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渠道的結束
從表面上看，尼克松政府任內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次會談沒有出現戲劇性場面。會談於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在華沙中國大使館舉行。會談時我國駐華沙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辦雷陽隔著一張桌子面對面地坐著。這是兩年裡第一次舉行會談。這種大使級會談斷斷續續地舉行已有十五個年頭。會談的重大意義似乎就在於，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項重大成就的時間最長的會談。會談已進行了一百三十四次，全都毫無結果。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的議程上同樣是充滿那種徒勞無功的氣氛。所不同的是，華盛頓的官僚們放過血[1]以後，斯托塞爾奉命說點新鮮的東西——當時的情況表明，雷陽也是這樣。
以往一百三十四次會談的主題一直是我們同台灣的關係這個難解決的問題：只要中美敵對狀態繼續存在，要解決問題是不可設想的，而只要台灣問題一天不解決，敵對狀態也就不會結束。在會談中不時提出的其他問題是：美國方面要求賠償被收歸國有的財產和償還未按時償付的債務；中國方面力求收回一九四九年以後美國按《對敵貿易法案》凍結在美國的資產；我們方面力求使監禁在中國的美國人獲釋，時而也試圖使美國新聞記者能到中國去採訪，或探討貿易前景。這都是些雙方糾纏不清的老問題。
所有這些大家熟悉的議題都可能在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中不厭其煩地舊事重提。我們方面的指示是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司擬定的。該司根本不知道過去一年中傳達到中國方面去的信息，還以為沒有理由要改變以往一百三十四次華沙會談中沿用下來的那一套做法。這個做法確實沒有取得什麼結果，但也沒有造成失敗或引起爭論。尼克松和我一樣，雖未漠視那空洞無物的議程，卻認為華沙會談是向中國傳達一個新的更有意義的信息的機會。只要北京認為美國是它的主要外部敵人，而華盛頓又把中國看作是包括越南在內的一切亞洲侵略和革命活動的根源，那麼議程上的任何問題都不可能明確規定，更談不到解決了。
二十年來，美國決策人把中國看作是一個難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陰沉、混亂、狂熱和格格不入的國度。他們一直深信，越南戰爭是中國擴張主義的反映，「文化革命」是迷信意識形態純潔性的產物。這些對美國人的氣質來說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很嚇人的。中國方面則認為，我們在越南所作的努力的規模同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不成比例的，因此，他們認為，唯一講得過去的目的是把印度支那變成最後進攻中國的跳板。這二十年的僵持真正反映了這些看法，它使我們的專家看不見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變化：美國和中國之間正在出現一種還只是隱約可見的共同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家們無疑也像他們一樣。兩國領導人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第一次開始彼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對方。
蘇聯在四千英里的共同邊界上集結力量所造成的明顯威脅，迫使中國謀求減少它的敵人，並獲得另一股對抗蘇聯壓力的力量。尼克松政府雖然背上了越南戰爭創傷的包袱，仍然有決心要締造一個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它深信，同四分之一的人類接觸能使我們再次以新的觀點去辦外交。雙方都必須處處小心謹慎，以意味深長而又微妙的信息和姿態去試探對方，而這些舉動一旦遭到拒絕就不必承擔責任。那麼，中國發出願意改變方針的訊號所顯示的微妙變化為我們的專家們所忽視，也許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在美國的「對華友好」團體所作的好心好意但目的性不明的努力也把問題搞亂了。
他們之中很多人所持的觀點都是根據個人「親善」的抽像概念或甚至歷史上的內疚感，而決策人是難以把這些東西同美國國家利益或中國國家利益的現實調和起來的。中國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過去一直成為對話的主要內容的實際步驟，諸如承認、聯合國會員籍、各種權利要求、交流等。他們想要的是戰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證，使他們四面受敵的噩夢有所緩和。美國新政府準備提供這種保證。它的不感情用事的態度現在倒成了一筆有用的資產，因為它和中國冷靜估計的需要合拍。但是，我們必須克服二十年來先入為主的觀念，專家們的種種清規戒律所形成的癱瘓性作用和政府內部互相傾軋的怪現象。我認為，除非我們能夠擺脫在華沙起阻滯作用的那種儀式，特別是除非我們安排特別使節在兩國首都之一，或許就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否則，這些都辦不到。
美國駐華沙大使的人選，通常都沒有關於中國事務的專門知識。因此，每次會談都要有一名中級官員在煞費苦心徵得官僚機構和友好國家同意後，帶著發言稿乘飛機趕來參加。我們的大使在會上念發言稿；他所得到的回答無疑也是這一類文稿。大使們只有在澄清少數幾個問題時才有權自行處理。在下一次會談裡，他們照樣宣讀在各自的首都重新經過冗長準備的對答。這一切都需要時間而且毫無進展。在當時那種不信任的氣氛下，哪一方也不能肯定坦率地陳述真實的目的或看法是否會有什麼用處。而沒有不拘束的討論就不能消除不信任。我認為很有必要把對話提到這樣一個級別，即談判代表能進行交換條件的談判，而且很熟悉他們領導人的想法，因此能掌握基本戰略思想。我想利用一月二十日的會談來表示我們願意派使節到北京去；我向總統指出，只要發言中談到我們的基本思想，再談些別的事情都是可以的，這些基本思想是：我們想要有個新的開端；我們不會參加蘇美兩國共同主宰世界的謀劃；我們將不以意識形態為依據，而以對共同利益的估計為根據來開始我們的談判。
到那個時候為止，在制定對華政策的那些人看來，這些想法沒有一點是可以接受的。到了要草擬斯托塞爾大使一月二十日會談的發言稿時，這些想法的每一點都遭到猛烈的抵制。亞洲問題專家不贊成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開端（部分原因是他們不知道當時正通過秘密渠道傳達的信息）。蘇聯事務專家們擔心，光是會談這個事實就會引起蘇聯的對抗，如果在發言中再保證不參加蘇美共同主宰世界那就更會引起對抗。他們認為，只有對方放棄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參加關於武器管制的談判，或保證在亞洲採取和平行動，才能說是取得了進展。而這些問題除非與更大的問題聯繫起來，否則北京根本不會考慮。至於派使節去北京，一提這件事就把官員們嚇得發抖，因為這樣的會談可能要由白宮親自掌握，國務院以後再也插不上手了。
這一場官場的爭鬥是以傳統的官場方式妥協解決的：我同意全部接受國務院的得意項目——提到台灣、武器管制、資產、權利要求、扣押人員等問題——以換取他們接受我認為必不可少的那些想法。最後擬定給斯托塞爾的指示仍然比我所希望的要含蓄些。但是，等到我更加瞭解中國人的時候，我才認識到，弦外之音，不論從什麼動機出發，他們幾乎總是會注意到的。中國人與外國人打交道已有三千年的歷史，而且不乏成功的經驗，他們往往認為，誰要一再堅持一種說法，那就說明這裡面大有文章。
恰好中國人的想法同我們的想法並行不悖。在一月二十日的會談中，斯托塞爾宣讀了一篇聲明，重申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共同主宰世界的謀劃」。他加上一句其務實精神使官僚們所流的血[2]不那麼顯眼的話：美國「準備考慮派一個代表到北京去同你們的官員直接討論問題，或接受你們的政府代表到華盛頓來更全面地探討我今天的發言中提到的任何問題，或我們同意討論的其他問題」。
中國臨時代辦雷陽當然沒有對這個驚人的變化作出回答，但是他照著稿子念的發言在台灣問題上顯然語氣和婉，與往常不同，而且在慣常的詞句當中隱藏著兩句含蓄的話：
我們願意考慮和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從而切實幫助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並從根本上改善中美兩國的關係。這些會談可繼續在大使一級進行，也可在更高一級進行或通過雙方同意的其他渠道進行。
在相隔一萬二千英里的兩國首都擬定的兩篇正式發言，實際上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但是，華沙會談的性質使我們不得不等候一個月，然後再看看在下一次會談中能否把這個建議向前推進一步。
快到一月底的時候，我看到一個報告談到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巴基斯坦駐北京大使的談話，很受鼓舞。巴基斯坦大使發現，周恩來首先擔心的是蘇聯，其次是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至於美國，周明確地認為是個次要的威脅；他似乎已準備好，只要我們採取主動，便同美國舉行高級會議。據這個報告說，周恩來曾考慮過，我們顯然不願意「採取像柯西金那樣的步驟」——換句話說，願意派一位高級官員到北京去。
在這整個過程中，蘇聯人的愚蠢是夠典型的。華沙會談舉行以後的第二天，多勃雷寧出現在我的辦公室，他是想要我介紹情況來了。他倒並未因為莫斯科在任何問題上從未開恩向我們介紹過情況而裹足不前，竟跑來要我幫忙。當我避而不談他的請求的時候，他便說，他希望我們不是在考慮「利用」中國作為一種軍事威脅。他這樣說實在太荒唐了。其實，那次會談的情況很簡單，無非是每個大使念了一篇預先寫好的發言稿。對於他的說法我一笑置之。蘇聯大使館的其他人員同樣向其他級別的人打聽。顯然，北京已成為觸發「神經痛」的地方。
我們一面等候舉行第一百三十六次華沙會談，一面加倍努力尋找不那麼受限制的渠道。二十年不來往給我們的懲罰之一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怎樣才能接近中國領導人。亨利·卡伯特·洛奇把我介紹給他的一個朋友、一個西歐國家駐北京的代辦，他自稱能見到中國領導人。經尼克松同意，我把一個信息托付給這位外交官，這個信息指出，在華沙難以進行認真的會談，建議通過我國駐巴黎武官弗農·沃爾特斯將軍（他已證明很善於安排我和黎德壽的秘密會談）建立另一條渠道。洛奇的朋友拿了那個信息，以後每過幾周便忠實地報告說，他還沒有機會傳遞這個信息。終於，在十個月以後，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那天他通知我們，他很快就可以把信息傳遞過去。我想像不出他怎麼會有這個信心。但是，這時我們已經建立了另一條渠道。
計劃於一九七年二月二十日舉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華沙會談使白宮和國務院再次出現互相扯皮的現象。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看來很可能中國人已接受了我們提的派一位使節去北京或接受他們的使節到華盛頓來的建議，我們應該如何作出反應。我要斯托塞爾表示原則上同意，然後把這個問題提交華盛頓作詳細回答。國務院提出這麼一個不尋常的建議：我們從我們自己的倡議後退，只表示注意到中國的答覆而不發表意見。國務院很怕失去控制權，沒有什麼比維護其受到威脅的特權更能使官僚們肝火上升了。除此以外，國務院還斷然表示，不願意向多疑的盟國、堅持己見的中立國和易怒的蘇聯作必要的解釋，說明為什麼會談要在新的地點進行，更不要說向新聞界解釋了。
我的意見佔了上風。尼克松命令我指示斯托塞爾作出肯定的答覆，當然也不忽略背誦雙邊問題的那一套官樣文章（台灣問題、權利要求、資產問題、囚犯問題，如此等等）。這些是過去那一百三十五次會談沿襲下來的。為了確保中國人理解我們改變了的態度，我們在總統的對外政策報告中以空前求實的精神談論中國。總統的這個報告是在二月華沙會談之前兩天公開發表的：「中國人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繼續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從長遠來說，如果沒有這個擁有七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量，要建立穩定的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設想的。」我們強調我們所崇尚的不是誇誇其談而是現實的政策。我們關係的關鍵是彼此對待對方的實際行動。這個報告十分明確地否定在中蘇衝突中有任何袒護一方的打算，因而也不打算要搞兩大國主宰世界的謀略。
我們希望改善關係不是想要利用中蘇衝突的一種策略手段。我們認為這一衝突的加劇對我們毫無好處，因此，我們不打算袒護任何一方。美國也無意與任何一個大國聯合起來主宰世界或結成敵對性的聯盟來反對兩個共產黨大國中的一個。我們的態度十分明確：只要某些國家把它們自己看作是另一些國家的死敵，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正如我所提到過的，報告中關於國防政策那部分相當強調，我們不再把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看作是單獨一個敵人。從今以後，我們制訂軍事計劃時將從這樣一個設想出發：中蘇兩國聯合起來侵略我國已不再是一種迫在眉睫的緊急事態。我們將根據每個國家對我們的行為分別同它打交道。
對方收到並理解這些信息。在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中，雷陽作了一次非常和婉的發言，表示接受我們派一使節去北京的建議。我們似乎快要突破了。如果說，我們在華沙會談之前便已示意我們已改變態度，中國人隨後也馬上作了同樣的表示。二月二十二日我們收到巴基斯坦大使希拉利的一個文電，這個文電說，其總統葉海亞·汗認為，我們的主動行動鼓舞了中國人。這種迂迴的說法無疑說明，葉海亞從中國人那裡得到消息，中國人仍然寧可間接和我們打交道。據葉海亞說，中國人現在不像以前那麼擔心美蘇勾結了。但是，如果美國使對方得出這樣一種印象，即中國的回答是出於示弱或害怕，那他們會感到很氣憤的。循序漸進的前景良好，特別是因為「他們認為擴大越南戰爭的可能性已經不那麼大了。他們認為中美交戰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很小了」。換句話說，周恩來理解我們了。他甚至在一九七年初便已瞭解許多國內批評家們未能承認的事情：我們即將從越南脫身。與此同時，他還明確無誤地暗示，中國無意參加越南戰爭，也無意因為越南戰爭而攻擊美國的其他切身利益。
我立即答覆希拉利大使，對報界的揣測我們無法控制，但是白宮將審慎地避免發表任何可能對中國的動機或實力表示懷疑的評論。我再次建議我們開闢一條比華沙會談更適於秘密交換意見的渠道。尼克松在我匯報談話內容的備忘錄上批示：「同意。」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經打開，如果我們做好了準備巧妙地走下去的話。
但是，二十年來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現在，在面臨中國接受我們自己的建議的情況下，我們政府內部潛伏著的種種不安再次顯現了。在下一次華沙會談中，我們不能僅僅用大家所喜愛的那些議程項目來迴避問題了，哪怕用最巧妙的筆法來擬定給斯托塞爾的指示也不能掩蓋我們必須回答中國人邀請我們到北京去這個現實。
國務院東亞司認為，討論了十五年的那些雙邊問題還未取得進展就去北京暗含有向中國人讓步的意思，而且有使我們的盟國發生誤解的危險，更不要說引起莫斯科的敵意了。該司主張要中國人對我們所關心的主要亞洲問題作出讓步，作為我們同意參加高級會談的代價。我認為，同現在使中國人感到不安的主要問題比較，雙邊問題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擔心蘇聯的意圖才能說明為什麼中國人願意坐下來跟一個此前被醜化為頭號敵人的國家會談。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中國人真正想要討論的是全球均勢的問題。國務院擔心，中國人可能使我們在北京陷入曠日持久的屈辱性談判中而不能自拔。我對此毫不在意。他們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們受辱。只有肯定中國人是在謀求減少他們的敵人才能說得通為什麼北京發出邀請。光是開始會談就會使國際關係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因為這表明，我們現在有各種以前認為不存在的選擇，表明即便是在越南戰爭的壓力下我們也能夠採取大膽的主動行動。
