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8日，美軍駐阿富汗指揮官坎貝爾少將指出： 「只要出現任何形式的機密情報洩露，就有可能傷害每天在這裡行動的軍事人員。」他還承認，沒有讀過任何一篇曝光的文件。次日，在五角大樓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和馬倫上將按同樣的戰略宣傳思路繼續編造謊言。馬倫說道： 「阿桑奇先生覺得自己和線人的所作所為符合公眾利益，他怎麼想都可以，但事實是，他們雙手可能已經沾滿了某個年輕士兵或某個阿富汗家庭的鮮血。」
記者團一位成員提問。
記者：馬倫上將，你剛才提到維基解密的創始人也許雙手沾滿了鮮血。你是否知道有誰因洩密而被殺？
馬倫：他們還在……我擔心的是，沒有捲入這類戰爭，但披露這類信息的人無法……在我看來……無法理解這類信息是如何在我們專門使用的保密渠道內部實現常規共享。如果你不從事這類工作，不瞭解我們的工作，就會很難理解洩密帶來的衝擊，特別是潛在的可能性……我們的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盟軍士兵以及……以及阿富汗人生命受到威脅的可能性。我對此深信不疑。
蓋茨部長：我要補充……我就補充一點。要知道洩露的原始情報信息量巨大……誰也不為此負責。沒有一絲責任感。所有材料就這麼一股腦兒扔出去，誰愛拿誰拿，完全不計後果。
記者：恕我直言，你剛才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新聞發佈會結束後，短短幾個小時之內， 「朱利安·阿桑奇雙手沾滿鮮血」這句話就進入了英語詞彙。用谷歌搜索 「阿桑奇」和「血」，你會發現，從搜索結果數量來看，這兩個詞湊到一起意味著，起碼在媒體眼中，我與 「雙手沾滿鮮血」的契合度要比理查德·尼克松、蘇哈托、本丟·彼拉多[1]加一起還要高。現代通信就是這樣運作的。沒有任何一丁點的證據顯示我們披露戰爭實情造成了人員傷亡，我就被戴上了「雙手沾滿鮮血」的帽子。不動腦子的人就喜歡亂用這種話，用起來也很有效，但根本沒有事實依據。最邪惡的是，其他評論員也開始鸚鵡學舌，不僅當成事實，還作為對原話的直接引用。兩者都不是。再仔細聽聽馬倫上將是怎麼說的。他說： 「他們雙手可能已經沾滿了……鮮血。」 「他們」和 「可能」兩個詞被大眾傳媒剝下丟掉，一轉眼變成了 「朱利安·阿桑奇雙手沾滿了鮮血」。就這樣，原本不是真話的謊言又滋生了更鋒利的謊言，發展到最後，我不但代表了一個幻象，還代表了前一個幻象的幻象，連告都沒地方告去。
我們對這些流程都太麻木了，覺得沒什麼不正常的。可實際上真是可惡至極。如果我願意的話，每天的時間都可以耗費在反駁敵人和朋友對我的誤解上，而且我發現，不管是朋友還是敵人，沒有一個能躲開謊言的污染。當然，這不僅是我一個人要面對的問題，那些曾經蠢到、虛榮到認為可以在鎂光燈下隨心所欲生活的人，我對他們深表同情。仗是打不贏的。你會被迫變成狄更斯小說中的一個象徵符號，與自己展開 「詹狄士訴詹狄士」般沒完沒了的爭鬥，證據不斷累積、扭曲、繁衍，永遠也無可能聽到、永遠也無可能尊重清晰正確的判決。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我既不會向你聳聳肩，也不會向你哭訴。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場合澄清事實，繼續上路，在為偉大事業鬥爭的過程中忘記自己。
除了騷擾銀行外，我另外一項工作重點就是披露現代戰爭和國際入侵行動中鮮血究竟灑在了哪裡。任務艱巨，只有依靠大眾的力量才能真正完成。我們不做大肆報導的工作，只負責傳遞信息，分析數據、發掘意義的任務需要個人、研究人員、新聞工作者和律師花費多年時間來完成。我們與報刊的合作就是要起到一個刺激的作用，將浩如煙海的材料交給公眾處理。為什麼是我們或尋求真相的公眾手上沾滿鮮血，而不是發動戰爭的將軍和省長，這讓人絞盡腦汁也想不通。就說一點，阿富汗和伊拉剋日志既不歸未來的戰爭勝利方所有，也不歸邪惡獨裁者所有。它們不歸任何人所有，而是世界現實的組成部分。蓋茨等人也許對無法控制現實耿耿於懷，但他們確實無法控制現實，除非他們以及他們的敵人希望被世人視為 「老大哥」。兩周後的2010年8月16日，國防部長蓋茨在寫給參議院議員的一封信中被迫說了真話： 「審核截至今日，還沒有發現任何敏感情報線人和手段受到本次洩露的危害。」起初對我和 「雙手沾滿鮮血」之間關係下的結論純粹是睜眼說瞎話。
