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較突出的顯著事例，發生在民國二十二年，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私人斥資辦了一家國華銀行，唐壽民和另一銀行鉅子，交通銀行常務董事，兼四行儲蓄會經理錢新之（永銘）很有關係。當年十一月，曾於一二八淞滬之役奮勇抗日揚威滬上的十九路軍，勾結赤黨暨第三黨份子，在福州發動叛亂，是為「閩變」。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激憤，各界人士發起舉行民眾大會，對從事叛亂的「閩變份子」有所聲討，並且加以制裁。預定在大會中提出的十大議案，其中便有這麼一條：──國華銀行擁有大批十九路軍的股份應該予以沒收。同時請政府勒令該行停業。
國華銀行怎麼會有十九路軍的股份呢？這一個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因為，當一二八淞滬之役戰作，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穿草鞋打綁腿的十九路軍，和兵精械足，擁有大炮坦克的日軍性命相搏，固守陣線屹立不退，使上海人掀起了勞軍支持前線的熱烈高潮，大批的現金和慰勞品送到史量才、杜月笙共同倡組的地方維持會。大概是十九路軍收到的慰勞金太多，有點結餘，便由十九路軍的軍長、副軍長蔡廷鍇、蔣光鼐等，將這些結餘暫時存放於國華銀行。
民眾大會要提出議案，沒收國華銀行「股本」，請政府勒令國華銀行停業，消息傳到唐壽民的耳中，他吃了這個大冤枉，當然大起恐慌。由於民眾大會舉行在即，來不及聲辯理由，消弭眾議，唐壽民無可奈何，他去找交通銀行常務董事錢永銘設法，錢永銘是上海老資格的金融家，民國十一年，南昌狀元張謇出任交通銀行總理，他便以協理的名義，負責全盤業務。民國二十二年間，他除擔任交行常董外，又是中南、金城、鹽業、大陸四行儲蓄會的經理，兼四行準備庫主任，身為南北金融勢力的溝通者，他曾在國民政府任過財政部次長，浙江財政廳長，又曾奉派為駐法大使，後來因故沒有履新。
錢永銘想了一想，他說：
「眼前只有一個人可找，也許他能從緊急之中替你想個轉圜的辦法。」
「誰？」
「杜月笙。」
「可是，」唐壽民很為難的說：「我跟他素不相識，而毫且無來往呀。」
「那麼，」錢永銘慨然的說：「我代你去托托他看。」
華格臬路杜公館裡，杜月笙正和吳醒亞、楊管北在聊天，吳醒亞是新任的上海市社會局長，跟杜月笙私交彌篤，合作無間。三人正談著，聽差送上「錢永銘」的名片，杜月笙一看，怔了怔說：
「錢先生我們不大來往的呀，他突然之間來找我，會有什麼事呢？」
想了想，楊管北講：
「可能是為了國華銀行的事。」
一回頭，吩咐聽差：
「請到古董間。」然後再向吳醒亞和楊管北說：「你們坐坐，我去去就來。」
過不了多久，杜月笙回來了，手一招，把楊管北喊出去說：
「管北，你猜對了，果然是為了國華銀行的事。依你看，這樁事體應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