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講述的事件發生前不久，我特意走訪非洲，實地考察發展前景。那時維基解密剛剛起步，我覺得有必要周遊列國，拓展思維空間。我知道世界社會論壇會於2007年1月在內羅畢召開，墨爾本的一位朋友馬特·史密斯願意贊助一部分旅費，和我一起參加會議。論壇創立的初衷是在世界經濟論壇之外提供另一種聲音。因會址位於肯尼亞，我深知論壇會吸引眾多非政府組織，參與者人脈很廣，是首次全面介紹維基解密的理想之地。我當時希望能夠招募更多的志願者，拉更多關係。之前我們已經公開了一些早期數據，但關塔那摩和費盧傑文件等重頭戲尚未公佈。當時我覺得，選擇在非洲開張會為今後發展奠定基調，一開始就明確體現我們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不是西方的組織，關注著世界各地的局勢發展。
我與非洲立刻結緣。連空氣都是那麼的不同，維基解密起步過程太過艱苦，我需要換換環境，感受大千世界的廣闊。伊薩克·迪內森在 《走出非洲》 中對我的心情有完美的描述： 「晌午時分，大地上空充滿活力，如熊熊赤炎。空氣閃耀、流動，如流水般放射光芒，映射著世間萬物……在高空中，你會感覺呼吸更加輕鬆，內心更加篤定、明媚。在非洲的高原上，你每天清晨醒後都會想：生活就該是此時此刻的樣子。」
辦完50澳元的簽證，馬特和我開車從機場出發，一路觀賞在遠處閒庭漫步的長頸鹿。聽說人類發源於肯尼亞的東非大裂谷，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到肯尼亞就像回家一樣：身體回到了期待的狀態，日光、濕度、溫度都回到了正常的水平。也許正因為這樣，人在描述舒適時總會說 「就像在家裡一樣」吧。伊薩克·迪內森說過這句話，每個人到了肯尼亞後都會說這句話。當地人熱情友善。像我這樣四海為家的人，能深深感受到肯尼亞慷慨大度的情懷，總體上我很滿意來對了地方。當然了，犯罪率和艾滋病傳染率也非常高，但如果說在前往基蘇木和英聯邦運動會體育場的路上我真的感到緊張的話，那也是因為我深信本次來訪定會為維基解密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世界社會論壇的與會者大多是左翼人士， 「放眼全球，著手本地」的原則一直是他們的基本信念，但我看待事物的角度略有不同。過去人的一生都只在自己的村莊和山巒裡度過，山外面的世界只是一個傳說，所以拯救 「世界」是可以實現的，凡是個性獨立的人都會自然而然選擇拯救他居住的 「世界」。但在現代社會中，只要受過一點點教育，看過一點點新聞的人都知道世界是多麼的遼闊。這個事實很是讓人氣餒。很難想像你個人的行動會在真正意義上改變世界。為了與世界有真正意義上的互動，人要麼必須限制自己的想像力，人為將世界縮小，要麼就全身心投入到所感知的世界中去，不要因信息量過大等問題退縮。我愈發覺得，第二個選擇才是唯一能實現真正變革的道路，某種意義上，來到非洲就是為了實地測試這個觀點，看一看維基解密是否能夠成為一個 「放眼全球、著手全球」的組織。
