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東 漢
（公元25—189年）
東漢王朝始建於公元25年（建武元年），在名義上存在到公元220年（獻帝延康元年）。可是，公元184年（靈帝中平元年）黃巾大起義之後，東漢王朝雖仍存在，但其統治已分崩離析。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董卓率兵入雒陽，廢少帝劉辯，另立獻帝劉協，自掌大權。各地牧守將校推袁紹為盟主，聯兵進伐董卓。董卓部眾以力量不抵，將雒陽及其附近焚掠殆盡，將獻帝挾持到長安。東漢至此時，已名存實亡，全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之中。因此，我們在講東漢的政治、經濟時，只講到公元189年。190年以後的歷史，按傳統習慣歸入三國時期。
一、加強封建專制體制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中興”漢家相標榜。在他即位之初，就廢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復了西漢時期的制度和政策，有些制度、政策也有發展或變化。
1.中央集權
劉秀加強中央集權是西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繼續和發展。
退功臣，進文吏 東漢初年，劉秀認為他的功臣多是戎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國家；可是他們多自恃功高，不聽命令，或不遵守法紀。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勳，並籠絡他們的人心，劉秀封其中功勞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為列侯，給予他們尊崇的地位；但卻解除了他們的實權。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三人參與議論軍國大事外，其餘大多數列侯成為閒員，只是“以列侯奉朝請”１。這些列侯的食封數量，如鄧禹、吳漢二人，都食四縣，其餘為縣侯、鄉侯、亭侯，小的只食數百戶。總的說來，比西漢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稅而已。
劉秀很重視隱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認為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國家；又情操高尚，不趨炎附勢。所以就多方訪求，重禮徵聘。平帝時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劉秀征為太傅，名儒伏湛（zhàn占）征為尚書。尚書的權力是很大的。
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劉秀削弱三公的權力，加強尚書檯的權力，這是他的重要集權措施之一。東漢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職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稱的，管民政，權力比丞相小的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稱的，不再管監察，而是改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軍事。太尉一職應改稱司馬，因劉秀曾任劉玄的“行大司馬事”，為避諱而未改。三公的職位雖高，徒有虛名，並無實權。權力集中於尚書檯，尚書檯則直接聽命於皇帝。東漢後期的政論家仲長統曰：劉秀“慍（yùn運，怒）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１
東漢初年，進一步擴大尚書檯機構。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西漢時為六百石），為尚書檯的主管長官；另設尚書僕射一人，秩六百石，為尚書令之副；又設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為令、僕之佐。尚書檯下分六曹，每曹有尚書一人，秩六百石。尚書的職掌：
吏曹尚書（亦稱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
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
民曹尚書，主官吏上書事。
三公曹尚書，主斷獄事。
南主客曹尚書，主少數民族和外國事。
北主客曹尚書，主管同於南主客曹。
每曹置侍郎六人，稱尚書侍郎或尚書郎，秩四百石；置令史三人，稱尚書令史，秩二百石，各有職掌。這是一個組織完善的、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尚書令的權力在日益加強。章帝以後，已有“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１之說。至此時，尚書檯已是決策和發號施令的中樞機關。三公、九卿只受成事。東漢時的太傅、三公或大將軍等要直接參預中樞決策，必須加以“錄尚書事”的頭銜。
加強監察制度 東漢初年，就恢復了西漢時設置過的三套監察機構，而且有所加強。
1.御史台——東漢初年，改御史大夫為司空，管工程。原屬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府），掌監察，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解釋法律條文；侍御史十五人，掌察舉官吏違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官吏朝見皇帝或國家舉行祭天、祀廟、封王侯、拜將相等大典時，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監察威儀。御史中丞的權力僅次於尚書令。
2.司隸校尉——西漢武帝時置司隸校尉，至成帝時廢除。
東漢又復置，兼領一州事１，秩比二千石。設從事史十二人，主管察舉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務。司隸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參與議論朝政時，位在九卿之上，朝賀時，處於公卿之下。監察權之大，“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２在公卿朝見皇帝時，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會同並專席而坐，號曰“三獨坐”。
3.州刺史——東漢初年，在司隸校尉轄區之外，分全國為十二州（部）３，每州設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於每年八月巡行所屬郡國，檢閱刑獄情況，考察長吏政績，年終奏於皇帝。刺史的屬官與司隸校尉略同。
三套監察機構的恢復和加強，對加強皇帝的權力起了巨大的作用。
集軍權於中央 劉秀一再削弱地方的軍權，加強中央的軍權。他在建國不久，就下詔撤銷了郡國都尉的建制，將兵權並歸守、相。後又取消了各郡、國的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四種常備軍４，還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試制度５。從此，守、相的軍權也被取消了。郡、國的軍隊很少，一般不能作戰。大的戰爭要依靠中央的軍隊。
