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宣稱自己天生注定成為當代中國史學家，未免太過狂妄自大。不妨換一種說法：命運獨惠我許多機會，可以站在中間階層，從不同角度觀察內戰的進展。命運同時讓我重述內戰的前奏與後續。在有所領悟之前，我已經得天獨厚，能成為觀察者，而不是實行者，我應該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會擴大自己的視野，以更深刻的思考，來完成身份的轉換，從國民黨軍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記者，最後到歷史學家。但在我離開安亞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運預定說的同時，我也甩掉了中國文化要求集體化的最後一絲負擔，開始獨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間，懷著同樣信念的人也採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須吞下內戰終結及其後的苦果，相較之下，我永遠無法逃脫機會主義者的批評。但直到今天，種種機會的組合如何運作，我還無法理解其奧妙。我必須詳細檢視自己，確定哪一部分是機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識的安排。首先我要說的是，我的那些狂熱朋友讓自己捲入中國政治漩渦的核心，但我年齡卻比他們小。外表看起來，這樣說很是奇怪，因為通常鹵莽才是年輕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齡的象徵。但在這個例子中，五四運動的時機造就了一切的差別。中國最激進的年齡層約比我大十到二十歲。我成長時，煽動文宣和街頭抗議的衝擊已大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輩中，領袖及烈士都比較少。我到作戰部隊的前線去碰運氣，沒想到前線卻是學習政治教訓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學到，如果中間地帶沒有體制上的聯結，鼓吹更好的績效是不可能的。這種領悟一定降低了我對崇高的預期。接受現實的我，從此以後也就減弱我的野心。在其後數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讓自己有更多機動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個因素可能才是決定性的。在整個求學時代，我一直在父親的羽翼之下。在我的衝動背後，總是有他謹慎態度的影子，無論我是否察覺。
在我詳細闡明之前，我要講一段軼聞：
許多學歷史的學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旗下的軍事指揮官。但這並非事實。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逝世於北京時，他在廣東的軍事將領一直是許崇智。蔣是黃埔軍校的校長，同時也是許將軍的參謀長。孫去世後，廣東的國民黨政府鬧派系分裂。一般認為蔣走的是中間路線，因此能團結國民黨，進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愷被暗殺時，右派的胡漢民據說和刺客還保持聯繫，於是蔣趕走他。接下來蔣就趕走許將軍，因為許同樣也涉案。許恰巧私德不檢，他在廣東沉迷賭博，常和風塵女郎來往。未來的委員長先擺平他的部屬後，再邀許將軍共進晚餐。觥籌交錯之際，蔣建議將軍可以到上海休息三個月，由身為參謀長的他在廣東清理門戶。將軍得知屬下都已同意後，仍想替自己開脫：他至少需要幾天工夫來處理家中私事，之後才能離開。這時蔣介石明確告訴他，許夫人和子女已在碼頭的船上等他。許崇智在城裡享樂時，他的參謀長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從他的家人著手。許將軍震驚之餘，晚餐後立即搭船到上海，從此不再回來。他應當很有風度地接受整件事，因為依照當時軍閥的慣例，在最後一道菜還沒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帶到後院槍斃。這場不流血的政變讓蔣介石登上國民黨總指揮官的寶座，並統領大軍北伐。
我不知道這故事是否已形諸文字，我覺得有必要。這一時期的專家應該可以證實或駁斥意義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寫下來等待專家的證實，因為我認為我的來源相當可信。告訴我這個故事的父親，也曾當過許崇智將軍的參謀長，尤其是在許當舊十四師的師長時（和我後來在雲南服務的新十四師不同）。在蔣介石之前，我父親黃震白和許崇智已認識了很多年。
我父親的故事屬於這個時點。他以間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輸我，革命修辭和行動是有所差別的。就某方面來說，我的歷史觀來自他的教導。
我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這樣的背景正適合中國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貴州、雲南和中南半島，從海豐搭船到廣東，最後到了福州。在20世紀初，這名年近三十、常在飢餓邊緣的孤單流浪漢，加入秘密會社「同盟會」，也就是國民黨的前身。
在滿清末年，同盟會的革命黨人擬出一套策略，企圖影響新成立的陸軍和海軍。他們從海外籌資，黨人帶著整袋白銀和成捆鈔票，進入軍營或登上軍艦，和軍隊接觸。有時密使會被抓到，很快就被處決，甚至沒有人會提他的名字。同時陸軍或海軍的人員就把錢財納入私囊，什麼事都不做。同盟會於是將策略改成滲透，或派人進入軍隊。父親就是如此，他在福建進入省立的軍校唸書，當時的校長是一位旅長許崇智將軍，和父親的年齡差不多。父親成績優秀，不僅第一名畢業，從許將軍手中領到一枚黃金獎章，而且還勸他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南部各省立刻宣佈獨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轄。許將軍扮演重要角色，將福建省交到革命黨人的手中。父親當時已經從軍校畢業，立刻成為許將軍的參謀長。在當時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現代陸軍還在萌芽期，各省強人只聽自己的命令，中國開始踏上軍閥之路。
革命黨人宣佈成立共和國後不久，就面臨袁世凱圖謀將自己的總統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於是誕生，但革命失敗，同盟會領袖逃到日本。我在東京時，一位海外分支機構的資深國民黨員戴愧生先生，從馬尼拉僑界到東京進行短暫拜訪。他是父親的老戰友，也是在日本黨員的老同事。他告訴我，我父親在舊國民黨內的資歷有多深。這組織顯然未能擺脫地下社會的特色，即使在流亡期間，黨員仍然很在意階層。
當時會產生稱帝的企圖，代表民國體製造成尷尬處境。在這方面法蘭克·古德諾（Frank Goodnow）博士說對了。他評估中國此時還沒準備好迎接共和制度。但帝制本身就是尚未準備就緒的根本原因，如何能成為解決之道呢？革命黨人在提倡自由民主數十年後，難道要向這個憤世嫉俗的人磕頭嗎？對這個剛宣誓當民國第一任總統並立誓保衛民國的人，難道要對他奉承說：「皇上聖明，臣等愚見不及一二」？孫先生的黨人，也就是自稱「中華革命黨」的這群人，被迫有所因應。父親返回湖南後，旋即遭到逮捕，原來當局懸賞捉他。他在友人暗中幫助之下，在千鈞一髮之際逃脫。我的一位堂兄就沒這麼幸運了，他被送到北京去，擁護帝制人士把他放在鐵床上，下置炭爐，要他招出秘密情報，要他叛黨，他就在被火燒的情況下被折磨至死。但雲南起義和輿論獲得最後勝利，袁世凱被迫取消稱帝計劃，羞憤而死，時為1916年。許崇智將軍重回崗位，先在福建，後來到廣東。父親也重當參謀長。
