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季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以及繼而開展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使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造反派」都遭遇了被清理出革命隊伍的命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造反派」，基本上是在當時既定政治路線的政策指引之下，按照自己的利益傾向和思想判斷，投入運動的。如果說他們的政治活動對國家利益造成了損害，這個責任也是應該主要由當時的「文化大革命」發動者和路線制定者來承擔的。但是歷史往往如此，個人命運不被個人掌握。
王衛國意想不到，他傾注了單純而飽滿熱情的那場政治運動，突然轉過身來猙獰地撲向自己，他不僅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也因政治和仕途的受挫，乃至那場刻骨銘心的戀愛受到傷害而心灰意冷。他回到養育他的郭家溝，重新成為不名一文的農民。
從此要像父輩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貧瘠的土地和一座又一座的山梁子打一輩子交道，受一輩子苦嗎？王衛國望著陰沉晦暗的天空，得不到任何答案。
1969年10月6日，在王衛國還沒有回到郭家溝時，他用橫眉有「中國百貨公司陝西省延川縣公司」字樣的稿紙，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其中有段內容是：
我叫王衛國。現年20歲。家庭出身：貧農。本人出身：學生。
原籍：清澗縣石嘴驛公社王家堡村。現住延川城關公社郭家溝村。
9歲（虛歲）到延川為我大爹過繼。從小在家玩耍。
9—13歲在馬家店小學初小上學（郝振富、劉鳳梅可證明）。
13—20歲在延川中學上學（薛延清可證明）。現任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
1969年11月5日，劉家圪大隊黨支部在王衛國乾爹劉俊寬主持下，「經過黨員大會和支部會議研究，一致通過接收王衛國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入黨介紹人之一的馬文瑞，在「對被介紹人入黨的意見」一欄中寫道：
該同志一貫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別是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積極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對「反動派」造反中，打先鋒，衝鋒陷陣，不愧為革命的闖將。同時，他又能積極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回鄉參加生產勞動，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對自己擔任的革命工作，一直是認真負責，吃苦、肯幹。該同志已合乎黨員條件，同意加入中國共產黨。
王衛國是被停職審查返鄉的，當時，其他「造反派」頭頭正在接受各種審查，王衛國卻已經在遞交入黨申請書短短一個月後，在郭家溝順利加入中國共產黨（無預備期）。
1969年的冬天，王衛國穿起了在學校打籃球時鮮亮的運動衣，與一同返鄉的學生，參加生產隊組織的農田基建中的打壩勞動。
在打壩勞動中，最重最累的活是挖土，陝北的冬天，土凍得像堅硬的石頭，老橛頭狠命地落下地，只能見到一個個白印子，挖不了幾下，握橛頭的手就被震得虎口流血。很多人都會時常要求換換去做別的勞動，比如運土或是加固，王衛國卻始終堅持在畔崖上挖土。他揮舞著幾斤重的橛頭，賣力地一下又一下，不停地砸向堅硬的地面。他一言不發，沉默中，只有橛頭與地面撞擊的匡匡作響的聲音。雖然北風呼嘯，寒氣逼人，但是，王衛國的臉頰上流著汗水，汗水又隨著橛頭的揮舞，「噗噗噗」地砸向地面。
一雙手先是出了血泡，然後是流血不止，再後來結下一層厚厚的老繭。雖然身體適應了這重複單調而又沉重的勞動，但是王衛國的心卻變得愈加孤獨、苦悶。情緒極端低落沮喪，甚至有一種眼看著自己墜入深淵卻無藥可救的絕望。