轉移注意力也好，污蔑也好，日誌為瞭解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揭示了戰場實地事件的發生過程，提醒廣大公眾此類事件是如何被軍方聲明或媒體報道淡化處理的。一次又一次，平民傷亡被低調處理或誤報。我們大家的道德任務，是將實地報告與事後聲明做比較，讓人不安的是，經常能夠發現無辜群眾遇難後得不到承認。例如，如果懷疑某建築物是塔利班首領的藏身之處，瞄準轟炸，結果發現其實是所學校，一些兒童遇難，該事件就會被從日誌中抹去。我到死都堅持認為，這就是符合公眾利益的關鍵信息。
舉個伊拉克的例子吧。2005年11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接近敘利亞邊境的侯賽巴市展開名為 「鐵幕」的軍事行動。激戰17天後，五角大樓發佈新聞通稿，標題為《伊拉克敘利亞邊界處鐵幕行動結束》。通告現在還在它們網站上掛著，可以去看看。簡要列舉任務目標後，報告稱： 「軍方統計，鐵幕行動中有10名海軍陸戰隊員戰死。行動期間共殺死139名恐怖分子，拘捕處理256名恐怖分子。」裡面沒提平民傷亡。通稿的日期是2005年11月22日。下面看一下我們曝光的伊拉剋日志中的一篇，時間為2005年11月11日： 「鐵幕支持 （巡邏隊）報告，在侯賽巴三個不同地點發現埋藏著平民屍體。在 （第一個地點），收回3具女屍、 3具男屍、1具童屍。在（第二個地點），收回7具女屍、10具童屍。在（第三個地點），1具童屍無法收回……死者鄰居證實了遺體身份，無法收回的童屍的父親也證實了其身份。2005年11月7日盟軍戰機轟炸的地點內所有死者屍體均被收回。」
我們分析數據時，必須避免先入為主，而要讓數據說話。記者們發現這越來越難做到，它也是刪除敏感信息這個問題極富爭議的原因之一。各位一定記得，維基解密邊做邊學，我敢肯定我們進步了不少，尤其是在刪的仔細度上比以前做得更好。面對著如山的數據，我們一開始刪得肯定不能百分百完美，但美國政府對此所謂的擔憂也是沒有說實話，更何況刪節不當造成的風險到今天都只是停留在假設中，沒有得到證實，美國政府這樣做只是為了將公眾的吸引力從日誌中披露的阿富汗戰爭實情上轉移開而已。
此時另外一篇報導也浮出水面，說我聲稱，我們不為信息戰負責， 「他們死得活該」。簡直是一派胡言：我說的是有人有這種觀點，但我們會編輯文件，既保留實質內容，又盡可能不傷害別人。
日誌發佈期間，我從頭到尾都牢記不能將刪節問題變為審查的借口。從國防部長蓋茨身上就能看出，利益相關方，在這裡我指的是西方國家政府，經常利用刪節問題 （或製造 「雙手沾滿鮮血」等偽話題）為文件保密決策做辯護。他們逆現代潮流而上，本質上是出於政治原因要求審查文件。我不願成為宣傳戰的幫兇，讓他們有機會說我反對刪除敏感信息。實際上，我們自一開始就熬夜刪除。當然了，我們沒有政府那麼過分敏感，也沒有 《衛報》和 《紐約時報》一樣過分敏感，但我相信我們的判斷都很明智，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因為我們洩密而被傷害。
以上觀點我一直也沒有改變，但在伊拉剋日志曝光之前，我能看到維基解密所謂的莽撞形象有可能對組織和未來工作造成破壞。如果你想在這個世界幹出點名堂，有時必須要低頭妥協，所以我覺得刪除伊拉剋日志敏感信息要比之前做得更徹底。手動刪除的話，人手不夠，尤其因為合作媒體害怕承擔責任而拒絕幫忙，因此我們寫了一個程序，從文件中自動刪除所有姓名和所有識別身份的信息。我知道不動腦子的人肯定會譴責我下面一句話：我認為伊拉克材料刪過度了。日誌披露美軍與當地軍隊合謀對數百名伊拉克囚犯施加酷刑後，丹麥國防部啟動對本國軍隊行為的調查。首先它們去找五角大樓，要一份涉及丹麥士兵部分的未刪節版本。五角大樓斷然拒絕，所以丹麥就找到了我們要材料，我們也給了。有些人可能不願相信，其實開放式政府的理念只有當用到實處時才有價值，不是空洞喊口號，我對刪節的態度就受到了這種看法的影響。