但袁世凱之死並沒有帶給中國和平，只是象徵開啟了十年的無政府狀態。次年，中華民國分成北部和南部。當時的大元帥孫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當時加以實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廣東政府也是南部各軍閥搶奪的目標，單是清除這些軍閥就可以構成「四次革命」。這時我父親覺得已受夠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親結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確定，這時他勸我父親回來完成未竟的任務，但並沒有說服成功。他並不知道，他的戰友已變成顧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東京碰到昔日戰友的兒子，但這個兒子已經三十二歲，正要展開自己的流亡之路。
我童年時，就已意識到父親比同學的父母老很多。但我並不知道，父親和我相隔的這四十歲，代表整個家庭跳過了一代，也讓我直接接觸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的延長奮鬥，這場奮鬥在他之前就已展開，在我這一生恐怕還不會結束。情勢如此，卻帶來一些不便。父親提早退休，第一個付出的代價便是貧窮。全家不曾餓過，但我們少有特殊享受，簡單的正餐外更少有點心。長沙街頭販賣著蕃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陣陣香氣一再提醒我，我從童年一直餓到青少年。中學開始上英文課時，我好盼望能擁有生平的第一枝鋼筆，但我們家的預算只容我帶一枝墨水筆，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時，同學在鞋子上加橡膠套鞋，閃亮又時髦。我卻笨拙地踏著木屐，發出惱人的聲音，令我無地自容。我抱怨上述情事時，父親會告訴我他年少時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願沒有得到滿足，一點都不相信我們家的困苦和中國的命運有任何關係。
父親顯然對許崇智將軍的評價不高，但他的這位長官兼「教師」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傳統的忠誠及他的自尊驅使下，他不可能去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謀職，而說起來在舊國民黨的階層中，蔣還在他之下。他同時還考慮到，他離開黨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資少，還得忍受素質能力不如他的長官的羞辱。但他沒有其他選擇。母親常告訴我和弟弟：父親犧牲很多，他希望我們日子過得好一些。我們應該專心學業，準備上大學。父親希望我們當工程師，或是靠建設性的工作來體面賺錢，不要當政客或軍人，更絕對不要當革命黨人。
對緊張和過度擔心的父母來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長沙絕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時期，三天兩頭就出現公開處決共產黨人的場面。甚至很難避開街上的行刑隊伍，因為太過尋常了。通常隊伍前會響起尖銳的號角聲，士兵亮出槍尖上的刺刀，大叫：「殺！」囚犯的手被反綁，在推擠之下走過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臉色潮紅，大吼大叫，表達不滿及反抗。他們甚至無法有尊嚴地死。
傳統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紙貼在竹片上，掛在犯人的脖子，紙片上用黑筆寫著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紅筆重重畫上一筆，象徵依法結束犯人的性命。在隊伍中總有光腳的小孩穿梭奔跑，興奮地咧開嘴，將整件事當成玩樂嬉鬧的場合。不論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論上贊成階級鬥爭的書獃子，在執行死刑時都沒有差別。顯然有些年輕男女是受到牽連才喪生。有時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開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學時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執刑的現場。但有一個叫做邵先慧（音譯）的同學比較大膽，他先看過後，再轉述將他嚇壞的經驗：他想看清楚一些，於是爬到附近的樹上。第一個犯人被砍頭時，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噴出一堆血。同學說，他被嚇壞了，緊緊抱著樹幹，閉上眼睛，後來才發現自己的指甲抓著樹皮。他不記得自己如何從樹上爬下來。
在1930年，毛澤東的第二任太太被處決，楊開慧是我三舅母的親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過她，我們瞭解這個事件的一些細節。法官判死刑時，會讓犯人選擇槍斃或砍頭。她選擇前者，因為她不想讓頭顱被掛在公共場合示眾。在毛澤東被宣佈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只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扎。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裡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鈞，也被當成共產黨員處決。行刑前一星期，我父親去獄中看他，勸他請求寬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斷然拒絕。他死時，只有二十出頭。他的死在我們家投下陰影，父母親提到他時，都會降低音量。
我念中學時，我們的學生代表大會蠢蠢欲動。代表大會雖然和共產黨沒有直接關係，卻要求撤換省主席任命的校長，並質疑軍訓課的存在，這也觸及省主席的權威。父親要我置身事外，我不聽，他居然親自跑到學校，看我是否成為活躍分子，讓我又羞又氣。我氣急敗壞，因為父親再也找不到在同學前羞辱恥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靜一些後，父親才對我解釋，激進主義很少出自個人信念，通常是來自社會壓力。在大眾壓力下，可能做出事後頭腦清楚時會後悔的許多事。我瞭解他為人父母的焦慮，但我並沒有被安撫。青少年不可能自滿於當老爹的嬰兒。
多年後我才開始體會他話中的要點。由於省主席何鍵的干預，這場學生抗議失敗的一塌糊塗。校長仍然留任，必修的軍訓課仍然照舊。在這起不成功的事件中，高喊大罷課和示威最大聲的四十五名同學，全都被退學。由於拿不到轉學許可，他們無法進入湖南省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學校。我不知道他們的下落如何，如果有些人變成共產黨員或是立場左傾，我也不覺得訝異，因為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事。就這點來說，共產黨結合了敵對或不滿國民黨政權的人，一開始不見得和馬克思主義有關。只要想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聰明地想到，校長的撤換、以及軍訓課的時段和長度，雖然頂多不過是地方的事，但仍和全中國的政治之間存有可疑的關係。連蔣介石都沒有辦法進行全面改變，因此我們就應該謹言慎行，因為稍微介入可能演變成認真投入，連自己都不自覺。