中央的軍隊主要有四支。在首都有兩支，就是南軍和北軍。南軍又分兩部，一部歸光祿勳１管轄，下設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羽林左監、羽林右監，掌守衛宮殿和侍從；另一部歸衛尉管轄，掌守衛宮門。北軍置中候一人，下分為五營，就是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每營設校尉一人，掌營兵，保衛京師。
地方上有兩支，一為黎陽營，合幽、冀、並三州兵騎而成，駐黎陽（今河南浚〔xùn迅〕縣東），以謁者監軍２。主要任務是守衛黃河以北，以為首都雒陽北面的屏障。一為雍營，駐雍（今陝西鳳翔南），主要任務是守衛三輔（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為西漢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陽西面的屏障。安帝時，為了防禦鮮卑貴族的侵擾，又增置漁陽（今北京懷柔）營兵。此外，還有使匈奴中郎將、度遼將軍、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等統率的邊防駐軍，亦直屬於中央。
2.社會經濟政策
劉秀採取的社會經濟政策，絕大部分都是西漢的政策的繼續和發展。主要有三個方面。
解放奴婢 奴婢問題是西漢中後期留下來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漢哀帝和王莽時期都沒能解決。
劉秀稱帝的次年（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就下令解放奴婢。從這年至建武十四年，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解放奴婢的地域範圍，適用於全國；奴婢種類，包括了因貧窮而“嫁妻賣子”者，王莽時沒入為官奴婢者，被權勢之家略為私奴婢者等等。有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從事”。
劉秀還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殘害奴婢。如二月的詔令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１
劉秀的解放奴婢、禁止殘害奴婢的政策的實行，對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社會經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度田事件 土地問題是西漢中後期留下來的另一重要社會問題，也是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漢哀帝和王莽時期亦沒能解決。
東漢初年，在農民大起義之後，土地問題稍有緩和。當時劉秀亦未想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解決。他於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們佔有田地數量和戶口、年紀。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限制豪強大家兼併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二、便於封建國家徵收賦稅和征發徭役。當時，許多大地主擁有武裝，號稱“大姓兵長”２，他們隱瞞的田地和依附於他們的人口很多，反對清查。地方官吏懼怕他們，有的貪於賄賂，就互相勾結，任憑地主謊報；而對農民，不僅丈量田地，還把房舍、裡落都作為田地進行丈量，以上報充數，這就給廣大農民製造了極大的痛苦。
劉秀以“度田不實”之罪誅殺了十餘個郡太守，下令加緊度田。於是大姓兵長們就武裝反抗，許多農民不明真象，也跟從大姓兵長反抗，這就是史稱的“度田事件”。劉秀一再發兵鎮壓反抗者。“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後來劉秀採取了鎮壓與分化相結合的政策，規定反抗者們“自相糾擿（tí惕，揭發），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３對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到他郡、縣，給予優厚的田宅安排，不予處罰。這實際是一種妥協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鬥爭也就平息下來。
二、社會經濟的發展
東漢前期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生活的恢復、發展速度比西漢前期慢一些，至劉秀之子明帝時，情況已相當好轉。《後漢書·明帝紀》記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狀況說：“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rěn忍），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牛羊被野。”至和帝永興１元年，有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餘頃。２此後百年間，官府歷次統計的數字基本上維持了這一水平。這個統計數字比西漢末年的統計數字要少得多。所以這樣，不能說東漢的戶口、田地比西漢少了，主要是由於劉秀的度田、檢查戶口的措施未得較好的實施，豪強地主們（大姓兵長）隱瞞了大量的田地和依附人口。
1.農 業
農具的改進 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產較西漢更有發展，這和鐵農具、耕牛更加廣泛的使用有密切關係。在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個省份的考古工作中，都有大量的屬於這一時期的鐵農具出土。在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甘肅、內蒙古、寧夏、新疆等邊遠地區亦都有不少鐵農具被發現。鐵農具的種類和西漢基本相同，略有增加，主要是在器型方面有很大的改進。以鐵犁為例，有長寬各四十多厘米和各三十多厘米的大型鐵犁，有長、寬各二十多厘米的中型鐵犁，也有寬度只有十幾或不足十厘米的小型鐵犁，這些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犁鋒部的角度縮小，刃部加寬，而且較普遍地使用了犁壁，這樣的犁具便於深耕、快耕、翻土、碎土，而且堅固耐用。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省未發現鐵犁，但其他鐵農具發現很多。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新式鐵農具，重要的有全鐵曲柄鋤和鏺（pō潑）鐮等。曲柄鋤是中耕農具，全鐵曲柄使用起來既堅固又省力。鏺鐮是割草用的大鐮刀，長約三十五厘米，接以長木柄，可直立砍草，生產效率很高。
牛耕已很普遍，從已發現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壁畫、畫像石及有關模型的牛耕圖像上可知，不僅中原地區在使用牛耕，遠至甘肅、內蒙古、廣東等邊遠地區也已使用牛耕。大多數是二牛抬槓，也有少數用一牛的，還有馬耕。
水利的發展 西漢後期以來，水利長期失修，河水“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１汴渠亦潰決２，黃河的水自汴渠東侵，淹沒兗、豫二州的許多地方。