內羅畢在某些方面還是挺混亂的。我們住在三個帳篷裡，為了防蚊子，其中一個建在另一個裡面（根本沒用）。很快就幫大會組織論壇內容的記錄、翻譯、歸檔工作。有一段時間我還住進了主席在體育場的套房，據稱是會議籌備中心，協調事宜很方便。屋內擺著一張大桌子，喬治王時代風格的廉價傢俱隨處可見，被日光曬褪色的牆上掛著前總統丹尼爾·阿拉普·莫伊的畫像，俯視著屋內忙忙碌碌的景象。女警衛手握木質警棍沿走廊排開。有一天，走廊裡傳來一陣騷動聲，突然一群肯尼亞共產黨員沿走廊衝了進來，將警衛和所有其他人按在牆上，闖進了這間臨時辦公室。隨之而來的還有一大群手拿筆記本和攝像機的記者。一位體形龐大的黑人婦女撲到桌子上站了起來，先用斯瓦西裡語後用英語吶喊，要求降低世界社會論壇的入場費，允許更多來自卡比拉貧民窟的居民參會。站在桌子上大聲喊完這場 「新聞發佈會」後，她就立刻消失，身後的一大群人也隨之離開。我心想： 「太好了！這種國家我喜歡，可以一起辦事。」
丹尼爾·阿拉普·莫伊暴政24年後，終於在2002年肯尼亞選舉中被選下了台。他的繼任者是彩虹同盟的姆瓦伊·基巴基，競選綱領的主要議題是反腐敗，但我們見到肯尼亞那段時間，局勢並不看好。儘管新政權背後有憲政改革運動的支持和推動，但我們發現新政府並不比莫伊政權強到哪裡去，還引發了新一輪的社會不公與壓迫。其實基巴基自己就不是選民期待的清道夫：他是舊政權餘孽，壓制言論自由的手段令人驚恐。會議舉辦的六個月前，肯尼亞報紙 《旗幟報》的辦公室被警察突襲，編輯團隊被關了半天時間。《旗幟報》不但用安全攝像頭錄下了警察的暴力行為，還寫了份很全面的報導，讓我們非常激動。突襲事件雖然過去了，恐嚇的氛圍仍然存在，很明顯肯尼亞的媒體處在威脅之下，見此情形，我們便思考能有什麼方法伸出援手。
基巴基政權雇了一家名為克羅爾的專門分析會計和安全系統、調查業務和資產情況的私家偵探公司，調查前總統莫伊盜用公款的去向。看情況，基巴基自己也想從中分一杯羹，並很明顯希望以此信息勒索莫伊，強迫他乖乖接受現實。（莫伊當時仍然擁有不小的影響力。）報導披露，莫伊父子幾人和同夥通過一系列公司和銀行將多達10億英鎊的財產轉移至國外。報導內容極具轟動性，點名批評蘇黎世和倫敦的一些銀行，並詳細介紹了莫伊在美國和肯尼亞的資產和商業利益。克羅爾的人工作起來真是不遺餘力。下文提到莫伊的一名同夥就被指控為日內瓦最大的洗錢者之一：
卡特裡設計了一套精密的系統。他不會直接將贓款匯到海外銀行，而是利用莫伊家族、比沃特、庫雷等人合有的肯尼亞全國銀行等肯尼亞的本地銀行，將大筆錢財通過該行的海外外匯賬戶即往賬匯出，然後數月/年之後，再繼續轉移，分到瑞士聯合私立銀行等幾個銀行中……2001年，瑞士就卡特裡在肯尼亞的活動展開調查，自那以後他就轉入地下。根據情報，他目前住在蒙特卡洛。五年前曾幫助傑弗裡·泰斯萊在瑞士聯合私立銀行開戶，因此就通過他與哈利伯頓在尼日利亞的醜聞扯上了關係。泰斯萊是來自倫敦北部的一名不擇手段的律師，當時正收取與哈利伯頓行賄有關聯的佣金，最新證據顯示，他的佣金一直收到了今天仍未停止。
連巴克萊和匯豐等國際大機構都被點名，雖然報導沒提這些銀行本身從事了任何違法勾當，但從報導中可以看出，國際金融體系沒有一個角落能逃脫贓款髒錢的污染。仔細分析報告還能清楚看到，贓款如何在其他國家繞來繞去，每走一步就披上新的外皮，最後通常（但不總是）進入國際避稅港。維基解密的創立目標，就是為了揭露此類腐敗現象。披露避稅港的罪行在未來也變成了我們的一項愛好。
我拿到了這份文件，後來離開非洲後，它成為我們新一出重頭戲。我們將文件洩露給 《衛報》的贊·賴斯， 2007年8月31日，《衛報》 頭版刊文，題為《洗劫肯尼亞》。報導內容翔實，但英國其他報紙對此沒有什麼報導。消息在肯尼亞國內引起軒然大波：肯尼亞媒體在《衛報》的基礎上進行報導，但行文更加小心謹慎。基巴基政權高調否認，但我們很滿足，因為真相不但大白於天下，也將造成重大的長期影響。很明顯，曾經受到莫伊支持（也許是因為基巴基利用委託撰寫的報告內容敲詐莫伊）的基巴基陷入了被動的局面，正義得以伸張。一位前英國駐肯尼亞的高級專員對此看得很準，他說，報導內容 「不僅將莫伊家族，也將肯尼亞大部分統治階層炸出了水面」。