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文學創作的轉折可以說與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有直接的關係。作為作家的藝術個性也是從這部中篇開始顯露的。路遙並沒有因為這次成功和獲獎而沾沾自喜，他在與董得理和李小巴的聊天中說，現在返回去再看這個中篇，心裡很不安，為什麼那時候寫得那麼粗糙，可以用筆墨的地方還很多！
他說得很真摯，並非故作謙虛，在這種真誠的心跡中，不難感覺到，路遙在藝術上執著追求的熱切心情。
1978年4月，中共陝西省委決定，恢復和成立「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組成中國作協西安分會籌備小組，正當中國作協西安分會恢復活動，為重建作協機關召開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作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時，1978年6月13日，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柳青患肺心病於北京病逝。
坦率地說，在中國當代老一輩作家中，我最敬愛的是兩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他們為我的文學「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觸過多次。《創業史》第二部在《延河》發表時，我還做過他的責任編輯。每次見他，他都海闊天空給我講許多獨到的見解。我細心地研究過他的著作、他的言論和他本人的一舉一動。他幫助我提升了一個作家所必備的精神素質。而秦兆陽等於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我走入文學的隊列。（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對柳青的作品的深入閱讀和研究，使路遙形成一個明確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應該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所生活的時代的宏大記錄。
柳青生病期間住在西安陸軍醫院時，路遙去看望過病危中的柳青。此時，柳青的去世，對於少年時就崇拜這位偉大作家的路遙，心裡油然而生無限的悲慟。路遙將這種深深濃濃的痛苦，沉澱了兩年之後，飽含對這位堅強的作家的崇敬和緬懷之情，寫下了《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第6期）。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各種思潮風雲迭起，舊有的文學觀念和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紛紛受到質疑甚至否定，路遙關於柳青的紀念文章，針對社會上「柳青貶值」的言論，從柳青作為一個作家的精神和文學成就，進行了高屋建瓴的闡釋，旗幟鮮明地捍衛了柳青的精神和文學。
文章的意義不只對於柳青和中國當代文學，還在於作為一個範例，表現了路遙的精神高度，能夠衝破重重歷史迷霧、理解一個偉人的偉大之處的人，他自己必定與這個偉人相通。《病危中的柳青》在發表的當時，就使行中人對路遙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文中，路遙表現出他對柳青創作宏大生活題材、宏大結構和史詩般規模的藝術的嚮往和追求。
作為一個藝術家，他是有理由為自己已經創造的東西驕傲的：在我們已有的文學基礎上，他自己新建築起來的藝術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時代任何人的建築要宏大和獨特一些……可以指責這部書中的這一點不足和那一點錯誤，但從總體上看，它是能夠傳世的……是的，在沒有更輝煌的巨著出現之前，眼下這部作品是應該佔有那個位置的。（路遙《病危中的柳青》）
隨著中國作協西安分會的恢復工作，一大批被下放的作家也已紛紛歸隊，文學活動密集展開。1980年7月10日，《延河》編輯部在陝西的太白縣召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出席者有以寫農村題材為主的中青年作家、評論家共20多人。會議聽取了當地有關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介紹，參觀了農村生產大隊，並就幾位青年作家的創作進行了個人和大家評價結合的小結。
座談會開得很是活躍，一大批「解放」了的老作家仍然懷有熱愛文學的飽滿激情，雖然經歷磨難，但重獲新生一般地精神矍鑠；新一代作家朝氣蓬勃，活力四射，且幹勁十足。鄒志安幾個人晚上躲在空寂的會議室裡寫未完稿的小說，直至深夜。
會議期間，在去太白山森林公園遊覽的路上，大家擠在一輛中型麵包車裡，輪流出節目，賈平凹為大家講故事，路遙則難得狂放地給大家唱陝北民歌《趕牲靈》。唱完，又一句一句解釋意境，將這首民歌演化成一個令人感慨的人生故事，言語裡流露出濃濃的對家鄉的愛戀。然後，又和同是陝北人、在作協工作的李秀娥對唱起信天游。大家誇路遙男中音的嗓子好，唱得也好，不愧是陝北長大的後生，生來會唱信天游，應該去搞聲樂。路遙笑著說，他沒有聲樂這個天賦，只能與文學結緣了。