第一波曝光引起軒然大波後，我們是在某種歇斯底里的瘋狂氛圍中整理伊拉剋日志的。之前說過，合作報刊當時已是筋疲力盡，還被第一波曝光帶來的大規模反響搞得有些心慌。這種情況我之前就在媒體機構身上見過：想報導重磅新聞，又無法承受重磅新聞帶來的巨大壓力。很多人只是中產階級普通人，工作一天後只想回家陪老婆，和孩子聊學習，結果突然工作環境發生變化，又被監視又被法庭傳喚的，大多數人的性格承受不住重壓。然而伊拉克材料極其重要，尤其是在鬧出瑞典性侵案之後，我要繼續戰鬥下去，監督合作機構遵守承諾，恪守誠信。它們有一些反悔的跡象。維基解密開始組織聯合新聞發佈會以宣告文件披露。其他成員包括也開始打退堂鼓的調查新聞局，以及名為 「伊拉剋死亡人數」的組織和其他幾家機構，還有合作媒體。當《衛報》那位資深新聞記者再次聯繫我們時，喪鐘開始在我腦海中敲響—背叛通常是可以事先預見的。他和我助手薩拉·哈里森說，《衛報》不喜歡被稱為合作媒體，也不喜歡報紙的標識出現在發佈席後面的橫幅上。他那天會到場，但只會作為一名記者在觀眾席就坐。
叮噹—這不就來了，捂著耳朵，謊稱爬到大教堂鐘樓裡只是為了將街上的人看得更清楚。他告訴我們，《紐約時報》和 《明鏡》也有同樣的考慮，都不許用標識。我們在倫敦沃克蘇爾橋附近的河岸酒店租了房間，數百位媒體人到場。我將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從美國接來，和我一起坐上主席台。我們公佈了材料，之後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儘管存在媒體夥伴的麻煩，還有一些人想從中撈取好處，這些問題都會在後來才鬧大，維基解密還是盡了最大努力精心籌備伊拉克文件的公佈。我們必須要拉一個非政府組織入伙， 「伊拉剋死亡人數」正是最合適人選，自戰爭初期起該組織就全面記錄平民傷亡情況，做得十分出色。在它們的幫助下，我們為40萬份文件建立了一個自動刪節系統。與《世界報》聯手也是正確的抉擇，因為法國2003年就反對伊拉克戰爭，並因此遭罪。西班牙日報 《國家報》也應邀加盟。我們與倫敦的調查新聞局合作，為第四頻道和半島電視台製作有關日誌的紀錄片。無論是維基解密還是合作夥伴，都認為材料會鞏固 （並補充更多細節）公眾的看法，即伊拉克戰爭已經失敗，並威脅著開放的理念。美國軍隊已開始撤離伊拉克，很多西方國家一年多前就已撤兵，這在政治上就為記者無國界、大赦國際和人權觀察等一些非政府組織分析材料、做出結論創造了空間。
文件包括了美國駐伊拉克軍人對每一起認為值得記錄的事件的匯報。一切細節都詳細記錄：準確地點、時間、涉及軍事單位、死傷人數、拘捕人數、死傷者情況，美國、盟軍、伊拉克軍方、武裝分子、平民，應有盡有。簡而言之，這不僅僅是伊拉克戰爭，也是史上所有戰爭中最為重要、記錄最全的歷史材料。
戰爭的罪孽，不管是從戰地實時層面看，還是從大背景層面來看，都一覽無遺。與 「伊拉剋死亡人數」一同閱讀日誌，我們發現了之前從未報導過的15,000名死傷平民。現代戰爭不是五角大樓宣傳的那樣，運用高科技的魔力精確打擊敵人，它仍然是場殘暴的血腥慘劇。無人機也許能夠精確瞄準住宅，可是無法核實誰在屋內，也不知道誰剛放學回家。
伊拉克文件 （現在仍有很多文件等著被分析）暴露出美國踐踏人權的後果，也揭露了薩達姆政權下國家的慘景。總有一天，歷史學家會拼湊出整個宏大戰爭過程中的衝突景象，而這些日誌就是他們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我對日誌的披露工作非常滿意，給身在澳大利亞的媽媽打了電話。我們定期通電話，但在此時此刻能夠聯繫上我人生一切開始的地方，心裡不禁感到一陣溫暖。