三月十日羅傑斯在向總統提出的一份備忘錄中概述了國務院的意見，建議三月十九日為舉行下一次華沙大使級會談的日期。如果我們除去總統考慮問題所需的四十八小時，那麼這個備忘錄顯然是存心在開會日期上造成拖延。中國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後那麼短時間內準備好去參加會談。所建議的議程也使會談不可能有成果，議程是：原則上同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擴大貿易和彼此間的接觸；中國人單方面作些善意的姿態，例如釋放美國人或擴大旅遊範圍。只有中國人在這幾點上讓步以後才可以萬無一失地去討論僅僅是派更高級的使節去北京的方式問題，而羅傑斯樂觀地預期需要再舉行「幾次」華沙會談中國人才會作這些讓步。
三月十七日，我花了很長時間在戰情室和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共進午餐，在進餐的時候他再度極力主張要中國人表示願意滿足我們在雙邊問題上的要求。他後來親自寫了一封短信給我，概述他的不安心情：
在沒有這種澄清的情況下到北京去就有這樣一種嚴重危險：北京利用我們去達到它在對蘇關係上的目的，而我們不論在同中國人的雙邊關係方面還是在其他地方，特別是東南亞謀求緩和緊張局勢取得進展方面，都得不到任何補償。由於同樣的理由，我認為，除非我們已堅決地最後決定同中國人舉行會議討論像通訊聯繫、人員來往、會談的時機、安全等問題，否則我們不應表示願意討論這類問題。北京會把我們討論這類問題解釋為十分肯定地承擔了舉行更高級會談的義務，並會使中國人更加相信，在舉行這種會談之前，他們用不著和我們討論「實質」問題。在這個時候承擔這種義務會削弱我們力促中國人就他們自己的意圖和在更高級會議中的談判立場進一步表態的能力。
我不同意這些看法。一個美國使節訪問北京必定會觸發一場地緣政治革命；光是對河內就會造成創傷。這些就是壓倒一切的「補償」。同時，中國人若是完全不瞭解我們的整個做法就在華沙公開承認與他們的整個亞洲政策相反的原則，那也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在同我們的亞洲朋友的關係上肯定會碰到嚴重的複雜情況。但是，中國最終必定會擺脫它自己造成的孤立狀態，到那時我們總是要碰到這種情況的。美國不應甘願做無能為力的旁觀者，而應有目的地去造時勢。
尼克松和我持同樣的看法。他在幾次談話中都強調他希望把會談地點遷到北京去，派一個總統特使而不是普通的大使去參加會談。當然，這也正是國務院對這件事那麼縮手縮腳的原因。尼克松提議要我繞過官僚機構，讓洛奇的朋友、那位駐北京的歐洲國家的代辦通知中國領導人，我們原則上同意派一個總統特使參加會談。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這位一廂情願的媒人說他能見到中國領導人是信口開河說大話，但既然原先托他的信息都沒有傳遞過去，我看還是不托他辦這麼驚人的事情為好。
這次內部扯皮扯了一個星期，把原先打算舉行華沙會談的日期給耽誤了。為了把事情弄出個眉目來，我在三月二十日給國務院發了個備忘錄，建議立即舉行華沙會談，並主張給斯托塞爾的指示要反映出一種對舉行更高級會談的「積極」態度；我們還應接受雷陽的那個暗示，即一般的遠東問題也可以討論，而不僅限於傳統的中美雙邊問題。國務院回答說，最早也要到四月八日才能把「經審批的」發言稿擬好（這倒令我想起了一個問題：要是我們同意三月十九日舉行會談，那麼提出的發言稿是不是未經審批的呢）。我同意了這一點。北京在答覆中建議四月十五日開會，這是由於策略上的考慮，還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官僚主義，沒有透露。[3]這一拖延使國務院想出了推遲的另一個理由。台灣「行政院」副院長、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定於四月二十二日訪問華盛頓。東亞司認為，在訪問前兩個星期或訪問後十天內舉行華沙會談是不明智的（他們始終不肯告訴我這些天數是怎麼樣算出來的）。因此，美國於四月一日向中國人建議四月三十日或以後的任何一個時間舉行會談。至此，顯然中國人被激怒了，他們也決定玩弄拖延的策略了。他們過了四個星期才回答。四月二十八日，他們提議五月二十日舉行會談，我們同意了。
我們能夠得到答覆就已經是很不尋常的了。到四月二十八日，西哈努克已在北京建立了他的流亡政府和解放軍。周恩來一直熱情地支持他的事業。南越軍隊當時正開進鸚鵡嘴。我們的軍隊已部署好要開進庇護區。在這一切面前，中國同意進一步會談，其目的是安排一個帝國主義敵人的代表到北京去訪問。直到五月十八日，我們在柬埔寨的作戰行動開始已有將近三個星期的時候，中國人才通過新華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扼要的聲明說，鑒於美國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中國政府認為按原定五月二十日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第一百三十七次會議已不適宜。今後何時舉行，將通過雙方聯絡人員另行商定」。
這樣反而好些。如果中國參加了這樣一次會談，那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是非嚴厲譴責我們不可的。這樣就免不了要對罵起來。取消會談的方式方法倒是極其克制的。他們認為「不合適的」只是舉行會談的日期，而不是舉行會談這一事實。中國明確表示願意繼續會談，甚至提出了繼續會談的程序。以後還有因雙方無法控制的事件而使會談中斷的情況，但是，從那以後，中國和美國從未長時間互不接觸。
取消五月二十日的會談湊巧還有另外的原因。我們政府還沒有準備好做單方面發言。誠然，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成功地修改了五月二十日的安排，把討論特使訪問的技術上的問題包括進去，並授權斯托塞爾談更廣泛的關係問題，特別是遠東方面的關係問題。但是，所做的這些修改是很勉強的，措辭又是華而不實的老生常談，顯然華沙就不是個適於進行嚴肅討論的好地點。白宮很想同北京談地緣政治方面共同關心的問題，這在華沙根本不可能討論，也許連理解都不可能。華沙會談以後再也沒有恢復。在這一年裡我們以後重新建立聯繫的時候，那是通過另一條不同的渠道，要討論的問題的焦點也更加鮮明瞭。
三角關係
我國政府內部，在對待華沙會談的戰略上存在嚴重分歧，但對於繼續向北京表示我們的和解態度總的來說是可取的這一點，卻沒有分歧。國務院巧妙地清除了在朝鮮戰爭時期建立起來的對華貿易和聯繫的各種障礙。三月十六日，對前往北越、古巴、朝鮮和當時稱為大陸中國的旅行限制又正式延長了六個月。但實際上，對到中國去旅行作了局部的例外規定。美國政府宣佈，從今以後，凡是抱有「正當的」目的持美國護照到中國去旅行的，都可以辦理批准手續。四月二十九日宣佈，在其他國家製造的非戰略貨物所用的美國造的部件和零件都可以向中國出口。實際的目的是緩和一下由於我們的管制擴大到自己的領土以外而引起的與友好國家的爭端，而根本的目的是做一個北京不可能誤解的政治姿態。
我仍然確信，中國向我們表態時謹慎小心，是出於蘇聯在遠東迅速地無所不用其極地集結軍事力量。沿著中蘇邊界發生軍事衝突的前景使我們面臨著各種噩夢一般的選擇。對這樣一種極其不幸的事件臨時作出反應必定是游移不定的，而且很可能是不適當的。在一九六九年這一年裡，我一直想方設法使部際機構制訂一些應變計劃。但是，各個部門和機構都認為可供我們選擇的方案都可怕得難以想像，因此，他們只是制定了謹慎迴避的方案。他們所開列的巧妙的應變辦法似乎更多的是想保險不會被指責為缺乏遠見，而不是向總統提出一套實用的選擇辦法。一九七年初，我決定要求我自己的工作人員制訂我們自己的計劃，結果寫成了一個深思熟慮的長篇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有幾年時間作為我們的基本計劃文件用。若干年後，有人在一本書裡貶低這個文件，說它是「瞞著政府其他部門偷偷地」採取步驟的又一個事例。這本書的作者寫書的時候已不再是我的工作人員，他竟謙虛得出奇，略而不提那篇研究報告是他寫的！[4]
與此同時，我們密切注視中蘇關係。一九七年四月間有一個報道說，中蘇邊界談判取得了一些進展。尼克松是在他上午的新聞簡報上看到這個報道的。這個新聞簡報是由白宮的助手們組成的一個工作效率很高的小組在前一天晚上綜合新聞報道寫成的。尼克松常在頁邊上加些評語，然後傳到有關工作人員那裡，由霍爾德曼的一個小助手用被動語態寫成措辭華麗的備忘錄，好像尼克松寫的評語是從天而降的雷聲似的（「要求你們注意已出現的報道……」）。這一次我回答說，在邊界談判中所取得的進展（這在當時並未證實）固然可能使中國人希望同我們舉行更高級會談的緊迫性減少一些，但不會改變基本現實：
我們知道，蘇聯人對中國的政策和意圖的疑心極大，而中國人已十分明確地表示，他們就是不買他們現在稱為「新沙皇」的蘇聯人的賬……因此，我們對共產黨中國的戰略似乎沒有必要作重大的改變。中國人很可能仍然希望繼續發展同我們的聯繫作為抗衡蘇聯人的措施。他們似乎對和我們開展貿易也頗感興趣。他們倒可能認為，在北京舉行更高級會談的迫切性不那麼大了；我們可能發現，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以來我們在華沙同中國人發展聯繫的迅速步伐將會放慢。
尼克松在上文中提到在北京會談的地方劃了圈，並用正規的書法寫道：「我們務必使國務院不至於在這件事情上拖延。」
所有這些努力和揣測都因為柬埔寨的事件而暫時停頓下來。當我們宣佈進入庇護所的時候，政府內外都有人指責我們既破壞了同莫斯科改善關係的希望，也破壞了和北京改善關係的任何希望。的確有人甚至說，這兩個國家現在會被迫聯合起來反對我們。但是，根本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所出現的只不過是道義上的口頭指責，沒有任何行動。
我們在第十二章中已看到，中國人在五月四日和五月五日發表聲明，「嚴厲」警告美國的「明目張膽的挑釁」。他們安慰河內的辦法不是答應增加援助，而是引用了毛主席的話，說美國是「紙老虎」，還說「遼闊的中國領土是他們的可靠後方」。我對總統說：「中國人已發表聲明，實際上是說，他們不會採取什麼行動。」
在柬埔寨的事件並沒有把兩個共產黨巨人趕到一塊去，倒是因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爭取影響在印度支那起來反抗的各種力量而創立了一個互相角逐的新戰場。西哈努克仍然安然流亡在北京，這使莫斯科和河內都感到很不舒服。從更廣義上來說，中國和蘇聯對我們軍事行動的有節制的反應再一次清楚地說明，借助於三角外交來解決戰爭是有可能的。這兩個共產黨強國，都因為害怕我們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其中一個，而不能在越南問題上冒和我們決裂的風險，這一點已經是明確無疑的了。
五月十八日《真理報》登載了一篇猛烈地攻擊中國的文章，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接受蘇聯提出的在柬埔寨採取聯合行動的要求。對這樣一種指責非常敏感的中國人以最重的炮火還擊，他們五月二十日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了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這個聲明，如果把其中華而不實的詞藻去掉，也露出非常謹慎的真面目。我給總統所做的分析指出：
實質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聲明。它只提出要「熱烈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甚至關於中國是鬥爭的「後方」這種常用的詞句都沒有。聲明的中心論點是：小國能夠打敗大國，河內看來必定從中得不到什麼安慰。它沒有提出什麼威脅，沒有承擔什麼義務，對你沒有進行人身攻擊，在有爭議的雙邊問題上避免表態。
從策略上來說，毛的聲明是要達到這麼幾個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動大事宣傳。
——以毛的個人威信加強中國人對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銳地指出，已有二十個（別的）國家承認西哈努克（莫斯科沒有承認西哈努克，而且始終不承認他）。
第二天河內公開感謝毛，但在字裡行間流露出河內的觀點和北京的觀點有許多微妙的差異。中國大談印度支那三國人民需要結成一條統一戰線（這一提法特別是指越南共產黨人和柬埔寨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而河內則要求務必注意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團結一致，實際上是要求毛彌合他和莫斯科的分歧。
華盛頓收到毛的聲明的時候尼克松的脾氣特別壞。他沒有等我的分析就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著的第七艦隊的艦隻全部開進台灣海峽：「挫掉那種好戰的銳氣。我要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在虛張聲勢，恐嚇他們……我不想要什麼長篇大論的文件。不要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5]我要你打電話告訴穆勒，這是總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訴萊爾德，事情已經無可挽回。我要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到達那裡。」尼克松的親信們早已認識到，像這類命令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時內執行是會更有利於公共福利的。我在前面指出過，當尼克松說「無可挽回」時，這正突出地表明他把握不定。等到我們有機會討論毛的聲明的真意以後，尼克松才省悟到在台灣海峽重新部署力量並非良策。把柬埔寨同中國的安全連在一起不可能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毛還是留著不少口子以待恢復兩國互相接近的長征；在盛怒之下把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
因此，到六月中，當在柬埔寨問題上的憤激情緒平息下來的時候，我們便再次想辦法重新開始聯繫。六月十五日，沃爾特斯將軍奉命去接近中國駐巴黎武官方文，對他說，有個信息要向他傳遞。交給了沃爾特斯一份文稿去念，文稿的內容是我們現在都已熟悉的想法：由於華沙這個論壇太公開，也太拘謹，我們希望打開另一條保密通訊的渠道。我們的秘密渠道系統蘇聯人是很感興趣的，但對中國人還沒有什麼吸引力。也許他們不理解，一個嚴肅的政府怎麼可以這樣辦事。如果確是這樣的話，有這種看法的不光是他們。（後來他們也變得精於此道了。）精明能幹的沃爾特斯兩次試圖把交給他的信息傳過去，一次是在夏天，還有一次是在九月初，兩次都沒有成功。這兩次沃爾特斯都找到了方文並且談了華盛頓的信息，方文含糊地說，他將轉告他的政府，然後很快開車走了。以後沒有回音。
也許中國要實行新政策在內部也有困難。我們很可以設想一下，共產黨國家的人同樣對革新有牴觸情緒；我們有這樣一種印象：在北京有人同時發表不同的、有時是矛盾的政策觀點，以林彪為首的軍方特別主張奉行強硬路線。（我秘密去北京之後不久許多高級軍事領導人都更換了，這似乎證明了這一點。）一方面，據報道，周恩來在六月初曾對一些東歐國家的外交官說，由於柬埔寨危機同美國在華沙的接觸「暫時」中斷以後，中國盼望恢復接觸。周主動向幾個客人談這些意見，是聯繫中國希望同世界各地的一切國家改善關係談的。[6]中國人再次要求推遲六月二十日的華沙會談時態度溫和，似乎證實了這一點；他們強調說，恢復會談的事將「在以後適當時間討論」。另一方面，在中國的政策中也有一種好戰的傾向。六月二十七日，中國人「紀念」杜魯門總統決定把第七艦隊安插在台灣海峽二十週年，他們譴責這是「美國派軍隊佔領中國的神聖領土台灣」。北京指責美國一再派軍隊「侵犯」屬中國主權的領土，尼克松就任總統以來即已發生了十三次入侵事件。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七月二日，中國人派了兩架米格19飛機起飛，顯然是預謀要攔截並可能要擊落一架在中國海岸外一百海里上空執行收集情報任務的C-130飛機。這是一九六五年以來中國頭一次圖謀攔截慣常的偵察飛行。我送交總統一份備忘錄，談論這一事件的「令人迷惑不解，甚至不安的」方面。我強調說，如果我們放棄在離中國海岸很遠的海上偵察飛行，必然會被中國那些主張奉行強硬路線的人所利用。但是，我尤其擔心這個事件引起中國內部的鬥爭：
