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代
這一年夏天，山東大學附設高級中學成立了。山東大學是山東省的最高學府，校長是有名的前清狀元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彰，以書法名全省。因為狀元是「稀有品種」，所以他頗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設高中一建立，因為這是一塊金招牌，立即名揚齊魯。我此時似乎也有了一點雄心壯志，不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經過了一番考慮，立即決定捨正誼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選在北園白鶴莊。此地遍佈荷塘，春夏之時，風光秀麗旖旎，綠柳迎地，紅荷映天，山影迷離，湖光瀲灩，蛙鳴塘內，蟬噪樹巔。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詩，讚美北園：「楊花落盡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聲聲向人語：此間即是避秦鄉。」可見他對北園的感受。我在這裡還驗證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說，離開此處有幾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說這是海外奇談。可是我親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證此言不虛。
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實的。首先是教員隊伍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所有的老師幾乎都是山東中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國文教員王玉先生家學淵源，學有素養，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後為青島大學教師。英文教員是北大畢業的劉老師，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員。教數學的是王老師，也是一中的名教員。教史地的是祁蘊璞先生，一中教員，好學不倦，經常從日本購買新書，像他那樣熟悉世界學術情況的人，恐怕他是惟一的一個。教倫理學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誼的校長鞠思敏先生。教邏輯的是一中校長完顏祥卿先生。此外還有兩位教經學的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進士，由於年邁，有孫子伴住，姓名都記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記不清，因為他忠於清代，開口就說：「我們大清國如何如何。」所以學生就管他叫「大清國」。兩位老師教《詩經》、《書經》等書，上課從來不帶任何書，四書、五經，本文加注，都背得滾瓜爛熟。
中小學生都愛給老師起綽號，並沒有什麼惡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異。上面提到的「大清國」，只是其中之一。我們有一位「監學」，可能相當於後來的訓育主任，他經常住在學校，權力似乎極大，但人緣卻並不佳。因為他禿頭無發，學生們背後叫他「劉禿蛋」。那位姓劉的英文教員，學生還是很喜歡他的，只因他人長得過於矮小，學生們送給他了一個非常刺耳的綽號，叫做「X亙」，X代表一個我無法寫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學生，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一年級三個班，總共不到二百人。因為學校離城太遠，學生全部住校。伙食由學生自己招商操辦，負責人選舉產生。因為要同奸商鬥爭，負責人的精明能幹就成了重要的條件。奸商有時候夜裡偷肉，負責人必須夜裡巡邏，辛苦可知。遇到這樣的負責人，伙食質量立即顯著提高，他就能得全體同學的擁護，從而連續當選，學習必然會受到影響。
學校風氣是比較好的，學生質量是比較高的，學生學習是努力的。因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煩，沒有什麼「緋聞」一類的流言。「劉禿蛋」人望不高，雖然不學，但卻有術，統治學生，胡蘿蔔與大棒並舉，拉攏與表揚齊發。除了我們三班因細故「架」走了一個外省來的英文教員以外，再也沒有發生什麼風波。此地處萬綠叢中，遠挹佛山之靈氣，近染荷塘之秀麗，地靈人傑，頗出了一些學習優良的學生。
至於我自己，上面已經談到過，在心中有了一點「小志」，大概是因為入學考試分數高，所以一入學我就被學監指定為三班班長。在教室裡，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數第一張桌子，標誌著與眾不同。論學習成績，因為我對國文和英文都有點基礎，別人無法同我比。別的課想得高分並不難，只要在考前背熟課文就行了。國文和英文，則必須學有素養，臨陣磨槍，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在國文班上，王玉老師出的第一次作文題是「讀《徐文長傳》書後」，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師的評語是「亦簡練，亦暢達」。此事頗出我意外。至於英文，由於我在上面談到的情況，我獨霸全班，被尊為「英文大家」(學生戲譯為greathome)。第一學期，我考了個甲等第一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榮登這個寶座，雖然並非什麼意外之事，我卻有點沾沾自喜。
可事情還沒有完。王狀元不知從哪裡得來的靈感，他規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績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額外褒獎。全校五個班當然有五個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者，卻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平均分數是九十七分。於是狀元公親書一副對聯，另外還寫了一個扇面，稱我為「羨林老弟」，這實在是讓我受寵若驚。對聯已經佚失，只有扇面還保存下來。
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我獨何人，敢有例外。於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決不能從寶座上滾下來，那樣面子太難看了。我買了韓、柳、歐、蘇的文集，苦讀不輟。又節省下來僅有的一點零用錢，遠至日本丸善書店，用「代金引換」(C．O．D．)的辦法，去購買英文原版書，也是攻讀不輟。結果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年四次考試，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大大地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我不願意說謊話，我絕不是什麼英雄，「懷有大志」，我從來沒有過「大丈夫當如是也」一類的大話，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
時間到了1928年，應該上三年級了。但是日寇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殺了中國的外交官蔡公時，派兵佔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外地的教員和學生，紛紛逃離。我住在濟南，只好留下，當了一年的准亡國奴。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軍閥早就滾蛋，來的是西北軍和國民黨的新式軍閥。王老狀元不知哪裡去了。教育廳長換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表面上頗有「換了人間」之感，四書、五經都不念了，寫作文也改用了白話。教員陣容仍然很強，但是原有的老教員多已不見，而是換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從上海來的教員，國文教員尤其突出。也許是因為學校規模大了，我對全校教員不像北園時代那樣如數家珍，個個都認識。現在則是迷離模糊，說不清張三李四了。
因為我已經讀了兩年，一入學就是三年級。任課教員當然也不會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等課的教員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記住的都是國文教員。這些人大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作家，什麼胡也頻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萊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都很尊重，儘管有的先生沒有教過我。
初入學時，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根本很少講國文，幾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寫上兩句話：什麼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麼?「現代文藝」，當時叫「普羅文學」，現代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個年輕革命家的身份，毫無顧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學生區擺上桌子，招收現代文藝研究會的會員。我是一個積極分子，當了會員，還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的文章，準備在計劃出版的刊物上發表，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一些膚淺的革命口號。胡先生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準備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兩年後就在上海龍華就義。
學期中間，接過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認真講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題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寫上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讓學生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相當長的作文，是寫我父親死於故鄉我回家奔喪的心情的，董老師顯然很欣賞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頁上面空白處寫了幾個眉批：「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這真正是正中下懷，我寫文章，好壞姑且不論，我是非常重視節奏的。我這個個人心中的愛好，不意董老師一語道破，誇大一點說，我簡直要感激涕零了。他還在這篇作文的後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說我和理科學生王聯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虛榮心又一次得到了滿足。我之所以能畢生在研究方向迥異的情況下始終不忘舞筆弄墨，到了今天還被人稱作一個作家，這是與董老師的影響和鼓勵分不開的。恩師大德，我終生難忘。
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的。反正我在這最後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貫。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並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19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麼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麼不行的話，那我只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於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1998年8月25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