接下來的日子裡，拉裡·金希望採訪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和我。計劃我談日誌，丹則會從歷史角度分析。我們必須在凌晨兩點趕到倫敦的CNN國際演播室與拉裡·金同步，他當時正在紐約進行直播。等待登場的工夫，我們觀看了他節目前面的內容。有一名嘉賓是美國最高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的前女友，她就兩人當年在一起的時光說了一些讓人不敢恭維的話。她覺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野心勃勃，一心想發跡。她對金說，有一次他甚至凌晨兩點去接受媒體採訪！丹和我彼此對視，看了看表，笑了。
當時我的心裡還有另一件事。我們所有夥伴的心裡也都想著這件事。當時，這件事已經佔去了我人生大部分精力。儘管我們會繼續公佈材料，推動維基解密工作發展，一天都沒有停止過洩露文件，但不管我們做什麼，瑞典的案子都是媒體關注的重中之重，輿論瘋狂猜測，炒得雞犬不寧，終於使我鋃鐺入獄。到今天為止我一直沒有向外界透露過我對此事的看法。我的陳述難免會有一些憤怒的情緒在內，畢竟本案背後被極度的惡意和機會主義推動著，但我想盡量懷著諒解的精神進行闡述。陡然倍增的敵人對我沒有絲毫體諒之情，如果我打不過他們，至少還有不與他們一般見識的權利。
2010年8月我拜訪瑞典時，從五角大樓傳出的話還依然在耳邊環繞。新聞發言人傑夫·莫雷爾之前曾在一次發佈會上暗示道，維基解密，特別是我應該開始擔心了。他說： 「如果光說讓他們做正事，還起不到效果的話，我們就會想別的辦法迫使他們做正事。具體我就不細說了。」發佈會上有人問道是否我們的合作夥伴 《紐約時報》也會遭到迫使，他回答道： 「我不清楚 《紐約時報》是否稱他們為自己的夥伴……我不清楚 《紐約時報》或其他發行機構手中有文件。」從這裡可以看出，五角大樓和比爾·凱勒的想法相仿：讓維基解密去背黑鍋，下地獄，公佈了同樣材料的合作機構卻似乎不受嚴酷法律的制裁。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可能會抗議了，莫雷爾的話等於證明了，一家機構能夠享有的言論自由，另一家是無法享有的。與合作機構不同，維基解密不被當作出版機構對待，卻被視為間諜，而這種荒謬的觀點暗藏著層層殺意。
與此同時，我們得知五角大樓成立了一個90人的任務小組，後來又擴充到120人，專門負責維基解密事件，全天24小時、一周7天輪番上陣。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防情報局也捲入其中。事態越鬧越大，一些美國政客公開要求將我暗殺。薩拉·佩林說應該像殺狗一樣捕殺我，一家報紙甚至刊登了一張我的圖，臉上畫著一個靶子。
我當時還沒有放棄尋找避風港、安安靜靜工作的念頭。瑞典看起來不錯。瑞典的形象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度《信息自由法》能夠追溯到18世紀80年代，它們的憲法中用很大篇幅對保護新聞自由做出了具體規定。線人在瑞典的處境比世界大多數地方要好：瑞典人享有匿名權，記者承諾保護私下提供信息者但事後無法兌現承諾的，要接受罰款。在瑞典，若想受到保護，不受 「事前限制」的束縛，必須要有出版證書，還要為一名負責任的正規編輯工作。我帶著這個念頭去了瑞典，希望獲得證書，成為一名正規編輯。這就需要有一份收入，因此我同意為瑞典最大的報紙 《快報》擔任專欄作家。
我希望維基解密能夠在斯德哥爾摩開設一家新聞辦公室，於是著手籌備。此時此刻，瑞典代表了兩個事物，一是未來工作環境，二是避風港。正是這樣，後來發生的事情才更是讓人難過。去瑞典之前，我按慣例安排對方邀請我去發言，這次的聽眾是社會民主黨基督教協會中的一個政黨 「兄弟會」。我於8月11日抵達，剛一落地，在一家西方情報部門工作的聯絡人就給我發來了消息，證實了五角大樓新聞發言部門之前暗示的內容。據稱，美國政府私下承認，很難在法律上起訴我，但已經開始討論 「以非法手段處理你」，朋友說。這名線人對此有詳細的解釋：獲得有關我們手中材料的情報；不擇手段挖掘一等兵曼寧和維基解密的關係；如果其他方法都行不通，就動用非法手段，如在我身上安置毒品，在我的硬盤上 「發現」兒童色情製品，或讓我捲入不當行為指控的陷阱。