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本次洩密充分證明，當受壓迫的媒體機構迫切關注、但自己又不能報導的某個重大事件被證實，被首先披露在國際媒體上時，這些受壓迫的媒體就會得到解放。其他渠道都封死後，維基解密就是最後的披露者，同時也是一個外力不可阻擋的平台：我們的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也為未來制定了工作模式。
我們在肯尼亞還有其他工作要做，終於在2008年11月公佈了一份文件，披露肯尼亞警方在對抗犯罪組織群眾幫的過程中，完全無視證據處理、訴訟程序、司法方面的基本原則，私下殺害數百人。這些信息全部發表在一篇名為 《鮮血的哭泣》 的報告中。報告以讓人痛心萬分的語言描繪了一些失蹤者（ 「26歲的技師」、 「卡農加的農工」、 「伊斯特利的出租車司機」、 「巴巴多戈的小販」）的慘劇，並附錄一些遇難者和棄屍地點的照片。警方有時候以奪命相要挾，向被逮捕人的家庭勒索大筆錢財。
報導有一次引起轟動，兩名曾幫助過我們的人權活動家奧斯卡·昆加拉和保羅·烏魯後來遭到警方跟蹤，在內羅畢市中心的大街上被槍殺。我們將此消息擺在維基解密首頁，並特意說明，當前的證據顯示，無法無天的警察隊伍有殺害至少349人的嫌疑。評論還指出，肯尼亞當前的局勢可與當年皮諾切特在智利的暴行相提並論。這一切並不是發生在剛果或鄰國蘇丹，而是發生在一個經濟繁榮發展、與西方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肯尼亞。
我們鍥而不捨，堅持披露非洲報紙不敢發表的消息，最終，來自澳大利亞的聯合國法外殺戮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走訪肯尼亞，花了一周時間記錄局勢發展，搜集證據。事件已全然暴露於天下，直到今天也沒有被忘記。我們在呵護維基解密成長的同時，從未放棄過在肯尼亞的鬥爭。肯尼亞的工作是一件巨大的測試個案。我們傾盡所有，終於為世界帶來了轉變。我們希望將目光放遠，再接再厲，但話說回來，當我們因肯尼亞的報導榮獲大赦國際報導獎時，看到努力沒有白費，心裡也是很欣慰的。
然而，能讓人喘氣的機會永遠少得可憐。自維基解密成立那一天起，我們不但遭受著右派的炮火，連左派都向我們發動攻擊。按理說，我們的事業應該有天生志同道合的盟友，但因為處理的材料太過敏感，因為新聞工作者在猜忌的文化中面對著巨大的經濟壓力，所以不管走到哪裡，都會有人橫加指責。這其實都沒有太大問題，而且受到反對也是正常的，但那些本以為是朋友的人也與你產生矛盾，真讓人惱火。肯尼亞工作期間，我們讀了一本意義重大的書，是米夏埃拉·榮寫的《該我們吃了》。書中詳細刻畫了肯尼亞的腐敗現象，結果被禁，更準確地說，是因為沒人願意發行，沒有書店願意進貨。因此，為了揭露禁書的罪惡，保證肯尼亞人能夠繞過政府讀到書，我們與審查當局鬥智鬥勇，在網站上發表了該書的PDF排版文件。然而，我們鬥不過、也萬萬沒料到的，是作者的版權意識。米夏埃拉·榮勃然大怒。她覺得我們不僅剝奪了她的版稅，在某種意義上還奪走了本該歸她的榮譽。