也許最合理的假設是：在政府的當權派中確實有人想破壞中美關係。大約有兩年時間，中國人降低了通常很刺耳的宣傳調子，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地試探我們，看看我們為改善關係願意做什麼。這個政策通常是和周恩來及在同一時期左右國內政策的溫和派相聯繫的。在過去兩個星期裡，有跡象表明一些狂熱分子正在東山再起，還有跡象表明，他們正在由於相對地被排除在經過整頓的黨之外而抗爭。在三軍中，空軍是在「文化革命」中最激進的。企圖擊落飛機可能同政策與權力的鬥爭有關，其目的是制止對外政策的溫和的傾向。這些罪魁禍首也許還希望挑動我們作出反應或發表憤怒的聲明，這麼一來他們就可以詆毀主張和美國實現有限和解的任何人。
忽然間，七月十日那天，開始出現這麼一種情況：中國人似乎已解決了他們內部的爭執。北京宣佈釋放詹姆斯·華理柱主教。華理柱是一九五八年被捕，一九六年以間諜罪被判處二十年徒刑的。同時宣佈，一九五四年在上海以間諜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美國商人休斯·雷蒙德已於三個月以前自殺。這是掃興的事。但是，釋放華理柱主教的時機是有象徵意義的。正好在這個時候，北京也宣佈重開同蘇聯的邊界河流航行談判，這又起了相互抵消的作用。
在我們方面，我們繼續做些不可能被駁回，也不需要對方首肯的姿態。例如，六月下旬，通用汽車公司申請准許把美國製造的柴油發動機和零件與意大利羅伯托·佩裡尼公司生產的八輛大型自動卸貨卡車一同運往中國。國防部對這首次把零件賣給中國提出反對。國務院和商務部建議批准。我在（七月十三日）給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支持國務院和商務部的意見。中國人堅持要美國造的發動機作為售貨的一部分，儘管他們自稱對和美國的貿易毫不在乎，儘管他們可以買到其他發動機。他們可能是以此來試探一下我們的意圖。七月二十四日，尼克松批准了這筆交易。七月二十八日，商務部宣佈了這個決定。八月二十六日，美國宣佈取消禁止在國外的美國石油公司給裝載非戰略物資運往或運出中國的船隻加油的禁令。
雖然中國人繼續保持沉默，我們毫不諱言地把我們所採取的行動的初衷公佈出去。一九七年九月十六日，我在芝加哥對一群美國中西部的編輯和發行人說：
當今世界上最深刻不過的鬥爭也許是……蘇聯和共產黨中國之間的鬥爭。沿著四千英里長的邊界，在一邊有領土要求問題，在另一邊大量集結了軍事力量。由於這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還有誰是正統的共產主義中心之爭，使他們的衝突具有准宗教的含義，因而他們之間的鬥爭就更加嚴重。
這就是使我們同北京和解具有緊迫感的因素。這就是——儘管有暫時中斷的情況——華盛頓和北京正在堅持不懈地互相靠攏的原因。
巴基斯坦渠道
這些信號全都很好。不過，我和尼克松都確信，首要的事情是建立起一條保密的通信聯絡途徑，一條不受官僚們的既得利益和傳統儀式的阻礙、雙方都信得過的途徑。九月二十七日，我在巴黎的時候，我的朋友讓·聖特尼告訴我，他偶爾在社交場合見到過中國大使黃鎮。我托他提一下我們希望直接聯繫。聖特尼在十二月間照辦了。
周恩來和毛澤東作出決定，認為時機已經成熟，該向我們發出一個信號。不幸他們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麼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隊伍，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哪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享受過那麼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麼。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7]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徵，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過分微妙反而達不到通信聯絡的目的。
如果說毛拿的是一把輕劍，尼克松卻舉著個大錘來傳達他自己的信號。幾乎就在斯諾看國慶節遊行的那個時間，尼克松向《時代》雜誌記者發表了談話，重點談了剛結束不久的約旦危機。尼克松的談話中插進了一段關於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這裡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話：
也許在五年時間裡，或甚至十年時間裡還不可能起這種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內，它應當能起這種作用，否則的話，世界就會處於致命的危險境地。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8]
後來在十月間尼克松又親自作了進一步的努力去促成這件事。有幾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到聯合國來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會。尼克松在華盛頓接見他們中的好些人，並借此機會指出他很希望中美和解。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橢圓形辦公室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的會晤是關鍵性的一次會晤。葉海亞即將訪問北京。總統向葉海亞說明了我們力圖列入華沙會談議程但未獲成功的各點。他要求葉海亞傳話說，我們認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我們絕不會與蘇聯共謀反對中國；我們願意派一高級使節秘密訪問北京。尼克松提到羅伯特·墨菲、湯姆斯·E·杜威，或我自己作為使節的可能人選。
第二天，尼克松和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談的也還是這些內容，他是從一九六九年他訪問布加勒斯特時的會談情況談起的。尼克松滔滔不絕地說既希望和中國也希望和蘇聯建立良好的關係，以防萬一這次談話傳到蘇聯人的耳朵裡去——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在同一天過些時候，尼克松利用齊奧塞斯庫的訪問公開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尼克松在國宴上致祝酒詞時談到美國和羅馬尼亞的許多共同利益，其中突出地列舉了羅馬尼亞和美國一樣都希望和蘇聯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良好的關係。一位美國總統用中國的正式名稱這還是第一次。為了確保羅馬尼亞人領會了這個信息，十月二十七日在布萊爾大廈我和齊奧塞斯庫私下會談時，又一再用同樣的語言談了尼克松所談過的事。
現在我們只好等待了。十一月不是一個吉利的月份，因為聯合國又一次成功地阻止北京進入，促使《人民日報》的作者們選用最尖銳的詞句進行抨擊。十一月十九日，聯合國投票表決的前一天，我提議就兩個問題進行部際聯合研究。一個問題是關於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期政策；另一個是鑒於在聯合國支持我們的立場的會員國不斷減少，探討一下中國的代表權問題。〔註解：事情真巧，尼克松十一月二十二日寫了個條子給我，敦促我開始研究聯合國方面的問題。[9]當時這一研究已在進行中。〕
十一月下旬有一篇報道說，莫斯科和北京簽訂了貿易協定，因而又引起了尼克松的疑慮。我認為貿易量不很大。我還認為，中蘇分歧不是那麼簡單就解決得了的。商務上的姿態決不能改變四十個師的蘇聯軍隊部署在中國未予承認的四千英里長的邊界上這一事實。商務上的來往交易也並不能平息蘇聯領導人對南面那八億一心要收復失地的人窺伺遼闊、富饒的西伯利亞所必然要產生的不安。西伯利亞這個地方對俄國人倒是沒有什麼吸引力，不管什麼人在俄國首都執政，都是一些被放逐的人到那裡去開拓。我給總統寫了這麼兩段話：
在西方，人們普遍揣測，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國家那樣忙於繼續爭吵，因而感覺不到要跟我們及西歐達成某種重大和解的壓力。為了抵消這種揣測，蘇聯和中國都很需要表面上有較為正常的關係。因此，關係改善的跡象對北京和莫斯科都有用處。
雖然如此，這多半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改善。沒有跡象表明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我們得到的情報確實表明，沿著中蘇邊界的軍事能力在繼續不斷地增強；這一事實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促使中國人願意接受使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各種表示。這一主張他們在兩年前是斷然拒絕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中國人在葉海亞·汗總統十一月十日到十五日訪問中國以前已經給我們發出了一個與過去的一切信息大不相同的信息，我們還以為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葉海亞訪華三星期以後，十二月八日，希拉利大使同我的工作人員哈爾·桑德斯聯繫說，他有一個關於葉海亞中國之行的「信息」向我傳遞。我們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說明，為什麼葉海亞回到巴基斯坦以後等了三個星期才發出這個信息。也許中國人出於他們自己的考慮確定了一個日期，要過了這個日期才可以發出信息；也許是由於葉海亞謹慎，預防萬一。不管怎麼樣，第二天我就把希拉利請到白宮來。在我的辦公室裡，下午六點多鐘，他拿出一個信封，裡面有一封用有藍道的白色信紙手寫的函件，這個函件是有人親手交給他的。葉海亞就是不相信用電報通信聯絡是安全可靠的。（以後通過巴基斯坦渠道的一切信息都是採取這種方式。）希拉利說，他沒有被授權可以把這個文件給我留下來。因此，他不得不讀給我聽，他慢慢念，我把它記下來。我們當時忙於幹這種刻板的事，根本沒有注意到，一個以古宗教為立國之本的國家的傑出而舉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個富有戰鬥精神的亞洲革命國家領導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領導人的一個代表把它記下來，這是多麼不和諧；也沒有注意到，在這個信息隨發隨收的時代，我們竟回到前一世紀那種外交方法——由一名信使傳遞、宣讀手寫的照會的方法。一件帶有根本性的重大事件發生了，其方式是學究式的，幾乎是平淡無奇的。
不管怎麼樣，我當時實在太忙，無法表達我所感到的激動心情。通常在外交上，個別的事件乃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一系列事件合成一個連續的統一體，其最終的意義只有事過境遷以後才能看得清楚。通常轉折點也只有在回顧的時候才能看清楚。但是，希拉利帶來的信息顯然是個重大事件。這不是一個一遇到困難阻力就應予以拒絕的間接的深奧難懂的信號。這是周恩來發給理查德·尼克松的權威性的個人信息。周恩來宣告，中國「一直願意並且一直在設法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談判……為了討論撤出中國領土台灣問題，尼克松總統的一位特使將會在北京受到最熱忱的歡迎」。周恩來很有風度地說，美國通過各種渠道發出的許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個國家首腦通過另一個國家首腦向一個國家首腦提出建議這還是第一次。美國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真實可靠朋友，因此，我們十分重視這個信息」。
總而言之，中國正邀請總統的個人代表前往北京。誠然，會談的目的據說是「撤出中國領土台灣」。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標準的公式，也許是為了保證不至於洩露出去，或提防華盛頓失信。用這樣的措辭向頭號敵人發出邀請不那麼有損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是不會發出那種對方顯然不可能接受的邀請的。他們懇請一個美國使節去訪問必定不單是為了中國的一個省的前途，而是受到比這更深刻的當務之急的驅使，必定涉及到中國安全問題本身。
希拉利一離開，我就穿過大廳走到橢圓形辦公室，在那裡我和尼克松談了很長時間。我們一致欣然接受邀請。我們都認為，不能只把台灣問題列入議程。我們確信，這也反映了中國人的意願，儘管他們很不願意把這個意願寫進信件中。因此，我草擬了一封回信，於十二月十六日把它交給希拉利。這個回信也在我們方面確立了一種程序。中國人通過巴基斯坦提交的信件是手寫的，與此相對應，我們以後的信件都是用打字機打的，用的是靜電印刷術複製的信箋，上端不印什麼字樣，也沒有美國政府的水印圖案。信件上沒有人簽名（沒有把這件事通知我們的官僚機構）。
我們的回信表明，美國準備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以討論
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在北京的會談將不僅限於台灣問題，而是將包括旨在改善關係及緩和緊張局勢的其他步驟。至於美國在台灣的駐軍，美國政府的政策是，隨著東亞和太平洋緊張局勢的緩和，美國將減少在該地區的駐軍。
（最後一句話的用意是，把從台灣撤軍與結束印度支那的衝突聯繫起來，以引起中國人對結束越南戰爭的關注。這是我國政府的許多部際研究報告一直沿用的一個公式。尼克松十四個月以後訪華結束時發表的《上海公報》一字不改地把這句話寫了進去。）我們的信息建議較低級的官員先舉行會談，為使節的訪問作出安排。雙方實際上已同意在北京舉行會談。
中國人一旦走上了這個軌道便連續發出他們的信號。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埃德加·斯諾，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可是這個舉動又一次把我們的敏銳性和我們的情報機構的能力估計過高。尼克松是在十月間在和《時代》週刊記者的談話中第一次公開表示願意訪華，而毛澤東則在後來由《生活》雜誌刊載的他的談話中第一次表示歡迎尼克松訪華（這兩次談話無疑使亨利·盧斯[10]心神十分不安）。毛澤東乾巴巴地對斯諾說：「目前，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問題要同尼克鬆解決。」因此，毛澤東「高興和他談，不論作為旅遊者還是作為總統都行」。當時把翻譯唐聞生所作的談話記錄給了斯諾，但是在幾個月內不容許在他的文章中發表，這個做法是夠巧妙的。中國人必定估量我們會知道這個談話的內容，他們估量，既把手寫的逐字記錄交給了斯諾而又不容許他發表就會增加這個談話的可靠性。如果他們是這樣估量，那他們就要大失所望了。我們過了幾個月以後才得悉這個談話的內容，而到這個時候，我們已接到周恩來的信息，其內容十分明確，我們這些不那麼細心的人也能理解。[11]
雖然如此，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還是很有趣的，因為它告訴我們中國領導人在一九七年十二月間的心理狀態。它表明，他早在那個時候已在考慮總統訪華的問題，而當時在我們的來往信息中都還沒有正式提到這個問題。它表明，美國單方採取的一切步驟中國都已注意到了。斯諾引用了一位中國高級外交官員的話說：「尼克松正在從越南脫身。」看來天安門廣場對我們對越南政策的方向比哈佛廣場還理解得更透徹一些。誠然，斯諾的確暗示說，是我們方面要求派個使節到北京去的。實際記錄有些不一樣。在一月二十日的那一次華沙會談中，雙方都建議舉行更高級的會談。直到我們接到北京的正式邀請之前，我們始終沒有排除以華盛頓為會談地點的可能性。斯諾的文章還暗示說，是總統自己請求到北京去的。事實上，尼克松在他一九七年十月和《時代》週刊記者的談話中只是泛泛地表示希望訪華，而在我們所交換的信件中，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傳達的周恩來的談話中第一次提出來的。也許中國人仍然保持著他們自命為中央王國這個傳統的形象，周圍的野蠻人都要向它朝貢。事實上，在各大國中，不只是中國，其他國家也都不願意顯得有求於人的樣子。
十二月二十三日，讓·聖特尼在巴黎見到中國大使黃鎮，這位大使說，他已把我的信息呈送他的領導人（指我於九月間給聖特尼的信息），在這個信息裡我表示我們希望開設一條安全的渠道。北京就是這樣使其他途徑開始生效的。
