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遙的創作生涯中，曹谷溪是個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過全國青年業餘作者代表大會，在陝北小有名氣。他熱衷於文學事業，不遺餘力地提攜後起之秀。按說，他與路遙「文革」期間分屬兩大派，所謂勢不兩立，但是他以文學事業為重，賞識路遙的才氣，便傾心扶持。為幫路遙成長，他動過腦筋，想過辦法，也受過氣，憑那三寸不爛之舌，活動通政工組長，說服城關公社領導，將路遙抽到縣革委會通訊組，名為培養通訊骨幹，實際是給路遙創造條件。報上差費，讓他拿上介紹信，四處採訪，擴大視野。當時全縣出名的「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新勝古、槐樹坪、四新樹，都留下路遙的足跡，模範人物陳靜亭，他也訪問過。這一段的詩歌、小說創作，因受生活閱歷所限，多是這方面的題材。（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
1956年，榆林地區的清澗縣，在生活著王衛國親生父母的老家，一個叫郭家嘴村的另一名少年——曹谷溪，同樣是為了上學讀書，從榆林地區的清澗縣來到土地貧瘠、文化落後的偏僻小縣——延川。剛剛成立的延川中學，三個初中班招收180名學生，可是，這個縣達到錄取分數線的考生只有115名，只好從綏德考區調撥65名，曹谷溪就是其中的一名。
曹谷溪形容自己，在這個縣，他有幾件事堪稱第一：第一屆延川縣高中畢業生，第一個「全縣文化水平最高，烹調技術最低的炊事員」，第一個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會員……早在1965年，曹谷溪就出席了「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受到了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1962年，曹谷溪從延川中學畢業時，比曹谷溪小8歲的王衛國剛剛艱難地踏進延川中學的大門。那時，他倆誰都沒有想到，他們的相識，是從這場瘋狂的「造反有理」的派性鬥爭開始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路遙在延川縣置身於兩個不同的群眾組織。路遙是延川中學「紅四野」造反派的司令，也是全縣一個大派的頭頭；我是彭真、周揚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蟲」。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參加過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大會上聽取了彭真、周揚的報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理所當然地應該受到衝擊。在那個地方，我是唯一聽過彭真、周揚報告的文藝工作者，也是唯一在群眾中「吹捧」過彭真、周揚的角色。（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1968年的農曆二月，陝北高原寒風刺骨，滴水成冰。被不肯離去的強勢冬寒壓迫的春天沒有任何要到來的跡象。——天象總是能隱喻一種人間氣象。
在延川縣城唐坡，用來羈押罪犯的一孔石窯洞裡，關押著一個快要凍僵的人，此刻，他的內心比身體還要冰涼。從窯洞門楣上方加了鐵條，又糊了厚厚報紙的窗戶，他難以穿透外面狹窄且昏暗不明的世界，更不知能否等到他人生春天的到來。
這個人，就是詩人曹谷溪。在軀體和心靈受到極度摧殘時，再懦弱的人也可以視死如歸，坦然地去死；可是，等待死亡的過程比死亡更可怕！
這一年曹谷溪才27歲。
這個既盡職盡責要幹好炊事員而又不安心永遠當炊事員的小伙子，洗鍋涮 96碗後，就拿起筆鼓搗起文字來。他根據賀家灣公社劉家河村發生的一個真實故事創作了秧歌小戲《腳印》，在春節演出；他編寫了許多新秧歌詞，被縣委宣傳部以《秧歌百首》印發全縣各社隊推廣；在縣委當通訊員時又寫了一篇通訊《一隻手錶》，居然被《延安報》發表。因了一首《橛頭歌》在《陝西日報》加框刊發，以後有評論家給他戴上「老橛頭詩人」的桂冠。（曉雷《男兒有淚》）
從烹調技術最低的炊事員，到因舞文弄墨成為賈家坪公社團委書記的曹谷溪，「文化大革命」的大風暴席捲而來後，他迅速成為被人民群眾「批倒批臭，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一個「黑詩人」。
儘管受到批判，「老橛頭詩人」曹谷溪仍然懷著一顆赤誠之心。他的最單純、最樸素的信念，是堅定不移地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恰在這時，從北京發出最新指示，把陝北米脂的「101戰鬥隊」樹立為一面「文革旗幟」，曹谷溪為自己選擇了立場，毅然表態，聲明自己支持與米脂縣同一個派別的延川的「延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自己願與「延總司」風雨同舟。
與「延總司」站在一起，就等於做了「紅四野」的對立面，牢獄之災便不可避免。然而，雖然坐的是對立面的監牢，卻時常得到對立面的人為他送上的乾柴，送上的玉米飯，還串聯著要搭救他出獄，還有傳話說對立面的總頭頭王衛國，極為崇拜曹谷溪的詩名。這令曹谷溪感覺，對立面裡也的確有好人，的確不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仇敵。
他在想像著那個叫王衛國的中學生軍長，聽說只有十六歲，就當了軍長，領著他們那一派，搶了武裝部的武器，佔領延川縣城，攻無不克，所向披靡。在槍林彈雨中還能記得起我這倒霉的詩人？一絲自豪的情緒油然而生，看來，我還真的有些影響哩，一股甜絲絲的感覺代替了斷腿斷腰的疼痛。（曉雷《男兒有淚》）
大難不死的曹谷溪，在兩派群眾組織相繼解散了武鬥隊，武鬥之風被剎住之後，重獲自由。此時的曹谷溪，對派性之爭有了清醒的認識，他下決心離開公社互相廝殺的派性強烈的人群，去一個新的環境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他的人格和名字這個時候同時發揮了作用，曹谷溪被調到延川縣革委會政工組的通訊組，做了一名又搞新聞又搞文藝創作的宣傳幹事。