從朋友傳來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我不會受到人身威脅。我將此事告訴了住在柏林的支持者弗蘭克·裡格爾。他是「加密電話」公司的首席技術官，他的公司專門為加密安全通信生產電話。他說可以幫我起草一份新聞通稿，將情況公之於眾。隨後他就寫了一份草稿，我身邊帶了筆記本電腦，準備編輯。我們希望越早公佈越好，否則真等造成傷害或安放罪證後再公佈就無濟於事了。我當時沒有立刻公佈，這個疏忽直到今天還在後悔。同一天，我澳大利亞的銀行卡突然不能用了。使用手機也要特別小心，只有為了接收短信才會開機，所以當時的情況非常混亂。但我把這些事情都拋在了腦後，繼續忙著瑞典的工作，為成為一名編輯而努力。
一天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及其同事共進晚餐。我的朋友瑞典記者唐納德·博斯特倫也在場，他年約五旬，新聞經驗非常豐富，同時在場的也有另一位瑞典記者，一位美國調查記者和他的女朋友。那名美國人可能有些可疑關係，不過那姑娘人很好。我和她搭訕，唐納德則在桌子對面皺著眉頭看我。後來他告訴我，應該留心我的所作所為：他說當前 「美人計」的可能性很大，並詳細講述了摩薩德是如何抓捕瓦努努[2]的。說得委婉些，我當時肯定是渴望愛情，因為唐納德的話我沒怎麼聽進去。我裝作一副知道如何小心的樣子，覺得自己特別關注安全問題，他說的那種事只會發生在沒經歷過我人生體驗的幼稚人物身上。誰知不久之後我的狂妄自恃就將巨大禍端引上了門。
我是因為受邀為議員發言才安全來到斯德哥爾摩的，這就意味著我被一群社會民主黨人看護著。他們有很多人與其他政治群體有來往。我得知可以住在一位名為A的政治工作人員的公寓裡，她當時不在家中。我去她家後沒幾天她就提前回來了。A女士是該黨的政治發言人，之前協助安排邀請我來瑞典。我沒有理由不相信她，當她指出公寓只有一張床、我是否願意同床睡時，我也沒有理由懷疑這除了是友好提議外，還能有其他什麼背後動機。不管怎樣，我答應了，那天晚上我們便上了床。
政治活動壓力很大，當女性對我微笑、對我示愛時，我自然欣然接受。這樣說很難為情，即使是我這樣的單身男子也不應該無禮到隨便討論與一位或多位女性私下進行的活動。可是當時的情況沒有什麼異常，感覺只是一件在糟糕的時間出現的好事。五角大樓要將我置於死地，很多朋友，可能還有線人，就我所知要麼擔驚受怕，要麼已經處在監視之下。我迫切地希望能夠保護他們，希望斯德哥爾摩能夠成為我一直夢想的避風港，為維基解密的工作提供一個寧靜的港灣。說實話，我覺得A有些神經質。那一晚沒什麼特殊的。我們發生了幾次關係，第二天兩人也沒有不愉快。
一兩天後，A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負責管理麥克風，後來的午餐她也來了。在場的還有其他的記者和一名叫W的女性，她之前在發佈會上幫忙，穿了一件好看的粉色毛衣。就憑我和這些女性發生的事情，我肯定贏不了年度智者的稱號了，年度紳士的稱號就更別想了。不過，當時的氣氛很輕鬆，我也沒有注意到誰有危險，誰做了錯事。W說她在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邀請我去參觀一些不對外開放的展室。我欣然同意，吃完午飯，去買了些計算機配件後，我們就離開了眾人，前往博物館。博物館的一些員工似乎認識她，我們四處逛了逛，看了場關於海底生物的電影，然後就分開了。
當晚，A辦了一個小龍蝦派對，慶祝瑞典傳統習俗，我也參加了。後來她聲稱我強姦她的那天就在這個派對的前一天。A也在派對上，看起來特別高興，與我、我的朋友和她的朋友歡聲笑語，杯盞交錯，一直到深夜才散。我們坐在外面，接到她一條推特短訊，說她 「和世界上最酷的一群人在一起」。這時得知她已經告訴大家我們上過床，後來我又得知她曾趁我在她床上熟睡時拍了一張我的照片，放到了Facebook上。我當時本該搬出她家，幾位新室友是瑞典海盜黨成員 （海盜黨支持版權改革等事務），可是A堅持讓我回來，繼續與她同住。本來安排在A旅途完回家後，我就搬到那幾位男士的公寓去，但她說繼續待在她家沒問題，所以我又回去了。接下來的五個晚上都是在她家度過的。
