，就不能在核武器問題上使談判遭到失敗，因為這樣便危及日本同美國的整個安全關係，而這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支柱。因此這位使者告訴我說，佐籐可以同意通過一個全面安排來把日本對美國出口的紡織品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於是莫裡·斯坦斯給了我一個紡織品限製出口的方案，我就照原樣拿了出去。對我來說，這個方案就好像是用日文寫出來的一樣。這位使者飛回日本去向佐籐匯報。過了幾天，他證實，提出來的限制紡織品出口方案可以接受。尼克松和佐籐會晤成功的舞台看來已經準備就緒。
佐籐到達美國前兩天，我接到東京打來的緊急電話。是佐籐的使者打來的。為了掩蓋他的身份，暫時迷惑一下可能正在竊聽的情報機關，他用了一個假名叫「吉田先生」。在公用線路上談問題，他省略地說「我的朋友」（指佐籐）和「你的朋友」（指尼克松）。（這種「我的朋友」-「你的朋友」的交談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成為我生活中的一個特色，最後還將考驗我是否神經健全。）在這次電話交談中，他告訴我說，佐籐（「我的朋友」）不能夠在秘密談判中解決紡織品問題。他就是不能夠把他的諾言兌現。由於國內的原因，他想要使已經達成協議的立場在正在日內瓦進行的正式貿易談判中提出來。「吉田」證實，日內瓦談判的結果將是雙方已經同意的具體數字。但是這個或多或少拖長了一些的過程，可以使日本的一致意見能夠表達出來。我同我國政府各個有關方面進行了磋商，大家都同意了這個程序。我們本來應當知道事情會是怎麼一個樣子。如果說在沖繩問題還懸而未決的時候，佐籐的地位還沒有牢固得敢於把他已經同意的事情宣佈出來，那麼他在純粹屬於商務的談判中就肯定不敢做這種事情，因為在這個談判中主要是由日方來作出讓步，而對我們卻沒有什麼明顯的壓力。
佐籐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到達白宮。他所代表的國家在整個安全問題上和對外政策上是依賴美國的。日本指靠著美國的實力、決心和領導。的確，佐籐在那天晚上的宴會祝酒詞中縱情地讚美美國阿波羅12號剛登上月球的成就。在佐籐看來，「這不僅是美國非凡的組織力量的勝利，而且也是美國人民的想像力和勇氣的勝利」。
他的這種態度使他同尼克松的會談更加融洽了。他從尼克松身上看到了待他親如家人的味道。尼克松對美日關係曾經用過心思，作為一個公民六次訪問過日本，對日本的潛力和對它的領導人的評價甚高。他特別欽佩佐籐的異父兄弟岸信介，岸擔任過首相，後因被迫取消艾森豪威爾一九六年預定的訪問日本而尷尬辭職。尼克松也久聞佐籐大名，對他的印象很好。
佐籐表示他的政府要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繼續保持《美日安保條約》的堅定決心。佐籐再次認定，沖繩協議將大大有助於消除對美日關係的異議。佐籐表示，沖繩問題得到了解決，日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國防力量。尼克松重申了他個人在一九六七年《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所闡述的對日主張。他鼓勵日本在太平洋防務中起更大的作用，並對日本最近擴充海空軍的做法表示高興。尼克松表示，希望日本對亞洲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能夠為增強自由亞洲的力量作出貢獻。佐籐同意尼克松的這些觀點，實際上聯合公報大力闡述了韓國、台灣和南越的安全對日本的利害關係。日本也作出了一般的保證，「要對亞洲的和平與繁榮進一步作出積極的貢獻」。作為表現這種共同關心的象徵，在東京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了一條熱線。（北京對日本重新活躍起來的前兆起初很不以為然。在我第一次訪問北京時，周恩來指責我們把日本引上傳統的民族主義道路。我費了一些時間才說服了他：美日聯盟不是針對中國的。的確，誘引日本民族主義的最可靠的辦法是中美兩國競相討東京的好。）