因此，我們應該當懦夫，乖乖接受命運的安排？不，父親向我保證，他只是希望我們不要成為不折不扣的傻子。說也奇怪，他要我們謹慎的根本思想，和毛澤東激進行動的根本思想幾乎沒有差別：革命是醜陋的字眼。革命是對自己的同胞宣戰，因此不值得歡欣鼓舞，也不值得誇耀稱讚。但父親的訊息不同於別人的煽動造反。父親的想法自然而然會導致以下的結論：要盡可能避免革命的發生，如果避免不了，個人應注意其缺失和詭詐之處。以父親在民初的親身經驗來說，革命黨人失敗就成為烈士，但革命黨人的領袖成功時就可能變成軍閥。除了許將軍以外，父親還非常瞧不起黃興。黃興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們的親戚。1911年4月，離武昌起義只有幾個月，同盟會攻佔廣東巡撫衙門，黃興成為英雄。雖然他有借口，但圈內人知道，起義失敗時，他逃離現場，追隨者卻被逮捕，隨後成為烈士。
一個對革命持這麼負面看法的人，必須證明自己曾盡心努力過，才能鞏固他的立場。我知道父親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從別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時，他會看著報紙的人名，指出他還在國民黨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記得戴愧生這個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當時革命黨人的情懷。）因此，約十五年後，戴先生進來辦公室，需要在東京的交通工具時，我在安排妥當後膽怯地問他，是否還記得黃震白。「黃震白，當然！」他大叫。後來我請他和幾位朋友吃晚餐。能夠從他那裡聽到先父青年時期的事跡，實在很欣慰。但我知道，體力的勇敢絕對不是我們家族的特徵。父親一定努力證明過，在逆境時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證明自己不是戰場上的懦夫一樣。
想起父親，不覺勾起傷心的回憶。1936年，我獲得南開大學減免學費的獎學金。當時他一定認為，多年心願就要達成，眼看兒子可以走向不同於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對日本開戰，全國一片混亂，他的夢想也被戳破。然而，戰事發展成全面的戰爭時，他雖然不安，卻更高傲，送走兩個志願從軍的兒子。「這場戰爭我們絕對不能輸。」他以複雜的情緒說。他來不及知道珍珠港事變，更不用說抗日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慶幸的是，弟弟從國民黨軍隊的交輜學校畢業，從軍三年，最後又回到學校，完成大學學業，經過一連串的長期奮鬥後，從斯丹福大學獲得機械工程的博士學位。父親至少有個兒子實踐他的夢想。
父親如何影響我成為歷史學家呢？他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在安亞堡居住多年後，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項壞習慣，不再對歷史的呈現方式生氣，因為此舉不會增進知識，只會增加史學的破洞。我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懷疑論者，但我仍然學到，要想像公眾人物背後的動機（包括同行的歷史學家），而不是完全贊同他們的聲明，納米爾或畢爾德（Beard）應該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實證主義自然有其缺失，如果應用得太狹隘，可能過早認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適者生存」的信念。命運預定說的教義，或說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決之道。中國的內戰不只是信仰或恩寵，不只是救贖或詛咒，而應該被認定是現代史上驚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過程牽涉許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內戰結束時，許多條件再也無法還原。這些條件再摻雜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驅策中國踏上不歸路。起初，整個發展似乎顯得離奇古怪，難以理解，包括紅旗下的中國，但隨著時間演變，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變得較為可信，比較可以和中國的過去並存。這些在在使我們相信，這就是成形中的歷史。擁有億萬人口的國家其力量無法抗拒，這些行動就肩負起這個力量，試圖突破一百多年來的僵局，因此將超越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一個社會階層的利益，以及任何政黨的口號。
這個解決之道已經注定好了，凌駕於我們的道德判斷之上。
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同意西方作者的共識：國民黨的運動失敗了。但我覺得，不應該只強調其負面。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國民黨的運動可以算是壯觀的失敗，在最終的失敗前，畢竟經過辛勤的努力，打造出許多成就。在古老的下層結構和現代化國家的要求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終究無法加以填補。
蔣介石的政符，是第一個給予中國人民方向感和希望的政府。它現代化的外觀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以至於願意與它談判，廢除大多數的不平等條約，結束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羞辱和奴役。他的政府是第一個現代中國的政府，動員全國抵抗一個一流強權的全面入侵，而且最後還能勝利告終。這個政府的成功大多出於人類的意志，而不是組織的效率。經過八年抗戰後，這種意志無法再持續，組織更受到質疑，讓它毫無自保的能力。它甚至無法保護自己的威望。因此其失敗更顯得一發不可收拾，甚至足以成為整個國民黨運動的特徵。
國民黨政府從中國過去所承襲的最大障礙，就是政府財政。皇帝的命令在於維持全國的安寧與平衡。帝制中國沒有能力動員整個國家一致投入戰爭，也無法和組織動員能力如此良好的敵國進行經濟競爭。因此，為這些目的而籌資，成為民國的嚴重問題，無論由誰來掌權都一樣。1911年的革命成為頭條新聞時，孫中山正在美國旅行。他沒有趕著回國，反而到英國去尋求貸款，這時他還沒就任民國的臨時總統。袁世凱與共和分子的第一場爭吵，起因於向國外的銀行財團借錢。表面看來，1917年中國分裂成南北兩邊，似乎是因為辯論是否該對德國宣戰。事實上，以北方軍閥為代表的派系想利用對德國宣戰，取得日本西原的貸款。孫中山宣佈背棄西方強權，並在1923年新年前夕擬定親蘇聯的政策，原來他打算以南部沿海稅收的盈餘支撐廣東政府的財政，但美國等六個強權卻發動海軍示威，計劃因此失敗。美國等國希望用稅收來償還中國的對外貸款，支付以前的戰敗賠款，而且應該送到北京，以維持海關的獨立完整。