其他的夜晚我都是同W度過的，但A一直和我圍繞政治會議等事務合作，其中還有一次陪同我出席了與海盜黨黨魁裡克·法爾溫格的晚宴。法爾溫格提出維基解密的一台服務器可以安置在他那裡，挺有意思的，因為這就意味著服務器會由海盜黨保管，這就有了政治保護。還有一晚，一次頒獎晚會後，我與W碰面，一起回到她家，遠在斯德哥爾摩50英里外的恩科平。我的行為聽上去很冷血，當時也的確是這樣，是我的錯誤，但我沒有犯法。我已經在A家住了不短時間，意識到要是再住下去可能會出問題。請記住，我當時特別疑神疑鬼：不喜歡在一個地方待太久，和A的關係逐漸公開化，這似乎也是她希望的。
和W的關係也沒有什麼前途。她言辭有些含糊，不過恩科平那一晚很好玩，我覺得兩人那晚都特別開心，不過可能也就那麼一次而已，以後不會再有。她自己也挺淡然的，翌日清晨我們用完早飯後，就騎她的自行車去火車站了。她為我付了車票錢 （我的銀行卡仍然用不了，而且也身無分文），兩人吻別，她讓我在火車上給她打電話。我沒打，結果這通沒打的電話反倒成為我一生最昂貴的電話。接著我去新聞工作者工會開會，討論入會事宜：別忘了，別看我四處瞎胡鬧，我去斯德哥爾摩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各類政治保護，讓維基解密能在當地運營業務，如果機會允許，我還會找到一個容身之處，不用再害怕被引渡到美國。
之前提過，我當時不怎麼用手機。（身邊總是攜帶好幾個手機。）我的確在某個時間同W通了電話，是她給我打的，可是電話電量不足，打著打著就沒電了。我當時滿腦子都是國際形勢，儘管我和這兩名女性度過了一些時光，但沒有怎麼關注她們，也不回電話，也沒有擺脫美國人的威脅和聲明對我造成的壓力。我的一個錯誤就是指望她們能夠瞭解這點：她們的確知道我的處境，因為那一周我們談過五角大樓派120人與維基解密鬥。所以，我不是一個可靠的男朋友，甚至都不算一個特別關心人的性夥伴，因此問題初現端倪。當然了，還有另外一種解釋，我從一開始就被盯上了。
我住在A家的一天晚上，她沒回家，她說之前與一位正在寫我的記者上了床。我覺得很是蹊蹺，那個男的又是誰？不過我自己也不是就守著一個女人，而且我們很明顯是非常隨便的關係，不過星期五早上我離開時，的確注意到她舉止有點奇怪。當天晚些時候，唐納德·博斯特倫打電話告訴我，他剛和A交談過， A之前剛和W交談過，W告訴A她在醫院裡。我一下子就懵了。兩個姑娘彼此來往，其中一個還在醫院？我那些手機都完全用不了，但用其中一個接了唐納德另一通電話，他這次又引用A的話，提到W、警察和DNA檢測的事情。我納悶了： 「到底出什麼事了？」所以我給W打了電話，她對此完全否認，說她提到警察，可能只是因為想咨詢他們關於檢測性病的事情。
W想讓我立刻去醫院檢測性病。我說我那天不行，有要緊事要辦，第二天可以去，她說可以。然後她問我是主動給她打的電話，還是因為我之前和A通了電話。此時事態已經非常荒謬了。唐納德一遍又一遍給我打電話，說A想幫我處理W的情況，我就說： 「不用了，沒事。我已經和W通了電話，明天見她。」整個事情非常荒唐，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你說我說越來越亂，使我起了很大疑心。我又和A通了電話，問她警察的事情是怎麼回事。她說我不知道瑞典的情況：瑞典人可以就性病和類似的事情直接咨詢警察，沒什麼要緊，也不算正式投訴。這時也許我應該對事態發展疑心更大一些，可是我自己當然清楚沒做壞事，所以完全沒料到接下來會與警察打交道。
我想再向W核實一下情況，所以把一個手機充滿電，下午給她打了好幾次電話，都沒人接。我需要自己靜一靜，所以當晚住進了一家旅店，開始為瑞典報紙專欄寫第一份稿子。大概六點半左右，我剛寫到 「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就是真相」這句，順便查了下推特，發現警方因雙重強姦對我發出逮捕令。一開始我覺得肯定是小報垃圾，憑空捏造的。我只想到，這些報紙還能再下作一些麼？誹謗一個人還有沒有底線了？隨後我在一家更嚴肅的報紙網站上也看到了逮捕令，才知道是真的，一瞬間全部信念體系都崩潰了。