路遙與賈平凹、陳忠實、京夫、鄒志安等合影
1981年春，北京傳來了好消息，路遙在28歲時創作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這無疑更增強了路遙創作的自信。去北京參加頒獎會時，恰逢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向他約稿。路遙答應下來。那時刻，路遙想起了一個題材，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他一直想寫出來。那是積澱在內心深處很久的一段感情經歷，由於這是自己壓抑已久、刻骨銘心的情緒記憶，一旦打開，情感的波濤就會噴湧而出。路遙意識到這個題材對自己極為重要，必須經過理性的過濾和思想的關照，才可能揭示廣闊的意蘊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隨隨便便寫出來，可能會把一個重要題材糟蹋了。
早在1979年，路遙就開始嘗試著進入創作。他為這部重要的作品取名為《你得到了什麼？》，寫完以後，自己覺得很不滿意，沒有傳達出深層的東西。第二年，他又另起爐灶，但依然沒有寫出能震撼人心靈的那種內在的思想與情感張力。他苦悶、他絕望、他憤怒，親手把自己寫出來的東西一頁頁撕掉。此時的他，彷彿陷入到一片沼澤地帶，在四處無人的絕境中進行一場悲壯的長征。但是他依然像一個宗教徒一樣虔誠地等待著靈光一閃的那一個時刻的來臨。（賀智利《黃土地的兒子》）
在準備了兩年之後，路遙對這篇小說從思想上和藝術上已經考慮得備受折磨時，終於感覺穿過了障礙，可以進入實際表現了。
1981年夏天，路遙背上一個軍用旅行包，回到陝北，回到黃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縣招待所，開始了《人生》的寫作。
當時，甘泉縣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兩層窯洞建築，一層是石窯，石窯上面是灰磚薄殼窯。全招待所只有一層的石窯有一套兩個窯洞組成的甲級房子，也就是現在說的套房，是專門用來招待上級領導和貴賓的。
路遙每次來甘泉，縣上都安排他住在這套窯洞，食宿全免，還特別要求服務員做好服務，尤其是在路遙晚上創作需要加餐時。
原來的招待所服務員談到路遙時，回憶說，路遙寫東西可用心了，也可苦了，徹夜不睡覺，前後房子裡擺的滿是書籍和資料，還有寫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亂了。他很和氣，卻一再叮嚀我們不要動這些東西，不然他就找不上要用的東西了。可是，當縣上的領導來看望路遙，見到房間裡亂糟糟的，就訓我們不盡責。時間長了，我們感到委屈，路遙知道了就對我們說，你們不動這些東西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領導們解釋，這不是你們的錯。
在21個晝夜裡，路遙的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窯洞裡伏案工作18個小時，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寫作。路遙感覺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有時候，思路不暢，他就短暫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走。
路遙反常的舉止，讓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白所長給甘泉縣委打去電話，說這個青年人可能神經錯亂，怕要尋「無常」（陝北方言，自殺義）。甘泉縣委則指示，那人在寫書，別驚動他。這是路遙自己後來聽說的一段趣事。
路遙在甘泉縣招待所寫作《人生》時，白描正在延安大學工作的妻子那裡度假。白描得知路遙也在延安市不遠處的甘泉，專程去看望路遙。只見小小屋子裡煙霧瀰漫，房門後鐵簸箕裡盛滿了煙頭，桌子上扔著硬饅頭，還有幾根麻花，幾塊酥餅。路遙頭髮蓬亂，眼角黏紅，夜以繼日的寫作，以致他的手臂疼得難以抬起。
路遙對白描說，他是憋著勁兒來寫這部作品的，說話時牙關緊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別人來拚命。
曾經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副廠長的張弢，時任陝西甘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館館長，與路遙有著很深厚的友誼。張弢對陝北風俗民情瞭如指掌，又十分善於講笑話和故事。張弢在政務間隙，不是拉上路遙到家裡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擦擦，就是讓路遙放鬆休息，給路遙講笑話講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滿嘴裡冒著血糊子」這個故事，路遙實行「拿來主義」，經修改加工，後來出現在《人生》當中。那個癡情的姑娘劉巧珍，為了讓心愛的男人喜歡，站在崖畔上刷牙，結果滿嘴裡冒血糊子，成為《人生》一個重要情節。路遙雖然講笑話能笑破人肚皮，但比起張弢來還要遜色幾分，路遙總是洗耳恭聽。