當時我特意指出，這樣一本精彩的書也許一開始是她的孩子，但現在已經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肯尼亞人民的注意力和想像力，早已超出了她個人的範疇。最終，我理解了她的觀點，即我們公開內容的行為會影響書在西方的銷售，因此我將她介紹給了一位為我們的肯尼亞工作幫了大忙的朋友馬提導師，也許他可以購買版權，在肯尼亞國內發行紙版和電子版。但作者仍然感覺受到了侮辱，直到今天氣還沒消。我們是想在肯尼亞向當局製造威懾，促進改革，結果這些聰明人反而指責我們侵犯版權法、不尊重民主。整件事讓我十分迷惑，不過這也算是早期又一起教訓吧，讓我們對政治事業的複雜性深有體會。各人追求的重點不同，這是肯定的，要是想當然認為批評當局的人不會內訌，就錯了。左派人士其實一直都是這麼狹隘，我錯誤地以為我們的事業能夠超越個人恩怨。每個人的痛點都是不一樣的，很難預測：一件事情上，一個人慷慨大方，另一個人也許就會小肚雞腸，並且很明顯，當時我們在別人眼中的形象就是特立獨行，四處得罪人。我們當年的確可以更加細緻一些，但當時我認為局勢緊迫，顧不上社交禮儀和職業禮儀，錯誤地認為榮女士看到自己的書被人欣賞會很開心。也許我是被狂熱沖昏了頭腦，可是當事關重大、情況緊急時，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被迫學會如何處理牴觸情緒。史蒂文·阿夫特古德是另一位我們曾仰慕的 「透明度」活動家，擔任美國科學家聯盟政府機密項目主席一職；我曾希望將他拉進顧問委員會，但後來他也調轉槍頭，對準了我們。涉及政府腐敗問題時，我們本以為能夠在暗中默默為人民提供支持。然而我們經常發現，那些本應給我們引導、支持、鼓勵或僅僅是寬容的人反而出現在原告席上。阿夫特古德抨擊我們的選材決策，認為有些目標不值得或不配耗費大量精力去關注（比如山達基教，再比如美軍制導炸彈操作手冊），還有些工作純粹是 「不負責任」。
阿夫特古德所理解的 「負責任」並不是我的目標。我們不是政黨，也不是政府；我們的活動領域既不受限於具體國家，也不受限於商業界，我們不會為了照顧某類數據而忽視另一類信息。與大多數媒體機構不同，我們沒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我們願意照亮任何昏暗的角落。阿夫特古德提到了責任，但他用錯詞了：他真正想說的、自己卻沒有意識到的，是我們應該不加思考地認為，因為某些強勢的利益相關方不喜歡，有些秘密就應該永遠是秘密。他對現代政府的自私本性看得很透，怎麼會以為我們會不加思考就接受這件事情呢。他也不應該這樣做。事實是，我們的組織採取了一個新的強硬立場。當時他指責我們侵犯他人隱私，而在我的字典中這並不是什麼大錯，尤其是當被我們侵犯隱私的人可能犯下滔天大罪還試圖掩蓋時就更是如此。阿夫特古德和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敵人，但他不願意跟人打硬仗。他太懦弱了。此外，他可能也像其他很多人一樣，看到他喜歡的 「輕拿輕放」方式在我們毫不留情的工作手段面前黯然失色，可能心裡感到很不爽吧。
在新冒出的批評人士眼中，我們原始野蠻。但在我眼中，我們還不夠原始野蠻。當人看到自己做的事情前人已經做過、現在仍然在做時，會覺得很放心，並情不自禁地要追求這種踏實的感覺。這種衝動一定要克制住。這樣做是不可能創新的。我們肯定會犯錯誤，但如果我們克服了躲避危險的衝動，即使是錯誤也是無心之過。在我看來，很多自由派人士不僅愛躲避，還幾乎可以算是與敵人共謀。他們希望變革能夠在和睦友好的狀態下發生。根本不可能。他們渴望正義，但不想讓任何人痛苦難堪。根本不可能。最重要的是，他們願意相信 「公開政府」運動的敵人。但我不願意。這不是辦事手法上的差別，而是觀念上的溝壑。一邊披露人家的秘密，一邊又不想讓人家吃不下飯，這怎麼能行。