所有這一切在沖繩問題上起的作用是：日本對韓國、台灣和南越安全的關心是以一種帶哲理的方式表達出來了，它為實質上不受限制地以常規武器保衛這些國家的原則提供了一個模式。這裡留下了核武器問題。尼克松已經同意放棄在沖繩儲存核武器的權利。我們認為，我們保留在遇到緊急事態時恢復存放核武器的權利是重要的。因此就產生了「吉田」和我之間的一場複雜的對話，企圖找到一個能符合雙方國內需要的方案。日本希望能發表這樣一項聲明：關於核武器問題，將按照「首相所闡述的日本政府的政策」加以處理。這句話你隨便怎樣解釋都可以。在日本來說，這一定會被解釋為禁止把核武器運進來。另一方面，我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卻堅持要找到某種方案，便於他們能夠在遇到緊急事態時把核武器再度運進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在爭論著怎樣做給別人看。要決定在多大規模上運進核武器，靠的不是援引以前公報上的某某條款，而是取決於當時的情況。而且，再度運進核武器還需要在美日兩國都得到國內的批准，如果不擺脫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設的困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亞歷克斯·約翰遜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既巧妙又空洞的方案。在《美日安保條約》中有一項條款，即遇到緊急狀況時進行事前磋商。如果在公報中引出這一條款來，雙方都可以滿足自己的需要。佐籐可以保持他的政府反對核武器的立場；尼克松則可以說，這項條款給了我們甚至在真正發生緊急事態前就提出在沖繩存放核武器的權利。我把這個方案提交給「吉田」，他得到了佐籐的同意。
可是還有一個怎樣拿出這個方案以及由誰拿出來的問題。「吉田」和我草擬了一個字斟句酌的底稿，我們幾次讓我們的主角進行排練，這樣可以有一個正確的錄音備查。「吉田」徵求了佐籐的意見，佐籐認為這個辦法也許可行。
按照這個辦法，佐籐在開場白中會重申反對運進任何核武器的標準日本立場。尼克松則可以非常強硬地提出我們的最高要求。佐籐在經過了幾分鐘的考慮之後就把先前經雙方同意了的折衷方案拿出來。尼克松在為官員們著想（或者至少是為錄音著想）而仔細思考了這個問題之後，表示接受佐籐的「折衷方案」。如此辦理，這個方案就成了日本出的主意。這不是誰強加給誰的。錄音是真實的。
這個棘手的問題一經解決，其餘的事就好辦了。尼克松和佐籐同意把沖繩的行政權交還給日本，這樣可以開始進行技術性問題的商談，以便在一九七二年交割完畢。（這個限期沒有超過，沖繩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交給了日本。）在用常規武器的戰爭中使用沖繩基地的問題也解決了：雙方表示同意沖繩的復歸應當「不損害遠東的安全」，因此「不應妨礙美國有效地履行其保衛遠東國家（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義務」。佐籐訪美的最後公報指出，尼克松總統在沖繩問題上保證承認「日本人民反對核武器的特殊感情」。換句話說，沖繩應與日本其他地區一樣成為「無核地區」，但並不妨礙在遇到緊急事態時按《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舉行共同磋商的可能性。[3]佐籐對尼克松歸還沖繩的「寬宏大量的」決定曾私下表示「深為感激」。
這場複雜的談判就這樣以一個有遠見和有政治家風度的行動結束了。危機得以避免，沒有成為報上的頭條新聞。在表面上，我們在沖繩問題上作了讓步。但實際上，我們保持住了美日關係。我們把核武器搬出了這個島，在使用常規武器方面，我們接受了某種有限的限制。通過這些措施，我們避免了把一切都喪失掉。自一九七二年以來，我們在沖繩的基地繼續在使用，沒有受到任何干涉，公眾也沒有採取重大的反對行動。沖繩談判為我們同日本加強夥伴關係打下了基礎。尼克松興高采烈，他在與佐籐告別時說：「在這種場合，人們常常說，兩個有關國家之間的關係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但是我今天相信，這句話確實說出了事實：我們不僅在太平洋，而且在全世界的雙邊關係中，美國和日本之間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尼克松的這幾句話可謂大致不差。佐籐在一封信中也作了相同的估計，他回答說：「我深信，我們兩國進入了一個相互合作關係的紀元，這種關係的基礎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牢固得多。」
我們為同日本的關係而高興的心情由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大選的結果而更加強烈。這次大選使佐籐的自由民主黨重新當選，他們的議會多數甚至超過了原來預期的結果（在眾議院的四百八十六席中取得二百八十八席）。我們認為這證明了沖繩談判做得對。日本支持同美國搞好關係的人的力量加強了。佐籐到退休時將能夠在選擇他的繼承人上施加影響。尼克松在一九七年二月作的外交政策報告中談到沖繩時說，這是「我作為總統作出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他這樣說是有些道理的。
在紡織品問題上的慘敗