回過神之後，我意識到我是刷信用卡住進旅店的，有好幾個人也看到了我，我必須立刻離開那裡，準確評估形勢，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請一定記住，當時我對什麼事情都疑神疑鬼，各種陰謀論統統相信。我無法想像A和W竟然會採取這種行動，也死活想不通事情是怎麼發展到這個地步的。所以我離開旅店，上了火車，去瑞典北部一個朋友家。我不可能去找警察，因為我深信警方肯定在四處撒網。整件事情太不真實，太出乎意料。此時此刻，很難判明到底是我被陷害，還是兩個姑娘心生妒意，因為坦白地講，當我靜下心思考，與朋友討論之後，我當時覺得兩種情況都有可能，但我清楚肯定是其中之一。
我沒有強姦兩位女性，也無法想像我和她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能讓兩人發出如此指控，除非是事後起了壞心，兩人合謀陷害我，或者兩人之間產生了重大誤會？我也許有點大男子主義，但我不是強姦犯，只有扭曲的性政治才會將我打造成強姦犯的模樣。兩人都自願與我發生性關係，並樂意在事後和我共處。這就是全部事實。
然而，在現代瑞典，光有事實並不夠。某些方面，可以將瑞典視為一個與歐洲其他部分隔離開的地方。瑞典傳統上趨於中立，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社會，人口不到1000萬，國家由斯德哥爾摩的幾家強大機構管理著。瑞典因政治穩定、民眾齊心而聞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社會民主黨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都主宰著全國政治。然而局勢一直有所變化，而且並不能肯定是向好的方向轉變。2001年，瑞典在社會民主黨的帶領下，出兵阿富汗，打破了之前近二百年不向海外派兵參加軍事行動的傳統，這反映出瑞典開始遠離之前的外交中立政策，逐步向美國靠攏。後來我們在電報門事件公佈的一份文件 「電報09-141」中披露，美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清楚說明了在計算機文件分享和政府監控計算機通信等問題上美國施加的壓力和瑞典的順從。還有更糟的，2006年人權觀察公佈的一份報告表明，瑞典與中央情報局合作，非法引渡兩名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難怪，2010年12月我在倫敦被捕的當天，英國 《獨立報》發文指出，瑞典政府早已與美國私下交談，討論將我從瑞典引渡至美國的事宜。
兩位女性的律師克拉斯·博裡斯特倫擔任社會民主黨的性別平等事務發言人。這裡我必須滿懷敬意地承認，瑞典是全世界為數不多的絕對女性主義進入主流社會的國家。出兵阿富汗的決定主要是出於女性主義原則的考慮：儘管女性運動傳統上是反戰的，可是瑞典人譴責 （可以理解）塔利班對待女性的行為，並支持 （難以理解）以轟炸方式來反對塔利班。老一輩瑞典女性主義者經常提到 「國家女性主義」的概念，直到最近， 2011年2月份左右，瑞典媒體才開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我的案子，思考本案是怎樣反映出瑞典的體制和瑞典人自己的鬥爭的。
A這幾年來在瑞典是一個頗有抱負的政治人物。她在女性主義運動中人脈很廣，在社會民主黨內也有很多關係。在黨內，她是兄弟會的主要成員，我8月來瑞典就是該組織安排的。起了什麼事端先不說，令人擔憂的事件馬上就出現了。我得知，A已經刪除了與我有關的推特短訊。她最後一次公開的推特短信是2010年12月12日發佈的，其中寫道：
現在的事讓人煩透了。還有沒有完？不管怎樣，我要對（陰謀）理論家說， 「另一個人」（W） （和A）一樣堅持自己的說法。
《快報》於2011年3月10日披露，第一個與W交談的警官是A的朋友。而且，兩位女性去找警察後的第二天，A 接受《快報》採訪，否認她和W都害怕我。她說我不是個暴力的人，而且我和兩人的性關係都是自願的。警局檔案表明，兩人最初都不是要投訴我，只是想咨詢性病而已。她們曾說，她們在電話上威脅我說，如果我不立刻接受性病檢測，就去報警。兩人的律師克拉斯·博裡斯特倫在小報 《晚報》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兩人一開始去找警察時不是為了要舉報我，只是為了讓我接受檢測。