東漢初年，官府已注意水利的興修。明帝時，命民間水利專家王景和將作謁者王吳主持修治黃河和汴渠，為這項工程而徵調的農民和士卒有數十萬人。王景等自滎陽東至千乘（shèng勝，今山東博興）海口千餘里，勘察地形，決通壅積，疏濬河道，十里立一水門，控制水流和水量。化了約一年多的時間，費錢約有百億，完成了這一工程。從此，黃河和汴水分流；兩水沿岸出現了大量的淤土，後多開為良田。黃河經過這次整治後，大約有八百多年（到1048年）的時間，未再發生改造之事。
有些郡守縣令也重視本地區的水利興修。鄧晨任汝南太守時，用民間水利專家許楊為都水掾（yuàn院，官名），主持修復鴻郤陂（xì bēi隙碑，今河南正陽、息縣間），歷時數年，起塘四百餘里，灌溉了廣大農田，年年豐收，“魚稻之饒，流衍它郡。”１後來何敞亦任汝南太守，主持修治鮦（zhòu宙）陽（今安徽臨泉）舊渠。渠修復之後，不僅灌溉方便，還增墾田地三萬餘頃。杜詩任南陽太守，大力修治境內陂池，開墾荒地，南陽逐漸富足。張堪任漁陽太守，在狐奴（今北京順義東北）開稻田八千餘頃，引沽水和鮑丘水（今潮白河）以灌溉田地，使這一地區逐漸殷富。當時有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２順帝時，馬臻任會稽太守，在會稽、山陰兩縣（今浙江紹興）修鏡湖，周迴三百餘里，灌田九千多頃。此外，下邳、廣陵、河東、河內、河南、左馮翊（píngyì平亦）、右扶風、京兆尹、隴西、武威等郡國，也修復或新開了許多湖陂溝渠，灌田多者達三萬餘頃，少者數百頃。這些陂塘、溝渠的修復或開鑿，對於農田灌溉和交通運輸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東漢初年，各地已在利用水力進行生產。可能這種新的水力技術的發明要早於東漢建國之時。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水碓和水排。水碓是糧食加工工具，主要用於舂米。水排是鼓風工具，用以冶煉銅鐵，亦提高了生產力。東漢末年，還發明了翻車，翻車就是龍骨水車，“設機車以引水”。又發明了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１，似是使用了虹吸管原理。這都是很先進的汲水工具。
東漢後期的農業產量，據仲長統說：“通肥（qiāo敲，瘠薄）之率，計稼穡之入，今畝收三斛。”２這與西漢前期“百畝之入，不過百石”相比，有所增加。
地主莊園 西漢後期以來，有權有勢的大地主都佔有大量的田地和佃農，世代稱霸一方。至東漢時，這一情況更有發展，宗室貴族也競占田地，廣蓄奴婢。如劉秀的兒子濟南王劉康就有田八百頃，奴婢一千四百人。有些大商人地主，“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１這樣擁有大範圍田地的地主可稱為莊園地主。莊園就是田莊。
不過對地主莊園而言，屬於田莊範圍的田地不僅為地主所有，而且其中的山林川澤也為地主所霸佔。如東漢後期的中常侍蘇康和管霸，就“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２在地主莊園內，絕大多數農民是地主的佃客，實際是農奴。山林川澤的私有化和農民的農奴化，是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生產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標誌。
在地主莊園中，以滿足地主的生活需要為主，組織生產。佃農們在地主或其代理人的指揮下，按照時令，從事於農業或副業生產。如種植各種糧食作物、蔬菜、瓜果和各種經濟作物以及藥材等等。副業有造酒，釀醋，制醬，作飴糖，養蠶，繅絲，織縑帛和麻布，染色，製衣服和鞋襪等。農具和手工工具也由本莊園製作。莊園對地主經濟來說，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地主對農民的超經濟的剝削是嚴重的。青壯年農民都要為地主充當部曲或家兵。每年二、三月青黃不接，或八、九月寒凍將臨之時，地主們就驅使部曲、家兵在莊園裡進行戰射訓練，以防禦貧苦農民對地主莊園的攻襲。地主莊園內都修有塢堡，是地主們藏身之處。塢堡四周有高牆、深溝圍繞，還築有三層、四層、五層、六層警樓，上有部曲、家兵守衛著。可是佃農們“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nú奴，兒女），為之服役。”１
2.手工業
東漢時期的重要手工業有煮鹽、冶鐵、鑄銅、漆器、紡織等，以私營為主，生產技術都較西漢進步。
冶鐵業 東漢時期，冶鐵業自由經營。國家或官府經營的冶鐵業以製造國家或官府需要的兵器、車馬具及其他生產、生活用具為主。民營的冶鐵業以生產商品為主，以供市場上的需要。產品以農具、手工工具及生活用具為最多。生活用具有鍋、剪、燈、刀、釘子、頂針等，還製作兵器。
東漢的冶鐵技術有很大的進步。“水排”的發明和使用是主要進步技術之一。水排就是水力鼓風機。機器是木製的，用水力轉動。鼓風的部分用牛皮製成２。《後漢書·杜詩傳》曰：建武時期，杜詩為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南陽自西漢至東漢，都是重要冶鐵地區。水排的使用，是冶鐵技術的一大進步。東漢冶鐵技術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溫煉鋼法的發明。這一技術的發明和推廣，使鋼的使用更加普遍。於是，鐵兵器如刀、劍等最後完全代替了銅兵器。
鑄銅業 東漢時期的鑄銅業仍有發展。官府在許多重要銅礦區設有冶銅場或鑄銅作坊，製作皇家或官府使用的銅器。地主、商人經營冶銅業的也很多。
當時的鑄銅業遍及全國，最著名的地區有廣漢、蜀郡、朱提（shú shí孰實，今雲南昭通）、丹陽（今安徽宣城）等。常見的東漢銅器有洗、釜、甑、壺、鐎斗、奩、博山爐、銅鏡等，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的製作精緻，花紋工巧，還有飾以鎏金、錯以金銀的。有些洗上帶有“朱提造”、“堂狼（今雲南東川）造”、“青蛉（今大姚）造”等銘文，註明產地；花紋則有雙魚、羊、鼎等圖案，或鑄有祝福吉祥、富貴的話語。
紡織業 東漢的桑、麻種植的範圍比西漢擴大，養蠶和絲織業、麻織業都有很大的發展，紡織技術也有進步。
主要絲織品產地在今山東、四川等省，設置有服官，京師雒陽設有織室，專為皇室和高級貴族、官僚製作服裝。在“絲綢之路”上發現的屬於東漢至魏晉時期的絲織品中，有錦、緞、綾、綺、羅、紗、縠、綢、絹、繒、帛等，所織花紋有流雲、鳥獸和吉祥語等圖案，還有秀麗古雅的刺繡花紋。
麻葛織品中最著名的是越布，也叫做越葛，是會稽地區的產品。劉秀稱帝后，就把越布列為貢品。皇帝、皇后和貴族、官僚、地主們都喜愛越布，越布名貴一時。
3.商 業
商業與城市 東漢時期，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品較多，因之商業也在發展。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劉秀下令重鑄五銖錢，廢除了一切舊幣，消除了王莽製造的貨幣混亂的局面，對於商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東漢的商品種類比西漢多，市場擴大，交通發達。在城市中都設有交易市場，叫做“市”。市內按所賣商品種類，分為若干“市列”或“列肆”，每個列肆又有很多店舖或商攤。主要商品有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如有糧食、鹽、鐵器、絲織品、麻織品、皮毛製品等，還有金、玉、琥珀、瑪瑙、玳瑁、象牙、犀角等珍貴器物以及中外藥材等。在人口較密的鄉村或交通要道地區，也有市集出現。
合市 民族間由官方組織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業交換關係，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漢已出現。東漢時期，漢和匈奴之間，定期“合市”。每次合市，漢商以巨量的鐵器、絲織品和其他手工業品，交換匈奴的數以萬計的牛馬。漢和羌、烏桓、鮮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間，也定期合市。合市這一交換形式在促進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漢族的小商販還載負貨物，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以商品換取民族地區的土特產，進行民族間的物資交流。