紡織品是一個更為複雜難辦得多的問題。「吉田先生」在華盛頓又扮演了他那悄悄的中間人角色，他在佐籐到達後的那天晚上來電話告訴我說：在紡織品問題上，我們原來的方案是打算在日內瓦安排出全面的出口限額，但佐籐在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他想在晚上「仔細再想一想」。我對於我們已達成的諒解居然這樣快就被告吹表示驚愕。第二天早晨，「吉田」又來電話說，「他的朋友」打算維持原計劃的方案。在日本選舉之後，佐籐將在日內瓦的正式談判中使事情取得雙方已經一致同意的那種結果。但是，如果要使這個做法行得通，就一定不要在公報中提紡織品問題。由於問題的解決方案只能在還沒有開始舉行的談判中提出來，所以佐籐就無法事先估計談判會產生什麼結果。而要是暴露了我們是拿沖繩來換取紡織品問題上的讓步，那麼美日新關係就會受到損害。因此，公報中的經濟部分只是冠冕堂皇地大談莫裡·斯坦斯愛談的其他題目，使佐籐政府有義務降低對外國進口貨和對日投資的壁壘，但是在紡織品問題上一字不提。
儘管如此，事情看來還是在順利進行著。佐籐在同尼克松進行的第二天談判中明確保證，紡織品問題將會如總統所希望的那樣得到解決。佐籐宣稱，他完全負責，並說言而有信是他的「信條」和「誓言」，說這是他的誠意，他將為此而盡一切努力。尼克松說他覺得這很好。這兩個領導人握了手。佐籐沒有用「全面的」這個詞，但是「吉田」在當晚的交談中要我放心，說佐籐是會尊重這個諒解的。佐籐回國後，「吉田」在十二月又再次同我通話，證實佐籐確是作出了保證，要締結一項雙邊的紡織品協議，雖然不用全面這個字眼，但是協議實際上將是全面的，這樣可以緩和佐籐的國內問題。這當然很合情合理，因為佐籐剛剛宣佈了要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行大選。
在舉行談判時，要想取得超出參與談判一方的國內結構能力以外的成就，那是很危險的，如果還想取得超出雙方國內結構能力以外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說了。紡織品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尼克松和佐籐所一致同意的最後解決，因為兩國政府中實際上沒有人理解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標，甚至不知道目標究竟是什麼。我國根據佐籐-尼克松協議提出的正式建議立刻就遭到日方較低級官員的拒絕。我打電話給「吉田」，他再一次對我說，佐籐將會尊重我們所達成的諒解，但是佐籐不讓日本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他希望這樣做能夠使他在政治上和在政府機構中比較容易取得他所希望的結果。我把這些話全都告訴了亞歷克斯·約翰遜，我對他說：「這是一場歌舞伎劇。」後來的結果證明這更像是卡夫卡的故事。
美日之間關於紡織品問題的正式談判繼續在好幾個不同的級別進行。但是在任何一級的談判中，日本政府既沒有提出，也沒有接受類似於佐籐作過保證的那種主張。佐籐面臨著日本紡織業的堅決反對，也面臨著相當於我國商務部的日本通商產業省中為紡織業說話的人的堅決反對。佐籐在法律上沒有辦法強迫紡織業接受那個他們不願意接受的解決方案。佐籐一度改組了內閣，並更換了通商產業大臣，但是這個新大臣後來也是同樣反對讓步。
我們方面的做法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為了使佐籐-尼克松方案能行得通，我們應該提出一個非常強硬的方案，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佐籐能夠把他同尼克松達成的協議當作一項折衷方案拿出來。但是我們的中級官員，只是從日本談判對手的談話中來判斷事情能夠辦到什麼程度，因此他們一直不相信能夠達到我們的最高限度的要求。他們堅持要提出他們認為是現實的方案，因此就不再堅持為了使佐籐-尼克松方案能夠通過而需要採取的強硬立場。我們的談判者提出來的是我們告訴他們的、已為雙方同意了的最後結果，而不是強硬方案。這就當然使佐籐站不住腳了，因為這樣做就是要他接受美國的方案。「吉田」拚命地打電話來，責備我沒有履行美國在開頭要提出一個強硬方案的諾言——一個外國政府抱怨向它提出的方案過於和解，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吉田」對我的責備肯定是這樣少有的例子當中的一個。在這過程當中，美國國會一直在加強壓力，要求把經濟戰中最重的重炮拿出來——制定法律，規定嚴厲的定額來限制日本紡織品進口。這樣，紡織品問題沒有得到和諧的解決，而且有變成一場正面對抗之勢。
