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兵於農是兵制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歷來為眾多兵家學者所關注。它究竟始於何時？至今仍是眾說紛壇，難以達成共識。
《莊子。盜跖》稱「黃帝前耕而食，織而衣無相害之心，此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子。畫策》云：「神農之師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由此可見，五帝以前很少戰爭，沒有專職軍隊，不存在寓兵於農的問題。夏王朝建立了由王控制的軍隊，平時由少數不參加生產的貴族上層組成衛隊，戰時以其為骨幹徵集大量平民組成軍隊（《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軍制、《中國軍事
史》軍制）。商王朝建立了右、中、左三師（《殷契粹編》：「丁酉貞作三（師）右中左」），以貴族為骨幹的國家軍隊，僅9000人。從以上情況看，夏商軍隊的數量少，成員多為不參加生產的貴族，奴隸不能參加軍事活動（《易經》：「高宗伐鬼方……小人（奴隸）勿用」），當然也無寓兵於農的必要。有的軍事史學者認為，商王朝已開創寓兵於農的先河。從商代甲骨文和《周禮》、《左傳》、《詩經》看，武丁時期就開始實行軍民制度。軍隊採取預定編製和隸屬關係，先在貴族中固定各級指揮官，再將適合服役人員登記列編，使「平時任戶計民」以預定其軍籍，做到：「人有隸屬之軍，軍有所統之將」。在編甲士（多為平民）、徒兵（農業奴隸）並不脫離生產，而進行短期射、御和使用戈、矛等武器的訓練。戰時指揮官逐級下達徵集令，迅速按編制集結出證。《左傳。隱公五年》：「故春蒐、夏苗、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整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這些史料就反映了西周亦兵亦農，士、農、工、商均服兵役的實際情況。
軍事學術界的多數專家學者則認為，寓兵於農是始於西周。《禹鼎》、《滔壺》等史籍記載，西周有「西六師」、「成周八師」、「殷八師」，周天子直屬的常備軍二三十萬。當時生產水平很低，難以養活如此龐大的軍隊，除少數貴族成員以外，所有士兵均須參加農業生產。《國語。周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管子。小匡篇》：「商工之鄉六，土農之鄉十五。
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周王朝每年軍事演習三次（《周禮》稱四次），在農閒時進行。所有役齡內的人員，無論是否在營都要參加。演習通常還與田獵結合，演習完即進行狩獵。
有的軍制專著還認為，西周還建立了相應的制度，配合寓兵於農的貫徹實施。撮《史記》等古籍記載，周代的井田制與兵制結合緊密，人民「劃井而居」，因井田而繳納賦稅，稅以出粟為主以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從軍賦到徵兵都體現了寓兵於農。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西周普遍推行了義務兵役制，鄉遂之中大致每戶徵召一人為兵，按比（5家）、閭（25家）、族（100家）、黨（500家）、州（2500家）、鄉（12500家），編成伍、兩、旅、師、軍。在鄉稱比、閭、族、黨、州、鄉，在軍稱伍、兩、卒、旅、師、車。周王朝初期大規模戰爭很少，以後也不是戰火連綿，實際上是每家出兵一人備征，7家（另一說10家）輪流有一人在營服役。口糧、衣服自備，戰車、馬匹、兵器等裝備由國家供給。（《周禮正義》：「六鄉之卒，出於鄉里，而兵車、大車、馬、牛出於官）」。一旦發生戰爭，未在營的適齡人員，根據需要被徵召入伍，使作戰部隊編制滿員。
西周時軍訓與教育和生產結合緊密，也充分體現了寓兵於農的精神。《周禮》稱：「鄉有庠，州有序，黨有校，閭有塾」。《禮記。學記》稱：「古之教育，家有塾，黨有庠、術（遂）有序，國有學」。學校不分文武，教育內容為六德、六行、六藝。小學學習個人技術性的禮、樂、御、書、教（周禮。大司徒》），大學學習六德、六行等理論，結合軍事演習，學習集體性的禮、樂、射、御及戰陣指揮等知識。「國人」每年參加短期受訓而不脫離生產勞動，少數貴族常年在校學習。
軍事學術界有的還認為，寓兵於農始於西漢的屯田兵制。漢文帝時，開始推行屯田制，徙民皆習武耕種，抵抗匈奴入侵。武帝時，為消除戍卒更代之煩和安定邊防，在西北邊民新設六郡，「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史記。平准書》）。設有屯田校尉、護田校尉、農都尉等官職，自敦煌到鹽澤沿路均有屯田兵戍守。以後各帝進一步發展了屯田兵制，使數10萬屯田兵「有警則戰，無事則耕」。像這樣的兵農一體，亦兵亦農，才是寓兵於農的開端。
（謝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