一九七一年初，中國人又發出另一個重要信息，這一次是通過羅馬尼亞發出的。顯然，中國人和我們一樣沒有把握，不知道應該怎樣和我們通信聯絡。羅馬尼亞大使科梅利·博丹一月十一日在白宮面見了我，他帶來了一個信息，那是羅馬尼亞副總理格奧爾基·勒杜列斯庫在十一月下旬訪問北京的時候交給他的。（這次對為什麼拖了那麼長的時間才把這個信件傳遞過來，也還是沒有作什麼解釋。）這位大使向我們宣讀了周恩來的一個書面信件，這個信息和通過葉海亞傳過來的那個信息大部分內容是一樣的，它也向我們說明，這個信件是「經毛主席和林彪審閱的」，還說明，台灣問題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美國準備解決這個問題，歡迎派一位美國特別使節到北京來。不過，周恩來有一個全新的驚人的提法。他說，尼克松總統既已訪問過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那麼他在北京也會受到歡迎的。他的這個提法消除了一切顧慮。
總統訪華就是這樣第一次提出來的。我們之所以訪問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正是由於它們獨立於莫斯科，現在周恩來把這兩個首都和北京放在一塊兒提，說明不論在台灣問題上發表過什麼正式的言論，他首先最關心的還是蘇聯的挑戰。中國人的這兩個信息都沒有提到印度支那問題。越南戰爭可以使美國國內得不到安寧，但卻不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解的障礙；而越南戰爭就在這個信誓旦旦的革命國家的邊界上激烈地進行，而且在四年前它還被看作是挑起這場衝突的挑撥者。我在向尼克松提出的一份備忘錄中提到了這幾點。他在備忘錄上批注說，我們不應顯得太急於回答。
按照尼克松的這個指示，我一直等到一月二十九日才給羅馬尼亞大使作了答覆。他行將回布加勒斯特述職，如果我放過這個機會根本不提周恩來的信息，那他會認為這太奇怪了。為了避免發生誤會，或對兩個信件的意義作不同的解釋，我給博丹的那個信息和一個多月以前給希拉利的那個信息字句完全一樣。我們準備談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國際問題。唯一的不同是，這個信息是口頭的而不是用打字機打的，這表示我們對巴基斯坦渠道更喜愛一些；我們考慮巴基斯坦對中國和對蘇聯的地位不像羅馬尼亞那麼複雜。（要羅馬尼亞不向莫斯科透露情況是困難的。）我沒有提總統訪問的事。在我們先前關於議程的信息未獲回音之前提這件事為時過早，而且可能使對方感到尷尬。
我們又一次處在只好等待的地位。我利用這個間隙努力學點關於中國的知識。從一九七年十二月中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初，我和來自各個不同的最高學術機關很有學問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晤談了三次。應該說，我的一些老同事傳授給我一些很有啟發意義的真知灼見，這是很令人快慰的。根據我的記憶，局外的顧問們雖然很有學問，但是，他們進行工作是有困難的。一個決策人最需要外界的咨詢意見的地方是介乎策略和目標之間的那個中間領域。策略通常完全取決於當前的形勢，看不到電報的局外人很少能夠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見。在另一頭，最終目的反映哲學觀點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一個顧問在這裡固然可以提供某些真知灼見，但是，他的這些見解要起作用的話，那他就必須熟悉決策人的觀點——改變方針更多地要求有自信，這比專門知識更重要。局外人的咨詢意見對於介乎中間的一個時期最有用，它使決策人能越過緊急時期而又未到最終時期這一段時間內去看問題，即能看到兩年到五年的形勢。令人遺憾的是，研究中期問題按理說原本是這些有志於政治問題的院士們的本行工作，但是如果把他們召到華盛頓來要他們做的事無非是他們在家裡也能完成的，他們就似乎覺得受騙上當，就失掉了那股因接近政權而興高采烈的勁頭。因此，他們不去集中精力提中期的咨詢意見，而是往往向決策人提一大堆細枝末節的策略性的意見，或竭力提些屬於宏圖大略一類的戰略上的意見，直到弄得無精打采，開始對官僚主義那一套感到有了新的、還不那麼習慣的愛好。
一九七一年初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的情況就是這樣。學院式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深信，對中國來說，首要的問題是越南問題和台灣問題。事實證明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要我同意，軍備控制是另一個優先事項；而中國人從來連提都不提這個問題，每當我們提這個問題他們立即反對。他們一貫的觀點和戴高樂的觀點是一樣的，認為這無非是美蘇勾結的另一種形式而已。專家們另一個幾乎是普遍的看法是：我們必須首先承認北京為中國的唯一政府或至少容許北京進入聯合國，然後才能改善中美關係。這個看法也是錯誤的。突破發生在中國進入聯合國之前幾個月，而七年之後卡特總統才承認了北京政府。雙邊貿易和交流是教授們提出的另一個優先項目（交流意味著教授們可以訪問中國）；事實證明，中國人對這些東西興趣並不大，必要時搞一些以達到象徵性的目的。他們還普遍認為，中國會堅持要我們保證撤離亞洲。實際情況正相反。中國非常希望我們留在亞洲作為抗衡蘇聯的力量。我恭敬地聽取了我的同事們所提的各種建議，不敢有任何不耐煩的表示，因為我意識到，由於我擔任過前兩屆政府的學術顧問，我對他們的情況最熟悉不過了。
我們在等待著中國答覆的時候，第二個學習機會是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要求部際機構作的三個研究報告。[12]這三個研究報告是：對華政策，中國在聯合國的會員籍問題和我們在太平洋的軍事戰略。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度為我們現在進行的秘密外交提供了一個有利條件，它使總統和我能夠在不透露我們的戰術計劃的情況下瞭解到各政府部門的觀點和主張。因此，我要求分類詳細說明，在我們的台灣駐軍中，哪些是在印度支那的作戰行動需要的，哪些是作為和台北的共同安全條約的一部分需要的，把這些問題作為我們對亞洲的軍事態勢的研究的一部分。這樣，我就能做到心中有數，如果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我們要撤掉一些軍隊的話，我們可能要作什麼讓步。我是這樣對高級研究小組說的：「我們反正即將要改變軍事部署，卻可以借此機會作些讓步，這樣做再好沒有了，這是我們以前沒有做過的。把這種消息告訴台灣，倒也不錯。」
官僚機構和知識界都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上花了很大的力氣。這一點我在後面再談。
一九七一年二月間和三月初，另一件我們花了很大力氣的事情是，南越軍隊在我們的後勤和空軍的支援下為切斷在老撾境內狹長地帶的胡志明小道而進行的戰役。在國會和新聞界批評我們的人公開宣稱，他們認為這個有限的作戰行動——作戰行動的地點在老撾的最南端，老撾政府對該地區已將近有十年時間未行使主權——是對北京的挑釁，其規模相當於麥克阿瑟一九五年向鴨綠江挺進的那一次。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南越軍隊發動這次未敢大力進行的戰役，受到很多人的譴責，他們認為，這是向北越本身進攻的前奏。他們說，為了防止進攻北越，北京可能進行干預。（要是南越人果真有這麼大的能力，越南戰爭的結局就很不一樣了。）但是，我們確信，中國下的這局棋是從大處著眼的；它不會自願地使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噩夢般的逆境——美蘇勾結的局面——之中，不會為了河內而在老撾南部無人居住的叢林中向我們發動戰爭。
事情的結局證實了這個判斷是正確的。誠然，《人民日報》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振振有詞地譴責了在老撾的作戰行動。但是，和前一年對待柬埔寨問題一樣，它謹慎小心地避免對尼克松進行人身攻擊，它只在一個地方直接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堅持持久的人民戰爭就一定能克服各種困難，取得完全的勝利。」換句話說，越南完全有能力去贏得它自己的戰爭；中國不會在軍事上把自己捲進去。
中國領導人還怕我們不理解這一點，因而特別選了《人民日報》發表譴責文章的那一天向我們發出另一個信號。周恩來的一個老朋友和親信、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對挪威駐北京大使奧利·艾爾格德說，中國瞭解美國政策的新動向。喬說，由於印度支那戰爭，不可能恢復華沙會談，但是中國人遲早要和我們坐下來談。他表示特別希望和我會晤，並要求提請我們注意這段談話。我們注意了這個信息，並且加倍努力注意使中國理解我們在老撾的有限目的。尼克松二月十七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這個行動的矛頭不是指向共產黨中國，而是指向以南越和柬埔寨為其目標的北越人的。因此，我不相信中國人有任何理由可以把這個行動理解為對他們的一種威脅，因此也沒有理由對此作出反應」。周恩來三月五日到八日訪問河內時所表現的克制態度也很值得注意。他提出要給北越人道義和物質支持，但絲毫沒有對尼克松進行人身攻擊，或威脅說中國要進行干涉。
與此同時，我們在總統於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的第二個對外政策報告中重申我們希望改善關係。在美國的一個官方文件中用中國的正式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還是第一次。我們還繼續放寬對華貿易限制。三月十五日，國務院宣佈總統決定取消對持美國護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一切限制；此後只要有正當目的，許可到中國去訪問。（中國人在辦理入境簽證上沒有放寬多少，在十八個月內才給三個美國人辦了入境簽證。）龍·齊格勒按照我的指示在白宮的一次介紹情況的會上提請大家注意這個決定，他說：「我們希望對方會有互惠的行動，但是我們不會因為無此行動而裹足不前。」
三月十七日中國人表明，當他們認真的時候，他們尖刻地進行抨擊的本事是很不小的。他們在言論上對蘇聯進行了十分猛烈的攻擊。三家中國大報紙[13]聯合發表社論紀念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誕生一百週年，社論強調要有「革命的群眾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社論譴責勃列日涅夫是「叛徒」，只是隨隨便便地談到美國，兩者成為鮮明的對照。蘇聯已取代我們成為北京的主要敵人。
雖然如果莫斯科讓人們看到它經不起一擊，那對它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但是，現在大家都已能清楚地看到，中國是那麼不畏強暴，以至蘇聯連言論上的攻擊也不能採取毫不在乎的態度了。三月二十六日，蘇聯外事週刊《新時代》拚命攻擊美國對中國開展「微笑外交」，希望使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該週刊說，連美國「極反動的」集團為了這個罪惡的目的也贊成和北京建立關係。
三月份快結束的時候，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勃列日涅夫總書記三月三十日在會上作了正式報告，哀歎蘇聯和中國的關係繼續處於僵持狀態，但是「堅決地」駁斥「正在從北京散佈出去並已滲入中國人民思想中」的關於蘇聯的「莫須有的譭謗」。
帝國主義者正加緊對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採取侵略行動。考慮到在中國和蘇聯之間散佈不和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進行的，那就更加荒謬和有害。這種情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要求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團結一致，採取聯合行動，而不是煽動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之間的敵對情緒。
但是，勃列日涅夫在報告執行部分提出的建議證明，莫斯科沒有能力去防止它所害怕的事情發生。他建議召開核大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的五國會議，「在會上應審議整個核裁軍的各種問題」。由於可以預斷北京必定拒絕這種建議，這顯然又是企圖孤立中國。美國如果懂得它自己的利益所在，就不可能有任何參加這種企圖的動機。
到三月底，發展趨勢就明朗化了。我們漫長而艱難的行程的第一階段即將結束。正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乒乓外交
中國在「文化革命」中自己造成了癱瘓狀態以後，有條不紊地恢復它的全球外交，這預示著我們即將目睹戲劇性事件的發生。一九六九年五月間，北京開始在這場大動亂中除一人外把全部大使召回國內進行了更換。一九七年，它謀求跟以前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建立新的關係。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初的時候，國務卿羅傑斯向總統報告說，在過去六個月，又有七個國家承認了北京，比過去七年還多。羅傑斯報告說，中國正在同各種國家，如奧地利、黎巴嫩、秘魯和喀麥隆討論恢復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已向幾個非洲國家建議恢復關係和派駐新的經濟援助使團；它還謀求和英國、日本改善關係，甚至試探了蘇聯集團中的東歐國家。據羅傑斯說，北京所作的努力很大一部分目的在於爭取別的國家贊成它進入聯合國。周恩來三月三日向英國駐北京臨時代辦表明，中英關係升級的條件是：英國改變它對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態度，撤銷英國駐台北領事館。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國務院報告了其他意味深長的發展情況。例如，周恩來在三月間接見了日本前外相籐山愛一郎，並對他說，和美國的關係「可能在某一個時間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周說，他「十分仔細地」閱讀了總統的對外政策報告，「特別注意到美國總統第一次用中國的正式名稱稱呼它」。同一份國務院備忘錄中有一個關於埃德加·斯諾前不久跟毛澤東和周恩來談話的印象的報告，國務院不可能收入談話的全文，因為它忽略了邀請尼克松這一重要因素；它反而報告說，斯諾和毛澤東、周恩來會談以後得出的印象是：「由於印度支那戰爭，中美關係沒有立即改善的前景」。這個備忘錄說，毛澤東預期中美關係在一九七二年以前不會有什麼進展。在同一個報告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曖昧關係的段落中有另一句從表面上看無足輕重的話，如果我們當時懂得它的重要意義的話，倒是足以證明這個令人喪氣的結論是不對的。國務院指出，中日兩國都有困難，但是，還是有些有積極意義的跡象，例如：「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隊到日本去參加國際比賽，幾年來它參加這類體育活動還是第一次。」我們過了五天以後才全部瞭解這句話的重大意義。
美國乒乓球隊也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我們乒乓球隊的那九名美國青年當時根本不知道，他們也將成為一場複雜的圍棋賽的選手。四月四日，比賽暫停，休息一天，洛杉磯附近聖莫尼卡市立學院十九歲的學生格倫·科恩主動接近中國球隊領隊、三次獲得世界冠軍的莊則棟，撈到一次和中國選手們一道乘大巴車去參觀三重半島上珍珠農場的機會。（用「撈」這個詞幾乎可以肯定是用詞不當；中國人到名古屋去如果不是帶有和美國人交朋友的明確指示，那他們是不會同意的。中國人最了不起的才能之一是使經過精心策劃的東西看起來像是臨時決定的。）第二天，科恩等候莊則棟打完一場比賽，把一件T恤衫送給他作禮物。科恩是學歷史和政治學的大學二年級學生。後來他說，他想要「增進同每一個人，包括同中國人的友誼」。使他感到又驚又喜的是，莊則棟接受了，而且回贈科恩一塊上面印有中國風景畫的手帕。[14]
四月六日，中國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把大家都驚呆了。擔任美國乒乓球隊領隊的美國乒乓球協會主席格雷厄梅·B·斯廷霍文打電話向美國駐東京大使館請示。駐日使館的中國問題專家威廉·坎寧安毫不猶豫地建議斯廷霍文接受邀請。[15]坎寧安只知道我們總的希望改善關係；而對我們向北京提出的建議是一無所知的；他的洞察力和主動精神很值得稱讚。華盛頓的官僚們卻沒有那麼大的膽略。四月七日，國務院為確保不至於被指責為冒失，便向白宮打報告說：「雖然我們還無法斷定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邀請的用意起碼有一部分是作為回答美國最近採取的主動行動的一種姿態。」這次訪問在國際上轟動一時，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周恩來縝密的舞台監督在這裡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北京廣播電台在黃金時段廣播了美國乒乓球隊到達的消息，雖然被邀請的還有其他幾個國家的球隊。