之前說過，路遙嗜煙如命，而且在一段時期，固定一個牌子，在路遙創作《人生》時，路遙自己帶的「鳳凰」牌香煙抽完了，急得團團轉，熱鍋上螞蟻一般。如今已經退休的楊子民，是當時甘泉縣委宣傳部通訊員，就幫助路遙在縣城到處找這種牌子的香煙，找了多家，就是沒有，辦法都想到了甘泉縣農副公司庫房，仍然沒有。最後，楊子民鼓足勇氣向當時的縣委書記喬尚法「求救」，終於找到了當時全縣僅有的兩條「鳳凰」香煙，帶給了路遙。路遙激動地連連感謝，說，有了這兩條「救命煙」，這稿子一定能成！
13萬字的《人生》，路遙用20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累得彷彿大病一場，他面頰泛黃、浮腫，兩條腿僵硬得行走困難。儘管身體極度疲憊，但是，心裡卻輕鬆了許多，畢竟了卻了多年的一樁心事。他不顧身體不適，將初稿裝進包裡，背在身上，先沒有南下回家，而是再北上千里，來到陝北的榆林。
正好陝西作協的作家任士增那些天也住在只有兩層窯洞式建築的榆林地區招待所，路遙風塵僕僕，顯得十分疲憊卻又異常興奮地趕來了，沒說什麼話，就從背包裡取出一個包裹，打開來，現出厚厚的一摞稿紙。路遙說，這是我昨天剛完成的一部稿子，寫了13萬字。然後路遙講述了那21天的種種艱辛，講述了張弢和招待所同志對他的格外照顧。
來看望路遙的榆林文聯的作家霍如璧問他，寫得這麼辛苦，為什麼不回西安休息，咋跑到榆林來了？路遙回答，他就是想回到這裡兜兜風，散散心，在榆林他感到舒心，來這裡是最好的休息。
然後，路遙提出，他打算去佳縣白雲山轉轉。
白雲山位於陝北佳縣城南5公里處的黃河之濱，這裡山水相映，白雲繚繞，松柏參天，廟宇林立，是全國著名的道教名山，白雲山因終年白雲繚繞，而稱白雲山，廟也因「山門無鎖白雲封」而叫白雲觀。
凡來榆林旅遊的客人，大都要到白雲山去看看，都說白雲山上白雲觀的簽很靈驗。路遙之前曾經去過，但這次他去白雲山，卻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簽。他抽到了令他滿意的一支好籤——上上籤，簽語是「鶴鳴九霄」。一抽出這一簽，道士就說，啊！你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陝北高原行走了半個月。回西安途中，路過銅川，路遙把小說一字一句念給在銅川礦務局鴨口煤礦采煤四區工作的弟弟王天樂聽了一遍。路遙念完小說，流下了熱淚。路遙對王天樂說：「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動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動上帝。」
回到西安，一天，路遙和妻子林達一同來到李小巴家裡。路遙向李小巴講述了農村「分田到戶」的情況，之後他說，他用了不到一個月寫出了一部13萬字的小說，他感覺較以前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裡》都好。林達說，她讀原稿時都哭了。
隔了幾天，路遙把原稿拿給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後，認為這是路遙在小說創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說的最初標題是《你得到了什麼？》，李小巴說，這個題目不合適，旨要和涵蓋都不夠，但一時也想不出合適的題目。
李小巴是用了兩天時間看完這部作品，第三天和路遙交換意見的。李小巴肯定了作品中鄉村生活部分寫得好，主人公進了縣城後的生活，相對而言遜色一些。應加強主人公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與現代觀念間的心理衝突，不要過分地纏套在愛情這一情節線中。
交談中，路遙說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時，笑著說，像個外國人的名字。接著，路遙又說，自己這部中篇裡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蘇聯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的後兩個字。
1981年秋，路遙將稿子寄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王維玲。不久，便收到王維玲熱情洋溢的回信，對這篇小說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年底，又專門把路遙約到北京修改作品。
「人生」這個題目，就是王維玲和路遙一起商量確定的。之後，王維玲又將《人生》轉給《收穫》雜誌，這樣這篇小說就可以在雜誌上與出版的單行本同時發表、出版。
自五四運動前的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魯迅小說《狂人日記》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有了標誌性的開端。也就此表明，文學史不僅由作家、作品、文學社團、文學流派組成，文學期刊在文學發展中，也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它為作家們提供了一個個富有生機的園地——文學期刊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作品的問世，扶持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走上中國現當代文學舞台。
