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初，在安徽、河南、山東、江蘇、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區就有捻黨的活動，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縣）、雉河集（今渦陽）、蒙城、宿州（今宿縣）、穎州（今阜陽）和河南東部的永城等地尤為活躍。當地的一些貧苦農民和無業遊民，為饑寒所迫，自發地結成一個個分散隱蔽的集團，進行反抗封建壓迫，尋求生活出路的鬥爭。在皖北一帶的方言中，稱一部分、一支、一股為「一捻」，因而習慣地把這種分散活動的小集團稱為「捻子」。
皖北河流縱橫交錯，具有較好的運輸和灌溉條件。但長期以來，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敗，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遇大雨，便洪水橫溢，氾濫成災。1841年至1844年間，黃河連續三次決口，洪水經渦河奔騰下瀉，使亳州、蒙城一帶幾度成為澤國，不少人流離失所，生活無著。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災，以致餓殍遍野，甚至出現以死人肉充飢等慘不忍睹的景象。然而，當地的官吏不但不採取搶險賑災、休養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結豪紳、地主，強迫農民照舊完糧納稅，並通過放高利貸、兼併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盤剝農民。苛捐雜稅多達數十種，連耕畜、農具、樹木、房屋、家禽，以至婚喪嫁娶等都要納稅。官府橫徵暴斂，凶狠異常，「差役橫行，甲於他時１。
殘酷的壓迫與剝削，迫使皖北廣大勞動人民進一步地起而反抗。許多城鎮的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者、船夫、碼頭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紛紛結捻而起，開展「打糧」、「吃大戶」、抗糧抗差和殺富濟貧的鬥爭。由於皖北的亳州、雉河集、蒙城、壽州（今壽縣）、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處於安徽、河南、江蘇三省交界，屬於「三不管」的地方，統治力量比較薄弱，這就為捻黨的活動提供了客觀有利條件。此外，皖北一帶有不少人結捻進行販鹽活動，組織了不少保運私鹽的武裝集團，和鹽巡作鬥爭。這些集團經常往返於皖北各地，甚至遠及河南、山東、江蘇三省，與那裡的人民發生聯繫，對當地的捻黨起義起了推動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國在廣西起義並向兩湖勝利進軍，影響所及，使北方捻黨活動更趨活躍。「河南之歸（歸德府，治今商丘）、陳（陳州府，治今淮陽）、南（南陽府，治今南陽市）、汝（汝寧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蘇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東之兗（兗州府，治今兗州）、沂（沂州府，治今臨沂）、曹（曹州府，治今菏澤），所在有之。而安徽之鳳（鳳陽府，治今鳳陽西）、穎（穎州府，治今阜陽）、泗（泗州，治今泗縣）為甚，鳳、穎所轄蒙、亳、壽為尤。」１當時，比較著名的捻黨起義武裝有：河南南陽的喬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壽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處，有張樂行、龔得樹（龔得）等於1852年11月以雉河集為中心聚眾起義，而與張樂行有聯繫的永城馮金標、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眾、壽州劉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李眾起義，號稱「十八鋪」，並推張樂行為其總首領。此後，捻黨起義武裝多以「捻軍」稱之。
1853年夏，太平天國北伐軍先後佔領鳳陽、蒙城、亳州，進而佔領豫東重鎮歸德府。當時，安徽、河南和江蘇北部又有一批捻黨舉旗起義，和蒙亳地區的起義武裝一起配合太平軍作戰。其中比較大股的有：永城的蘇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貫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劉疙瘩部，阜陽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邊界的李昭壽、薛之元部，確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東的曹縣、城武（今成武）、菏澤、嘉祥、鄆城等地捻黨也都爆發了起義。這些起義武裝，有的參加了太平軍，有的給太平軍當嚮導，有的單獨攻城奪地。從此，揭開了轟轟烈烈的捻軍反清戰爭的序幕。
當時，捻軍的鬥爭還處於初始階段，其活動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和遠大的戰略目標。各支捻軍即使在同一地區，也互不統屬，分別由「趟主」（首領）帶領，各自獨立行動。「居則為民，出則為捻」，處於半農半軍狀態。另外，不少地區的捻軍，有的為時不久即被清軍鎮壓（如雷六等部），有的叛變投敵（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時降時反（如李昭壽、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張樂行１、龔得樹、蘇添福等領導的捻軍，則逐漸發展成為堅持反清鬥爭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