在中國向美國乒乓球隊發出邀請後的第二天，尼克松發表一篇關於越南問題的演說。尼克松在演說中宣佈從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再撤出十萬名美國軍人，同時也振振有詞地為他的印度支那政策，包括在老撾的作戰行動辯護。這對北京沒有產生任何不良效果。美國乒乓球隊的選手們在中國受到了盛大歡迎。四月十四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了他們。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駐北京的絕大多數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實現這個宏願。這位非凡的中國總理說：「你們在中美兩國人民的關係上打開了一個新篇章。我相信，我們友誼的這一新開端必將受到我們兩國多數人民的支持。」運動員們當時有點發愣，沒有答話，這位總理繼續談這個問題：「你們同意我這個意見嗎？」這些美國人立刻鼓掌歡迎。他們很快就邀請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這個邀請立即被接受了。
這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代表作。跟中國人的所有舉動一樣，它有許多層意義；描畫得光彩奪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對這些美國青年的邀請的最明顯的意義是：它象徵著中國已承擔了和美國改善關係的義務；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保證——比通過任何渠道發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現在肯定將被邀請的使節將來踏上的是友好國家的國土。這是向白宮發出的一個信號，表示他們已注意到我們的主動行動。從中國的觀點看，由於這些選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種政治傾向，這一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這樣中國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國評論界的情況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來也懂得怎樣做才不會遭到拒絕。在中國內部，這有助於使黨政幹部適應方針上即將發生的革命性變化。不過，這也暗含有對我們的警告：如果中國的建議遭到拒絕，北京可以積極開展人民對人民的來往接觸，很像河內當時所做的那樣，設法發動一場公眾的運動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預期多勃雷寧隨時都可能從莫斯科帶來要我們去參加最高級會談的邀請，這樣就使當時的情況變得很棘手。如果宣佈舉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那麼中國的建議就可能實現不了；如果我們的對華外交過於活躍，又可能使我們的對蘇政策受挫。結果，蘇聯人愛佔小便宜的老毛病使得多勃雷寧回來的時候帶來的又是一個拖延時日的答覆。他的主子們仍然沒有放棄利用最高級會談作為誘餌來令我們在柏林問題上讓步的打算。這真是弄巧成拙。這一次我們手裡拿著蘇聯政治局根本不知道的牌。莫斯科倒替我們解決了問題。它的高壓政策使我們得以順利地著手建立起中美蘇三角關係。
緊接著乒乓外交之後，好幾個星期過去了，整個事情的曲折發展過程在許多方面都是令人坐立不安的。只有總統和我才理解周恩來的舉動的全部含義，因為只有我們才知道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來往信息。我們知道，某種重大事件即將發生，但是，我們對於事件將通過什麼渠道表露出來、採取什麼樣的具體形式卻是感到捉摸不定。每當重大事件即將來臨的時候，尼克松的心情總是很矛盾的，他既有事情變糟的預感，又滿懷希望，既抱有為國家著想的崇高目標，又夾雜著一些政治上和個人的考慮。他擔心中國會在最後時刻後退；而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同時，他對已決定了的事情——在總統出訪之前，先派一個下級使節訪問北京——另有考慮。他不顧我們根本沒有答覆過中國請總統去訪問的建議這一事實，現在想省掉先派使節這個階段，以免使節的出使使他自己的中國之行為之失色。我提醒他，關於這兩件事，我們已有三個月時間都沒有直接從中國人那裡聽到什麼消息，總統毫無準備地前往中國訪問未免太危險了。尼克松對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也因為老是擔心他的事業得不到完全令人滿意的結局而忐忑不安。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自然也有和尼克松一樣的感覺。我倒不像他那麼樣懷疑中國人會後退，或倣傚河內進行心理戰。畢竟北京的目標和河內的目標很不一樣。河內是想使我們喪失鬥志；而北京需要我們作為抗衡莫斯科的力量。河內沒完沒了地攻擊我國政府的權威；中國所關心的是，華盛頓能擁有維持全球力量均衡的權威和決心。我倒比較擔心北京對我國政府處事的方法是否理解得很透徹，懂得通過什麼渠道來接近我們。
我們還是鎮靜下來了。尼克松同意，我們應按照既定方針繼續向北京示意，然後等待在地球另一邊的高深莫測的對方官員們回話。我們進一步發出信號，表示我們是穩步前進的。在一九七年間，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屬的副部長委員會曾奉命擬訂一個增加同中國的旅遊和貿易的計劃。到一九七一年三月中的時候，已擬定了一個很長的單子，列舉在總統行政權限內可以設想的每一個步驟，這些步驟不需要中國表示接受或採取互惠行動。被進取精神沖昏了頭腦的這個副部長委員會建議立即批准這個一攬子計劃。我抱懷疑態度。雖然我是「無法拒絕的步驟」這種政策的創始人之一，我不贊成在沒有互惠條件和我們還不瞭解中國答覆的性質之前採取這麼大規模的行動。我在三月二十五日向總統提出的一份備忘錄中——早在向乒乓球隊發出邀請之前——把這個單子分成三個組成部分。第一階段把對華貿易保持在略低於對蘇貿易的水平上；第二階段把對華貿易置於和美蘇貿易平等的地位；第三階段超過對蘇貿易的水平。我建議第一階段在近期由單方執行；第二、第三階段的執行則應等待我們對華關係有了發展以後，而且是以互惠為條件的。
當邀請乒乓球隊的消息傳到我們那裡的時候，這個備忘錄正放在尼克松桌上。我對他說，這是總統作決定最合適不過的時候了。尼克松在四月十二日批准了這個基本戰略，並下令立即執行第一階段的措施。四月十三日，我把這個決定通知各政府部門。四月十四日，白宮通過龍·齊格勒宣佈第一次大幅度取消存在已有幾十年的對華貿易禁運。他是聯繫一九六九年以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演變過程來談這些新措施的。但談到背景，他承認乒乓球事件對這次宣佈的時機是有影響的。在同一天，我把總統批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售內有美國製造的發動機和變速器的法國自動卸貨卡車的另一項決定通知各政府部門。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參加角逐的人本來的動機和傾向去發揮作用。這種外交必須避免給人一種印象，就是說你正在「利用」競爭的一方去反對另一方；否則的話，你就有遭到報復或訛詐的危險。我們要同中蘇雙方都保持較密切的關係，要比它們彼此間的關係更密切些，只有這樣，中蘇之間互相敵視的關係才能最好地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其餘的事就只有讓事件本身產生的動力去決定了。
四月十三日，我又一次召見了蘇聯臨時代辦尤里·伏龍索夫——他好像命中注定要接收不愉快的消息似的——以便提前一天把我們和中國開展貿易的決定通知他。我強調說，這並不反映有什麼反蘇意圖。這在外交上是慣用的撫慰對方的手段，向被施予這種手段的對象提出正式保證，其用意是既嚇唬他一下又叫他清醒清醒。如果對方確實信以為真，那就反而達不到玩弄這種手段的目的。一般來說，蘇聯外交官不是那麼好愚弄的；但是，我認為事情的含義本身已說明了問題。我還敦促齊格勒在白宮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同樣否認有反蘇意圖。他照辦了。同時，為平衡起見，他也按照指示發表聲明，表示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毫無疑義，尼克松總統所採取的主動行動，已打開了我們和中國關係上新的一頁。」
在北京「注視著華盛頓的人們」看到在華盛頓的「不同意見的紛爭」必定覺得很可笑。一方面，總統處處表現得欣喜若狂。在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的一次常會上，尼克松大談特談他使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長遠目標，「結束大陸中國與世界大家庭隔絕的狀態」。他追述了他所採取的各種不同步驟，並指出，他的政策已開始有了成果。他一向有不到懸崖邊上不回頭的習慣，這次也是這樣，他的顧問們急得直打轉。他說，他已向他女兒特裡西婭和她的未婚夫（他們準備在六月份結婚）說，中國是度蜜月的好地方。尼克松希望他們有朝一日能看看中國。「事實上，我希望我在某個時候也這樣做。」
另一方面，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對一群記者說，他不同意同北京的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他說，在出現乒乓外交之前的一次國家安全會議上，他提出過反對意見。這個談話本來不是供正式發表的，但是記者們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總統和副總統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是那麼好處的；在一個人身邊有這麼一個人，其畢生的宏願只有等他死了之後才能實現，這畢竟是使人感到彆扭的事。尼克松本已感到他周圍都是潛在的敵手，聽了這種話真是火上加油。他認定，這次失言再次證明阿格紐不適於作他的繼承人——他對大多數潛在的候選人都有這個看法——並命令霍爾德曼要求阿格紐以後不要再談論中國問題。
我們等待的時候焦慮的心情有增無減。尼克松怕整個事情告吹而煩躁不安。我們終於在四月二十七日決定直接去和中國人接洽。我們派了一名信使到巴黎去，帶一封信給讓·聖特尼，要求他盡快把我們想在巴黎開闢一條渠道的正式建議傳達給中國大使。我們選擇巴黎是因為，中國人對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渠道長時間保持緘默，至少有可能是北京對這兩個渠道都不信任。但是，這封信根本沒有遞交。這封信正在途中的時候，巴基斯坦這條渠道終於活躍起來，我們叫信使不要投遞了。
第一個表示是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到達的——傳話說，希拉利需要和我緊急晤談五分鐘。哈爾·桑德斯對他說，我第二天便要動身去休假。希拉利堅持說，他的信息不能等。因此，我在下午六點十二分接見了他。他交給我兩頁手寫的備忘錄，傳達周恩來的一個信息，這個信息是回答尼克松總統十二月十六日發出的一個信息（我們這時才知道，中國人在一月五日收到這個信息）。這份信息書法很漂亮，原文如下：
周恩來總理的信
周恩來總理感謝葉海亞總統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轉達了尼克松總統的信息。周恩來總理十分感謝葉海亞總統；如果葉海亞總統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轉達給尼克松總統，他當不勝感謝：
「由於當時的形勢，未能及早回答美國總統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信。
「目前，我們正在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聯繫的情況。但是，如果要使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從根本上得到恢復的話，美國就必須把它的全部武裝部隊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只有通過兩國高級負責人之間的直接討論才能找到解決這個關鍵性問題的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它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國國務卿或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以便進行直接會談討論。當然，如果美國總統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可以推遲到以後再進行。至於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討論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細節，這些都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完全可以通過葉海亞·汗總統的斡旋作出適當安排。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問希拉利巴基斯坦是什麼時候收到這封信的。他回到他的辦公室以後打電話告訴我，這封信是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巴基斯坦的。拖延的原因是，它是由信使送到華盛頓的。
周為什麼等了那麼長時間才和我們聯繫，那只有揣測了。由於在老撾的作戰行動，更早聯繫會是不慎重的。也許中國人和我們一樣，對於最好用哪個渠道有點舉棋不定。關於羅馬尼亞渠道我們兩國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它就是太暴露了，利用這條渠道所必須做到的事情太多了，它的地理位置也太不好了，不適於在最後階段辦理聯繫事宜，儘管它在前一些階段幫了很大的忙。中國人還試用過挪威渠道，我們則試圖開闢巴黎渠道。要能知道為什麼北京不想開闢巴黎渠道那會是很有趣的。也許它高度估計了法國情報工作的效能；也許它擔心蘇聯的滲透；也許它和巴黎的通訊聯繫不是那麼好。也許按古典的中國方式，周恩來等著看在乒乓外交已給對方明顯示意以後，他能否促使野蠻人去請求他發出邀請。我們保持沉默可能使他感到大惑不解，這和他的沉默把我們弄得大惑不解是一樣的道理。差一點兒把事情搞僵了，只是我們外表上的穩重才促使中國人作了不得不先邁出一步的姿態；這對他們來說是很不尋常的。
我們就這樣終於到了一條道路的終點和另一條道路的開端。周恩來的語氣熱情，表明我們用不著擔心受屈辱；以前發來的信息的那種高傲的語氣已經棄而不用了。建議舉行的會談的題目仍然是台灣問題，但是重點在於撤走我們的軍隊而不是放棄我們和台灣的關係。中國人謀求舉行高級會談的目的是從根本上恢復和美國的關係。他們特別向總統發出了邀請，不是隨隨便便口頭提出事後可以否認的，而是在正式的信件中提出的。周恩來也不想冒險讓下級人員在「形式」問題上爭論不休，因而妨害我們的共同設計。他決定把技術上的安排保留在巴基斯坦渠道內，這就保證了有取捨之權，可以進行高級審議並且可以迅速作出決定。
希拉利只待了不到二十分鐘便離開了我的辦公室。我立即去看總統。我在林肯廳找到了他，把信念給他聽。沒有必要交談。信本身說明了問題。
還沒有過一小時尼克松就打電話把我叫了回去。即使是重大事件最終也要歸結為執行問題。我們第一個執行問題是派誰到中國去。本來並沒有考慮派我去。我們一致認為派戴維·布魯斯當這個使節最理想。我在五月下旬確曾同布魯斯談過以後可能派他出去的問題。但是，我們後來意識到，由於布魯斯擔任在巴黎舉行的關於越南問題的和平談判的代表團團長，選他當特使中國人可能認為是明擺著的陰謀。我們不希望在這個搭橋階段出紕漏。（這個判斷證明是正確的。我在十月份第二次到中國去時北京不同意布魯斯參加我的代表團。他們後來改變了主意，歡迎他出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的第一個主任。）我們討論了一長串的其他候選人名單，其中包括喬治·布什和埃利奧特·理查森。還反覆考慮過派納爾遜·洛克菲勒，可以讓艾爾·黑格陪他去。我們發現，在安排秘密出訪時，他們每個人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不是對尼克松的思想瞭解得不夠細緻，就是由於他們可能過於引人注目，以致影響人們對尼克松自己出訪的注意。尼克松幾次提了湯姆·杜威的名字，還大談特談杜威怎麼能幹。不幸杜威再也不能擔任公職；他已於幾個月以前去世。沒有提起過羅傑斯的名字；尼克松決心讓人們理所當然地把他看成是對華政策的創始人，而不是國務院，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提羅傑斯。