有一次，王衛國穿著一身白衣服，腰上還紮著一條白腰帶，來到地裡幹活。在陝北，是沒有人在冬天穿白衣服的。劉俊寬的女兒，也是比王衛國高兩級的同學劉鳳梅，回鄉時見到了王衛國的這身裝扮。
劉鳳梅不解地問王衛國為何這身打扮？王衛國悶悶地說：我在為自己戴孝。然後，他反過來安慰受了驚嚇的乾姐姐說：放心，生活不會打倒我，除非心臟停止跳動。
心臟依然跳動的王衛國，雖然身處逆境，厚道純樸的鄉親們卻不僅沒有鄙視和冷落這個政治上失意的「造反派領袖」，反而總是用溫暖寬厚的胸懷，撫慰包容王衛國這顆受過創傷的心靈。
大伯王玉德人品好，「拜識」（朋友）多，劉家圪大隊革委會和黨支部掌權的幾個都是大伯的拜識，這些王衛國的乾爹、乾哥，坐在一搭一合計，王玉德就這一個小子，而且書又讀得好，一定要照護著。
可是，怎麼照護呢？
商量之後，大隊幾個領導決定，要頂著壓力，不怕承擔政治風險，也要讓王衛國到幾個大隊聯辦的馬家店小學擔任民辦教師。
在農村，這種既有工分又有補貼的輕鬆工作，是令許多有知識的青年嚮往和羨慕的。而回到郭家溝不久的王衛國，就有了這個機會和榮幸。
會上也有人擔心，王衛國畢竟是「造反派」頭頭，是不是要慎重使用？大隊書記劉俊寬和主任郭清俊斬釘截鐵道：又不吃皇糧，手中的老橛頭誰還能奪了去？
幾句話將王衛國任民辦教師的事情形成了決議，然後是立即派人到城關公社請示匯報。城關公社當時的書記是許世斌，和王衛國一起鬧過「革命」，順水推舟，一紙印了紅印的批復就回到劉家圪大隊。
就這樣，王衛國回到郭家溝時間不長，就當上了馬家店小學的民辦教師。
馬家店小學是王衛國上小學的母校，他上學那會兒，是一所坐落在河畔的用廟宇改作的學校。重新修建後的馬家店小學，依山臨河坐落在通往延川縣城東西走向的公路旁，位於郭家溝東北側500多米遠。學校的教室是東西向的一排新圈建的石窯洞。王衛國的辦公室位於窯洞中間位置。
王衛國做教師不久，「珍寶島事件」後去參軍的曾經的戰友——樊俊成回鄉探親，得知王衛國做了小學老師，趕去馬家店小學看望他。坐在辦公室裡忙碌的王衛國聽到有人叫他王老師時，抬起頭來。這時的王衛國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藍制服上衣，土灰色的褲子，腳穿一雙千層底的方口布鞋，很有教師氣質。更重要的是，王衛國看上去精神狀態很好。樊俊成臨走前，將一件嶄新的二號草綠色軍上衣送給他。那個年代，年輕人都喜歡穿軍裝。王衛國當下脫下藍制服，將軍裝試穿在身上，大小很合身。穿著軍裝的王衛國，教師氣質掩映在軍裝的威武中，增添了幾分英氣。
經歷了社會人生動盪與打擊的王衛國，已經不再是當年奮力要走出郭家溝的懵懂小子。現在，雖然又重新回到了郭家溝，回到了劉家圪，但是，已經在另一個廣闊的世界闖蕩過的王衛國知道，他無論如何都不能在這個小山溝裡就此打發自己的一生。
命運的跌宕起伏，個人前途的失意渺茫，增加了路遙內心深處的孤獨感，也使他內心生活更為豐富，在心靈生活中伸展個性的慾望更強烈。在痛苦思索自己命運和尋找個人出路的同時，他找到了文學。（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1970年的春天，王衛國寫的一首小詩《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刊發在延川縣文化館的油印小報《革命文化》上：
明明感冒發高燒，
幹活還往人前跑。
書記勸，隊長說，
誰說他就和誰吵。
學大寨就要拚命幹，
我老漢走著就想跑。
這一首小詩的刊發，對於王衛國來說，意義非同小可。回到家鄉的山溝裡做了民辦教師的他，也許開始意識到，無論當年怎樣的叱吒風雲，就時下而言，政治之路已經行不通了，必須要有戰略轉移的考慮，改弦更轍，或許從創作上能走出一條路來？通過個人奮鬥和努力，改變生存環境，改變個人命運，以此架設一條橫跨城鄉之間、工農之間深壑的懸索。
時間不長，王衛國又拿著一首詩來到延川縣文化館，這次，他見到了當時在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工作的詩人聞頻。
第一次見路遙，是1970年春天。那時，延川縣文藝宣傳隊剛成立，我在樂隊搞伴奏，兼文學創作。
一天早飯後，大約九點多，我到縣文化館閒串，適逢文化幹事吳月光從外邊回來，他手裡拿著一份稿子（他當時編《延川文化》）。他把稿子遞給我說：「這篇稿子，請你看看寫得咋樣？」
我接過稿子，是一首詩：《車過南京橋》。
詩沒讀完，我便被作者的才情深深打動了。其想像的豐富，詩句的奇特，十分令人震驚。
吳月光帶我從窯裡出來見作者。