還有一些其他問題。2006年A在一篇名為 《強姦？》的博客中，描述了一個場景，最後提了一個問題：如果性行為開始時女性是自願的，那麼男性最後卻被判強姦的案子，到底歷史上有沒有？警官與兩人的面談沒有被錄下來，完全沒有遵守警方推薦的規程。連檢察官瑪麗安娜·尼都認為，本應有面談記錄，這話是她針對新性犯罪法向司法當局的發言中說的。W的朋友的證詞表明，W只想知道是否警察能迫使我接受艾滋病檢測。直到正式報警之前那段時間內和W一直保持聯絡的一位證人指出，W當時覺得好像她被一些有背後動機的人左右擺佈。這就與2010年8月21日 《快報》一篇文章引用的A的故事有矛盾之處，文章稱，是W主動找的A，因為W想報警指控我強姦，A對她表示支持，因為A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洩露出的一份報告 （還未得到W的證實）指出，面談警官中途打斷面談，因為她發現面談剛開始不久，警方就下了逮捕令，這讓她無法集中精神完成面談。就本案接受警方面談的W的朋友 （M. T.）透露，W覺得她受到了警方和周圍人的 「逼迫」。
我可以繼續說下去，不過還是算了吧。這裡不是全面重申被告方辯詞的地方。我只想說，在我看來，指控又荒唐，又陰險。我準備了一份長達46頁的報告，對本案、聲明和矛盾之處做了詳細闡述。報告秉承了科學式新聞的精神，分析虛假事實是如何一步步經過溝通體系，最終形成絕對謊言，對當事人造成威脅的。
之前說過，我在斯德哥爾摩那一周的行為並不算體面，但強姦指控對我的污蔑已經毀了我一年的生活，對我的聲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由於我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是建立在正直和道德行動之上的，對我的污蔑一下子成了我敵人的利器。就在寫這本書時，我正處於英格蘭鄉間一名保釋擔保人的家中，夜晚禁止外出，腿上戴著電子銬。電子監視設備的使用可以追溯至1983年，是因為一位名為傑克·洛夫的新墨西哥州法官在漫畫中讀到惡棍將電子追蹤裝置安到蜘蛛俠身上而獲得的靈感。我就像 「老藍」一樣，人生比虛構作品還奇怪。我沒有收到任何正式指控，但與 「他雙手沾滿了鮮血」異曲同工，在搜索引擎內輸入 「朱利安·阿桑奇強姦」幾個字，會找到400萬條搜索結果。強姦指控提出，撤銷，再提出，從頭到尾我都因為2010年8月在斯德哥爾摩和兩名女性自願發生性關係這麼罪大惡極的事而受到了法律制裁。
他們想讓我見血，也成功了。我不會再為各位挖掘更多細節，各位已經清楚是怎麼回事了。按理說，自傳通常不會花這麼多篇幅來講這麼古怪的事。以上事情都發生了，應該有人討論，但我絕對不想說了。在我工作生涯中最風光得意的這一年，怎麼不是火車撞車，怎麼不是突然皈依摩門教，怎麼不是其他莫名其妙的事件吸引我的注意力，反而是雙重強姦指控，關於此事，我能說的都已經說完了。
除此之外，生活其他方面還算正常的部分仍然運轉著。發出指控後，我在瑞典又停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但什麼動靜也沒有，瑞典檢察機構似乎也沒有找我談話的意思，因此我坐上了開往英格蘭的飛機，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很快歐洲逮捕令就會殺上門來，但現在是與提心吊膽的合作媒體攜手準備電報門的時間，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件曝光行動鋪平道路。
[1] 本丟·彼拉多：下令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羅馬行政官。
[2] 瓦努努：以色列科學家，曾因洩露以色列核機密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