西域距離中原遙遠，兩地的商業交換關係不是採用合市的形式，小販往來也很困難，漢朝多是由國家或官方以使節的名義，派遣商隊，經過長途跋涉，到各國進行交換。也有商人結伴前往貿易的。運往的商品以絲綢等為主，沿絲綢之路西行，有的銷於西域都護區內各國，有的遠達於中亞、西亞、南亞、東南歐、北非等地。這些地區的皮毛製品和香料等也運來中國。貴族和高級官僚們憑借權勢，從西域買進奢侈品，以供享受。如外戚竇憲以八十萬錢從西域買得雜罽（jì寄，氈子）十餘張，又使人載雜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換取月氏馬、蘇合香和毾■（tà dēng榻登）。《後漢書·梁冀傳》說外戚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１
陸路與海外交通 商業交換關係的發展，促進了交通事業的發達。中原地區的陸路和水路都有新的發展，中原和邊疆地區的交通也有發展。自關中通向巴蜀的千里棧道多次得到整治。東漢初年開通的飛狐道，自代（今河北蔚縣）至平城（今山西大同），約三百餘里。又開通嶠道，自零陵（今屬湖南）、桂陽（今郴縣），通嶺南，遠達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道長一千餘里。自巴蜀亦有通向西南夷地區的大道。此道再向西南，可經今緬甸，達於印度，這就是西南絲綢之路。這些棧道、大道的沿途，多築有亭障、郵驛，以保衛商旅，安頓食宿，便利交通。在各郡之內，也多“鑿山通道”，“列亭傳（zhuàn篆），置郵驛”１，發展交通事業。
東漢時期海外交通進一步發展。往來各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光武帝劉秀封韓人蘇馬諟（shì是）為漢廉斯邑君，屬於樂浪郡，四時來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國派使臣來贈送方物，劉秀賜以印綬。公元1784年，日本人在九州志賀島（今福岡縣粕屋郡志賀町）發現了一方漢制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可能就是劉秀所賜的金櫻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國王帥升派人獻奴婢一百六十人，並願至雒陽朝見。這時漢已通日本以東以南數千里以外的島嶼、地區，有的航程需一年以上。
東漢與南洋、印度洋各地的往來更加密切。和帝（89—105年）時，天竺（今印度）幾次遣使前來，贈送方物。順帝永建六年（131年），葉調國（今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王遣使師會贈送方物，漢封師會為漢歸義葉調邑君，又賜國王金印紫綬１。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國（羅馬帝國）王安敦２又贈象牙、犀角、玳（dài玳）瑁等。
三、民族關係的發展
東漢時期，我國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關係進一步發展，邊疆地區各民族的社會發展變化較快，朝廷對於邊疆地區的政治統治也逐步加強。
1.南匈奴北匈奴
東漢初年，匈奴貴族為爭奪單于繼承權而分裂為南、北兩大部，史稱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立比為單于。比的祖父呼韓邪單于與漢“和親”，娶王昭君為閼氏。比亦向東漢“奉藩稱臣”，劉秀命中郎將段郴（chēn琛）監護南匈奴，單于庭內遷到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後又遷美稷（今准格爾旗北）。其部屬也隨同內遷，勢力日益強大。
北匈奴立呼韓邪的另一個孫子蒲奴為單于，曾為南匈奴擊敗，退居漠北。光武帝后期，北單于向漢求和親，遭拒絕。明帝時，北匈奴又一再侵擾邊郡，漢聯合南匈奴及烏桓兵連續進擊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擊敗。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北匈奴為鮮卑所破，北單于被殺，北匈奴五十八部降漢。永元元年（公元89年），漢以車騎將軍竇憲、征西將軍耿秉發漢和南匈奴共四萬餘騎，分三路擊北匈奴於稽落山（今蒙古國西北部），單于遁逃，北匈奴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投降，竇憲和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紀功而還。此後，北匈奴有的降於漢或南匈奴，有一部分隨北單于逐步西遷。
2.西 域
西漢末年，西域（今新疆一帶）分為五十五國。匈奴乘中原大亂，不能顧及西域，就大力入侵西域。
西域諸國向漢 莎（shā沙）車在塔里木盆地西端，距匈奴較遠。莎車王康之父名延，曾在長安為質子，與漢的關係密切。東漢初年，莎車王康受其父的影響，一心向漢。聯合其他國家，抵抗匈奴，並救護了原西域都護的吏卒和家屬一千餘人。劉秀封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節制西域其他國家。康死，其弟賢代立，對其他國家侵暴勒索嚴重。鄯善王上書要求朝廷派都護到西域，劉秀以國力薄弱，回信說：“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１鄯善等國因得不到東漢的庇護，被迫投降了匈奴。
班超經營西域 明帝初年，北匈奴一再脅迫西域各國出兵，寇掠東漢的河西等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派將軍竇固、耿忠率士卒出酒泉塞，入伊吾廬（今新疆哈密），進行屯田駐兵。明年，又進軍車師（今吐魯番、吉木薩爾一帶），置西域都護，駐烏壘城（今輪台縣東北小野雲溝）。
這時，西域多數國家向漢，少數追從匈奴。竇固派假司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與南道諸國聯繫。班超得到鄯善、于闐、疏勒的支持，殺掉匈奴使者，控制了南道。這時，匈奴與北道的焉耆、龜茲等國，攻殺西域都護陳睦，控制了北道。
東漢政府決定召回班超，也放棄南道。可是南道諸國懼怕匈奴的報復，苦留班超。班超決心留在西域，反擊匈奴。班超先用疏勒兵擊敗為匈奴控制的姑墨（今阿克蘇）和莎車，全部控制了南道。又以南道各國的士卒，擊退了大月氏貴霜王國七萬人的入侵。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的龜茲降於班超，漢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駐龜茲（今庫車縣東郊皮朗舊城）。永元六年，班超又控制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餘國又擺脫了匈奴的奴役，納於東漢都護的統轄之下。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西經條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諸國，至安息西界（波斯灣），未過海而還。甘英是我國古代繼張騫的副使之後到達西亞的使節，為打通歐、亞交通做出了重要貢獻。
班超是歷史學家班彪的少子，班固的弟弟。他從明帝永平十六年到西域，至永元十四年，奉召回到雒陽，在西域三十年，對鞏固我國的西部疆域，促進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於八月回到雒陽，九月病筆，年七十一歲。
