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8月23日，兩江總督馬新貽突然被張文祥（亦作汶祥、汶詳）刺殺了。這是當時的一大公案，朝廷內外都很震驚。慈禧也三令五申，指示要「務得確情，盡法懲辦」。「盡法懲辦」可以說是做到了，張文祥於次年四月四日被凌遲處死，但「確情」如何？卻一直存在著不同說法。
負責審理這個案件的江寧將軍魁玉和漕運總督張之萬在上奏中寫道：「兇犯張汶祥曾從發逆，復通海盜。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剿辦南田海盜，戮伊伙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曾於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攬輿呈控，未准審理，該犯心懷忿恨。適在逃海盜龍啟沄等，復指使張汶詳為同夥報仇，即為自己洩恨，張汶詳被激允許。該犯旋至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遂本利俱虧，追念前仇，殺機愈決。同治七、八等年，屢至杭州、江寧，欲乘隙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公歷8月22日），隨眾混進督署，突出行兇。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重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和刑部尚書鄭敦謹奉命複查，所得結果也與上述無異。薛福成當時正在南京，對此案作過瞭解，所寫的《張文祥之獄》一文，內容和奏章基本相同。可見他所得到的材料，是來自官方無疑。
張相文有一篇《張文祥傳》，載於《南園叢稿》，其中關於張文樣刺馬的敘述，卻和官方的記載相差甚遠。文中說，張文樣是河南汝陽人，早年參加捻軍起義，「與其友曹二虎，石錦標同為捻軍渠魁」。有一次，他們和帶領廬州團練的馬新貽作戰，將馬新貽俘獲，「留之軍中，漸與接洽，久之，約為兄弟」，並通過馬新貽牽線，背叛捻軍投敵。隨後，馬新貽升任安徽布政使，去安慶赴任，張文祥等也隨之前往。不久，曹二虎將妻子接到安慶，「馬窺之美，誘之來署，迫而私之。於是時以短差委曹，使外出，留曹妻宿署中，儼同媵妾矣。」張文祥得知此事，告訴曹二虎，勸他棄妻遠走。曹二虎雖然表示同意，但卻遲遲未行，一天，馬新貽派曹二虎去壽春鎮總兵徐鷷
處領取軍火，「旋見徐鷷戎服出，傳撫院令，以曹通捻寇，即就軍前正法，遂牽至市曹斬之。」張文祥決心為曹二虎報仇，跟蹤馬新貽數年，終於如願以償。在被捕後受審時，張文樣將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只因江寧布政使考慮到官場的體面，不敢直敘，所以才「言於護督魁玉，假造供詞，以海盜入告」。鄭敦謹到南京後，「即得其情，心敬文祥大俠，欲薄其罪，總督曾國藩持不可，遂以假供定讞。」其實，張文祥刺馬的內情已經外露，上海的劇院還以此編為劇本演出，因而當時就有人詠詩道：「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張相文還說他的資料來自南京的一位「胡翁」，此人原是上元縣的一個小吏，審訊張文祥時的記錄人。顯然他的說法有一定的可靠性。
但是，李孟符在其《春冰室野乘》中，把上面的兩種說法都否定了，認為此案的發生，並不是因為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文祥為友復仇，而是另有政治原因。李孟符說，張文祥原是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的一員裨將，南京陷落後，離隊逃脫。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時，他輾轉至寧波，「開小押當自給」。
一日，他去杭州拜訪一位姓徐的朋友，兩人便在一起暢談飲酒，徐對張說：「旬月前，撫帥得一無名書，發視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偽詔也，偽詔略云：現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關東下，所有江浙一帶徵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馬故回人，得書即為手疏以報，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則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張聞言大憤，拍案叫道：「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洩憤。」
過了些天，馬新貽出示禁止私開押店，張文祥的押店被封，「益落魄無俚，殺馬之志益決。未幾，馬已擢任江督，張適以事詣金陵，遂謀行刺」。主審官員知道是這麼回事，大為驚慌，但又不想興大獄，「故矯為獄詞，而亟磔張於市。實則終無確供也。」李孟符還說，他的資料是親睹其事的署理江寧知府提供的，言之鑿鑿，彷彿也很有根據。
關於張文祥刺殺馬新貽的事，時人還有別種記載，比如有人說，「馬之被刺，實基於湘軍中幫會分子之囂張使然」等等，但是究竟哪種說法比較符合實際，現在仍然無法確定，只好暫時存疑。
（蘇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