進入縣委工作的曹谷溪，正式見到已經當了縣革委會副主任的年僅十八歲的王衛國。英氣逼人、躊躇滿志的王衛國，對宣傳幹事曹谷溪說：「我早知道你，沒想到今天才第一次見你。」
谷溪說：「我也早聽到你的名字，還坐過你們的監獄。」
王衛國的臉上顯出一絲尷尬，他說：「那些龜孫子們瞎日鬼哩，我一滿不知道。爾格，我要拜你為師，跟著你學寫作哩。」他說得很誠懇。
「不敢這麼說，我擔當不起，我也是瞎鬧哩。」谷溪對著比自己小8歲的副主任表示著自己的謙虛，「咱們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曉雷《男兒有淚》）
曹谷溪在延川縣革委會住的窯洞是2排18號。作為延川縣的著名詩人的谷溪先生，是這個縣私人藏書最多的人，他的這孔窯洞裡，有蘇俄的《鐵流》、《毀滅》、《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一大批著名長篇小說，有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高爾基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各類名著，還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詩歌集》、惠特曼的《草葉集》、泰戈爾的《飛鳥集》，以及裴多菲的詩選集……
求知若渴、酷愛讀書的王衛國看到這些書時，興奮得如同阿里巴巴意外發現了寶藏一樣。只是，他不需要口中念著口訣「芝麻開門」，每次來到曹谷溪的2排18號窯洞，挾起幾本名著便離去苦讀。
正像他後來穿棉襖一樣，走到哪裡熱了，把棉襖脫得撂下，離開時記不起再穿，冷得耐不住的時候，才發覺棉襖丟了，就再買一件穿在身上，熱了又脫到另一個地方忘了。就這樣，一個冬天，他會三件五件地丟棉襖買棉襖。他隨身挾帶的書本亦如同他穿的棉襖，在哪裡看完，這書就放到哪裡，離開後就再也想不起來了，一本本名著如同一隻隻鷹雁，不知不覺間，羽化而飛。靠著一個一個銅板紙幣積攢買書而又嗜書如命的曹詩人，每一次被王衛國這種劉備借荊州式的借書而去，爾後又果然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讓他簡直就有剜骨割肉般的疼痛。但任憑苦口婆心，絞盡腦汁，他也絲毫無法改變這種慘烈的結局……（曉雷《男兒有淚》）
2排18號不僅僅是王衛國借書取書的知識之源，而且是他們二人談天說地的場所。
我和谷溪最初相識在文化革命這幕戲劇的尾聲部分。在這幕社會戲劇中，我們扮演的角色原來屬於兩個相互敵視的「營壘」，漫長而無謂的鬥爭，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為沒有勝利者的戰爭結束了，但可悲的是，失敗者之間的對立情緒仍然十分強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卻在這個時候結成了朋友。把我們聯繫起來的是文學這個久違了的字眼……共同的愛好使我們拋棄了派別的偏見，一起熱心地投入到一個清風習習的新天地裡，忘卻了那場多年做不完的惡夢。（《路遙文集》第二卷《土地的尋覓》）
1969年4月「九大」之後，「文化大革命」進入「斗、批、改」階段，王衛國由於「文革」初期種種過激的武鬥行為，以及一樁牽連其中的「迫害革命領導幹部」的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中，被罷免了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並於1969年11月回到老家郭家溝村務農。
那一天，革委會的軍代表來到2排18號窯洞，當著曹谷溪的面，對著「文革」中當過「紅四野」軍長的王衛國宣佈：經縣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研究決定，停止王衛國的縣革委會副主任職務，進行審查。
大聯合後，路遙以群眾代表結合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剛從一個公社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做通訊幹事。也就在這個時候，路遙的副主任被免職。那一天，路遙正好在我的房間裡，軍代表當著我的面宣佈了路遙被免職的決定。我想，這是路遙生命里程中最為困難的時期。剛剛免了他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他的戀人又通過內蒙古的一個知青向他轉達決裂的意思。仕途失意，愛情失戀，使年輕的路遙非常痛苦，他當著我的面哭了，這是第一次看見路遙如此傷心地痛哭。
老實巴交的王玉德老漢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縣長」的老子，王衛國的這個職務就已不復存在。更可怕的是：就在這個時候，延川縣革委會核心小組就「白振基參加武鬥致死，涉嫌王衛國一案」引起激烈的爭論。（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從一名普普通通農家子弟的初中生，一步步走上全縣紅衛兵頭頭的高位，既需要組織、演講、寫作多方面的才能，也需要勇猛、狂熱、強烈的「造反精神」。
雖然王衛國回到了郭家溝，但是，他與曹谷溪的友誼和聯繫卻日益深厚和緊密。王衛國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艱辛之路，與曹谷溪的影響與扶助有極大的關係。
1969年認識路遙，我們之間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特別是延川時代，路遙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路遙忌諱與生人一起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他和我合住一孔窯洞。（曹谷溪《關於路遙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