東漢恢復在西域的統治，保衛了“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和中、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3.羌 族
東漢初年，羌族主要居住在今青海和甘肅南部、四川北部一帶。東漢王朝為了便於控制羌人，強迫部分羌人遷徙到關中和河東，與漢人雜處。漢人官僚、豪強依仗權勢，殘酷地剝削、奴役羌人，引起羌人的激烈反抗。
東漢中後期，羌人大規模地反抗鬥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發生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第二次是發生在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發生在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戰爭範圍擴大到三輔、三河、益州等地１，每次戰爭都時長十幾年或幾十年。東漢損兵折將極多，人力物力耗費極大。
東漢統治者在鎮壓羌人反抗的過程中，到處搶殺劫掠，士卒和漢、羌人民死傷的不可勝數。漢族人民由於頻繁的徭役征發和沉重的賦稅負擔，致使田園荒蕪，破產流亡，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當時有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lóng龍）胡。”２從這首歌謠所反映的關於東漢統治者為鎮壓羌人而征發的徭役以及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的生活帶來的後果多麼嚴重。
4.東北各族
烏桓、鮮卑 東漢初年，烏桓和鮮卑都曾侵擾東漢的東北邊境。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遼西的烏桓大人郝旦與漢通好，到雒陽朝見劉秀，劉秀封烏桓八十一人為王、侯等，允許烏桓遷居於沿邊諸郡，協助漢防禦匈奴和鮮卑。漢在上谷寧城（今河北宣化附近）置護烏桓校尉，兼領與烏桓、鮮卑互市等事。
鮮卑繼烏桓之後，也歸附東漢，劉秀封鮮卑的首領為王、侯。和帝時，北匈奴大部分西徙，鮮卑向西發展，佔據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北匈奴未西徙的部屬十餘萬落（戶），都自稱是鮮卑人，鮮卑更加強大。桓帝時，鮮卑大人檀石槐統一鮮卑各部。立庭（首府）於今張家口北。分三部進行統治：自右北平（治今河北豐潤縣東南）以西至上谷（治懷來），為中部，慕容部世為中部大人；上谷以西至敦煌，為西部，拓跋部世為西部大人；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治今遼寧遼陽），為東部，宇文部世為東部大人。都以部為氏。不久，檀石槐死，鮮卑又分裂為數部，力量減弱。
夫余等族 在今鴨綠江以北，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兩岸，直到東海之濱，居住著夫余、挹婁、高句驪、貊耳、沃沮等族。東漢初年，這些民族都接受漢的封號，國王或使臣常到雒陽。漢在這裡置玄菟郡（在遼寧瀋陽東），並進行軍屯，以節制各族貴族的統治。
5.蠻 族
蠻族分佈在長江中上游，因地區和血緣、習俗的不同，分為武陵蠻、廩君蠻和板楯蠻三大支系。武陵蠻居住在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的山區，廩君蠻居住在巴郡（治今四川重慶北）和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紀南城）一帶，因之也叫做巴郡南郡蠻，板楯蠻居住在今四川的嘉陵江流域。
武陵蠻和廩君蠻在戰國時期，屬楚國，板楯蠻在戰國後期屬於秦國。東漢時期，這些民族的社會經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東漢統治者對他們的剝削日益加重。蠻人和當地的漢人一再聯合起義，反抗東漢王朝。有時起義人數達十餘萬之多，捕殺地方官吏，焚燒官府，鬥爭時起時伏，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
6. 西南夷
西南夷居於今之貴州西部，雲南全部，四川西部和西藏的昌都一帶。西漢武帝經略西南夷，勢力僅達於今洱海以東，設置西南七郡。此後，中原地區的先進的文化、技術相繼傳入七郡，這裡各族居民的社會變化較快，經濟發展迅速。東漢時期，夜郎和滇人地區已興辦學校，讀儒家經典，和中原地區差不多。
哀牢夷西漢時期，生活在今瀾滄江流域的哀牢夷，與西漢官府沒有什麼聯繫。哀牢地區土地肥沃，宜於種植五穀和桑麻，經濟以農業為主，人民善於織帛疊、蘭干細布、文繡、綾錦和毛罽等；還用梧桐木華（木棉）織布，幅廣五尺，潔白，不易污損；並且還掌握了染色的技術。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至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夷有兩支願內屬，人口共有五萬餘戶，五十餘萬口。漢在哀牢地區設置哀牢（今雲南盈江東）和博南（今永平南）兩縣。後來漢又在今保山置永昌郡，以鄭純為永昌太守。規定哀牢夷的賦稅，為“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１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擔封建國家的賦稅剝削。
永昌郡為橫斷山脈地區，山高水深，氣候濕熱，東漢經營這一地區，十分艱苦。當時被征發到這裡來的人作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渡）博南，越蘭（瀾）津。度蘭倉（瀾滄），為它人。”２
撣族 永昌郡的西南面是撣（shàn扇）族聚居區。自永昌郡設置以後，撣族與漢發生了直接的聯繫。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撣王雍由調和附近各族遣使到首都雒陽，奉獻珍寶。和帝賜給雍由調金印紫綬，亦賜給其他撣族貴族印綬和錢、帛。安帝永寧元年（公元120年），雍由調又遣使來京，“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３這些魔術師自言是海西人，海西是大秦國，就是羅馬帝國。安帝讓樂人和魔術師在宮廷表現，並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給英綬、金、銀及各種絲織品。至此，永昌郡西南地區，也入漢的版圖。
白狼等部 明帝時，汶山郡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zōu鄒）等部約有一百三十餘萬戶，六百餘萬口，自願內屬。他們作詩歌三章，獻給東漢皇帝。當時的犍為郡掾１田恭譯出，題為《遠夷樂德歌》、《遠夷慕德歌》、《遠夷懷德歌》，合稱《白狼歌》，備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之意。
《白狼歌》的原文（用漢字對音寫出）和譯文都保存在《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及注中。譯文雖經封建官僚之手，帶有濃厚的大漢族主義傾向。但基本內容應是符合實際的。原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羌語的音、義和語彙，是研究西南地區與古羌人有關的少數民族的歷史與語言的寶貴資料。
四、宦官與朋黨
東漢從中期開始，政權主要控制在外戚和宦官兩大集團手中。這兩大集團各謀私利，互相鬥爭，政治黑暗。東漢後期，宦官掌權，政治更加腐朽，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吏和太學生結合起來，與宦官集團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1.外戚與宦官
