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我結婚當天，多想把手上捧著的香檳色花球拋給她，因為我認為她是最適當的人選，我想把這份喜氣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裡。
婚後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悅酒店茶敘，接到她打來的電話，“你在哪兒啊？我想把花球拋給你的……”我一連串說了一大堆，她只在電話那頭輕輕地笑，“我在清邁，我有一套紅寶石的首飾送給你。”那是我和她最後的對話。
一九八零年，她在洛杉磯，我在三藩市，她開車來看我，我們到Union Square逛百貨公司，其實兩人也並不真想買東西。臨出店門，她要我等一下，原來她跑去買一瓶香水送給我。我們喝了杯飲料，她晚飯都不吃就趕著開車回去。那是我們第一次相約見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是我卻被她交我這個朋友所付出的誠意深深地打動。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擾，你是聯絡不到她的。我們互相欣賞。對她欣賞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別戀如果對象是她，我決不介意。跟她見面的次數並不多，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遊，當時她住在巴黎，這段時間是我跟她相處最長的時段。因為身在巴黎，沒有名氣的包袱，我們都很自在地顯出自己的真性情。我會約她到香榭麗捨大道喝路邊咖啡，看往來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懷。她也請我去法國餐廳La Tour d’Argent吃那裡的招牌鴨子餐。記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來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閃著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帶短裙，頸上戴著一串串Chanel珠鏈。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禮服，雖然是一身黑，但服裝款式和布料層次分明。下擺是蕾絲打褶裙，腰繫黑緞帶，特點是上身黑雪紡點綴著許多同色繡花小圓點，若隱若現的。最讓我驚訝的是，她信心十足地裡面竟然什麼都不穿，我則整晚都沒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們走進餐廳，還沒坐定，就聽到背後盤子刀叉噹啷噹啷跌落一地的聲音，我想，這侍應一定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惱萬分。她卻忍不住竊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們驚艷得碗盤都拿不穩了。”
有幾次在餐廳吃飯，聽到鋼琴師演奏美妙的音樂，她會親自送上一杯香檳酒，然後對他讚美幾句。她對所有服務她的人都彬彬有禮，口袋裡總是裝滿一兩百法郎紙鈔，隨時作小費用。我看她給的次數太多，換一些五十的給她，她堅決不收。
有次在車上她拿出一盒卡帶（那時候還沒有盤片）放給我聽，裡面有她重新錄唱的三首成名曲，原來那段時間她在英國學聲樂，她很認真地跟我解釋如何運用舌頭、喉嚨和丹田的唱法令歌聲更圓潤。對於沒有音樂細胞的我，雖然聽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麼不同，但對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飯，車子停在大廈的地下室停車場，那裡空無一人，經過幾個迴廊，也冷冷清清。走出電梯進入那坐落於巴黎高尚住宅區的公寓，一進門，大廳中間一張圓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盞水晶燈。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顧她的是一名中國女傭。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在巴黎有個小公寓，她在巴黎這所公寓比我的夢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卻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們說了些什麼不太記得，只記得在巴黎消磨的快樂時光。
結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們一同回港，在機上我問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嗎？她說算命的說她命中注定要離鄉別井，這樣對她比較好。
飛機緩緩地降落香港，我們的神經線也漸漸地開始繃緊，她提議我們分開來下機，我讓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頭條，報道她回港的消息。
二零一三年來臨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為睡不著，打開窗簾，窗外滿天星斗，拱照著蒙上一層層薄霧的橘色月亮，詩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裡輕哼著“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離去，我悵然若失，總覺得我們之間的情誼不該就這樣結束了。
這些年她經常在我夢裡出現，夢裡的她和現實的她一樣—謎一樣的女人。奇妙的是，在夢裡，世人都以為她去了天國，唯獨我知道她還在人間。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