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烈士不愧是東北軍中年輕有為的進步軍官，不愧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戰士，不愧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的光輝的名字和歷史功勳，必將永載史冊。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被張學良調到西安去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間，本來張學良因提升一一六師師長繆流當五十七軍軍長，原擬委我接任一一六師師長。萬福麟反對我升任師長，他和繆流背著張學良，把我送到南京陸軍大學高級班學習。同時，由繆流去西安見張學良，借口已送我入學，而力保其親信劉元勳接任了一一六師師長。我到南京後，和一個橫行霸道的國民黨特務發生衝突，打傷了他，國民黨的報紙，用大字標題登著“東北軍軍閥呂正操行兇打人”。張學良得知後，立即電令我回部隊。九月間我回到北平，在北平和東北抗日聯合會(東北救亡總會前身)商討籌組東北武裝同志抗日救亡先鋒隊，作為東北抗日聯合會組織之一，推我任總隊長。張學良又於十月間，調我臨時到西安張學良公館服務。他親自選些認為靠得住的人參加政治工作小組，準備在東北軍裡建立政治工作。
當時我和宋黎同住在金家巷張公館的一間屋子裡，劉瀾波經常來，我們談起一九三四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往事，特別回憶起中秋節時與國民黨反動師長們發生衝突的情景。蔣介石講“安內攘外”，我們就唱反調，說“外攘內安”，蔣介石的嫡系師長罵我們是“亡省奴”，我們就和他們打起來，一直鬧到蔣介石那裡，最後迫使陳誠出面向我們道歉。
劉瀾波當時的公開身份仍然是黃顯聲的秘書。東北軍騎兵軍軍部在西峰，黃顯聲和東北軍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在西安新城坊十五號合租了一套前後院，作為他們的公館。劉瀾波回西安時就住那裡。在劉瀾波主持下，東北軍工委的工作在東北軍逐漸深入，共產黨的團結抗日的思想不斷深入人心，張學良也受到很大影響。在西安，張學良有時中午和我們一起進餐，他曾說：“這些部隊寧可為抗日打光，也不能為剿共消耗掉，這樣才對得起家鄉三千萬父老兄弟。”
張學良為了培養青年抗日軍官作為骨幹，積極改造東北軍，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鎮辦起了一個軍官訓練團，通稱王曲軍官訓練團，張學良自任團長。訓練團第一期辦幹部連，抽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營長以上的軍官參加訓練。為了辦好這個訓練團，劉瀾波和賈陶、解方、栗又文等都參加了這個幹部連的訓練，並領導了訓練團的統戰工作。在訓練團中，黨員和進步分子積極地展開了對“攘外必先安內”及“抗日長期準備論”等謬論的批判，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強烈要求。同時組織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躍訓練團的抗日氣氛。各種活動的積極開展，使訓練團一掃舊東北軍中頹廢落後的習氣，代之以生氣蓬勃的精神面貌。這一切，使張學良感到格外振奮。一次，他曾滿含熱淚，痛切地向大家表示：“我一定帶領大家走上抗日道路，披甲還鄉”，“抗日是中國的惟一道路”。訓練團軍官愛國熱情的高漲，進一步影響了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廣大官兵，對後來這兩支部隊與紅軍形成“三位一體”的局面，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不久，張學良還在西安城內辦起了一個學兵隊，由宋黎具體負責。這是我黨掌握的一個半公開的短期軍官訓練學校，目的是培養一批進步的中、下級軍官及愛國知識青年以充實到東北軍各部隊中去，開展工作。學兵隊的組織工作發展很快，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就為我黨訓練和培養了一大批幹部，在東北軍中又形成了一支新的進步力量。
“擁蔣抗日”的張學良，迅速地轉變為“逼蔣抗日”。他成立了一個他自任會長的秘密政治核心組織“抗日同志會”，以此在整個東北軍內迅速滲透和擴大聯共抗日的思想。我參加了抗日同志會，孫銘久、應德田、苗劍秋、劉瀾波、車向忱、盧廣績、黃顯聲、馬占山、杜仲遠、周鯨文、孫一民、宋黎等都參加了，其中有軍人，有學者，有教師和學生。閻寶航沒有列名，因為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他被拉去作總書記。閻寶航一心抗日，不過藉以作掩護，而蔣介石卻沾沾自喜，認為已起分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