我在非洲旅行時，也去了開羅。在肯尼亞認識的一位美國人請我們住到她那兒去。她住在前埃及小姐原來住過的房子裡，房子很宏偉，牆上掛著幾張埃及小姐的畫像，住在這裡很有意思，彷彿脫離了現實。而現實中，房子隔壁就是美國使館，房子前門旁邊永遠停著一車士兵守衛使館。我覺得要是繼續保持低調，還是搬到其他地方去會好一些。因此我和一位在肯尼亞結識的韓國女子搬到了尼羅河畔的一間公寓。公寓樓又高又大，我們幾乎靠頂，有時候開羅的煙霧不那麼重時，還可以透過窗戶看到大金字塔群。
埃及社會表面之下的緊張程度顯而易見。街上總有好多警察，民眾雖然忍耐著，但對峙情緒很濃，尤其是在市中心和政府建築周圍。不過最近我們目睹的劇烈變革距那時已經有四年了，和很多人一樣，我之前真的沒有預料到埃及革命的到來。我想，開羅對我的影響更多是感情上的。身在這個熙熙攘攘、變化迅猛的發展中國家大都會裡，我更堅定了一直以來的信念：為了擁有真正的影響力，維基解密必須做一個胸懷全球的機構。
很快我就愛上了開羅。車水馬龍的街道，喧囂的咖啡館，夜晚的水煙，這些都讓人流連忘返。附近一所公寓樓頂有一家人開闢了一塊微型都市農場。每天清晨那家的女兒都會給羊群餵食餵水，兒子則打開籠子放飛鴿子，讓其在市內覓食。鴿子訓練有素，會追著一面巨大的格子旗飛翔，我很喜歡看他像汽車大獎賽的發令員一樣面向天空揮舞旗幟，從清真寺到城堡響起喚禮聲，籠罩城市的薄薄煙霧在日光的照射下宛如一片巨大的爐火。
截至2007年聖誕，我們已經打了幾場勝仗，用法語說就是 「醜聞的成就」（succes de scandale）。費盧傑和關塔那摩文件的洩露信息量龐大，吸引的目光卻不成比例，可以說微乎其微，此外我們還繼續洩露有關肯尼亞的資料。我去柏林參加了第24屆混沌通信大會，有機會見到了一些之前一直在網上聊天和接觸的人。其中有一位對我們的工作特別激動的粉絲，名為丹尼爾·多姆沙伊特—伯格，是計算機系統公司員工，很快就為我們的一些工作幫了不少忙。當時別人叫他丹尼爾·施密特，他從一開始有些怪怪的。他不會編程，但對於一個成長中的組織來說，他是一名盡職盡責的成員。誰也沒有料到後來他的野心會多麼膨脹，行事會多麼魯莽。但當時組織迫切需要幫手，只要是志願者我們一概接收。
2007年底柏林那次會議的主辦方是混沌電腦俱樂部，該俱樂部既因為好事跡名揚天下，也因為做壞事臭名昭著。它是一個黑客組織，成立於1981年，旨在推動技術進步、開放、信息自由、技術向公眾免費開放等事業的發展。它很快就走出柏林，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跨國組織，嚴密關注信息技術在當代社會的應用和濫用情況。它們曾抗議法國核試驗，反對在護照中使用生物體征數據，但組織內以卡爾·科赫為首的其他成員因網絡間諜活動於1980年代末被抓捕，罪名包括盜取美國企業和政府計算機上的資料並轉手交給克格勃。
我們可不是同一路人。我們很欣賞該組織的天才智能，也支持其在關注信息使用方面做出的廣泛努力，但維基解密這個組織絕不會偏愛某些意識形態和某些國家。我們歡迎各色人等加盟；無論在哪項工作中，無論何時何地，我們的敵人都是與真相為敵的人。涉及到安全部門和政府的工作時，我們不會盲目順從，不相信他們的工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後來在是否應該修改洩露文件的問題上，這條原則樹敵無數）。我們只是認為，應該由歷史來評判哪些內容符合 「公共利益」。我們挑選材料時會非常謹慎，但我們不應該像大多數媒體機構一樣，代表政府和商業利益，扮演審查者的角色。我們會披露那些我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掩蓋的信息，接下來的步驟就交給其他人了。幾乎每一項工作最後都會摸到老虎屁股，觸動它的私利。