東漢前期，皇帝很注意外戚干政，嚴格限制他們的政治權力，不使權勢過大。章帝死後，和帝十歲即位。以後的繼位皇帝也多是小兒，太后則是少年寡婦。太后臨朝聽政，實是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權，因之往往形成龐大的外戚權力集團，左右朝政。小皇帝多非太后親生，年長之後，畏忌外戚的權勢，怕被廢黜，就以身邊的宦官為心腹，伺機除掉外戚集團，宦官又掌大權。這樣的鬥爭在東漢中期的和、安、順、桓四帝時各發生過一次。宦官干政的情況日益嚴重。第四次鬥爭是外戚梁冀擅權和宦官單超等誅除梁氏。
梁冀擅權 順帝時，後兄梁冀繼父梁商為大將軍。順帝死，他立兩歲的小兒為帝，是為沖帝。次年沖帝死，他又立八歲的小兒為帝，即質帝。質帝雖小，但卻知道梁冀專權驕橫。在上朝時，他說梁冀，“此跋扈將軍也。”１梁冀很忿恨，就把質帝毒死，另立宗室十五歲的劉志為帝，是為桓帝，梁太后臨朝。梁冀專權近二十年，親屬黨羽佈滿朝廷和州、郡。大小辟吏陞遷，先向他謝恩，送大量的賄賂。這些官吏到任後，再瘋狂搜刮人民。地方官吏向中央送貢品，要將最好的貢品先送給梁冀，次品送給皇帝。扶風（即右扶風，今陝西興平）人士孫奮家中很富，梁冀送給他一套車馬（四馬一車），向他借錢五千萬。士孫奮畏於梁冀的權勢，不得不給；但卻只給他三千萬，他大怒，胡說士孫奮之母是梁家的奴婢，偷盜了梁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於是逮捕了士孫奮兄弟，士孫奮死於獄中，全部家產被沒收，其資產共值一億七千餘萬錢。梁冀還劫略幾千口平民為奴婢，稱這些奴婢為“自賣人”。
梁冀在雒陽周圍強佔民田，調發農民，建造了一座私人苑囿，周圍千里，梁冀不許人觸動苑中的一草一木。有人誤殺了苑中的一隻兔子，竟有十多個人因受牽連而遭殺害。
梁冀一家前後有七人封侯，出了三個皇后，六個貴人，兩個大將軍，娶公主為妻者三人，其餘任卿、將、尹２、校的，有五十七人。桓帝本是河間王劉開之孫，十五歲時，為梁太后和梁冀 所立。他對於梁冀也很懼怕。
單超等誅除梁氏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梁皇后死１，桓帝與中常侍單超、具瑗（yuàn院）、唐衡、左悺（guàn貫）、徐璜等五人合謀，以虎賁、羽林千餘人包圍了梁冀的府第，梁冀自殺，梁氏的族人親戚不論長少，皆棄市。因牽連被殺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數十人，故吏、賓客被免官的有三百餘人。據說“朝廷為空”。沒收梁冀的財貨被出賣後，共得錢三十餘億。這是宦官對外戚的第四次打擊。單超等五人以功同日封侯，史稱“五侯”。誅除梁冀及其黨羽，對當時的政治、社會都有好處；但從此以後，東漢政權為宦官壟斷。
2.清議與黨錮
宦官壟斷政權以後，政治日益黑暗，一些比較正直的高級官吏、在野的地主士人和太學生，採取鎊種形式，對宦官集團展開了鬥爭。於是相繼發生了“清議”運動和“黨錮”事件。
宦官肆虐 宦官專權以後，排斥打擊一般官僚士大夫，重用宦官的子弟、親屬和投靠他們的官僚。《後漢書·朱暉（huī揮）傳》附《朱穆傳》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hè賀）榮任。”他們搶奪民財，略取民女以為婢妾。中常侍侯覽侵奪宅舍三百八十一所，侵奪田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六區，還虜略良人為奴婢。他的哥哥侯參任益州刺史，為了侵奪民財，誣人以“大逆”之罪，捕殺後，霸佔財產，前後侵奪民產以億計。《後漢書·單超傳》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腐朽反動的政治統治加速了土地的惡性兼併，廣大農民紛紛破產，流離失所，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清議 宦官專政不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壟斷了仕途。這時的選舉、征辟（bì閉），都要按照他們的愛憎行事，這就嚴重地侵奪了士人的上進之路。這一時期，太學生已發展到三萬餘人，各郡縣的儒生也很多，他們上進無門，就與官僚士大夫結合，在朝野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專權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執政。”１這就是所謂的“清議”。
所謂“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主要是比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學生等互相標榜。如說：“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２所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主要是批評宦官專權亂政。如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３這樣的議論自社會流入太學，太學生以郭泰為首，奉司隸校尉李膺、太尉陳蕃為領袖，公開與宦官集團相對抗。
黨錮 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們不僅在輿論上抨擊宦官，還試圖在政治上打擊宦官勢力。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縣）逮捕了宦官趙忠的不法家屬。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職，關進左校服勞役。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為朱穆申辯。並說：“願黥首系趾，代穆校作。”４桓帝迫於輿論，赦免了朱穆。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中郎將皇甫規勒索錢財，皇甫規不理。徐璜等就給他強加以罪名，關進左校服勞役。一些官吏和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上書。皇甫規亦被赦免。
這樣，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與宦官集團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
延熹九年，術士張成教唆其子殺人，為司隸校尉李膺逮捕。
適逢國家有赦令；可是李膺因張成與宦官關係密切，就把他們處死。張成的弟子牢脩上書，誣告李膺與太學生、諸郡儒生及遊學士人“共為部黨，誹訕（fěi shàn匪善）朝廷，疑亂風俗。”１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二百餘人。後經尚書霍諝（xǔ許）、城門校尉竇武等一再向桓帝說情，才得赦免回歸田里，但卻禁錮終身。這是第一次“黨錮”。自這次事件之後，“正直廢放，邪枉熾結”。２大量的不願與宦官集團為伍的士大夫、太學生等進一步結合，並推出了他們的首領或代表人物。就是三君、八竣八顧、八及、八廚等，三君是竇武、劉淑和陳蕃，君就是“一世之所宗”３之意。他們與宦官集團的對立和鬥爭進一步激化。
第二年，桓帝死，靈帝立。太后之父竇武以大將軍的身份與太傅陳蕃輔政。他們起用了李膺和其他一些被禁錮的名士。次年，他們又共謀誅除宦官集團。可是，由於事洩，宦官曹節發兵逮捕竇武，竇武自殺。竇氏宗族、親戚幾被殺光。又次年，曹節等以“部黨”之罪名，再次逮捕了李膺等一百餘人，這些人都死在獄中。他們的父子、兄弟、門生、故吏等，凡是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錮，禁錮範圍擴大到五服以內的親屬。這是第二次“黨錮”。