在對日抗戰之前的十年，國民黨的南京政府達成關稅自主，設置中央銀行，歲入來源是沿海關稅、鹽稅和統稅（即消費稅），並透過發行公債來消除赤字。對於這些財政措施，贊成的批評家認為很進步，反對者則評為倒退，但他們卻都被國民黨的現代化外觀所騙，以為一旦有政策，就一定有替代方案，選擇時必須反映政府追求的經濟目標。但事實上，國民黨政府沒有選擇或替代方案，財政措施都是以求生存所需的元素組成的。有了財政措施，等於是向前邁開一大步，讓全世界知道，現代政府可以靠國內融資生存。無論是希望或幻覺，大有助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可信度，讓他贏得西方強權的同情，引起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憂心。幫助蔣投入戰爭的最有力財政工具，就是將銀元國家化，以不可買回的紙鈔作為法幣，1935年末實施，一年半後，盧溝橋就響起了第一聲槍響。
國民黨政府被趕往內地後，所有歲入頓時化為烏有。即使讓通貨膨脹也無法達到希望的效果。中國內陸到底有多落後，可以如此形容：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連血管都沒有。多年後，伊朗國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由於欠缺分配管道，國家財富只累積在上層階級，不但沒有實質利益，反而造成為難的處境。國民黨和蔣介石必須在戰時面臨更為嚴重的癱瘓後果，卻又不曾擁有消化不了的財富。隨著法幣數量的增加，鄉村地區開始回到以物易物，或是非法的銀元交易，至少可以降低部分的通膨壓力。紙幣數量多，流通地區又少，讓城市生活更難以忍受，暴利和貪污就此橫行。
問題可能在於，蔣介石為何敢在這種情況下宣佈抗戰？答案是他別無選擇。如果再對日本讓步一次，十年來的辛苦就會付之東流。除非他對日本攤牌，回應日本的挑戰，否則他就必須面臨國內控制不了的紛爭。沒有一個個人可以長期穩住一群軍閥、前軍閥、准軍閥，讓他們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要說共產黨鼓噪著要抗日。一向精於算計的蔣介石，此時也顧不得了那麼多，只能大膽應戰。一般不建議使用這種同歸於盡的手段，但有時它也能開啟新局。
實際上，蔣介石預期西方國家來救援。戰事剛開始時，他在公開的演說中宣稱，正在進行的「不只是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是日本和全世界之間的問題。」我持有的當時一本宣傳手冊指出，十八個月內，國際局勢應該將有利於中國。事實上珍珠港事變爆發時，離盧溝橋事變已經過了四年又五個月。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1937年時的我們都以為，戰爭可能要持續四年。但戰爭卻打了八年，一定超越大家的想像。美國人看到蔣介石在戰爭最後階段「搭勝利的便車」，勢必很難對他產生敬意。但對跟隨他投入戰爭，分享他的命運的我們而言，又是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了。我們的行動當然讓我們很羞愧：先貿然投入，再靠山姆大叔來救我們脫困。但對蔣或對我們而言，另一個選擇就是投降，在大東亞共榮圈中當兵。多年後，身為美國人和歷史學家的我，仍然無法相信，蔣希望美國參戰來幫助我們，他的評價居然低於立場相同的丘吉爾。中國最不名譽之處在於，等到美國參戰時，中國的武裝部隊已經沒有多少戰鬥能力。中國已經成為士氣低落的國家。
為維持龐大的軍隊、公務人員及其家人，國民黨政府在內陸省份實施「田賦征實」（以實物納土地稅），至於如何進行，幾乎沒有留下記錄。就我們所知，其過程不可能井然有序。從背景因素來說，稅籍不過是一堆混亂的舊資料，幾乎沒有兩個縣採用同樣的編排標準。有些地區明白承認，原始資料是明朝時留下來的。徵稅時通常算出穀物有多少擔，折合成銀兩後，再換成為法幣的元及分。基本稅率很低，但有無數的附加稅捐，每個地區都不一樣。而且，佃農還進一步劃分他們的小塊土地，加以出售或抵押，但沒有同時移轉納稅義務。這些習慣行之有年，唯一的結論就是，許多納稅人僅能口，稅後所得要分配給地主、承租戶、佃農和債主，人人只分到一點錢。這些背景因素造成土地稅收一開始就很微薄。雖然回歸以實物納稅，但無法避免在無數情況下稅負忽然大幅增加。地方官吏和村長不知用何種公式定出地區的配額，這種方法無異要求用中世紀的制度來承擔現代戰爭的主要財政負擔，悲劇的下場一定很常見。白修德報道，河南有一次發生饑荒，國民黨軍隊仍然向人民徵收食物，使饑荒更加惡化。情勢使然，類似的情況一定曾發生過。
美國加入太平洋戰事後，華府贈予中國三億美元，以穩定通貨。部分的錢用來在美國購買黃金，再運過「駝峰」，在中國市場出售，換成法幣。這個措施的好處是可以抑制通貨膨脹，但很少人提到。不過，美國大眾卻常被提醒，這批貴重金屬落入和國民黨關係密切的有錢人手裡，最後轉入美國投機市場，並在西半球購置不動產。重慶國民參政會中的部分成員大為震驚，竟天真建議，請美國列出這些人的姓名及資產，以便課稅。但見識較廣的同事告訴他們，這種請求絕對得不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尊重。
為什麼國民黨不能像共產黨一樣，積極運用鄉村的資源？下一章會有完整的回答，部分原因和共產黨的本質有關。但簡單的說，中國土地持有制度是過去數百年來法律和社會制度的產物，符合當時封閉和不具競爭的地位，問題大到無法片面改革。如果沒有重整村落，就無法在行政上擴大稅收。在抗日期間，共產黨算是部分成功，原因在於他們可以不必靠上層結構來運作。他們的核心幹部並非官僚，徵兵和賦稅不必符合以都市中心為網絡的組織要求。由於這層關係，共產黨的戰爭行動必須有選擇性，而且要零星。然而，其特殊的動員方式已和國民黨產生衝突，因為後者必須守著「法治」的綱領，才能維持內在的凝聚力以求生存。
我隨著朱世明將軍到台北時，更加肯定我原先的想法：蔣介石必須包容身邊的各種元素和人物。如果蔣介石比實際上能做主，他可以逮捕朱將軍，或是讓他繼續當國民黨的外交官。讓一個自己信任的副手被吼出辦公室，又私下表達對他的個人關懷，這樣毫無邏輯可言。這次事件的意義必須對照蔣的個性來看：他並非沒有決心的人。孫中山去世後，他在廣東的作為充分證明他善於採取迅速的行動，不論是否有父親告訴我的許崇智這一段故事。1927年4月，他突襲共產黨，再度展現他的敏捷。即使是毛澤東，回憶起與蔣在江西的五次對戰中時，也只差沒公開稱讚他，在起初的挫敗後，還能迅速集結軍隊，繼續作戰。上海之戰並非失誤，而是一次賭博。也就是說，局勢需要蔣採取行動時，他不曾猶豫過。
蔣介石最大的敵人來自後方。為求繼續作戰，他必須團結一群各省強人和政客。由於他不曾完全掌權，因此不可能有更大的決策力。他接掌政權時，中國還沒有經濟或財政基礎，不足以像現代世界統一的國家一樣行動。一般認為他無意改革，但其實剛好相反，國民黨政府在他統領之下開始許多革新的計劃。在抗戰前，農村信用機構和合作社都已設立，鄉村改造學校已準備就緒。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下設農鄉管理系，我的朋友范長江一度就學。在戰爭期間，也採取類似的措施。在湖南的南嶽，甚至還有一個游擊訓練班，除傳授機動戰爭的戰術外，還設有鄉村動員的課程。這些努力全都一敗塗地，原因很熟悉：在中層階級沒有足夠的社會關係，無法據以建立有效的指揮管道，而在鄉村地區，整體的下層結構近乎明代時的架構，不像20世紀應有的組織。
蔣為求心安，安撫以前敵人，疏遠他的朋友和追隨者時，無法得到外國觀察家的尊敬。我從《史迪威文件》首次得知，即使他的妻子和妻舅，也被他視為只能信任一半的政治夥伴。難怪史迪威不屑地形容他是「花生米」。
我起初尊敬蔣介石，也許正如郭沫若所說的，因為我是他的「忠誠信徒」。但隨著時間進展，崇拜轉成同情的瞭解。身為歷史學家的我最後終於看到，對於國民黨運動和其領導人蔣介石來說，命運賦予他們的行動範圍相當有限。