一個小青年，個子不高，大約二十歲左右，裹一件褪盡了色的爛棉襖，腰裡還繫著一條破麻繩，表情木木的。他就是作者。
吳月光說：「你的詩聞頻看了，寫得很好，我們這一期就用。」
他臉上浮現一絲喜悅，但沒說話，也不激動。
這是你的筆名嗎？我指著詩稿上的署名「纓依紅」問。
他不好意思地望望我，仍沒說話。
我說：「筆名一般要求獨特，好記、好念……你另想個名字咋樣？」
「好！」他接過詩稿，略加思索之後，畫掉了原名，斷然寫下了「路遙」二字。
我說：「這個名字好，路遙知馬力。」
署名「路遙」的短詩《車過南京橋》在《延川文化》發表後，很快被《延安報》和省群藝館的《群眾藝術》選載，這就是路遙的處女作。
「路遙」這個名字也就從此誕生了（後來，他告訴我，原先那個署名「纓依紅」，是他初戀失敗後的一點心緒。我後悔，當初不該干涉得太多）。
時隔不久，路遙突然到我們宣傳隊來上班。職務——創作員；身份——民工；月薪——十八元。（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
在王衛國回到郭家溝之後，曹谷溪雖然與王衛國在地理上有了些距離，但是，看出王衛國身上有創作靈氣的曹谷溪，一直尋思著要把這個在仕途上和愛情上雙雙受挫的小青年拉到創作的路上來，也許還能造就一個詩人或是作家。
於是，時任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副組長的曹谷溪，說服了當時延川縣政工組組長以及城關公社的領導，以培訓「農村通訊員」的形式把發著陝北土音，教授「ɑ、o、e，b、p、m、f」普通話的小學教師，已經有筆名「路遙」的王衛國，抽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培訓一年。
最初看到路遙的習作多是一些「順口溜」。但是，他非常勤奮，頗有靈氣。雖然回了農村，三不六九地進城來找我看他的新作。為了給他提供一個較好的讀書學習的機會，我以培養農村通訊員的形式，將他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每月發18元誤工補貼，和我住在一個窯洞裡。在搞通訊報道的同時，我和白軍民、王荊竹、曹伯植等同志一起組建了「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開展群眾性的文藝創作活動。
縣革委會領導馬志亭、申等同志對我們的活動都非常支持。先後將永坪中學的語文教師聞頻，北京插隊知識青年陶正、林達等創作骨幹調進縣城。（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1970年6月的一天，曹谷溪去新勝古公社採訪，他帶了路遙一同前往。曹谷溪背一個海鷗照相機，路遙背一個印著「紅軍不怕遠征難」字樣的黃挎包，兩個人騎一輛破自行車，沒鈴，沒閘，沒後架。一個騎車蹬車，一個坐前梁，下坡時蹬輪剎車，互相輪換。走到牛母原，又累又餓，精疲力竭。這時，遇到一個老漢，坐在李子樹下守著樹賣李子。
谷溪說，要買一毛錢的李子吃，老漢立刻捧來了一大盆。那時，谷溪29歲，路遙21歲，走了半天山路的後生，餓得前胸貼了後脊樑，看見果子，就大吃大嚼起來。吃飽了，谷溪放下一毛錢給老漢，老漢又數了20顆果子裝到路遙的黃挎包裡。
谷溪說：「已經吃飽了，不好意思再裝了。」
老人說：「李子樹下，吃的算白吃，哪還能算錢？一毛錢應該買20個，你們帶上。」
路過張家河時，天已經全黑，路遙執意繼續向前走。路窄，天黑，手電又沒電了，黑燈瞎火的，結果他們把路走錯了。無奈，他們扛起自行車，上山下山地折騰了好幾個來回，直折騰到深夜12點，吃到肚子裡的李子早已消化殆盡，多虧了挎包裡還有那20個李子臨時救急，不然，怕是那一夜就餓得擱到山樑上硬挺了。
那是一次十分富有浪漫色彩而深具生命意義的重大活動。路遙跟著谷溪學採訪，學照相，又學吃苦耐勞刻苦奮鬥。他們站在黃河畔的石崖上，背倚山石嶙峋的山峰，俯望滔滔不息的黃河，對人生和未來充滿自信和嚮往。谷溪讓路遙在一塊石崖上站定，自己對好了焦距，把照相機放在對面一塊石頭上，自己快步走到路遙跟前，相機一閃，自動拍攝了一張二人合照，這張凝聚著生活艱辛而又堆溢著燦爛笑容的合照，既記錄了一個人生的瞬間畫面，又記錄了一對朋友的不滅友誼。隨著時光的推移，那青春的笑容越加顯得彌足珍貴。（曉雷《男兒有淚》）
這一次的新勝古採訪，谷溪完成了一篇大型通訊《手牽黃河水倒流》，在陝報上以通欄標題發表。而路遙則將他的那首小詩《我老漢走著就想跑》轉載在新勝古的黑板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