提到老虎的咆哮，舉一個瑞士寶盛銀行的例子。由於我們在2008年1月披露了關於寶盛的重要信息，該行（就在銀行業危機時期）被指瀆職。寶盛是瑞士最大的銀行，在開曼群島有信託基金。我們收到的證據表明，寶盛利用信託機構來隱藏資產，並追求稅負最小化，很有可能逃稅，我們披露銀行的行徑及其惡劣程度，應該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剛剛披露不久，我們就收到了一封律師函，信中都不提他的客戶是誰，不過當事人很有可能是寶盛。該律師行名為拉德利與桑格，是一家好萊塢的事務所，擔任席琳·迪翁和阿諾德·施瓦辛格這類人的代理，擅長阻止信息公開。他們來勢兇猛，上來就以氣勢壓人。對方拋出了一系列威脅，還大談特談開曼群島和瑞士的銀行法與保密法，完全是一派胡言；可是我們自己的律師建議，這些人有權有勢，靠山很硬，財大氣粗，我們惹不起，而且對方會不擇手段，另外整件事扯不清道不明，很不可靠。我的意見是，應該公佈，鬥爭到底：我已經立下多項原則，堅決反對審查行為，決不退縮。我們曾信誓旦旦地宣佈，如果線人給的是重要的數據，就一定會公佈，而且我們不被任何人審查：這是我們的技術要求的，也是我們的良心要求的。不能說： 「我們不被任何人審查，但出個財主把我們嚇怕了就不行了。」從戰術角度來看，我深知這一開場之戰會打得極其艱苦（甚至可能身敗名裂），但我們既然立下了原則，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和以往的工作一樣，本次重大行動每走一步我們都學到了經驗教訓。我們被一整張庇護網絡毫不留情地打壓，一面是寶盛，另一面是美國律師，前者護著金銀財寶，後者賺得盆滿缽滿，面對著如此脆弱而又膽大包天的我們，下狠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方立刻在舊金山將我們告上法庭，結果法官廢除了域名WikiLeaks.org，要求交出註冊人和註冊地址。域名商迪那多特乖乖地關閉了網站。這下對方就陷入了圈套：當年我們之所以選擇在舊金山註冊，就是因為這裡是密碼朋克的文化中心，加州人對個性化精神和言論自由有著出於本能的支持。對方本可以在瑞士或倫敦告我們，但在舊金山這麼一鬧，立刻引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新聞自由委員會和眾多組織的怒吼。再次回到法庭時，我們背後有22家組織和一個營的律師並肩戰鬥，《紐約時報》也正面報導我們的事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公佈了我們的域號（因為域名被禁）幫助觀眾訪問網站（ 「登錄域號，保衛言論自由」）。其實我們早已準備好了其他訪問網站的途徑，比如通過隱藏的鏈接、鏡像點等等，就是為了某一天能派上用場。各位讀者一定記得，當初創立網站時，就知道總有一天會與某些群體打交道。
我們將寶盛打了個落花流水。這場戰役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不僅僅是我們的勝利，也是 「第一修正案」 [1]各階層支持者的勝利。本案前，寶盛正準備進入美國，案件結果出來後，計劃被擱置了。這場勝利意義重大，因為本案充分證明，維基解密不懼怕任何人，任憑它財大氣粗，任憑它雇來專門打壓對手的律師，我們也不會被立刻打垮。當時正值次貸危機，英國抵押貸款銀行北巖銀行已經宣告破產。一家私人銀行此時還對一個非營利舉報團隊窮追猛打，時機選得太差了。