書寫這些段落時，我完全清楚，蔣介石很容易被抨擊，不太容易替他辯護。我無法替他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的行動辯解，當時他沒有預警就逮捕共產黨員和勞工工會分子，隨後將這些人加以處決。我看不出他的恐怖統治有何智慧，連左派作家都被詛咒成一般的罪犯。即使我看出他維持秘密警察有其技術上的需要，我還是無法認同這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所犯下的殘暴惡行，我也提不出蔣不應負責的證據。但這些都無法阻止我澄清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他跨出大膽的步伐，正吻合歷史向前進的脈動。因此，即使失敗了，國民黨並非一無是處，更絕非只是退化的象徵。也因為這些原因，許多中國的飽學之士雖然沒有政治的野心或興趣，卻願意替蔣介石的國民黨貢獻心力。
我認真思索，得到以下感想：與其說蔣介石在領導公共事務時投注自己的性格，以求自己的滿足，不如說他準備好迎接注定的命運之約，以求領導公共事務。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軍校，我們聽到「我們的校長」要來時，整個學校一片騷動。我們把整個學校裡裡外外翻了一遍，四處擦擦洗洗，給每個器具上油，預期他會來檢查。但最興奮的是，我們即將有機會和傳奇般的偉大人物面對面。我們全都知道，蔣介石有一度和幫會扯上關係。即使是我們的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少將，身為親近蔣的弟子，都不諱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賺了一票。在我們的印象中，蔣是大膽無畏的英俊年輕人。這樣的印象大半來自經常被刊登的一張照片，拍攝時間是黃埔軍校成立時，照片中的他擺出很帥的姿勢，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徵他隨時準備行動。這時我們也已讀過王柏齡將軍的回憶錄。他在書中揭露，蔣不僅以個人信用借錢來維持軍校，而且還親自設計國民黨的軍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環孔，讓帽子向上翹，展現革命軍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讓第一期生在三個月內畢業，認為再稍微拖延，中國就沒有機會重生。到此時為止，依我們的標準而言，他具備偉大名將的種種條件：敏捷堅定，愛冒險，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義上，但能當他的學生就讓人心滿意足了。
等到我們見到本人，失望到了極點，簡直無法以文字描述於萬一。雖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長來時，如果誰弄亂了隊形，就是犯了嚴重的過錯，一定會遭到禁閉的處分，但校長致辭時，一些學生傾斜身體，希望能看清楚演講人，後排的學生則踮著腳尖。但他們的熱誠並沒有得到報償。蔣介石的態度既不敏捷，也不堅定，他動作緩慢又刻意。他的演說既無冒險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無趣。我們期望是軍人對軍人間的談話，像關起門來討論當今局勢，或是多少提到他過去的光榮歷史，但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告訴我們，要嫻熟基本工夫，只要熟練基本戰術即可，如果費心去思考戰爭的信念、概念，甚至戰略，都是浪費時間。如此這般，我們仰賴領導我們贏得孤注一擲的戰爭，進而改寫歷史的人，談話竟然像是教練班長一樣尋常。他還老遠從重慶來講這些東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戰時領袖中，沒有人像他一樣發表如此無趣的演講，不過也沒有像他一樣身兼所有軍校的校長。
等到我們要朗誦「軍人讀訓」時，他又親自當起教練班長。不過，他卻缺乏教練班長的體力和壓迫感。「我念一則時，」他輕聲說：「不要和我同時念。等我念完後，你們再複述一次。」他如此講究細節，追求完美！但是國語的「服從為負責之本」在他濃厚的浙江口音下卻成了「屋層外無炸資崩」。後來我們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憐的校長為樂。我可不願當蔣介石的公關人員，即使是最能幹的新聞官打造出的公眾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輕易摧毀。
又有一次，站在講台上的蔣突然發現，身為軍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聽眾中。他停下演講，請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氣婉拒。邀請愈來愈急迫，但戴非常謙虛，以同樣的決心拒絕。其後數分鐘，我們聽到麥克風傳來我們的校長蔣介石的聲音：「嗯嗯，請，請！」戴的聲音沒有連到麥克風，但從延長的懸疑氣氛中，我們可以推測出正在進行某些對話。這場謙虛的拉鋸戰終於結束，戴順從請求，走到台上，蔣才又繼續演說。站在聽眾中的我心中懷疑，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嗎？如果在數千名頂著鋼盔、站在太陽下的軍校生之前，都無法避免虛華不實的形式主義，在處理更重大的事件時，他們的優先順序只會更值得質疑。
多年後，我讀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有趣記載。司徒雷登博士曾任燕京大學的校長及美國駐中國大使，他知道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喪失了中國年輕一代的向心力。他於是去見蔣，建議他採用對年輕人更有訴求的計劃。他建議，蔣可以啟動任何「危險」的計劃，點燃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喜歡冒險的熱情」，讓他們轉而成為他的「自願宣傳者」。整個故事顯然很矛盾，因為司徒雷登博士是傳教士般的教育人員，理論上應當教導人和平生活，而他建議的對象不僅領導全國投入歷史上風險最高的豪賭中，而且自己在一生中指揮一場又一場的軍事戰役，從不間斷。平靜安寧絕非他生命的特色。
這些事件的不可解，以及整個蔣介石現象的謎題，只能放在更大的參考架構中，才得以就技術方面來解釋。我要重申，公平地說，蔣應該被視為歷史的產物，而非操縱一切的人物。就某一方面來說，我在成都見到的他，不再是數年前在廣東創設黃埔軍校時的他。蔣設立現代化政府的外觀後，也替自己創造出最尷尬的處境。他無法製造出讓政府系統運作的下層結構，只能讓一切維持現狀。戰爭爆發前，在南京政府掌控下，國家經濟的現代層面或許還有希望擴大成相當的規模。但1937年戰爭開打，一切的可能就此被打碎。司徒雷登提出建議時，蔣已經變得更絕望，因為在八年的求生奮鬥後，內戰竟接踵而來。
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中國的命運繫於鄉村改造所產生的突破。這個主題雖然常被討論，卻可以證實一個例證豐富的解釋，解決長久以來的指控，因為直到現在，國民黨和蔣介石仍被指責在這方面有所疏失。
