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全國上下群情激憤，反抗侵略、保國救亡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漲，而呼聲最強烈的，要數康有為和他發起的“公車上書”。
公元1895年，春夏之交的京城風沙四起，吹得人睜不開眼睛，這是一個人們不愛出門的時節。可是，5月2日這一天，北京的大街上車來人往，煞是熱鬧，許多人操著南腔北調的方言，在大街上邊走邊議論。乘車的、步行的，成群結隊，前後相連足有一里路長。長龍般的隊伍行進到都察院(清朝最高的監察、彈劾和建議的機構)門前停了下來，都察院門前頓時人擠車塞。原來這些身穿長袍馬褂的人是各省來京趕考的舉人，他們是特地到這裡來遞送奏章的。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
為什麼叫“公車上書”呢?據說漢朝時，凡是被征舉的讀書人進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備馬車來回接送，因此後來人們就用“公車”兩字作為舉人進京應試的代稱。
這次行動的領頭人是著名維新領袖康有為。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青年時代曾去過香港。他漫步街頭，親眼目睹香港的都市文明，真是大開眼界，感到英國人的確有一套治理社會的辦法，而清王朝的統治也實在腐敗無能，於是萌生了用西方制度改造中國現狀的變法維新思想。
公元1888年，康有為趁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的機會，寫了一封《上皇帝書》，要光緒皇帝快快實行變法。由於頑固守舊的大臣阻攔，這封五千多字的上書沒有送到光緒帝手中。但這一舉動在一些有維新思想的人士中傳了開來，康有為因此出了名。
轉眼六年過去了。那一年是舊歷甲午年，中國與日本打起了仗，結果是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大清國，敗給了彈丸之地的小日本，這使康有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擊。
第二年3月，康有為和弟子梁啟超一道北上京城考進士。隔了一個月，北京突然傳來了這樣一條消息：日本人威逼李鴻章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事先知道了條約中有割讓台灣和賠款的條款，感到這個屈辱的條約萬萬不能簽，便馬上叫來廣東和湖南兩省參加會試的舉人，於4月22日打頭陣，到都察院去上書，要求拒籤條約。與此同時，他和梁啟超兩人分頭到一些大臣寓所，邀請他們參加拒籤條約的請願活動。經過他們的動員，許多愛國官員、社會名流，紛紛上奏，交都察院轉送朝廷，一時遞章的人們塞滿大街，連上朝大臣的車輛都被包圍得無法通過。台灣籍的舉人得知家鄉要被割讓，更是痛哭流涕，泣不成聲。
康有為見群情沸騰，決定抓住這個機會，於4月30日由他出面，召集十八省鞍京應考的舉人在達智橋松筠庵開會，準備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上書請願活動。大會後，康有為接受與會者重托，花了一天兩夜的工夫，揮筆起草了一封長達一萬八千字的《上皇帝書》，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三項要求。寫好後，派梁啟超分送各省舉人傳閱。大家都很贊成康有為的觀點，總共有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在《上皇帝書》上簽了名。5月2日，康有為又把浩浩蕩蕩的舉人隊伍，帶往都察院去上書。這就是“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最終沒能成功。因為朝廷裡的投降派得到了風聲，大為驚恐，生怕打破他們的賣國計劃。當時有個叫孫毓汶的軍機大臣就公開叫嚷：“如果不趕快議和，讓日本人打來北京，我的老婆孩子家財怎麼得了啊!”">
慈禧太后也非常著急，趕忙叫光緒帝提前在和約上畫押，以造成既成事實。都察院於是推說《馬關條約》已經蓋上了皇帝的御璽，無法挽回了，不肯代為遞送請願書。這次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連光緒帝那裡也沒有送到，就無聲無息地結束了。
可是，“公車上書”的影響越來越大，上書的內容被傳抄、印刷，廣泛流傳，全國各地都知道了，要求變法的呼聲也一天比一天高漲。
康有為成了全中國的大名人，變法維新也從思想醞釀發展成為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