此案真正的不幸，在於丹尼爾·馬修斯因此與維基解密分道揚鑣。丹的名字出現在很多報導之中，而寶盛告人告紅了眼。一天下午，丹正坐在斯坦福的辦公室裡批改學生作業，突然有人抱著一大疊紙張走了進來，砰的一聲摔在了桌上。後來丹和我說，他第一個反應是沒見過這麼多需要批改的作業，結果發現是法庭傳票。他被嚇到了，後來決定一心撲在學術研究上。現在他是另一所美國大學的客座副教授，與我們並無瓜葛，但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我會永遠重視他給予的支持，永遠珍惜我們的友誼。
寶盛材料的提供人魯道夫·埃爾默希望拋頭露面，被罰7500歐元。他又說想召開新聞發佈會，讓世人目睹他交給我兩張寫滿寶盛銀行材料的CD。發佈會成功舉辦，看樣子他又會惹上更多麻煩，但誰又知道CD上是什麼內容？一個人將兩張空白CD交給另一個人，除非能證明裡面有內容，否則沒有辦法起訴。 「否認」不僅僅是一個詞，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一套程序。我們之前也面臨過嚴重的威脅，其中就包括山達基教的，但對於這些欺負人的惡霸，我們總是努力披露對方更多的信息作為回報。
律師的做法通常和小偷沒什麼兩樣，越出色的律師就越是如此。但如果想用法律行動來肢解維基解密，可不會有什麼效果。我們的組織結構宛若九頭蛇：砍下一個頭，又會在其他地方長出一個。這只能說明民眾對真相的渴求永遠無法鎮壓，也說明我喜歡四處挑事。有一些官司在我看來特別險惡，打著讓人不舒服，贏了也讓人不舒服（當然，輸了更沒有人會舒服），不過大多數試圖通過法律途徑強行制止維基解密的人就好比現代版的克努特大帝。他曾命令海浪後退，但海浪可不聽，一下子把他的腳淹沒在水中。
話雖如此，偶爾也會看到法律行動將很多正義之士嚇破了膽。2008年下半年，我們發現，《衛報》和 《觀察家報》 一共有八篇關於伊拉克裔英國籍億萬富翁納達米·奧奇的文章被從網站上拿下。奧奇旗下的法國巴黎銀行是薩達姆·侯賽因當政時期 「石油換食品」項目唯一授權資金轉賬的金融機構，接收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2004年五角大樓總監察長關於移動通訊執照的報告中，奧奇也是主要對象。2003年，他曾被從英國引渡至法國，被判在科威特政府資產出售過程中收取數百萬美元的回扣。《新政治家》的記者馬丁·布賴特在2008年指出，《衛報》/《觀察家報》迫於奧奇施加的法律壓力而退縮了： 「（他們）被迫撤下六篇有關伊拉克商人納達米·奧奇的文章。奧奇2003年曾在法國被判欺詐罪。他近期被指與伊利諾伊州籌款人托尼·雷茲科有來往，雷茲科目前正在美國接受審判，曾是巴拉克·奧巴馬早期支持者。奧奇對報導他與雷茲科關係的報刊猛烈反撲。在英國，《泰晤士報》一直鍥而不捨地報導這起事件。」博客剛發表時，布賴特還能挨個寫出在奧奇的法律攻擊下被《衛報》/《觀察家報》從在線文庫中拿下的那六篇文章的標題。不久，堪比卡夫卡小說情節的怪異事情發生了，布賴特的 《新政治家》 博客也遭到了奧奇法律團隊的毒手，他被迫刪掉那些被拿下文章的標題，重新修改了自己的博文。諸如此類的事件表明，記者面臨著多麼錯綜複雜的威脅。當維基解密全面報導此事後，《新政治家》也想鏈接至我們的文章，結果又收到了卡特魯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函。