正如蔣廷黻對費正清博士所形容的，國民黨對中國內陸的認識還不夠。蔣廷黻的意思一定是指某些地方有盲點，而不是指所有地方，因為學術單位在田野調查後，已出版中國沿海及內陸省份的土地利用採樣資料。內陸普遍都很貧窮；某些地方的佃農問題特別嚴重；數百年來都沒有進行全國土地普查或全面的土地改革：這些都是早已為人熟知的事實。但問題如何解決，解決方案如何普遍適用於各式各樣不同的情況，都還有待觀察。如果貿然採取行動，破壞微妙的平衡，反而會增加額外的問題。後來共產黨傾全力解決問題，打算一勞永逸時，村落卻浮現一些問題，連毛澤東都覺得意外，而毛澤東無疑是這方面的專家。就背景因素來說，中國的土地問題從來不可能採取截然劃分法：一邊是地主階級，貪婪、高壓、富有，一邊是佃農階級，卑微勤勞，卻遭到不當的剝削。這兩方其實可能是鄰居或親戚。在極端的例子中，地主可能更窮，比不上隔壁兼差的佃農和承租戶，而無論如何，租金收入是地主不可或缺的生計來源。除收取租金外，土地的剝削還可以有其他種形式，如以不合理的高利率貸款，或是支付低於維生水準的工資。一律降低租金既不公正，又沒有效果，而且非常難以執行。這些複雜情況不但外國觀察家不知道，一味要求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清楚。國民黨失敗後，芭芭拉·傑克森（Barbara Jackson）主張，蔣介石的政府只需調降部分租金，就可以保住政權。她並不瞭解，國民黨確實做過這樣的努力。以下就是實際發生過的例子：
1945年夏末，日本突然投降。在重慶的國民黨政府遵照傳統，宣佈所有佔領區的土地稅停征一年。這個通令如何生效，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預期到，這次免稅和未來事件的發展密切相關。兩年後，已遷回南京的中央政府面臨壓力，必須進行至少象徵性的改革，因此下令將佃租調降百分之二十五，適用於1945年曾經享有免稅的地區。理論上，這會降低共產黨的宣傳效果，對於因為通令而影響收入的家庭，也不會增加他們的負擔。這項方案似乎成功了一陣子，降租計劃生效。但數星期後，爭議隨之而起。據知在政府監督比較不力的地區，有些粗野的地主要求佃農付全額的租金。起初抗命行為只出現在個別的例子中，但後來消息開始傳開，地主和佃農很快就劃分陣營，接著就爆發武裝衝突。在湖南省的至少兩三起例子中，傳出有人因此喪生。有些佃農原先已保留百分之二十五的佃租，後來嚇住了，就自動與地主講和，把該部分的租金再補交給地主。報道出現在中文報紙，但據我所知，外國媒體卻加以忽視。國民黨政府既震撼又驚愕，卻保持沉默，蔣介石也沒有任何指示。
這起事件的發展清楚顯示，中國的內地古老原始，如批評家描述的一樣可悲，但卻具備自然的平衡，很可能抗拒任何改變。至少在這個例子中，蔣介石不能被指責為不願改革，他沒有改革的工具，也沒有足夠的權力。
其實無需替蔣介石辯解。他編造出一隻紙老虎，但人人都信以為真，預期他的創造物能有真老虎的功用，這樣的期待本身就是歷史加諸他的最大讚辭。他有時被批評成無法無天。但法律是社會的強制行為，除非守法多半能符合日常的社會行為，否則徒有法規不足以執行。事實上，無法無天是蔣介石的問題根源，而不是他的特權。無論是他的兵役法或法定貨幣法案，違法情況都很普遍。這些法案都領先時代。
但蔣介石並非獨裁者，他甚至不具備成為獨裁者的能力。1945年5月，國民黨六中全會在重慶召開，當時史迪威事件的影響力已經減弱，對日抗戰顯然即將結束。代表在聽完政府部門的簡報後，要選出兩個中央委員會。過去委員會的名單就像中國名人錄，包括各行各業有成就的人士，但並沒有軍人在內。這些人事業有成，讓當權者有廣召天下英才的權威感，兼容並蓄的政策符合「擴大政府基礎」的目標。但這一次，有相當數目的黃埔將領並不滿意，因為名單已成為平衡各界人士的工具，於是他們決定打破模式。陳誠和張治中將軍都支持這個運動。他們兩人曾任職於黃埔，被認為在專業上很有才幹，政治上很進步。投票前幾天的一場茶會上，「幹部會議」人數超過一百人，大多數是黃埔軍官和其同袍，陳和張兩人在會上致辭。他們對蔣介石的忠心毋庸置疑，數年後陳誠為蔣在台灣的「副總統」，張治中則是國共談判時國民黨的代表之一，談判不成，張還被毛澤東扣留在北京。當時還沒有計劃要反叛，但他們的行動如果成功，太多「蔣系人馬」將走到幕前，讓其他勢力不安。不論真假，此舉將代表清黨或是成立以蔣為首的軍事執政團。有政治家氣度的蔣制止了這次行動，還私下申誡策劃的人。選舉時，身為國民黨總裁的他，向代表「建議」候選人名單，但代表可以全數贊同，或是投票選出自己的人選。不過，即使面臨來自蔣的壓力，代表仍否決五名名單上的人選，其中四位是前軍閥，一位代表少數民族。蔣於是採取補救措施，要五位和他淵源較深的人婉拒委員的地位（其中一位是秘密警察首腦戴笠），身為總裁的他，再用名單上的五個人來填補空缺。這個動議通過。斯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整件事的始末，學者可以進行研究。如果有人認為國民黨的民主實驗很荒謬，不妨看看數十年後類似的舉動：左派人士稱為「民主協商」。這些事件背後的基本原因在於，沒有人認真建立選民制，而議會制度則受到權力人士的玩弄。要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出最高領導人，在中國並不切實際。
機制尚未就緒，其元素沒有適當運作，沒有定期維護。在這樣的情況下，蔣在發號施令前必須先容納異己，在有所要求前必須先寬恕別人。說來諷刺，他因此更像獨裁者，而且顯得既拙劣又無能。有時他過度擁抱聯合勢力，讓自己顯得陳腐、笨拙、平庸又沒創意。為維持中立的角色，他必須毫無色彩。有時他又把自己化成零件，在組織關係脆弱的地方施展個人的色彩。他有時會干涉部屬的內部作業，希望自己的示範作用可以擴大。這個壞習慣離間了他和史迪威的關係，不但被批評者引述，而且有時也被友善的評論家提到。胡適公開要他不管枝微末節。芙列達·尤特裡（Freda Utley）則說，他有「農民心態」。
蔣介石的演說索然無味，不但是在成都以我們為聽眾的場合，而且還在抗戰勝利後不久的上海，我也在場親眼目睹。這個通商港埠在他睽違八年後歡迎他回來，地點就在前各國租界的跑馬場上，照理應該是個歡欣鼓舞的場合，尤其他年少時在這個城市待了很久，經過外國統治後，中國的主權又得以完全恢復，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奮鬥，但他一點也沒提到這些事。相反地，為扮演全國精神領袖的角色，他提到振興道德，講到禮節和公理。
不過，同情他的觀察家會說，這些方法反映出當時的確切情況：更有系統的管理要不就很困難，不然就不可行，因此蔣介石必須有時候代表抽像的整體，有時化為小零件。在他的敵人中，很少人瞭解，他們自己的方法也和他類似。田漢——對我來說是田伯伯——無法找到善用藝術家才能的更有效方法時，只好要他們去畫武昌市的城牆，讓無法溝通的訊息具有象徵和儀典的意味。郭沫若一心想當中國的歌德和拜倫，但從政後卻不再出版任何值得閱讀的文字，無法超越早期的作品《女神》。他寫詩頌揚中外政治領袖，卻像是不經大腦之作，既無誠意又雜亂無章。如果我能再看到密西根大學的浩伊教授，我可能會對他說，在蔣介石時代，中國社會的中間階層缺乏可管理性，這確實可以用文字來表達。就像我在倉庫當收貨員一樣笨拙，我必須把裝著冷氣機和電動除草機的箱子層層相疊，但又沒有帶子或把手可以使力。
我大有理由可以相信，蔣介石的方法不是來自他的本能，他的鎮定也並非真正的性格。和戴季陶比賽完美禮儀的那個人，一定不是認為中國撐不過六個月的那個人。此外，一個精明到會去投機股票債券的人，不可能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購買每一檔股票，而後一直保持這個奇怪的投資組合。對一個結識罪惡之城幫會人物的人來說，不可能去宣傳美德本身就是獎賞。統合後的各種資料證明，蔣介石所面臨的問題太過沉重，已經永遠重塑他的性格，迫使他盡一切行動來使中國團結，無法依自己的選擇行事。他很可能腐化，因為中國本身就已腐化。他不重組織，因為如果他強施命令，可能引發內部爭議，而且嚴重到足以使國家再度分裂。他的沉悶無趣很適合他受苦英雄的角色。孔子曾說，君子寡言。要成為和蔣同一類型的君子，必須建築在互惠和被動包容的原則上，因此也就缺乏對現代世界的吸引力。更不用說，蔣再也不曾以很帥的姿勢拍照。和外國訪客合照時，他會習慣性地擠出笑容。但和中國同事及部屬合照時，他總顯得僵硬嚴肅。他讓妻子追求知名度，打造光鮮亮麗的世界，在家打撲克牌當消遣，他自己則過著無趣無味的生活。希特勒會對副官說笑話，斯大林半夜會小飲一番，中國的蔣介石卻總是自我克制，不曾有這些小小的分心和缺失。他的誠心讓司徒雷登信服。他雖然是毫無光彩可言的表演家，卻贏得往大處著想人士的讚許，如約瑟夫·亞索普（Joseph Alsop）和亨利·魯斯（Henry Luce）。即使他的死對頭周恩來都必須承認，他很愛國。