一九七年二月，「吉田」邀請我去日本解決這個問題。要這樣深地陷入一場我不很瞭解的談判中去，我一點也不熱心，而且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無力作出多大的貢獻。於是我要亞歷克斯·約翰遜提出一個代替人選。亞歷克斯建議要國務院的貿易專家菲爾·特雷齊斯去，但遭到「吉田」拒絕，說這個人級別太低，他要求去一個內閣閣員，於是就選上了莫裡·斯坦斯，「吉田」的希望得到了滿足，可是五天後，他又來電話對我說，要我們推遲去日本的日期，因為日本方面家裡的事情還沒有安排就緒，斯坦斯去不會有什麼用處。
斯坦斯沒有去。三月間日本派了一個談判者來到華盛頓，並帶來了一份不能令人滿意的建議。「吉田」給我來電話說，日方的建議只是「看起來」不能接受。日本的實際立場是比較靈活的。在亞歷克斯·約翰遜、莫裡和我看來，這一點不很明顯。我後來又幾次接到「吉田」的電話，答應將提出較好的建議，要求我方不要中斷談判。我這時已經習慣於照例把這些情況同約翰遜和斯坦斯商量，我告訴「吉田」，我們等他的新建議。我們完全不知道事情將會變得怎麼樣，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一位主張自由貿易、力求避免制定限制性立法的美國知名企業家在東京提出了他自己的折衷建議。他是以個人身份提出的，但是日方卻利用他的建議作為庇護。這位企業家的建議還比不上國務院所提出的方案，而國務院的方案已經是「軟」得沒法讓佐籐提出一個折衷方案，這個建議比「吉田」要我相信的佐籐可能準備要拿出來的方案還要軟。因此，日方很快就接受了這位企業家的主張是並不奇怪的。在斯坦斯和約翰遜的建議下，我不得不打電話告訴「吉田」，說明這位企業家只代表他自己，他沒有權威。尼克松要我同佐籐的使者「辦成這件事」，「插手的人太多了」。我同意這個意見。聽任日本人到處去物色他們最喜歡的建議，這不能說是聰明之舉。
這場喜劇又繼續了兩年，劇本差不多總是一樣的。一九七年六月，日本通商產業大臣宮澤喜一來到華盛頓，會見了斯坦斯（經過我和約翰遜的同意）。宮澤喜一的建議，斯坦斯認為，似乎在日本談判期間已經同意的每一個問題都後退了，更談不上是體現佐籐的計劃（斯坦斯譏諷這是「神風特攻隊的態度」）。這使得尼克松總統改變了政府的立場，「勉強」批准了實行紡織品進口限額的立法。我有好幾次向斯坦斯和約翰遜說，我很想擺脫這個談判，但他們鼓勵我繼續留下來。在美日雙方都沒有章法的情況下，我的「後門渠道」似乎提供了取得任何協調的唯一希望。一九七年秋季，總統的國際經濟政策助理彼得·弗拉尼根也參加了進來，於是又作了一次同日方達成協議的嘗試，然而也是中途夭折。
佐籐首相因出席聯合國成立紀念慶祝會於秋季來到美國。無所不在的使者先他而來——雖然這一次不是「吉田」。這位使者堅持說，佐籐來拜望尼克松時想要解決紡織品問題，因為這是個信譽問題。我極力勸他不要提這個問題了，除非佐籐能夠履行協議。尼克松懂得，有時，國內有難以克服的障礙能夠挫敗政治家最好的心意。他自己有過這樣的經驗。但是，如果再一次辦不成就會使信心動搖。
然而佐籐一定要在紡織品問題上再嘗試一下，於是又重演了去年那個做法。在十六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中，佐籐打算把其中十四個問題達成協議。他說，他想把剩下的兩個問題留待他回國後解決，這樣，最後的決定就可以在東京而不是在華盛頓作出。佐籐向尼克松告辭後，乘車繞過白宮到西行政大街，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我的辦公室。他說，他想要在我的同僚面前重申他許諾過的事情。他接著把他對尼克松說過的話又重複說了一遍。
他就是這樣做了，然後回到了東京，但是仍然什麼都沒有發生，談判依然僵持著。我並不懷疑佐籐的保證是真誠的。他非常有頭腦，不會去做這樣笨拙的逃避責任的事；他非常有身份，不會對一個他真心喜歡的國家和一位他所尊敬的總統耍這樣的花招。我們要求於他的太多；他許下的諾言超過了他所應當承擔的限度，他由於無力把諾言兌現而深深感到難堪。受到責備的決不應當只是他一方。
一九七一年初，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威爾伯·米爾斯做了一件不尋常的事：直接同日本紡織界談判了一項協議。美國的紡織界和白宮把這斥之為是不愉快的事。一九七一年，前財政部長、無任所大使戴維·肯尼迪被任命來負責紡織品談判。這場爭執當時同尼克松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宣佈的新的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了。這是一九七一年（繼秘密訪華之後的）第二次「尼克松衝擊」，是過去美日貿易談判失敗的產物。在這個沉重的震動下，加上總統要根據一九一七年的《對敵貿易法》下令實行進口限額的令人不快的威脅，日方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同肯尼迪大使達成了協議。