到2008年年底，我們快要被世界各地傳來的洩密文件淹沒了。每一天都有新材料提交過來，其中很多都需要我們做進一步地研究和評論，然後才能公佈。如果我們是一家報社或廣播公司的話，就會有全世界最忙碌的調查團隊，不斷飛速發表一條又一條獨家新聞。可是維基解密並不將自己視為材料的所有者，也不視為商業引擎，但必須承認，商業動機往往是衡量信息是否有價值的唯一標尺。我們不想賺錢，可是又想與媒體機構打交道，因為它們能夠將我們的材料散發給大量新聞工作者和發佈網絡，而且它們清楚如何在限期交稿、獨家新聞等商業框架下完成工作。那段時間內，我們一方面要努力學習做以上事情，一方面又要保證網站不迷失初衷。
各種各樣的新聞都開始冒了出來：2008年下半年我們公佈了英國民族黨的黨員名單。該黨是一個新法西斯組織，主張英國只為白人擁有，而黨員竟然包括了警官、服役軍人和公務員；他們在道德和職業上有義務服務於全體英國人民，平等對待，不分種族。12月，我們又公佈了南非競爭委員會編纂的私家報告，指出南非大銀行中存在卡特爾行為。最重要的部分被編輯過了，可能是商業性敏感數據，但我們選擇了全文發佈。以下就是一個典型的 「商業性敏感」句子： 「可以明顯看出，南非聯合銀行沒有通過降價的方式將單位成本節約的成果轉移至顧客身上，而是選擇了將大多數節約的成本作為利潤入賬。」兩個月後，我們公佈了6700份私下寫給美國眾議院議員的報告，詳細闡明議員們的關注重點和信息來源。這些報告原本也沒有分級，但只供議員參考。當符合他們自身政治目的時，就會選擇性發佈，而當信息讓他們難堪、對政府有害但對公眾重要時，就不發佈。通過公佈這些報告，我們希望給美國選民一個機會，用報告中的內容來衡量議員的行為。我們發佈報告是出於服務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出於政治考慮。我們公佈了薩拉·佩林的私人電郵，為的是指出她通過私人郵箱從事政治活動，很可能是因為如果使用私人郵箱，就不用遵守政府郵箱必須保存信件的法規。那段時間，我們在世界各地參加有關新聞業和言論自由的會議，傳播理念，招募新兵。
我變成了全職蹭睡族。我沒車沒房，不常見家人。兜裡沒錢，腳下只有一雙鞋。這種生活也說得過去，當時都不是問題。我有幾本書，一個剃鬚刀，還有幾台筆記本電腦。理發是朋友操刀，經常在我工作時進行。此外，每當出現設備和成本問題時，謝天謝地總有人願意把錢花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維基解密自誕生之日起就存不下錢，也許必須這樣：它是為了原則而非金錢而活，並且坦率地講，這項工作很讓人著魔，自打我們看清民眾多麼渴望大量的披露機密起，我們就將全身心投入其中。
當時我覺得，自2009年起，我們的工作可能會進入高潮迭起的數年。工作越來越順手，全世界已經坐了起來，聆聽我們發出的聲音。我們不斷改進工作方法，不斷招惹更大、更可怕的大型機構，那時，我開始意識到應該將工作搬到一個避風港裡去做。世界這麼大，肯定會有一個地方希望成為言論自由之島，在大千世界中打造一片沒有審查的小天地。有一段時間，最終看似應在非洲找一塊地方建立基地，但非洲形勢太複雜，而且從實際的角度考慮，天氣太熱，服務器維護有困難。瑞典、冰島、愛爾蘭或者什麼新的容納真相的世外桃源呢？我不能永遠只背著個帆布包活下去—也許我真的可以、真的應該這樣活下去，因為組織構架必須建立在一無所有之上才能運轉。同理，在這個巨變時期的開端，我已經開始慢慢變成自己的幽靈，勉強控制著自己的虛構形象，而全世界則忙著打造一個關於我的不真實幻象。
[1]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