《當代》如此，《收穫》如此，《延河》亦如此。
《延河》在創刊後的十年裡，以及1977年7月恢復刊名後的幾年時間，發表了大量享譽文壇的優秀作品，不僅在陝西文學發展史上，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同樣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所以，可以驕傲地說，《延河》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不能不大筆書寫的一個刊物。也為陝西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作家。
1981年1月號《延河》，推出「陝西青年作家小說專號」，刊發了作家莫伸、路遙、王曉新、鄒志安、陳忠實、王蓬、賈平凹、李天芳、京夫的小說。
1981年2月號《延河》，又推出「陝西中年作家小說專號」，刊發了李小巴、蔣金彥、徐岳、峭石、趙熙的小說。
兩期小說專號的推出，充分展示了陝西中青年作家隊伍的實力。
也就在1981年的2月，中共陝西省委通知，任命胡采為中國作協西安分會黨組書記，王汶石、李若冰為副書記，杜鵬程、王丕祥為黨組成員。由文學理論家和作家組成的中國作協西安分會新領導班子，既專業，又有活力，讓作協的工作正式駛上了陝西文學事業大發展的高速軌道。陝西文學呈現的生機盎然的景象，毫不遜色地進入到中國文學大繁榮的全景中。
1981年12月8日，《延河》舉辦了1980年10月—1981年9月發表的短篇小說評獎活動，獲獎的作品有：《詩聖閆大頭》（王曉新）、《雪花飄飄》（莫伸）、《姐姐》（路遙）、《喜悅》（鄒志安）、《尤代表軼事》（陳忠實）、《銀秀嫂》（王蓬）、《琴姐》（賀抒玉）等。
這些獲獎的作家是陝西文學生力軍，幾年後他們也被稱為「文學陝軍」。
《延河》頒獎會一年後，大型文學期刊《收穫》1982年第3期發表了路遙醞釀兩年、21天寫完的中篇小說——《人生》。與此同時，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這個小說的單行本。
改革開放初期陝北高原的城鄉生活構成了《人生》的時空背景。高中畢業生高加林離開土地又回到土地，再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這樣人生的變化過程構成了其故事構架。在城鄉交叉地帶，通過青年人的愛情故事的描寫——高加林同農村姑娘劉巧珍、城市姑娘黃亞萍之間的感情糾葛，強烈地體現出變革時期的農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艱難選擇的悲劇。
《人生》的意義，在於塑造了高加林這個富有歷史和時代內涵的當代農村青年形象。這個形象是深刻的，也是豐富複雜的，他的全部行為幾乎都來自個人出人頭地、改善個人境遇的慾望，所以，他是真實可信的。然而，在路遙展示的城鄉文明對立差異的背景下，高加林的所謂個人的自私動機和慾望衝動，又來自於歷史，來自於不合理的現實。他是歷史的現實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產物，又是歷史的現實的全部必然要求的產物。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文學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感覺很強烈的是，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壞兩種……「四人幫」時代結束後，儘管中國文學擺脫了禁錮，許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會問題並在讀者群眾中引起巨大反響，但仍然沒有對這一重要問題作根本性的檢討。因此，我想對整個這一文學現象作一次挑戰性嘗試，於是便有寫《人生》這一作品的動機。我要給文學界、批評界，給習慣於看好人與壞人或大團圓故事的讀者提供一個新的形象，一個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壞人」的人。對於高加林這一形象後來在文學界和社會上所引起的廣泛爭論，我寫作時就想到了——這也正是我要達到的目的。（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人生》發表後，立即轟動了整個中國文壇，被視為當代文學一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力作。因為小說所塑造人物的真實，因為「高加林」這樣的農村青年所面臨的艱難選擇，因為所反映的城鄉差異帶來的種種矛盾，正是中國的現實。《人生》不僅在文學界產生了非常大的反響，更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廣泛關注，它由文壇走向了知識界、走向了大學校園、走向了工廠農村，更走進了千千萬萬各行各業讀者的心中。
