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真實面貌，有時會被偏見的雲霧遮鎖，即使對同一人物或事件，往往也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與記載。時日一久，孰是孰非，遂成千古之謎。韓侂胄便是一例。
認為韓侂胄是奸臣，把他同南宋時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檜、賈似道相提並論，似乎是南宋以來當權者和正史的觀點。翻開《宋史。韓侂胄傳》，幾乎通篇都是說他從一得勢，就權欲熏心，獨斷專行，極其鄙夷他的為人和政聲。「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諷刺他恃擁立寧宗趙擴而好大喜功，極欲弄權，「時時乘間竊弄威福」，唾罵他常常背著皇上，私自處理政事，擅作威福。並揭露他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不自量力，輕率北伐。為鞏固自己的地位，「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拉攏起用辛棄疾等名流。因此，他常遭到朝廷重臣的彈劾。如「右正言黃度欲劾胄……。朱熹奏其（指韓侂胄）奸，……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可見韓侂胄確實是奸佞專權，弄得怨聲載道，人神共怒。現在有許多書籍也都用不屑的口吻談論他，如」當時宰相韓侂胄胄企圖以出兵北伐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而重新起用辛棄疾「（《辛棄疾詞文選注》）等。他雖曾褒岳（飛）貶秦（檜），但是岳飛的孫子岳河，卻在《桯史》裡載有諷刺、奚落他的滑稽劇。可見他真是到了」眾惡歸焉「的地步。
不過，認為韓侂胄是忠臣，是志在恢復的抗戰派的，還是大有人在。近代史學家鄧之誠指出，韓侂胄並「不盡如宋史所詆」；說韓侂胄是權奸誤國，「不免門戶道學之見。」（《中華二千年史》）其實，早在當時，著名的詞人周密就在《齊東野語》裡提出異議：侂胄「身殞之後，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當未盡然」。對宋史的觀點，即韓侂胄是奸佞之說，首舉質疑。《齊東野語》還記載著：「壽皇（宋孝宗趙慎）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胄習聞其說。」也就是說，韓侂胄在孝宗時，即擁立寧宗之前，就對抗戰大事耳熟能詳，早有收復失地之志。為了抗戰，韓侂胄甚至置生死於度外，什麼都不顧。「啟韓有圖之者，韓猶以一死報國為辭。」（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集）蔡美彪等所著《中國通史》明白無疑地指出：《宋史》以來，視韓侂胄為奸臣，實在是「被歪曲了的歷史」、「應該恢復其本來面目了」。肯定韓侂胄是抗戰派，是忠貞不貳之臣。再說，即使在《宋史。韓侂胄傳》裡，也根本找不到一星半點能說明韓侂胄是奸臣的史實。這裡既無他投降或阻止抗戰的點滴事例，也無他弄權誤國的些微記錄；倒是有他積極籌劃北伐杭金戰爭，志在恢復失地的記載。還有，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曾經嚴厲打擊那
些文恬武嬉，不思收復的投降派。
根據有關史料來看，情況大概是這樣的：在韓侂胄當政的14年裡，他的所作所為，幾乎都為了抗金復國大業。為了抗戰，他曾經大權獨攬，並把道學斥為偽學，把對抗戰前途持懷疑、阻止態度的一夥人定為逆黨，予以無情打擊。因此，投降派以及被他痛斥者勢必對他恨之入骨，以圖報復。但是當韓侂胃決定北伐抗金時，便寬容地取消了黨禁，目的不外乎是要團結他們一致對敵。可惜內部出了叛徒和內奸，投降派又乘機刁難、掣肘，再加上南宋朝廷本身政治上積弊太深，軍事上輕敵冒進，以致北伐失敗了。「誤國當時豈一秦」，（陸游《追感往事之五》）韓侂胄也被政敵陰謀殺害了。他「以一死報國」的誓言，果然言中了。投降派心狠手辣，甚至還開棺斷首，把他的頭送給金人洩憤，以此乞和，求得保持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局面。
歷史上的韓侂胄是忠是奸，目前還是一個謎。希望當代學人撥雲驅霧，還其本來面目。
（胡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