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麼引證許多事實、證辭和引語來駁倒斯大林、雅羅斯拉夫斯基及其同夥所偽造的近十年的歷史，上面所引證的不過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必須補充一下，偽造並不限於這十年，而是遍及黨過去的全部歷史，把它說成是一場布爾什維主義同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鬥爭。在這個範圍內，偽造者感覺特別自由，因為事件都是屬於遙遠的過去，並且他們可以任意挑選文獻，用片面選擇引語的辦法偽造列寧思想。但是，我現在不深入談我的前期革命活動（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因為這封信是由於你們徵詢關於我參加十月革命以及我同列寧之間的會見和關係等情形而引起的。
關於十月革命以前的二十年，我只稍許談幾句。
我曾經屬於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少數派」，孟什維主義就是以後從這裡發展出來的。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始終同少數派聯結在一起，道到一九四年，大約是所謂《新火星報》的「土地運動」的時候，這時我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革命前途問題上同孟什維主義的不可調和的衝突明確化了。一九四年，這就是說二十三年以前，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同孟什維主義斷絕了關係。我從來沒有自稱或者認為自己是一個孟什維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共產國際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我就「托洛茨基主義」問題發表了下述聲明：
「一般說來，我認為查個人歷史並不能使我們在原則問題上作決定。我確實在許多問題上犯過錯誤，特別是在我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期間。但是，不能從此得出結論，政治問題不應當按照它的內容，而是按照個人歷史加以審查。否則，我們就必須要求公佈全體代表的個人歷史。[77]我已經聲明過許多次，在我同布爾什維主義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上，錯誤在我這方面。為了把我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質和程度用幾句話概括一下，我要這麼說：
當我站在布爾什維克黨外的時期，當我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分歧達到最高峰的時期，我同列寧觀點之間的距離也從來沒有像現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場同馬克思主義和恩格斯主義的基礎之間的距離那樣大。
黨和革命發展中的每一個新階段，每一本新書，每一種新的流行的學說都引起布哈林那方面的新搖擺和新錯誤。他的全部理論和政治歷史是一長串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形式上的圈子內所犯的錯誤。自從列寧逝世以後，布哈林的錯誤的程度，特別是它們的政治後果，都遠遠超過他以前的錯誤。這位訓詁學者挖空了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現實內容，把它變成了兒童的概念遊戲，變成了僅僅是口頭上的詭辯，這樣的訓詁學者在黨領導從無產階級的軌道上滑到小資產階級的軌道上的時期，自然是最合適的「理論家」了。沒有詭辯是不能滑過去的。這就是目前布哈林在「理論」上的作用。
在所有那些（也有限）問題上，凡是斯大林企圖持獨立立場，或者僅僅企圖在沒有列寧及時指導的情況下獨自回答重大問題時，他總是毫無例外地，可以說本能地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
斯大林在流放中對列寧反對孟什維主義、反對前進派和調和主義的鬥爭加以攻擊，說它是僑民的「杯水風浪」。[78]
就我所知，除了一篇多少有些正確但充滿學生腔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以外，關於斯大林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思想情況，再沒有其他政治文獻了。
斯大林在二月革命開始時的獨立立場（列寧回國以前）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立場。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問題上的獨立立場整個滲透著袖手旁觀和妥協精神。
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獨立立場不過是一九三到一九五年間的馬爾丁諾夫的孟什維主義的廉價翻版。
斯大林在英國工人運動問題上的獨立立場是一次中派主義向孟什維主義的投降。
你們在引證的時候可以偷天換日，隱藏你們自己講話的記錄，禁止發表列寧的信件和文章，大量製造不正直地挑選出來的引語。你們可以扣壓、隱藏、燒燬歷史文件。你倆可以把你們的審查制度擴展到記錄革命重大事件的像片和電影方面去。所有這一切都是斯大林正在做的。但是結果並不能符合他的希望。只有像斯大林這樣思想狹隘的人才會認為這些可憐的陰謀詭計使人們忘記現代史的重大事件。
正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那樣，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在斯大林反對我的運動的最初階段，他覺得有必要寫出下面這些話來：
「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確定地說，衛戍部隊迅速轉到蘇維埃方面，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的出色執行，黨應該把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於托洛茨基同志。」
我對自己的話完全負責，我現在必須說，在中國革命三次最重要的轉折點上，中國無產階級遭到野蠻的屠殺，在一九二六年總罷工以後，英帝國主義的工會代理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強，以及共產國際和蘇聯地位的一般削弱，黨應該把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於斯大林同志。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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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我個人可以提出一個相當偉大的先烈。德國有一個叫做佛蘭茨·梅林的有教養的人，他是在長期和激烈地反對社會民主黨（以前我們都自稱社會民主黨人）以後，在中年才參加社會民主黨的。當梅林最初寫德國社會民主黨歷史的時候，他是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敵人，作為資本主義的走狗對黨懷著知識分子式的反對來執筆的；但是以後，當他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那本名著中重寫這個黨的時候，卻是作為黨的真正的朋友來寫作了。另一方面，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從來沒有公開反對過馬克思，並且他們都長期在恩格斯的鞭策之下。不僅如此，而且伯恩施坦因為是恩格斯的遺稿保管人而很出名。但是，佛蘭茨·梅林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逝世和下葬的，而另外的兩個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呢，卻繼續過著改良主義走狗的生活。個人歷史當然是個重要因素，但它本身並不能決定什麼事情。」
[78] 參閱《東方黎明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