有人指責我們說，這個所謂尼克松-基辛格外交，說明對一個民主的盟國的多元政治制度一向是不理解的，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領導者不能夠像在獨裁製度下那樣控制作決定的過程。[4]當時我雖然還沒有透徹理解日本政治傳統的全部細微特徵，但是我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非常明瞭的。實際上，那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通過後門渠道的談判」。不管尼克松怎樣叮囑我不要那樣做，由於有必要，我在每一個關節上都是與國務院和商務部的重要官員保持聯繫的。其他的機構確是希望白宮與佐籐之間的渠道能夠從雙方的混亂局面中做出一些有意義的事來。那場爭執之所以產生，也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由於尼克松錯誤地理解了佐籐簡要的保證。[5]佐籐所作的明白無誤的諾言是經過他自己指派的使者再三反覆重申的。可以這樣說，根本的錯誤是尼克松一九六八年競選時所作的保證，這個保證使我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付出了太高的代價。
但是，真正的問題當然還要更深刻一些，這對於所有產業民主國家的未來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意義。日本、美國、加拿大和西歐國家是政治和軍事上的盟國，但是我們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在經濟上是互相競爭的。作為民主國家，的確，我們的制度把經濟權力和在經濟問題上作決定的政治權威分開了。我們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執行自主的國家經濟政策，同時又不至於同既是政治盟友又是貿易敵手的國家搞得關係日益緊張。至於我們所面臨的協調大家的經濟目標，以加強自由人民之間的團結的問題，我們就解決得更差了。我們宣告大家要互相依賴，但是我們一直不願意承認，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
因此，產業民主國家之間的貿易爭執依然存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能源危機把產業世界拋進了長期的衰退之後，競爭和保護主義的壓力再度湧現。紡織品談判的慘敗，在日本本來令人讚歎的經濟決策記錄上是一個重大的過失。然而，美國政策卻經不起保護主義的壓力，這仍然是美國制度的一個嚴重弱點。這種壓力使我們不得不把那樣多的利害得失寄托在同日本達成這樣一項協議的努力上（即使只是為了要避免國會制定一項更加無情的限制進口的立法，也需要取得這樣一項協議）。保護主義是經濟上的弱者採用的手段。比較明智的國家的政策應當是設法去加強勞力和資源的機動性，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走下坡路的產業，擴大希望較大的生產部門。保護主義，對於一個要想充當產業民主國家聯盟領袖的國家來說，更是一種站不住腳的做法。作為政治家，在經濟領域裡，必須重新強調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這樣在我國的安全遇到明顯的外來威脅時，肯定是會起作用的。在這樣一種時候，保護主義把我們推進了衝突之中。反過來說，危險在於：激憤情緒的增長所造成的經濟摩擦會破壞利益和理想的一致，而這種一致正是保護我們自由的屏障。我們還需要拿出我們的膽略來面對這個挑戰。
[1] 這一段所引用的材料摘自厄爾·惠勒將軍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作的非保密證詞。
[2] 尼克松-佐籐公報的這一段內容如下；首相詳細地介紹了日本人民反對核武器的特殊感情和日本政府反映這種感情的政策。總統表示他非常理解，並向首相保證，沖繩的復歸當以符合首相所介紹的日本政府政策的方式予以實施，而不損害美國政府按照《相互合作與安全條約》所規定的事前協商體制承擔的立場。
[3] 例如，參看I·M·德斯特勒等著《管理一個聯盟；美日關係的政治》（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九七六年），第一五六頁，我認為這本書在其他方面是對國際事件很有用的概述。
[4] 例如，參看羅傑·莫裡斯著《不一定偉大》（紐約：哈珀與羅氏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第一四至一五頁。
[5]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法塔赫」政策聲明，載於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