這次黨錮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黃巾大起義時才被解除。建議解除禁錮的也是一個宦官，即中常侍呂強。他怕受禁錮的人心懷不滿，與張角等“合謀”，因之提出這一建議。靈帝接受了這個建議，下詔解除了“黨錮”。統治階級內部的這場長達數十年的鬥爭，在農民起義面前，暫告中止。
五、東漢末農民戰爭
桓帝死，無子，竇太后和她的父親大將軍竇武迎立河間王劉開之曾孫劉宏為帝，是為靈帝。不久，宦官殺竇武，靈帝成為宦官的傀儡。靈帝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極力討好宦官。竟說：“張常侍（讓）是我父，趙常侍（忠）是我母。”１他為了積聚錢財，在西園公開定價賣官。賺錢入私囊，命人回河間買田地，建宅舍。宦官們肆無忌憚的搜刮人民，當時有“五邪嗣虐，流行四方”２之說。當時，在農村中廣泛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３這首歌謠的出現，預示著農民革命的大風暴即將到來。
1.黃巾大起義
太平道 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約產生於東漢中期。東漢末年，太平道首領張角是巨鹿（今河北平鄉）人，自稱大賢良師，在各地傳教，手執節杖，教病人叩頭思過，飲符水以治玻廣大人民飢寒交迫，生活痛苦，也以信奉太平道寄托精神。後來，張角和他的信徒們在階級鬥爭形勢的推動下，走向了革命道路。
張角傳教十餘年，在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有信徒數十萬人。他為了發動起義，分各郡國為三十六方，大方有部眾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為起義的基本力量。他們宣佈了這樣一個口號：“蒼天（東漢）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１用來鼓動廣大農民起來革命。還派人到京師雒陽和各州郡，在官府的門上，用白土書寫“甲子”二字，以警告反動統治者們，並擴大宣傳鼓動工作。當時的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黃巾大起義 張角原定於184年三月五日起義。可是由於叛徒唐周告密，決定提前於二月間起義，各地起義軍以黃巾包頭。張角稱天公將軍，其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領導巨鹿的黃巾軍。其他地區如穎川（治今河南禹縣）、汝南（治今上蔡）、陳國（治今淮陽）、南陽、東郡、揚州（治今安徽和縣）以及幽州、益州等地，都爆發了黃巾起義。《後漢書·皇甫嵩傳》描述說：“所在燔（fán凡）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黃巾起義後，漢靈帝和宦官們十分恐慌。他們一面調集軍隊，保衛京師雒陽；一面以皇甫嵩、朱俊（jùn俊）、盧植為中郎將，率軍進攻黃巾軍。各地的豪強地主也把宗族、部曲、家兵組成地主武裝，修築塢堡，與黃巾軍相對抗。
皇甫嵩和朱俊共有四萬餘人，在進攻穎川黃巾時，朱俊被擊敗，皇甫嵩被圍困在長社（今河南長葛）城中。後來他們得到曹操的支援，打敗穎川、汝南、陳國黃巾，屠殺起義農民有數萬之多。
東漢王朝原派盧植進攻張角，被張角打得大敗。朝廷撤了盧植的職，另派董卓進攻張角，亦被張角打敗。朝廷再調皇甫嵩進攻張角。此時，張角病死，部眾由張梁和張寶率領。皇甫嵩用偷襲的辦法打敗了黃巾軍，張梁戰死，黃巾軍英勇犧牲的有八萬多人。皇甫嵩又進攻下曲陽（今河北晉縣）張寶部，張寶戰死，所部死傷被俘的有十餘萬人。
東郡和南陽等地的黃巾軍也先後被皇甫嵩、朱俊等鎮壓下去。這些起義軍的領袖們都在作戰中英勇犧牲了。
這些黃巾大起義從中平元年（184年）二月開始，到十一月失敗，共戰鬥了九個月。組織在黃巾旗號之下的起義軍約有百餘萬人，起義風暴席捲全國。這次起義是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有準備的，起義地區廣大，戰鬥英勇，給予東漢王朝和豪強地主以沉重的打擊。這次起義雖被鎮壓下去，可是革命的烈火卻已經燃燒起來了，各地的鬥爭前赴後繼。
2.黑山黃巾與青徐黃巾
黑山黃巾 張角領導的黃巾軍失敗後才三個月（中平二年二月），各地又爆發了新的農民起義。戰鬥在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等郡國山區的起義軍有上百萬人，號稱“黑山軍”或“黑山黃巾”，部屬很多。大部二、三萬人，小部六、七千人，他們共同推舉張牛角為帥。張牛角戰死，又公推張飛燕（原姓褚）為帥。這支起義軍轉戰於河北諸郡十餘年，和軍閥袁紹、曹操進行了艱苦的鬥爭，處死了許多郡守、縣令（長）和地主，給予地主階級以沉重的打擊。後來，在軍閥混戰中，張飛燕為公孫瓚所利用，進攻袁紹，被袁紹擊敗，張飛燕率部投降了曹操。
青徐黃巾 中平五年（188年），黃河以南的青州和徐州一帶再次爆發了農民大起義，在青州的稱“青州黃巾”，在徐州的稱“徐州黃巾”，合稱”青徐黃巾軍”，連破州、郡，誅殺長吏，許多官僚、地主被迫逃亡他郡或渡海逃到遼東。這兩支起義軍人數也發展到一百餘萬。
可是青徐黃巾多為破產農民組成，由於戰爭激烈，家屬隨軍的很多。如青州黃巾，有主力軍三十萬人，而隨軍婦孺老弱竟達一百餘萬口，糧草不繼，行動困難，嚴重妨礙戰鬥。後來在濟北（今山東長清）連被擊敗，又為曹操的軍隊尾追，最後投降了曹操，為曹操編為“青州兵”。徐州黃巾也先後被擊破。
3.漢中、巴蜀的農民政權
五斗米道 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爆發不久，天師道首領張修也於同年七月領導巴郡和漢中的農民起義。天師道的傳教方式和太平道基本相同。因使受治的病人出米五斗，所以也叫做“五斗米道”。
天師道的另一個首領張魯，三代傳教，自號師君，下屬有祭酒，各領部眾，部眾多者稱治頭大祭酒，信徒很多，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勢力。
張魯政權 益州牧劉焉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在益州搞獨立王國，於初平二年（191年），以五斗米道首領張魯為督義司馬、張修為別部司馬，攻佔漢中（治今陝西漢中）。張魯殺張修，又鎮壓了一些豪強地主，在漢中、巴郡建立了一個農民政權。這個政權是政教合一、勞武結合的。他的主要經濟、政治綱領是：一、諸祭酒各在轄區內的大路上設置義捨（旅舍），內儲有米、肉等，來往行人吃飯不要錢，目的是為了招徠關中地區的流民，以充實漢中人口；二、犯輕微罪過的人罰修道路；三、犯法的人，以說服教育為主，初犯者處理從寬，“先加三原，然後行刑”；四、不設置官吏，以宗教首領祭酒兼管政事。史書說張魯在漢中實行這些政策的結果，“民夷便樂”，１流民來歸的，前後有數萬家。
在漢中、巴郡，漢族、夷族地主仍然很多，在張魯統治的二十多年中，階級分化。土地兼併在發展，張魯及其統治集團也越來越貴族化了，曾一度反映農民利益的張魯政權逐漸變質為封建地主政權。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十萬人進攻漢中，張魯向曹操投降了。
4.黃巾大起義的歷史意義
黃巾大起義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三次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這次起義比秦末和西漢末的農民大起義有明顯的進步。主要有兩大特點：一、這次起義是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有準備；二、利用宗教組織發動農民起義。這次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了，但它的歷史意義是巨大的。主要歷史意義有如下三點：