蔣介石內心其實很情緒化，有時他的自製也會失效。在重慶，有一次他的副官處長（譯註：正式職銜是「侍從室第一組組長」）陳希曾請辭。依西方說法，陳是他的表兄弟，但依中國算法，陳是他的外甥。蔣介石非常生氣，當場掀翻桌子，最後陳哭著打消辭意。就蔣的立場來看，他已經把奉化縣的所有親戚都安插在政府部門裡。戰爭造成貨幣貶值，陳的薪水幾乎縮水成零，生活很不方便，以他的職務關係和影響力，他可以輕易在戰時的首都開創賺錢的事業。但蔣認為他在此時居然想到棄自己而去，簡直就是忘恩負義。這個事件同時勢必也觸及蔣本身的失敗感，因為他期望人人都應該將責任和義務置於個人私利之上，包括他自己的副官在內。
在前面提到的國民黨六中全會，有一個問題引發總裁蔣介石的長篇大論。有一位王姓代表想瞭解，方先覺中將是在何種情況下投降日本。方是第十軍的軍長，在強勢的敵軍圍攻衡陽四十九天以後，終於舉白旗投降。他被俘虜，但後來趁機逃跑，設法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報告。據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曹聖芬轉述，在該次會面中，方說已盡全力，戰役是敗在應該要輪班的縱隊身上，但方再也不肯透露細節。沒有人提過這個事實：在戰爭的最後一兩年，很少將軍能得到執行任務所需的恰當工具。身為總司令的蔣介石壓力一定更大，因為他找不到人訴苦。他冷不防被問到這個問題，於是向王姓代表和在場聽眾傾洩他的真正情緒，問他們是否瞭解到，他們能夠舒適平安，要歸功於率領著營養不良的士兵、帶著不足裝備上戰場的人。如果有不可能的任務，應該責怪誰呢？是在最惡劣環境下仍然撐下去的人？還是坐在後面批評他們做得不夠好的人？
總之，說蔣介石政府的特色是腐化無能，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深處。這個問題古老而脆弱，其底線在民國出現之前的數百年。這些情況對蔣的行為模式有決定性的影響。1937年，他帶領中國打一場沒有計劃的戰爭，就好像禪宗一樣，以美感和本能去面對問題，依賴靈感的忽然湧現，而非精心的策划算計。他在大方向中摸索，讓後果來決定細節。每當他缺乏執行工作的工具時，他就用決心來填補。幸運的是，對手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因為日本人並沒有長期的計劃。其後的僵局製造出適合美國介入的時空，最後優勢終於轉向中國這一邊。
內戰是抗日戰爭的必要延續。部隊已經部署在戰場上。接收日軍曾佔領的城市時，更決定了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性地位。在抗戰勝利前，好戰者已採取了無可撤退的步驟。對共產黨來說，此刻正是絕佳機會，應該趁機完成未完成的革命。雖然國民黨軍隊在內戰初期採取軍事攻勢，但其實打的是保衛戰，從頭到尾都應該保持被動的角色。國民黨再度沒有擬定作戰計劃。國民黨短期目標是開發鐵路沿線，讓經濟大概回到1937年之前的狀況，但這個目標未曾達成。在這場戰爭中，消耗才是重點，後續的動員相當重要，但國民黨軍隊卻無法改善這些方面。黨所擁有的一切，都已在前線了。
美國的調停行動只招惹太平洋兩岸的怨言。對美國的人民來說，蔣介石貪得無厭、冥頑不靈。他對美國的建議充耳不聞，卻急著伸手向美國求助，接受援助時並沒有表達謝意，經手後又沒有任何成果。對於站在國民黨這邊的我們而言，美國總是責備得多，幫助得少，而且常常看不到問題的真正本質所在。
事實上，誤解無處不在，包括親身經歷戰爭的我們，都無法解讀其真實意義。中國文化傳承中，最矛盾特別的因素之一是虛有其表的能力。我自己不斷重讀古籍，才瞭解其中運作之道。簡單地說，你無法評估環境時，不妨大膽假設。情勢不利於你時，就將你的信念伸張到不合理的極限，希望奇跡會發生。難以解釋一個訊息時，就用誇張的方式加以縮減。這些做法當然會把信仰和一廂情願混淆不清。不過，在信息傳播困難、不可能達成共識的國家中，這些做法自有其目的。在戰爭期間更是如此，因為沒有人確信一定會勝利。多年後，我檢視自己在成都的經驗時才意識到，這樣的力量已影響了我們，雖然我們並不自知。以蔣介石的例子來說，我們發現對他本人很失望後，依然擁抱著這個傳奇。我們上床前會嘲笑他的浙江口音，但次日早上，我們提到「我們的校長」時，敬畏之情絲毫未減。在不知不覺中，我們想到蔣介石時，想到的是他扮演的歷史角色，他代表的想法和概念，有別於蔣介石本人。根據我和黃埔將領之間的談話，我確信他們也有同樣的態度。因此，保證或事先的承諾就非常重要。只有西方國家一心揭發醜聞的新聞記者，才會以戳破我們的神話為樂。他們指責我們自我欺騙時，多數的國人可能認為他們蓄意無動於衷，有時又懷著沒有必要的敵意。以詩人和哲學家為代表的東方，與以邏輯學家和數學家為代表的西方，兩者之間的爭議可能沒完沒了。
在一番回顧後，我願意承認，國民黨無法整頓社會關係來支撐軍隊，結果讓美國的大量援助變得不切實際。但這個原因不同於杜魯門政府停止援助的說法，他們覺得原因出在中國無法形成聯合陣線。這個爭論顯示，西方傾向用議會制來解決問題，希望中國實施議會制，讓自由派分子和少數黨可以扮演關鍵角色。這項假定必須基於下列前提：議題可以在確定範圍後加以辯論；選票可以被調查出來；多數決定可以形成。這些無疑都是美國調停時的辭藻。美國武斷決定，國共爭鬥的問題已經攤開來，政策的不同可以靠談判來解決，但事實真相卻是：一方想借美援來修補屋頂，另一方卻想從底部摧毀所有結構。這樣的爭論不只是發生在前議會制度時期，而且還是前憲政時期。
即使是蔣介石的政府有多民主這個問題，也比多數觀察家當時所瞭解的還要微妙。對站在國民黨這邊的人來說，蔣介石一直很包容異己。只有一心想排除所有人的人士，才會被他驅除。事實上，他將不同背景的人引進政府，包括知名學者和他以前的敵人。但此處就是共產黨的論點所在。我們可以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間的爭議，來做為對比說明。印度教可以被贊為精神昇華的最高級形式宗教，但也被貶為支持迷信的最低級形式。印度教徒對各式各樣的信仰一視同仁，都願意接納，因此自認寬大為懷。但是在敵人的眼中，他們並沒有貫徹自己的信念，也沒有要求別人，所謂的包容不過是假裝寬大，卻犧牲了絕對真理。有些回教徒更覺得，單是承認印度教的領導權，就等於是放棄自己宗教的基本教義，讓自己的宗教在一開始便淪為次要地位，而後就會完全不受重視。我們的共產黨友人就是以類似的態度來面對我們。我們聚集這麼多教師、銀行家、地理學家、政客、前軍閥等，只不過是為了彼此保證不採取危險和激烈的舉動，他們看不出其中有何優點或智慧可言。如果我們不能去除各省強人，我們就是軍閥體系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我們就是保護地主的權益。這樣的態度又激起我們的反感，認為他們太沒有彈性，簡直是以高壓來威脅我們。
黨派的爭吵實際上反映歷史的僵局，內戰勢必不可免，多年後的我們才瞭解這一點，但交戰當時卻看不清楚。關鍵問題在於土地改革，其他不過是其次。問題在於要不要進行改革，如果將這棘手的問題擱置一旁，我們就永遠不可能從上而下來重建中國。國民黨軍隊雖然被西方標準視為落伍，卻已經超越中國村落所能充分支援的最大限度，因此必須重整後者。但這樣的提議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一旦啟動後，就沒有辦法在中間任何時點制止，必須從頭到尾整頓，依人頭為基準，重新分配所有農地給耕種者。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任何妥協不是不可行，就是在管理上不切實際。如果沒有內戰，一切可能顯得簡單容易。多年來，我們只是認為毛澤東太過強烈，一心想著分化，而他的「主義」太過吹毛求疵，太武斷，但我們並不瞭解，他的所有基礎工作都是為了最後的攤牌而做準備。我想，我在共產黨的友人事先並不知道這一點。不過，由於先前的承諾，他們還是繼續堅守陣營。