我們克制住我們的激動情緒，談論了這件事的重大意義。尼克松認為，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堅定性為我們在戰略上鋪平了道路，雖然在有些場合造成了暫時的拖延。美國只有在亞洲顯得強大，中國人才會認真對待。我對總統說，現在形勢變了，我們開始見到國際新秩序的輪廓了。我們事實上已按照我們的意圖把我們政策的幾個不同部分連接起來了：「我們現在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已經把各部分全都連接在一起了。」我們把對歐洲、對柏林的政策，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以及在中東的政策全都連接起來了。尼克松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我們即將宣佈限制武器談判的結果（五月二十日達成協議，同時考慮進攻和防禦方面的限制）會不會使中國人感到不快。我認為不會；他們是從大處著眼看問題的。尼克松問，如果宣佈九月份和蘇聯舉行最高級會談——我們當時仍然認為這是可能的——會不會損害我們對華方面的主動行動。我相信蘇聯領導人不可能行動這麼迅速；他們還在等美國國內在越南問題上的抗議把我們進一步削弱；他們還在力圖逼迫我們作更多的讓步，作為同意舉行最高級會談的代價。我認為，周恩來作了「一個更加精闢的分析」。如果我的這個看法證明是錯的，我們無非是決定一下這兩個最高級會談哪個先舉行罷了。好事太多也會使人尷尬。這是好事情——兩年來我們錯過了不少好事。
職位高的人常免不了煩惱，失望，打點小算盤。事情並不像公眾所想像的那樣，一下子就達到了戲劇化的頂峰，而往往是由似乎沒完沒了的壓力、緊張局勢積累而成，這期間，每一次問題顯然得到解決，到頭來卻不過是一系列新問題的先導。對領導人性格的考驗是看他們在面對著捉摸不定的形勢時是否願意堅持下去，是否願意為他們既不能說明也不能完全看到的未來有所建樹。偶爾有少數幸運的領導人能參加他們認為將是有意義的大事。那天晚上我回家比平常晚一些，到家後我一個人坐在書房裡，思緒萬千。有兩年多時間，我特別擔心的一直是，越南問題使我們舉國上下失去了信心，使我們國家逐漸失去維護自由國家和支持爭取進步的巨大能力。正當戰後世界分崩離析，迫切需要我們作出創造性貢獻的時候，我們卻有因為東南亞一角的問題在國內鬧到不可開交而大傷國家元氣的危險。不管在印度支那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必須在國際關係上揭開一個新的紀元——這個目標，沒有舉國一致、努力獻身的精神是達不到的。來自北京的信息首先告訴我們，儘管有印度支那問題，我們還是有可能使美國人民高瞻遠矚，看到充滿機會的未來。現在，再度出現了美國人終於能夠由於憧憬著一個更富於建設性的和平世界而開始團結起來的前景。而且事實證明，美國縱然是在處境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擁有辦大事的內在力量。兩年來，我第一次在激動之餘感到悠然自得，內心平靜。
第二天上午我和尼克松在橢圓形辦公室再度晤談。尼克松要我把中國的照會念給霍爾德曼聽，並說明這個照會的重大意義。尼克松不是不理解照會的意義，他是想一面聽我念照會，向這位當年在離鄉背井的孤獨的日子裡一直和他在一起的老親信談事情的經過，一面玩味這一取得偉大成就的時刻。這是一個證據，證明我們沒有虛度那些孤單、勞累的歲月。
我們又一次討論了派誰任使節的事，但是還是沒有結果。這次是在霍爾德曼跟前討論的。尼克松仍然擔心中國人可能用河內用過的那種策略，邀請反對我們的其他美國政治人物去訪問，以此向我們施加壓力（這一疑慮他始終沒有克服）。我認為他們不會，北京的戰略要求和河內的不一樣。北京不希望開始同中國搞關係顯得是強求；如果美國政府表現得勉強應付，那就滿足不了中國要求得到應急保險的需要。中國人認為，華盛頓能對蘇聯的壓力起抗衡作用，中國人希望這個抗衡力量份量很重，而且是自發的。雖然如此，尼克松還是要我設法勸阻北京，不要躍躍欲試地去和他的政治反對派打交道。表示同意照辦並不難，而懂得怎麼樣去辦這件事那就難多了。
當天上午過些時候尼克松告訴我，他已決定派我去當使節，要我立即開始做準備工作。他的動機是複雜的。政治領導人對待這種事情總是這樣的。只有浪漫主義的局外人才會相信一個在艱苦的權力鬥爭中佔了上風的人會僅憑理性的分析作出決定。尼克松的壓倒一切的動機無疑是，我最瞭解我們的政策；我熟悉我的思想複雜的首長，因而能給他安排好到北京去的訪問，使他感到非常舒適。他可以隨便地要我制止他的過於熱心的先遣人員提出的關於對外聯絡的要求。另一個因素無疑是，在所有使節人選中，我最受他的管束。我是白宮工作人員，除了通過白宮新聞處外，我無法公開宣傳我的活動。我的成功也就是總統的成功。對於廣大公眾來說，我基本上是默默無聞的；我任職兩年半以來從未舉行過公開的記者招待會。
當時，我不能說，我感到十分驚訝。我倒感到如釋重負，為設計此行忙了那麼長的時間，現在我可以善始善終地去辦這件事情了。至於尼克松，不管他的動機有多麼複雜，而且他明知道他的傳統的支持者會感到十分震驚，卻敢於使我國戰後時期的對外政策來一個革命性的變化，這是值得稱讚的。尼克松當時只有他的安全事務顧問從旁協助，沒有經過官僚機構審批的正常手續提供的證件，便授權派出使節，如果使節此行失敗，必定會給他造成一場政治災難，會給他的國家造成一場國際災難。儘管當時的形勢對我們有利，但並不能因此減輕他獨自作此決定的責任。儘管尼克鬆通常有信不過別人的習慣，但並不能因此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只有一個剛毅的人才敢於在只有孤零零一個人的陪同下沿著懸崖邊行進。
計劃和失算
我們等了四個月，不打算立即正式作答，以免顯得過於心急。但是，必須很快把決定付諸行動，特別是因為我和尼克松即將要去休假，他到聖克利門蒂，我到棕櫚泉去。
我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見了阿格哈·希拉利，給了他一個臨時的答覆。我們給中國人的信件在和總統討論了以後，第一稿由我執筆寫成，然後從頭到尾地改了幾稿，把艾爾·黑格、溫斯頓·洛德的意見和我自己重新考慮的意見吸收進去，最後用打字機打下來再送給尼克松審閱。我所作的記錄表明，他沒有改動便批准了信件。
我們的臨時答覆表示感謝葉海亞·汗總統辦事仔細，考慮周到；感謝周恩來給我們發來的信。我們評價他的信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和向前看的。我們將本著同樣的精神作答。北京可能期待在五月十日那一個星期得到正式答覆。為了把總統擔心中國人可能去接近其他的美國政治人物這一點寫進去，為了防止中國人因神經緊張而著手開闢新的複雜的渠道，我加上了一些個人的——因此也是可以不承擔責任的——意見。我建議葉海亞把這樣一個意見作為他個人的意見向周恩來轉達：在官方的聯繫尚未牢固地建立起來以前，務必只通過巴基斯坦渠道交換意見。我們希望中國人在我們正式回答他們並且任命一個特使之前不會再提出其他倡議。這並不妨礙加緊進行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學生、記者、學者的交往——這些是我們十分歡迎的。我強調說，不要把這個意見作為美國官方的主張，而是作為葉海亞對我們態度的個人估計來轉達。我毫不懷疑周恩來會理解其中真意。五月五日，巴基斯坦人通知我們，所有的信息都已於五月一日傳遞給了中國人。也正是在這一天，破壞性的示威遊行力圖使華盛頓陷於癱瘓，據示威遊行的組織者宣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說服政府必須為爭取和平而努力。
但是，在這個信息能夠到達北京之前，我們奇怪的政府制度卻造成了一個使整個事情複雜化的失算；這個失算沒有造成更大的損害確實證明中國領導集團謀求同我們和解的決心有多大。國務院當然不知道當時正在傳遞的信息——雖然很可能已經感覺到，從乒乓外交和我們要求國家安全系統所作的許多關於對華政策的備忘錄看，即將發生某種大事。明確歸國務院管的對華政策的一個方面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它以政治特權受到傷害的心情狠抓了這個問題。
國務院正確地估計到，我們一貫的主張在聯合國中所得到的支持愈來愈少，因此，它急於設計出某種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又不驅逐台灣的方式。它圖謀既討好當時正在折磨我們的國會中的自由派，而又不得罪保守派，更不要說早先得到「援華院外集團」很大支持的總統了。因此，它提出了若干方案，這些方案的共同特點是：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表示反對；只有為數不多的新聞記者和國會議員表示贊成。一個是「普遍派代表」方案，即一切分裂的國家的兩部分都應由聯合國分別接納。這和兩個中國的解決辦法差不多，而兩個中國的解決辦法是台北和北京都堅決反對的。這個方案當時也會引起韓國和西德的反對。另一個方案是：只要有多數票，即可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安全理事會的席位給它，台灣則在大會中保留某種不作明確規定的地位（在程序上規定，驅逐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這對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也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國內批評我們的對華政策的人才認為它是可以接受的。也許它能使我們在大會裡再混過一兩年。國務院已有好多個月一直在力促總統就採取什麼做法作出決定，因為爭取別國支持我們選定的方案需要時間。我在總統的同意下採取了延期作決定的辦法，因為我不想在這個挑釁性的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上危害我們新的對華政策的還不牢靠的開端，而且這類問題反正會被我們同北京的關係的演進甩到後面去。
從我們對華政策問題辯論的理論性質所反映的情況看，許多專家還是那老一套的想法，認為聯合國問題的「解決」是改善我們同北京的關係絕對必要的先決條件。而中國通過哪個渠道也沒有提出過這麼一個論點；中國人發來的信息，連提都沒有提出過聯合國問題。國務院在得不到總統的裁決的情況下，公開提出了它的理論主張，以便插足於官僚們的辯論之中。四月二十八日，國務院宣佈說，我們認為，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將來要在國際上求得解決」。這一論點，中國爭論的雙方都拒絕接受，因為雙方都認為台灣和澎湖列島是中國主權國家的一部分。國務院發表這個聲明的目的是使我們能為聯合國接納北京，同時保留台灣在大會裡的席位這一主張奠定法律基礎。四月二十九日，國務卿羅傑斯在倫敦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部長級會議時，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宣稱，埃德加·斯諾在《生活》雜誌上報道的毛澤東邀請尼克鬆去訪問是「隨隨便便地提出的」；他認為，那不是「當真的邀請」。這就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了。羅傑斯還說，中國的對外政策在許多方面都是「擴張主義的」；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一直「相當偏執」；如果我們努力改善和蘇聯以及和中國的關係刺激了它們永世結仇，那是一種「紅利」。不過，他又說，這不是我們的目標。羅傑斯又說，要是尼克松按照東亞司一直力促他遵循的路線前往中國，那有可能是「殊途同歸」，但有一個條件：中國必須無條件地參加國際社會，並遵守「國際法規」。
羅傑斯並不知道我們和中國交換意見的情況，因而造成了混亂，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情有可原。但是，並不能因此減輕他的談話的影響。他的談話對我和尼克松簡直是晴天霹靂。我們擔心北京可能把羅傑斯的談話理解為對它的信息的答覆，或得出結論，儘管它在許多個月以前便告誡美國不要把它向我們開放當作軟弱的表現——事實上那些感到自己是強大的國家是很少說這種話的——我們還是認為中國對壓力是敏感的。中國人顯然擔心我們的要求會層層加碼。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們就可能故態復萌，再次陷於陰鬱的孤獨狀態，或發表好戰的長篇大論的聲明以表明他們是不怕壓力的。我們需要發出一個使他們放心的信息。但是，使巴基斯坦渠道超過其負荷是不明智的。況且，擬定一個否認國務卿的談話的文稿是不容易的，那樣做將會害多利少。尼克松在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盡可能地作一些糾正工作。他表明，在我們對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的態度上，並沒有作出什麼決定。他列舉了人們向他提出的各種建議，其中既有兩個中國的解決辦法，也有只承認一個代表的解決辦法。這是他在不公開否定他的國務卿的講話的前提下所能說到的程度。尼克松的談話中用和解的語氣提到他可能訪問中國。這段話在北京聽來比在華盛頓聽來更有意義：「我希望，事實上是預期，在某個時間以某種身份訪問大陸中國，以什麼身份出訪我還拿不定主意。」尼克松的這個做法是很巧妙的。
中國五月四日的一個廣播說明中國人對我們官僚們的鬼把戲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國務院所說的台灣地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被譴責為對中國內政的「無恥干涉」，是一種「與中國人民為敵的」行動。北京著重地宣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又說：「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說：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是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新發展」，但又說，尼克松政府改善中美關係的行動是個「大騙局」，是企圖「撈取政治資本，擺脫它的孤立地位」。這個廣播警告我們不要逼人太甚；但是，事實上並沒有打斷我們的信息來往。
這是由於中國的行動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我們雙方的官方也許動不動就打嗝，但是在中國邊界上那幾十個師的軍隊是蘇聯的軍隊。蘇聯人又調了新的部隊到蒙古邊界，使總兵力達到四十四個師。中國人也大量增加了他們的地面部隊。蘇聯和中國之間的邊界談判陷於僵局。勃列日涅夫在和一個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對中美關係所取得的進展表示十分關注。一個蘇聯電視評論員在四月二十五日評論中美關係時說：「壓力對蘇聯不起作用；這樣一種政策是注定要失敗的。」凡是自稱不為壓力所動的國家，要不是吹牛就是很走運，它從未受到過壓力。
我繼續著手計劃到中國去訪問的工作。我到棕櫚泉去休假時帶了一大包關於中國哲學、歷史和藝術的書去。溫斯頓·洛德負責準備介紹情況的材料。他的美麗、媚人又聰明的中美混血妻子貝蒂生在上海，她父母原來在大陸，但和台灣有密切的關係。溫斯頓為了執行任務必須向貝蒂保密，這對他來說是件十分苦惱的事。溫斯頓到處張羅，對每一個他設想可能出現的問題都作了一大本一大本的記錄。
為了開始作技術上的安排，我在五月三日通過秘密渠道向我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約瑟夫·法蘭發了個信息：
為了只有總統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總統希望你找點個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國，以便你能和我會談。我們的會談必須完全保密；會談的性質，除總統、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意識到這個信息會給你帶來困難。但是，我確信你會認識到，總統重視我們的會談，這是壓倒一切的考慮。我們會談的題目不要求你作任何準備。
感到迷惑不解但為人忠誠可靠的法蘭乘飛機到洛杉磯，他對他的上級說，是為了辦點「私事」；我派了一架朋友的私人飛機把他從那裡接到棕櫚泉。五月七日，他和我在我當時住的那所私人住宅裡舉行秘密會談。我們在一起談了三個小時，然後法蘭返回洛杉磯飛機場；法蘭曾到棕櫚泉來過是根本無案可查的事。