一、推翻和改造了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東漢後期，宦官專權，政治極端腐朽反動，徭役、賦稅不斷增加，其他搜刮也極嚴重。這樣的黑暗統治加速了土地兼併和農民破產的過程，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經濟。黃巾大起義在廣大地區打擊了官僚、地主，基本上摧毀了東漢王朝的統治，破壞了世族大地主建立的封建統治秩序，使東漢王朝的統治分崩離析，名存實亡。
二、調整了土地佔有關係——黃巾大起義後，土地兼併暫時緩和下來，許多為貴族、官僚、地主佔有的土地轉移到農民手中。這些農民後來不論是自耕農民還是屯田農民，所受剝削和奴役，都比農民起義以前有所減輕，生活比較穩定，生產積極性也有提高，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三、發揚了中國人民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在黃巾起義的過程中，起義軍領袖們臨危不懼，勇於犧牲的精神，作為中國人民的光榮的革命傳統而載入史冊。在此後一千七、八百年的歷史中，一直在鼓舞著廣大農民進行革命鬥爭。
複習題：
*1.簡述劉秀加強中央集權的情況。
2.“度田”的原因和結果怎樣？
3.簡述東漢鐵農具推廣和水利興修情況。
*4.略述班超經營西域的重大歷史意義。
5.為什麼說東漢對待羌族的戰爭是反動的？
6.你怎樣評價黨錮事件？
*7.東漢時期的主要少數民族的名稱及其分佈地區？
8.試述黃巾大起義的歷史意義？
重要名詞：
* 劉秀 漢明帝* 王景* 杜詩 張堪* 竇憲 *班超* 甘英
單超* 梁冀 * 郭泰* 李膺* 陳蕃桓帝靈帝*張角
* 皇甫嵩*張魯張修*尚書檯尚書令尚書僕射錄尚書事
* 御史台“三獨坐”水排南匈奴莎車*羌族烏桓*撣族
《白狼歌》合市*度田事件*太平道*五斗米道
參考書：
1.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上冊第四章第三節。
2.張傳璽、張仁忠合著：《中國古代史輔導講座》第九講《東漢》。
3.翦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二冊〔三〕十二（二）、十三至十六。（選讀）
4.《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卷七一《皇甫嵩朱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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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漢朝退職的大臣或貴族，以“奉朝請”的名義參加朝會。
１ 《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引《昌言·法誡篇》。
１ 《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
１ 東漢分全國為十三州部，京師附近為司隸校尉部，設司隸校尉。其他十二部設部刺史。應劭《漢官議》曰：司隸校尉部有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七郡。
２ 《通典》卷三二《職官》一四《司隸校尉》。
３ 東漢合朔方入并州，所以比西漢少一州。
４ 輕車，車兵；騎士，騎兵；材官，步兵；樓船士，水兵。
５ 都試：士卒考試。漢制以立秋日總試騎士。
１ 漢武帝改郎中令稱光祿勳，東漢末年復稱郎中令。
２ 謁者：秩四百石。為皇帝親信者充之。
１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下）。
２ 《後漢書》卷三三《朱浮傳》李賢註：“兵長，兵之長帥也。”
３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
１ 和帝有永元、元興二年號，無永興年號，永興元年可能是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之誤。
２ 《後漢書》卷二三《郡國志》（五）李賢注引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
１ 《後漢書》卷七六《王景傳》。
２ 自今河南滎陽縣東北接黃河，東南經今開封市南、民權縣與商丘市北，復東南經安徽碭山、蕭縣北，至江蘇徐州市北，入泗水。
１ 《後漢書》卷一五《鄧晨傳》。
２ 《後漢書》卷三一《張堪傳》。兩歧，雙穗，豐收之象。
１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張讓傳》李賢注。
２ 《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引《昌言·損益篇》。
１ 《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引《昌言·理亂篇》。
２ 《後漢書》卷七八《黨錮列傳·劉祐傳》。
１ 崔寔《政論》。
２ 《淮南子·本經訓》：“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高誘註：“橐，冶■排橐也。”
１ 《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附《梁冀傳》。
１ 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
２ 即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裡略·安敦尼。
１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莎車國》。《集解》：“言任所歸向”。
１ 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河：河東、河內、河南。
２ 《後漢書》卷一三《五行志》（一）：“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嚨胡，胡即喉，喉嚨。
１ ２３《後漢書》卷八六《西南夷傳》。
１ 掾（yuàn院），通稱掾史，為郡太守的屬吏。
１ 《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附《梁冀傳》。
２ 尹：漢代都城的行政長官稱尹。梁冀弟梁不疑為河南尹。
１ 梁皇后：桓帝后，梁太后（和平元年，150年已死）妹。
１ ２《後漢書》卷七八《黨錮列傳·序》。
３ 葛洪《抱朴子·外篇·審舉》。
４ 《後漢書》卷四三《朱暉傳》附《朱穆傳》。左、右校：官署名，掌工徒勞作。
１ ２《後漢書》卷七八《黨錮列傳·序》。
３ 《後漢書》卷七八《黨錮列傳·序》：八俊有李膺、王暢等，“俊者，言人之英也。”八顧有郭林宗、范滂等，“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八及有張儉、岑晊等，“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八廚有度尚、張邈等，“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郭林宗即郭泰。
１ 《後漢書》卷七八《黨錮列傳·張讓傳》。
２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論》。五邪：單超、具瑗、唐衡、左悽徐璜。
３ 《太平御覽》第九七六卷引崔寔《政論》。文字從嚴可均《全後漢文》校訂。
１ 《後漢書》卷七一《皇甫嵩傳》。“甲子”為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１ 《三國誌》卷八《魏志·張魯傳》。三原：寬大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