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中，指皇宮深院，宮廷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語，是指皇帝最近尚未公開的講話，我們今天稱之為小道消息。漏洩禁中語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呢？韓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主道》，講的便是為君之道。他強調王者要“虛靜以待”，“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之正”。要做到虛靜，王者必須去想去意，即沒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和意願。所以韓非子強調“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王的意欲表露於外，為臣者便能因而謀取私利，君王便不可能看清楚為臣者的真實情況及其本意，故不能讓為臣者得知君主所思所欲。反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如此的話，主動權在君王之手。漏洩禁中語者，無非是通過觀察君王無意中的言行，向相關人員表述君王眼前之好惡和意願，為臣者可以借此以達到某種目的。
顧炎武《日知錄》卷九宦官條雲，天順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十一月，六科給事中王徽等的諫言，便講到宦官“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洩之以張其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反之，從另一個側面講，君王有所好，為臣者也能將它引向另一極端。《韓非子·二柄》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王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姿矣。故子之托於賢以奪其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實際上為君者不見其好，不見其情，匿其端的本質是不授人以柄，使自己保持主動的位置，那麼周圍人的本來面目才能現其真相，為自己贏得主動權。
以上講的雖然都是古人古事，若回顧當代我們親歷的這六十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惡果，也一次又一次地反覆出現在我們身邊。故為君者，讓人捉摸不透不是壞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廣益，多謀善斷，才能出奇制勝。在政治鬥爭中、軍事鬥爭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並非不作為，而是在謹慎、耐心、多思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判斷，等待適當的時機，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是東方思維的特點，與西方不同。在中國不懂這一點則難以立足。從為君的角度講是如此，從為臣的角度講也是如此。
《明史·劉基傳》記錄了朱元璋與劉基的一段對話：
初太祖以事責李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
先分析這一段話，朱元璋與劉基討論丞相人選，提出這個議題，反映出洪武初朱元璋對李善長不滿，所以在考慮丞相的繼承人選時要找劉基商量。談話的時間是在洪武二、三年間，那時劉基與李善長的矛盾已公開化了，故朱元璋會講李善長欲害劉。洪武四年，李善長便以疾致仕，但李善長在淮西集團的人脈關係仍在，朱元璋想讓劉基為相，劉是浙江人，故自知力不勝任，拒絕了朱元璋的邀請。後討論了三個人選，楊憲、汪廣洋、胡惟庸，這三個人都被劉基一一否定了。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器，指器度，言人之度量。李善長的長處是“調和諸將”，楊憲雖有能力但沒有這樣的器度。講到汪廣洋，劉基則認為汪廣洋更比楊憲狹隘。楊憲與汪廣洋二人是李善長為相時的左右丞，所以李善長退休後，由楊憲掌事。汪廣洋被楊憲排斥在外，楊憲被誅後，汪廣洋被召回，洪武十年拜右丞相。汪廣洋自知人際關係上不如胡惟庸，僅受人擺佈而已。結果在洪武十二年末，朱元璋責汪廣洋朋欺，貶其廣南，舟次太平，因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罪而賜敕誅之。在那樣的條件下，想做老好人，不得罪人，也活不下去。而對胡惟庸，劉基的評語是“懼其僨轅”，那就是沖決朱元璋的控制。這句話傳到胡惟庸處，那二人之間還能不成為死結嗎？後來，此事不幸為劉基所言中，故在洪武十三年爆發胡惟庸案，也是勢所必然。當時朱元璋在選擇丞相候選人時，確實是兩難。胡惟庸是李善長一手提拔，李善長的侄兒李佑是胡惟庸的女婿，故胡惟庸在相府的人脈關係深遠。用胡惟庸，實際上是又一個李善長，比李善長更讓朱元璋放心不下。胡惟庸是在汪廣洋之後，洪武六年拜右丞相，至七月間為左丞相，以汪廣洋為其副。到了洪武十二年，朱元璋與胡惟庸便鬧翻了。胡惟庸拜相時，劉基便大戚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明史·劉基傳》）實際上劉基傷心的是當年與朱元璋討論丞相人選時，說過對胡惟庸不利的話。洪武七年劉基便憂憤疾作，害怕胡惟庸害他。史傳稱：“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這是一個懸案，無法驗證。但這也證明朱元璋與劉基的對話是外傳了，盡避胡惟庸否認劉基被毒死這件事，但也不能說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有歷史的宿怨在。從這一點上講，君臣之間的對話，如果涉及第三者的話，其間利害關係相當之大，議論他人是非確會招致飛來橫禍。他們對君王無可奈何，對進言的臣下卻可以趁機下毒手。從劉基與朱元璋的對話及相關談話人員後來的結局看，可謂高處不勝寒。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君臣之間都難於溝通，一次普通的閒聊談心，其引起的後果往往都是人們難以想像的。