在那個時候我們幸虧有這麼一位駐巴基斯坦的大使，他不是一個正規的政府外交官員。如果他是個老牌外交官員的話，他決不會未經「親自」向華盛頓他所屬的部長們發信請示，保證自己不出問題便響應我們的要求。而且法蘭這個人辦事紮實而能幹，也很認真。他是那麼巧妙那麼慎重地為我這次出使作好複雜的安排。五月七日，我在棕櫚泉和他一起回顧了我們和北京的一切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的來往信息。我告訴他，此行的技術安排應通過他作，以避免由於這麼複雜的材料經過太多人手所可能造成的誤解。法蘭可以利用他使館的工作人員去深入考察一下一些安排是否切實可行，只要他不告訴他們這些安排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在這一點上，我的想法是在巴基斯坦或在中國華南的一個方便的飛機場和中國代表會晤。我對法蘭說，凡是我通過希拉利發給葉海亞的信息我都讓他知道。我指望他在我待在巴基斯坦的時候管束住他使館的人員，並使人覺得我「為掩人耳目」而編的那一套是真的。
法蘭建議在中國舉行會談，讓中國人偷聽比讓巴基斯坦人偷聽要好一些，因為中國人反正要做記錄。我對法蘭說，我準備通過我國駐卡拉奇海軍武官設立一條海軍秘密渠道；在柏林談判期間，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小埃爾莫·R·朱姆沃爾特海軍上將曾為我設立過一條類似的渠道，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後來，我們發現海軍的渠道太不方便了。在赫爾姆斯的合作下，我們通過中央情報局訂立了一個有效的制度。）
在那些日子裡，搞秘密渠道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秘密渠道把每一個官僚機構都排除在外，可它卻把使用它的人變成了另一個官僚機構的人質——直到我們終於能夠建立起直接以白宮為起點、不通過其他機構的渠道為止。秘密渠道基本上是一種通信系統，它設法繞過正常的程序；不過總得有人提供方便才行。通常被排除在外的對象就是國務院，因為國務院自己甘當技術和習慣的犧牲品。從技術方面來說，那是因為它的電子計算機組按照預定的程序自動地把哪怕是最敏感的電報也分發到整個國務院大樓；從習慣方面來說，那是因為外交官們是靠互通情報過活的，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巧妙辦法來擺脫那些限制性的規定。因此，連國務院都設立了它自己內部的秘密通信渠道，而且幾乎每一個現代的總統都想辦法避開國務院正式的通信聯絡系統。赫爾姆斯懂得如何限制電報的來往；他對秘密渠道的掌握是慎重的，也是勝任愉快的。
我把我已計劃好了的出訪路線概括地告訴了法蘭。我將從華盛頓出發作一次「瞭解情況」的出訪，我將訪問西貢、曼谷、新德里、伊斯蘭堡和巴黎。我預定在每一個停留的地方都舉行多個解情況的會議，但不舉行新聞發佈會。我的飛機上不載新聞記者。我希望，等到一個星期以後我到達伊斯蘭堡的時候，記者們從我身上採訪新聞的興趣已經不大了，因為當地的記者對我的這一套已十分厭煩，而且也沒有發多少消息。法蘭告訴我常駐伊斯蘭堡的只有一名美國記者。
我和法蘭商定，最有效的計劃是：我將於星期五上午到達巴基斯坦。法蘭將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動，既在大使館又在巴基斯坦政府那裡進行。如果葉海亞總統同意，他可以請我到某一個合適的幽靜的地方度週末，比如說開伯爾山口或某一個山站。我將讓我的飛機停在飛機場一個醒目的地方。我將乘一架預先停放在巴基斯坦的美國、巴基斯坦或中國的飛機到中國去。等我們知道會談地點並對可行性進行了深入研究以後，我們就會作出最後決定。在我不露面不超過三十六小時以後，我將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後往西行進，到巴黎去。法蘭認為這一切都是辦得到的；他答應一回到駐地便馬上和葉海亞聯繫。我對他說，我會把法蘭所擔負的任務通知希拉利。
五月份和六月份有好些機會使我們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可以再向前邁進一步，並發出令人鼓舞的信號。五月七日美國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和交通部公佈了執行白宮於四月十四日所宣佈的放寬對華經濟限制的規定。財政部取消了在對北京的交易中使用美元或美元票據（在限制性賬目中使用的票據除外）的管制。這麼一來，中國血統的美國人現在可以把美元匯給在大陸的親戚了。掛著外國旗的美國船隻也可以在大陸中國的港口停泊了。掛美國旗的船隻從此以後可以把從美國啟運的貨物經非中國港口運到大陸去了，也可以從一個非共產黨國家的港口啟運到另一個非共產黨國家的港口去。
五月九日，我在棕櫚泉休假後回到華盛頓，我已把給周恩來的上一封信的回信擬好。尼克松第二天上午批准照發，我在中午把這個沒有簽字的信交給希拉利：
尼克松總統仔細地研究了周恩來總理委託葉海亞·汗總統轉來的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件。尼克松總統同意，為了解決把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隔開的問題，有必要舉行直接高級談判。因為尼克松總統十分重視使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他準備接受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請他訪問北京以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直接會談的建議。在這樣一種會談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關心的主要問題。
為了給尼克松總統的訪問作準備，為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建立可靠的聯繫，尼克松總統建議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初步的秘密會談。基辛格博士準備在中國國土上參加這樣的會談，地點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飛行距離內，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基辛格博士將被授權討論使尼克松總統的訪問成為最有益之舉的環境條件、這樣一次會談的議程、進行這種訪問的時間，並開始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初步交換意見。如果認為，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克松總統到達之間這段時間公開派一特使到北京是可取的，基辛格博士被授權作此安排。預期，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在基辛格博士和周恩來總理舉行了秘密會談後不久即可宣佈。基辛格博士準備在六月十五日以後來。
我們建議，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體細節，包括地點、停留的時間多長、通信聯絡以及類似的問題通過葉海亞·汗總統作為居間人進行討論。為保密起見，務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時，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官員的第一次會談要絕對保密。
後來，我們瞭解到，中國人對我們希望保密這一點疑心很大；也許他們以為這是一種使我們可以很快根本改變方針的計謀。中國人既謹慎小心又懷疑我們是否有能力保守機密。〔註解：埃德加·斯諾後來寫道：「只有一件事使中國人感到驚奇：基辛格先生成功地保守了他訪問的機密。中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過和美國外交官相處的經驗，這使中國領導人確信，美國人是保守不住機密的。」[16]〕現在要清楚地追憶美國和中國在那些日子裡互不理解的感覺已很困難。除了在華沙會談中作一些形式主義的發言以外，我們一直和中國領導機關沒有任何一種聯繫。本書中所引述的信息不折不扣地是我們唯一的來往信息。因為中國領導人不喜歡閒談，大多數駐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往往好些個月都見不到任何重要的中國官員；除了在純粹為了慶祝的場合，這些西方外交官很少有人能遇見一個高級的中國領導人。因此，連友好國家政府之間偶爾互相交換的珍聞都沒有傳到我們耳裡；我們對於在北京會碰到什麼心中無數。
此外，我們知道，如果在訪問之前先發表公告，那些想要得到一系列讓步的人和那些要我們保證寸步不讓的人就會對我們兩面夾攻。別的國家會要求向它們說明會談情況並作出保證，而會談的議程不過是容許各方提出它認為重要的問題而已。所有這一切就都會成為公開的了，而且這些情況又會回報到一個我們只能通過第三方才能進行通信聯絡的首都。一些國家可能用先發制人的辦法阻止我們去訪問；另一些國家則可能設法破壞它。這樣，兩年多來煞費苦心培養的這棵嫩苗就很可能被掐死。中國人還是及時地理解了我們的情由；我現在毫不懷疑，第一次出訪的保密成了踏踏實實、按部就班地改善兩國關係的一種保證。
照會的最重要部分是我們正式接受總統訪問北京的邀請。我們強調要保密，但也設法使中國人放心，同意訪問過後可以立即宣佈，還同意在尼克松訪問之前派一特使第二次公開地進行訪問。我們強調說，我們不能同意只討論台灣問題；應規定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北京在五月十七日收到了這個信息。
五月二十日，經過好些個月的討價還價以後，美國和蘇聯宣佈在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中在程序上有了突破。在這以前，蘇聯人一直堅持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只討論限制反彈道導彈；現在，莫斯科和華盛頓同意，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同時討論限制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尼克松一直擔心這可能會使中國人感到不安。我倒不那麼擔心——顯示我們左右逢源往往是一種本錢——我倒認為這是向北京表明同美國聯繫有好處的好機會；我們可以直接向中國人保證，宣佈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結果並不含有美蘇合謀主宰世界之意。經總統批准，我把這個正式發表的一份預發副本發給法蘭，由他交給葉海亞轉給中國人。同時附有一個信息向中國人保證，我們「不會締結把矛頭對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協定」，保證在我即將進行的秘密訪問中我準備討論「這個問題和有關的問題」。
正當我們等待北京答覆的時候，我們發現不只是我們才有這種冒冒失失的官僚。五月二十六日，哈佛大學的一個老同事給我打電話，很激動地告訴我，他在前一天到過渥太華；那裡的新建立的中國使團的成員抱怨說，尼克松曾被邀請去訪問中國，但是他不願意去。這是一個奇怪的信號——令人疑信參半的信號；瞭解事情的整個經過的一個中國官員必定知道，美國已經對邀請作了肯定接受的答覆。這也是一種警告——不論是有意或無意——它表明，如果這個主動行動告吹，中國人能公開地採取什麼行動來對付我們。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們自己處於未能利用機會改善中美關係的守勢地位。我決定把總統可能去訪問的事，說得無關緊要，並建議這位哈佛大學教授在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到達任所時安排一次我和他的會談，以此來說服這位教授。
五月三十一日，我們從希拉利那裡收到一個激動人心但又很含蓄的信息：由北京發出的一個很長的信息正在由一名巴基斯坦的信使傳送過來；希拉利只是簡略地被告知這個信息內容。這個信息顯然是很鼓舞人的；希拉利相當肯定，中國人接受了我們建議的主要內容。我們焦急地等了那位巴基斯坦信使兩天。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圖謀的國務院急於開始在聯合國就中國代表權問題爭取選票，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可它偏偏在這個時候力促總統對它修改過的兩個中國的方案作出決定。所建議的辦法是，國務卿在快到六月底的時候發表一篇演說。這是最糟不過的時機了；這也表明，我們政府的兩個渠道這種制度是漏洞不少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尼克松本來是非作解釋不可的，但是他決計不正面應付他的國務卿。因此，他直截了當地在六月一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在七月十五日以前他不會就中國代表權問題作出決定。這個日期的選定不是偶然的。從伊斯蘭堡來的那個信使終於到達了。希拉利於六月二日下午八點十分帶著周恩來的答覆急急忙忙地進來找我：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松總統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口信，並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松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松總統來訪，並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不言而喻，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首先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美國武裝部隊如何具體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全部撤走的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進行準備並作必要的安排。
周恩來總理建議，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六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間選定一個到達中國的日期，他可從伊斯蘭堡直接飛往一個不向公眾開放的飛機場。至於飛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飛機，或在必要時從中國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國專機……周恩來總理熱烈地期待著在最近的將來在中國同基辛格博士會晤。
我當時那種如釋重負的心情簡直是難以形容。周恩來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即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最關心的問題；這就保證可以討論我們最感興趣的全球性的問題。周恩來再次以最容易獲得解決的方式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輪廓：撤走美國軍隊。如果中國領導人不是很願意，甚至急於從根本上重新估價中美關係的話，那他們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程度的。
我從我在白宮西翼的辦公室走到正廳去通知尼克松總統。尼克松正在宴請尼加拉瓜總統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我告訴站在國宴廳外面的那個隨從武官，務必請總統盡快出來見我一會兒。我一面等候一面在大廳裡來回走了幾分鐘。總統大約在九點半出來。我把信息的內容告訴了他；他興高采烈地把我領到林肯廳，找到了一種白蘭地酒和兩個玻璃杯，然後舉杯祝賀我們已經取得的和尚待取得的成就。我記得尼克松的祝酒詞是這樣的：「亨利，我們現在喝這杯酒不是為了祝賀我們個人或我們的成功，也不是為了祝賀使我們能夠收到這封信和享受今晚難忘時刻的我們這屆政府的政策。讓我們為今後的幾代乾杯，他們可能會由於我們現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機會過和平的生活。」[17]我想起來的這個祝酒詞不是十分精確的；也許這麼興高采烈地祝酒未免太早了一點。但是，我所引的這段話準確地反映了這麼一種情緒和重新點燃起來的這樣一種希望：在擺脫了令人沮喪的戰爭所造成的怨恨和分裂之後，我們舉國上下對國家的前途又有了新的信心。
