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天下大亂，各地義軍風起雲湧，隋湯帝統治搖搖欲墜。正在此時，李氏集團起兵於太原，攻克長安，翦滅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機的唐王朝。晉陽起兵是他們這一行動的起點，那麼誰是這次起兵的首謀者呢？
有關唐朝的史書，都說唐太宗李世民是晉陽起兵的首謀者，「世民者，濟世安民也」，其父李淵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舊唐書。高祖紀》云：「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同書《太宗紀》云：「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群盜大俠，莫不願效死力」；《新唐書。高祖紀》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己決，而高祖未之知，欲
以情告，懼不見聽「。當李淵知道此事後，初是」大驚「，」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己而許之「；《新唐書。太宗紀》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據此看來，兩書記載是一致的，都認為太原起兵的首謀人是李世民，而李淵只是被動的受擺佈者。《通鑒》關於李淵受擺佈的記載還非常具體：先是李世民與劉文靜密謀，打算」乘虛入關，號今天下「，繼又使裴寂說服李淵，最後李淵才不得不說：」吾兒誠有此謀，已如知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這就是說，李淵是個遇事缺乏主見、無所作為、任人擺佈的無能者，如果沒有李世民，晉陽起兵就無從談起。後來的一些史學專著，多從此說。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認為：「唐高祖愛好酒色，昏庸無能，只是憑借周、隋大貴族的身份，616年得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必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謀略和戰功，他本人並無創業的才幹，連做個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開大學編的《中國古代史》（上）則說：「李淵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十大院校合編《中國古代史》（中）認為：「李淵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干煉，他積極聚積力量，勸說李淵起兵反隋。」
對此，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許多學者認為，李淵是晉陽起兵的首謀者，他作為隋朝統治集團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頭，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幾年裡，一直處於隱蔽狀態罷了，「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舊唐書》及《通鑒》載高祖「縱酒納賂以自晦」，其實「縱酒」即沉湎，就是裝糊塗：「自晦」即混其跡，就是掩蓋自己。李淵以「縱酒」作為「自晦」之計，是一種防護性的策略，以消除隋揚帝對他的猜忌，這正是他老謀深算的表現，不能斥之為昏庸的酒徒。據《舊唐書。字文士及傳》，早在晉陽起兵前四五年，李淵就與字文士及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武德二年（619年），字文士及降唐，李淵對裴寂說：「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涿郡密論天下事，李世民才十三四歲，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淵呢？615年，李淵受命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時，副使夏侯端勸他早作反隋準備，李淵「深然其言」（《舊唐書。夏侯端傳》）。又據《大唐創業起居注》載，李淵剛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對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這表明李淵的政治野心。非常明顯，李淵視太原為自己的地盤，早有併吞天下之心，李淵是個頗具雄心、富於權謀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晉陽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李世民「於晉陽密詔豪友」，為起兵作了組織上的準備。升任太原留守後，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濟濟群士的信任，成為關中地主眾望所歸的人。起兵攻入長安，「約法十二章」，很快穩定了關中秩序，當上了大唐開國皇帝。因此，晉陽起兵的主要策劃者，首推李淵，他決不是昏庸無能之輩，而是一個「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的人物。晉陽起兵之時，年僅20歲的李世民，從年資、閱歷或者實際的政治、軍事經驗來說，都夠不上首謀人物，無論從資歷還是威望上，都及不上李淵。
（華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