南宋初人洪邁的《容齋隨筆》中有兩篇涉及到禁中言的問題，如《隨筆》卷二有《漏洩禁中語》條，講到這麼兩件事。一是漢元帝時，京房向張博洩漏禁中言，張博因此而棄市；二是王章與漢成帝在宮廷議論王鳳之罪，王音聞之，告王鳳，元後為垂涕而不御食，王章便因此而死於獄中。為什麼如此呢？《韓非子·王道》：“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之所以神，則在於他常常出人意表，唯其神而靈，才能服眾。洩漏禁中語，如果涉及權力結構上的根本性利益衝突，那就關係到相關方面的生死存亡，所有宮廷密謀，歷來都是先下手為強，故這直接關係到帝王自身的安危。為了防微杜漸，一旦發現洩漏禁中語，輕者會被帝王所疏遠，重者將遭滅頂之禍。
《五筆》卷七的《張蘊古〈大寶箴〉》中，張蘊古應該是直諫敢言的大臣，他之所以得罪唐太宗李世民，倒不是因為《大寶箴》的直言極諫，而是因為李好德一案。好德之言涉妖妄，所謂妖妄，用今天的話講是對最高領導層有一些不當的攻擊性言論。蘊古言其風疾，風疾，是謂其神經有些不正常，不能作數。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對好德密報其旨，並與好德在獄中博戲，為御史所劾奏。可見張蘊古身為法官，洩漏禁中宥赦的密語給當事的案犯，並與相關案犯一起博戲，從而導致唐太宗發怒。洪邁為張蘊古抱不平，稱其“無罪受戮”。唐太宗在殺了張蘊古之後，心中不勝懊惱，追悔莫及，下決心對死囚的決審，從一日覆奏改為二日五覆奏，表示對死刑要慎而又慎。
上述兩條對洪邁而言，亦是有感而發，因為他自己也碰到過這樣的事件。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年），洪邁與其兄洪適都受到孝宗的寵信和重用。當時龍大淵、曾覿由於早年曾在孝宗潛邸也深受重用，二人與洪邁相善，他們私下告知洪邁將遷西掖。洪邁見參知政事陳俊卿，講了這一小道消息，陳俊卿為此與孝宗言：“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孝宗說：“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於是黜龍大淵與曾覿二人。朱熹在《陳俊卿行狀》中稱其曾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故洪邁與其兄洪適在乾道五年（西元一一六九年）便退歸鄉里。可見洪邁在隨筆中所作札記《漏洩禁中語》與《張蘊古〈大寶箴〉》這二條亦系有感而發，既是為自己，亦是為京房、王章、張蘊古三人抱不平的。
同樣是洩漏禁中語，若西漢夏侯勝出道漢宣帝語，宣帝是當面責之，夏侯勝說：“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佈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宣帝也就不加任何處分了。故這類事還得看所言之是非，所牽涉面之大小及君王的肚量而異。從根本上講，一方面王者無私言，大丈夫應該光明磊落，政事還是公開透明的好，屬於陰謀詭計的宮廷密謀畢竟是專制主義帝王制度的伴生物，讓政事見陽光，可以避免和減少許多悲劇，也能讓政治步上正常軌道，不再為少數人所壟斷；另一方面，王者是人，他也有私生活，也有隨口聊天說笑話的時候，可不能句句當真，如果句句當真，人就難以開口說話了。
有一句老話，叫作“王者無戲言”，《呂氏春秋`重言》講了一個故事：“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如果真要嚴格實施王者無戲言，那王者就無法開口說話了。毛澤東討厭有人偷著搞錄音設備，不問場合錄他的每一句話。人總有說笑話、聊天的時候，如果都當作聖旨辦，那就無法說話了，實際上也是封他的嘴了。懂得一點歷史知識，可以不犯那樣愚蠢的錯誤。總之，在如何說話的問題上，為君難，為臣亦難。在傳話的問題上，同樣也難。所以越到高層，越難說話，越難談話交心，越難在相互之間溝通。一九七二年以後，毛澤東很少見江青，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怕她隨便傳話，添麻煩，另一個是更怕她假傳“聖旨”，對毛、對江都不利。一九七五年時， 毛澤東與蘆荻談《水滸傳》，一下子傳到了姚文元那兒，姚文元便整理了一個文件給毛澤東，毛澤東就很難辦了，傳下去就會成為一件大事，而毛澤東講《水滸傳》本來是隨感式的，這就說明談話之難。所以毛澤東到晚年只能與孟夫子那樣的女孩子閒聊，說東道西了。這些閒談現在讀來，也別有一番趣味，誰也不會從中去猜測什麼政治內涵了。
對於禁中的種種傳言，廣義地講，也就是各種小道消息，從聞者的角度講，無論是什麼傳言，必須抱分析的態度，要因人、因事、因時、因地、因勢而異，謹慎對待，這樣才能全身避禍，並有利於公共事業的發展。當然，對於有一些人拿雞毛當令箭，不問是非地借此隨便整人，那就又另當別論了；對於有的人故意製造內幕新聞，藉以為個人謀利，那就同樣另當別論了。總之，為人還是直道而行的好，想靠小道消息、內幕新聞辦事的人，只能得逞於一時，最終還是難免一敗塗地的。千百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了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上面說的那些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拿到現在來說，如果政府信息的公開透明制度化規範化了，那麼小道消息的市場也就會大大縮小了。領導人生活中的閒聊與領導人之間的互相溝通畢竟與正規的政府信息發佈有區別，大家言論自由的空間擴大了，政治生活也能走上軌道。打一個不十分恰當的比方，證券市場在小道消息滿天飛，許多人都靠追逐小道消息來謀利的時候，往往是這個市場很不正常的時候，如果信息發佈規範化了，那麼投機客興風作浪的空間便大大壓縮了。對股民來說，不能靠小道消息來判斷市場行情的變化，而是要根據市場宏觀面、公司基本面來判斷公司，根據技術趨勢來決定進出，這樣做也可以免受小道消息的干擾而上當受騙，這樣市場才會健康和繁榮。否則大起大落，大多數人受損，少數投機客獲利，這就不是一個正規和健康的證券市場了。對於小道消息的傳佈者，也得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要看他的出發點，要看有沒有造成嚴重後果，對其處置應該因人因時因事而異，不能一刀切，不能借此傷害無辜者。這個有關小道消息的道理，切換到其他方面，道理也是一樣的。
二○一○年一月四日
來源：本文摘自朱永嘉著《讀史求是》（2015年1月，中國長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