兩天以後，在六月四日下午，我把我們給北京的回信——由我和溫斯頓·洛德改了許多稿以後寫成的——交給希拉利。在這個信件裡尼克松總統表示感謝他們對我去訪問所表示的熱烈歡迎。「由於時間短，以及基辛格博士需要為他的旅行找個合適的借口，他現在發現在七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以前不可能離開華盛頓。因此，尼克松總統建議基辛格博士於七月九日到達中國，於七月十一日離開，他將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飛機從伊斯蘭堡直飛北京。」（後來是按照這個日程到達的。）我們的信件對中國人願意保守秘密表示感謝，並再一次提出授權我就不久以後發表新聞公報事宜作出決定，「如果有此共同希望的話」。我們之所以選定七月九日這個週末是因為羅傑斯計劃七月份再過些時候到倫敦去；我們不能在國務卿正在外面旅行的時候宣佈總統將訪問北京。
六月十一日，周恩來寫了一個簡短的通知，同意接受七月九日這個日期；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對他來說是相當不便和尷尬的，因為朝鮮總理金日成原定在這幾天訪問北京。葉海亞·汗當時正為處理東巴基斯坦的問題日夜操勞，本來很不開心，但執行這個使命的精神卻使他興高采烈。六月十九日，希拉利帶來了葉海亞的一份書面照會：「北京的上次那個信件似乎已最後把事情確定了。請我們的朋友放心，我們一定作好絕對可靠的安排，他在這方面不必有任何顧慮。」
我們現在是大局已定，剩下的問題是落實到行動上了。第一個問題是使國務卿相信，我確實需要到亞洲各地去進行一次漫長的「瞭解情況的訪問」。這是我作為安全事務助理自己安排的第一次到國外去訪問。他不大願意，這是可以理解的。眼巴巴看著我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左右華盛頓制定政策的過程已經夠痛苦的了；要同意讓我開始插進來，掌管對外政策在海外的執行，那就更痛苦了。事實上，我完全諒解他的反對態度。國務院本應是我們有目共睹的對外政策中心；如果總統不信任他的國務卿，他可以撤換他，而不應當讓他的安全事務助理去代替他。如果總統不信任國務院，他應當用行政命令強使它照辦，而不應當利用國家安全機構對它處處設防。從理論上說，這些基本道理固然沒有什麼可爭論的，但付諸實施就不那麼容易了。要使政策基本上做到前後連貫，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務卿，這個國務卿不僅要在正式場合，而且要在一切細節上都願按照總統的意圖去做。這兩者兼而有之的國務卿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在近代，往往缺少這種或那種品德。
一九七一年六月間，我不是以那麼超然的觀點去看待這個問題的。不管怎麼說，這種高明的見解總解決不了我們當前的實際問題。因為在中國人接受了七月九日這個日期以後，我們就只好這樣干了。儘管國務院抗議說，鑒於東巴基斯坦的動亂所造成的緊張局勢，我去訪問印度次大陸的時機很不好，而且可能會引起誤解，那也沒有關係。我曾短暫地探索過從沖繩島上的美國空軍基地進入中國是否可行，但是很快就決定，這對北京來說會是個令人不愉快的象徵，而且也犯不著未經徵詢日本政府的意見便擅自從我們已承認的日本領土秘密出訪，因而使日本政府受屈辱。尼克松不願意直接下命令；他委派霍爾德曼去說服羅傑斯。國務院終於勉強地收回了它對此行的反對意見。至於怎樣把我的最後目的地通知羅傑斯，總統想了個很好的主意，他把羅傑斯請到聖克利門蒂去，在我出訪亞洲的大部分時間都把他留在那裡。這樣，他就能夠在最理想或至少控制得最好的環境下把消息透露給他。
另一個複雜的情況是，就在我預定要到北京去這個時間，美國政府的全部高級官員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要去漫遊台灣。首先，我們不得不勸阻副總統阿格紐，請他不要去作等待已久的對蔣介石的訪問；我們安慰他，請他周遊世界，把重點放在中東和非洲。還有梅爾·萊爾德也打算於我在北京那幾天去視察在台灣的防務設施；他已經作好了計劃要到日本和韓國去同盟國的國防部長會談。萊爾德是個組織紀律性很強的軍人；他沒有詢問我要求他改變日程的原因，便主動重新安排了他的日程。
而由於安排這種種公費旅行的事，沒有為我出訪留下一架總統座機。總統到聖克利門蒂去要用兩架飛機；阿格紐又要了一架；還有一架政府要員的座機又給萊爾德要了去。我們終於千方百計地找到了一架戰術空軍司令部的指揮飛機，飛機上裝滿了電子設備，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飛機引擎太舊了，它要求很長的跑道。在起飛的時候，它給人這麼一種感覺：好像它寧可取道陸路到達目的地似的。
正當各種技術性的和官場裡的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時，發生了一件事，這在我啟程去執行任務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裡，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那就是公佈了所謂的五角大樓文件。在我們奮鬥了好幾個月建立起一條通往北京的秘密渠道，又克服了許多障礙和疑心之後，突然公佈了七千多頁的秘密文件，使政府受到很大震動。當然，這些文件絲毫無損於尼克松的總統地位。的確，在白宮的政治工作人員中存在著一種情緒，想利用這些文件來說明我們的前幾任總統所搞的陰謀詭計，以及我們從他們手中接過來的困難。但是，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態度似乎違背了公眾的利益。如果每一位總統都利用他對於取消保密所掌握的權利來誹謗他的前任，或者他對於維護保密制度的取捨之權竟成為一個黨爭的問題，那麼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永遠不可能有其他國家必須信賴的連續性，我們的政府制度肯定會完全失去信譽。這些文件的公佈是經過選擇的，是片面的，顯然是想把它們當作政治戰的武器使用。它不公平地損害了像約翰·麥克諾頓這樣的人的個人名譽。麥克諾頓是一個傑出的公僕，據我瞭解，他基本上是反對戰爭的，但卻在五角大樓的文件中被描繪成了一個罪惡的戰爭販子。在一九七一年的時候他已不能活著為他自己辯護了，他已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和他的家人一同遇難了。
我們當時感到十分擔憂的是，北京可能得出結論說，我們的政府太不穩定，太容易受干擾，太不可靠，不是一個可靠的夥伴。大量地洩露政府機密，必然會引起其他友好國家和敵對國家的政府對我們的可靠性的懷疑，甚至對我們政治制度的穩定性的懷疑。剛好在這時候，我們正在和北越人進行秘密會談，我們還以為會談快要有所突破——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是不對的。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的會談中正處在重要的節骨眼上。我們還處在微妙的柏林談判的最後階段，其最後結果如何也要看能否保密。
我不僅支持尼克松反對這種大規模盜竊機密和未經批准擅自公佈機密的行為，而且還鼓勵他這樣做。我們曾向法院提起公訴，以便根據民法下令禁止公佈這些文件，但未獲成功。（這個主意不是我出的，但是，我並不反對這樣做。）我不知道後來所採取的步驟，那些卑鄙、幼稚和無益的舉動終於導致尼克松政府的垮台。我認為那些做法是不可寬恕的，但我仍然認為盜竊和公佈政府文件的行為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公佈五角大樓文件這件事並沒有阻礙我們向北京表示我們的意願。但並不因此改變這個原則。我們當時不可能知道這一點。那些盜竊文件的人也沒有考慮到他們的行為所造成的後果，甚至沒有注意這一點——他們的目的畢竟是破壞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我們只能揣測我們那樣大力維護保密的原則到底是使北京放心還是它認為這無關緊要。
經過情緒激動的幾個星期以後，我們秘密出訪的日期快到了。我選擇了我的夥伴：約翰·霍爾德裡奇，他是職業外交官，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中分管東亞問題的中國問題專家；迪克·斯邁澤，也是職業外交官，在我的工作人員中分管越南問題的專家；溫斯頓·洛德，以前曾在國務院和國防部工作，現任我的特別助理，主管最敏感的問題，他是我信得過的親信和密友。
我一向相信，談判的秘訣是做好過細的準備工作。談判代表不僅應當知道所談的問題的技術方面，而且應當知道其中的細枝末節。首先，他必須對他的目標和達到目標的途徑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他必須研究他的談判對手的心理和目的，並決定是否及如何把對方的目的和他自己的目的調和一致起來。他必須對這一切瞭如指掌，因為遲疑不定的印象會招致對方的含糊其詞或寸步不讓；在談判桌旁如果還需要經常去查閱文件就有損談判的權威。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和我的夥伴們六月十九日到二十日跑到比斯坎島去度週末，以便熟悉介紹情況的文件，這些文件已經重寫過許多次——在我們出發之前還要重寫幾次。（我常常跟人談起一位哈佛大學教授的一件軼事。這位教授要求一個學生寫一篇期終論文，要他連著寫了十稿，每寫一稿他都退還給那個學生，在上面寫上這麼一個問句：「你不能比這個寫得更好了嗎？」這個學生寫完了第十稿以後氣憤得感歎道：「不，我不能夠比這個寫得更好了。」那位教授說：「既然是這樣，我現在可以看看這篇論文了。」雖然這不過是一段軼事，我的工作人員還是相信，他們是本著這種精神干的。）在一大本一大本的介紹情況的文件中，包括有關我預料要和周恩來討論的題目的資料。這些題目是：印度支那問題、和蘇聯的關係、印度和巴基斯坦問題、貿易和交流、台灣問題和被監禁在中國的美國人問題。這些文件論述了已知道的北京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並概括地提出我應採取的立場。（這些材料大部分取自我下令在國家安全系統內所作的那幾個部際研究報告。）有一篇稿子是會談的開場白，還有一篇是關於此行的目的和要採取的戰略的概論性的文件。多次寫這些文件使我自己的思路更鮮明瞭。這些文件可供總統審閱，使他有機會批准這一做法並使之定型。
在集中精力作準備的那個月裡，我們也還要照顧到三角的另一邊。六月八日，我把阿納托利·多勃雷寧領到戴維營漫談美蘇關係問題。多勃雷寧心平氣和地對我說，蘇聯並不反對我們逐步地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他甚至告訴我蘇聯是怎樣估計各個中國領導人的。至於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他繼續玩弄他那套捉迷藏的遊戲。莫斯科最高級會談本來暫定於一九七一年九月舉行，現在由於蘇聯圖謀在其他談判中，特別是在柏林談判和歐洲安全會議的談判中索取更多的讓步，以種種借口順延。不過，手裡拿著對方根本不知道的牌是很值得欣慰的。我對多勃雷寧說，我們已經探索了十四個月時間，看來確定召開最高級會談日期的時間已經到來。他當時必定又一次斷定，跟他打交道的這個人缺乏耐心，很可以利用。事實上，我才不忙於要舉行最高級會談呢。我只不過是想確定一下即將舉行的這兩次最高級會談的先後次序而已。我稍為傾向於先舉行北京最高級會談。要是他當時回答說，贊成早日舉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話，那倒是給我們造成一個棘手的問題，難以確定先舉行哪一個最高級會談了。蘇聯人無意中又為我們解決了問題。我曾經設想，如果我突然告訴他，一個月以後我打算到什麼地方，多勃雷寧會作何反應。
六月十日，白宮公佈了按照總統四月十四日的決定從對華貿易出口管制項目單上撤銷管制的項目單子。龍·齊格勒所發佈的一項新聞公報宣佈，正在使種類繁多的非戰略貨物從此以後可以向中國出口；二十年來，也是第一次許可中國商品向美國進口。這項公報指出，在對華關係上，我們「以後會考慮採取進一步措施的可能性」。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以來對中國所施加的單方面的限制現在已經大部分解除了。發信號的時期正在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談判了。
六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登了一條馬路新聞，把我列為將來出任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可能人選。比爾·羅傑斯認為這條新聞很可笑。我跟他開玩笑說，也許是國務院故意洩露機密，以便把我弄到遠離華盛頓的地方，愈遠愈好。羅傑斯也拿我逗趣說，如果你真願擺脫在華盛頓的種種煩瑣事務，到那裡去倒是個好差事。我表示同意。我說，我喜歡吃中國菜。
六月三十日，白宮新聞秘書在他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公告：尼克松總統即將派我於七月二日至五日到南越去執行調查事實的任務。隨後我將到巴黎去和戴維·布魯斯大使進行磋商；在我到巴黎去的途中，我將在泰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官員們會談。此外，為了轉移經常從河內那裡得到情報的蘇聯人的注意力，我安排了同黎德壽的又一次秘密會談，於七月十二日在巴黎舉行。這麼一來，在我的日程表上就沒有什麼漏洞引起人們的疑心了。
七月一日那天黎明時分，我和我的同伴們終於乘一架擁擠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的飛機動身去作我們一生中最重要不過的一次旅行。
[1] 意思是指冷靜一下。——譯注
[2] 和前面「放血」的比喻相呼應，指國務院官員勉強同意。——譯注
[3] 毛澤東後來於一九七二年二月間向尼克鬆解釋說，在中國方面有過某種官僚主義的阻力或至少是拖沓。
[4] 羅傑·莫裡斯著《不一定偉大》（紐約，哈珀與羅氏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第九七頁。
[5] 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是通常由總統發出的要求各部門進行聯合研究的指示。
[6] 見一九七年六月十八日《紐約時報》。
[7] 埃德加·斯諾著《中國將從實力地位出發進行會談》，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生活》雜誌，第二四頁。
[8] 一九七年十月五日《時代》週刊。
[9] 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斯特和鄧洛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五四六頁。
[10] 亨利·盧斯是《時代》週刊和《生活》雜誌的發行人。——譯注
[11] 尼克松的記錄說，「在毛澤東發表談話後沒有幾天」（《尼克松回憶錄》，第五四七頁），我們就知道了這個談話。我看了我所作的記錄以後相信，直到《生活》雜誌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發表了毛澤東的談話，也就是在乒乓插曲以後，我和尼克松才知道毛澤東的談話。在我的記錄中，最早提到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是在國務院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的一個低級官員的報告中，報告的大意是：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表示對台灣問題有所鬆動。斯諾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再度在《生活》雜誌上撰文談這個問題。尼克松所說的想必是指，他在我秘密出訪之前已知道毛澤東的談話。這是對的。
[12] 高級研究小組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開會。
[13] 原文如此，實為我國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譯注
[14]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合眾國際社發表的阿諾德·迪布爾的一篇報道談到這一點。
[15] 我國駐東京大使阿明·邁耶談到這件事，並公正地表揚了坎寧安當時所起的作用。阿明·H·邁耶著《出使東京：一個大使的紀事》（印第安納波裡斯，鮑勃斯-梅裡爾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一三至一三一頁。
[16] 斯諾著《中國將從實力地位出發進行會談》。
[17] 《尼克松回憶錄》，第五五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