全國各地報刊短時間內，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其中，專論「高加林」的文章就有30多篇，文學界形成路遙研究的第一個高潮。一時間，關於「高加林」、關於「高加林與劉巧珍的愛情悲劇」，在全社會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對高加林的是非評判，不同層次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上展開了激烈交鋒，理解的聲音、肯定的聲音和完全對立的譴責的聲音、批判的聲音，沸沸揚揚，熱鬧非凡，成為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個奇特景觀。
高加林又是理所當然的當代英雄，他之受到城鄉廣大青年讀者的普遍歡迎是必然的，因為他的要求代表著歷史的方向，代表著未來，他是後來中國社會、農村社會所進行的巨大歷史變革的一隻報春的燕子。不是所有人，當時都能認識到他的意義，包括作者自己，否則作者就不會讓他作為一個道德的被審判者、一個失敗者，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剛剛走出的家鄉。不是他不應該回到自己的故鄉，而是作者不應該以自己的口和德順爺的口，對他進行那麼多的訓導。（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著名作家陳忠實在後來談到自己創作的心理歷程時坦言，當時，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準備出版的時候，路遙的《人生》發表了：
我讀了《人生》之後，就一下子從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為路遙的《人生》在我感覺來（路遙比我年輕七八歲），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離拉得很遠。因為路遙離我太近了，路遙的《人生》對我的衝擊遠遠超過了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對我的衝擊，因為這個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個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說閒話，還說他跟哪個女的好過……就這麼生動的一個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遠……《人生》一發表，我就感覺到了什麼是表層的藝術，什麼是深層的藝術，在這一點上我感覺路遙《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遙個人的突破，而是文學回歸文學7684本身，擺脫強加給文學要承載而承載不了的東西。所以，這種突破，路遙顯然就獲得了一種很大的自信。（陳忠實《有關寫作的三個話題》）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遙始料未及。路遙後來與評論家王愚在《談獲獎中篇小說〈人生〉的創作》裡坦言：原來在寫這部作品的時候，他確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反響。因為他寫農村題材，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寫它，這部作品的雛形在他內心醞釀的時間比較長，從1979年就想到寫這個題材。但總覺得準備不充分，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想通，幾次動筆都擱了下來。然而不寫出來，總覺得那些人物衝擊著他。1981年，下了狠心把它寫出來。他說只想到把這段生活盡可能地表現出來。
路遙與熱心讀者
小說《人生》發表之後，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後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定我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你看」。與此同時，陌生的登門拜訪者接踵而來，要和我討論或「切磋」各種問題。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亂中添忙。刊物約稿，許多劇團電視台電影製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裡驚醒。一年後，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經成了「名人」，親戚朋友紛紛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當時分文不帶而「周遊列國」的文學浪人，衣衫襤褸，卻帶著一臉破敗的傲氣莊嚴地上門來讓我為他們開路費，以資助他們神聖的嗜好，這無異於趁火打劫。
也許當時好多人羨慕我的風光，但說實話，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條縫趕快鑽進去。
我深切地感到，儘管創造的過程無比艱辛而成功的結果無比榮耀；儘管一切艱辛都是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許在於創造的過程，而不在於那個結果。（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