實際上，這場土地改革的細節到多年後才為外界所知。但在內戰時，關於過程的零星報道已足以讓膽大者心寒。我不能像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宣稱，就階級而言，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罪有應得。我也無法說，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無辜的，而且改革可以不必流血。我也不能像威廉·辛頓（William Hinton）建議下一代，長痛不如短痛，為結束長期的痛苦，可以容許短期的殘暴。假裝一切都沒發生過，在書內完全不提這件事，又有違我歷史學家的角色，我的故事將難以理解。如果哀悼在動盪中的罹難者，又顯得我只是假惺惺。面臨這樣的困境，我只能採取最難但也可能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請命運來承擔我們良知的重擔，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實。雖然無法精確地統計，但估計改革過程中約有三百到五百萬人喪生，他們大多數是中小規模的地主，大多數是被活活打死。
我沒有參與此一運動，我既非參與者，也非旁觀者，我甚至沒有在旁揮舞著階級鬥爭的旗子。但我無法完全置身事外。和我這一代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我的良心無法平安，即使我不在現場。多年來我一直知道土地問題的存在，任何一點一滴的消息都指出僵局所在，需要有人去打破。我既然逃離現場，就無法做出道德判斷。在這場無異於戰爭的土地改革中，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沒有能力去寬恕或譴責。這不能和屠殺猶太人相提並論，應該比較接近廣島的原子彈爆炸，是人類社會的污點。如果要提到責任的問題，應該由我們全體來承擔。多年後的現在，我只想駁斥下列說法：站在國民黨這邊的我們都希望保持現狀，因此阻擋改革之路。其實，大多數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樣，只是抱著我們的幻想和一廂情願，希望可以延後攤牌的時刻，找到不會引起痛苦的公式。我們缺乏的是一心一意的念頭和堅強的心智，並無法預知到，當時一定要打破僵局，無論花什麼成本，無論用什麼方法，不管傳統或非傳統。兩大政黨最大的不同在於一個基本的學院派觀念：不相信農民的暴動能救贖這個國家。
將國民黨和「布爾喬亞」畫上等號（左派人士常如此形容），並不是指國民黨人擁有股票和債券。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事實上他們都沒有。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將領，出身背景和大多數的共產黨領袖都一樣，除少數人以外，他們的財產還不足以多到要用生命去捍衛，更不要說是席捲全國的內戰。然而，在國民黨這一方，都市的氣息比較濃厚。「容忍」的精神可以延伸成放縱任性。如果我們無法免於物質的慾望，至少我們擁有幻想的自由。受中產階級文化的影響，我們意識到共產黨分化高壓的威脅，因此一定要抗拒甚至壓抑。我們並不知道，在回應挑戰時，我們促進了內戰大熔爐的誕生，這正是導致共產黨有所突破的環境。
我們希望能靠大筆美援解決困難，而美夢果然成真。滿懷憧憬甚至不是始於蔣介石，而是從孫中山開始。國民黨的遺產可以追溯到他寫的一本書，其中計劃在十年內興建七萬五千英里長的鐵路，在沿海沒聽過的地方興建新港口，以取代香港、上海及大連。這樣龐大的工程又注重「機器密集」，當然需要外國的資金。孫中山並沒有周詳考慮到，一個國家要達到現代化，進口物資不能只是結果，而必須充當手段，讓接受一方的社會回應挑戰，培養組織能力，將外來事物恰當融入政治體。即使在一切順利的承平時期，國家經濟中現代化層面所產生的好處，也要經過很久的時間才能傳到內陸。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顯然沒有如此從容的環境。相反地，東亞大陸當時出現權力真空，中國必須盡快重整自己，而且盡量減少外力的影響。這些狀況讓我必須說，命運是干涉一切的因素。
我花了一段時間才說服自己，國民黨軍隊當時的問題在於「頭重腳輕」。現代化設備大規模湧入，只會增加上層的重量，底層大眾更難予以支持，軍隊顯得更像是外來力量來對抗中國社會。這個二分法所造成的結構失敗，將大於所謂的貪污無能等溫和的譴責。繼國民黨的失敗之後，也看到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其他國家。為了抵抗和國家下層結構無法相安的外來因素，越南和伊朗的反對勢力訴諸不同的「主義」以遂其目的。
毛澤東的革命在本書稱之為「勞力密集」，一度顯得迂迴曲折、異想天開，甚至連他的黨人也輕視這位未來的黨主席。因此，我們當時忽略其功效，也許不能算是太離譜。內戰爆發後才完全看到他的手法更直接、更有重點、更務實，因此在解決中國問題時，比其他所能想像出的方法更完備，更自足。一旦付出代價，就不能否認他計劃中的優點。讚揚他土地改革的作家常說，平等精神、人道訴求與他的土地改革息息相關。事實上，提到道德時，可以針對主題進行各式各樣的辯論。問題在於，革命本身就是重新修改道德標準。如果不同意上述的話，至少我們可以接受這個明白的事實：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這時歷史學家提及上述事件時，可以持肯定的態度，不至於有情緒上的不確定。
國共爭鬥的時期雖然顯得長，實際上只是鴉片戰爭啟動歷史事件以來的其中一環。在現代中國歷史的所有層面中，都貫穿一個基本議題，就是中國由文化主導的政治體必須轉化成現代國家，其基本要求為可以從經濟上管理公共事務。在蔣介石以前，這個問題甚至還沒有被國人所瞭解。在毛澤東掌權後數年，中國人口還是只能約略概算管理，顯示轉化成現代國家的路還很漫長。但即使不耐煩也無濟於事，要更改影響十億人口的結構，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何況這個結構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轉變不是小小的調適而已，問題能夠持續這麼久，正可以說明其本質有多嚴重。
內戰將人際間的衝突放大千萬倍。這個經驗有許多層次：感情與理性，迫近與遙遠，內與外，戰前與戰後。然而，在三分之一個世紀以後，我看到的是在歷史長期的延續下敵對雙方的直線進展，而不是交鋒當時似乎毫無妥協餘地的歧見。例如，如果不是在蔣介石高舉國家統一旗幟的遮蔽下，我看不出毛澤東何以能進行農村改造。即使在書寫歷史時，只有當國民黨所經歷的困難完全浮現，而各種替代方案又已用盡時，共產黨的激進措施才會顯得有意義。
身為歷史學家的我相信，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偉人。他們都獨樹一幟，用自己的方式去處理歷史加諸他們身上的最艱困處境，從而展現本身非凡的長才。他們的勇氣雖然方式不一，但都代表中國的心智和力量。但這類型的勇氣都是一面倒的固執，毫無吸引我們的個人性格和特質。事實上，如果去除他們歷史上的偉大地位，傳記作家可以簡單形容他們：一個僵硬死板，另一個掩不住土氣。這些和他們掌控的媒介有很大關係。一方在過時的社會價值中努力擠出最後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則採取「辯證的即興創作」，因此常常利用人類的邪惡天性，企圖打造出理想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