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金農同時代的張庚在《國朝畫征續錄》中稱金工詩文、精鑒賞，「年五十餘，始從事於畫，涉筆即古，脫盡畫家之習，良由所見古跡多也」。初寫竹，繼畫梅、畫馬、寫佛像。「其佈置花木，奇柯異葉，設色尤異，非復塵世間所睹，蓋皆意為之，問之，則曰：」貝多龍案之類也。『「金農本人60歲後也曾寫出一批《題畫記》，文筆清奇，出語不凡，故廣為流傳。觀其記，使人們看到他不僅能畫梅、竹，畫馬、畫佛，且善寫真。可謂從人物山水至花果園蔬，無一不能，無一不精。遂使世人對他大器晚成的繪畫天才深信不疑，金農亦就一直以揚州八怪之首領，清代畫壇的巨擘名垂畫史。
與此同時，對金農畫藝持相反看法者亦不乏其人。乾隆時期的俞蚊在他的《讀畫閒評》中云：「錢擴金壽門樹幟騷壇，聲稱藉甚。客居維揚，兩峰師之。惟謙每作畫乞其題詠，署名其上。時人遂爭購之。其實壽門固未嘗有片褚寸縑之作。而張浦山《畫征錄》得諸傳聞之誤也。」俞在這裡把話說得很絕，金農根本不曾作畫，所傳金畫都系弟子羅聘代筆，而張庚在《畫征錄》中對金的評述純係訛傳。另一乾嘉時期的人文人謝坤在《書畫所見錄》中亦云：「壽門之書，行楷實佳，直人唐人之室。至於梅竹，直不堪問。」以謝之見，金似曾動筆畫過梅竹，但水平是「不堪問」的。
金農的摯友杭世駿（按杭與金是同鄉又是南屏詩社的同人，並於乾隆元年與金同赴北京應舉鴻博，晚年亦客居揚州）在他的《道古堂詩集》中有一首《詠項均畫梅歌》，先贊項均畫梅不凡，可與華光比肩，接著說項「偶然耽究作詩旨，屈首金髯稱弟子。髯兮愛錢不動筆，均也甘心畫不止。圖成幅幅署髯名，濃墨刷字世便驚。」詩中明確指出項因學詩拜金農為師。金愛錢不動筆，項心甘情願為金代筆，在金以其風格獨特的書法署款後，世人便趨之若鶩。
金農另一老友讓山和尚對金作畫之事有更為直率的評說。金農與其弟子羅聘合作賣畫之事，讓山早有所聞，金亡後，羅去杭州看他，羅於酒後認證了這些事。於是讓山在為別人題跋金農的作品時，把這一段始末寫上，並題詩一首：「師借門生得畫錢，門生畫亦賴師傳。兩家互換稱知己，被爾瞞人有十年。」根據上述材料，有學者認為：俞蛟與謝坤都與金農無直接交往，其說恐有輕薄之嫌。杭世駿和讓山異口同聲地指出金不會畫，所傳畫作為弟子項均、羅聘代筆。杭、讓與金是摯友，絕不會在金死後於詩中刻薄筆友，其實說到底金農這種設局瞞人的作法是玩世不恭的大遊戲。在杭、讓看來，死去的已成過去，活著的還年輕，要生存，故正本清源，為老友的弟子張目亦是順理成章的。其實金本人在其題畫記中亦多處提到為他代筆的學生，惟言多閃爍，如《自寫真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聘學詩於余，稱人室弟子。又愛畫，初仿余江路野梅，繼而又學餘人物蕃馬，奇樹窠石。筆端聰明，無毫末之舛焉。」在這同一本《自寫真題記》中，金對項均亦有一段長跋：「項生均初以為友，嘗相見於花前酒邊也。一日將詩代贄，執弟子之禮游吾門。乃拜請曰：願先生導且教之。其為詩簡秀清妙，狀其長身，如鶴之而高出一頭也。
近學予畫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時為予作暗香疏影之態，以應四方求索者。雖鑒別若勾處士，亦不復辨識非予之殘煤禿管也。嗟乎！前年得羅生聘，今年又得項生，共結詩畫之緣也。「前段題記我們或者可理解為：羅是金的詩弟子，又為金代筆作畫，除梅花外，還代畫人物、蕃馬及樹石。後段題記則明確地點出項為他代筆畫梅花，且連勾處士之流的鑒賞家亦莫分辨。
如此看來，金農的畫室實乃一書畫作坊，即在金的督導下，由羅、項作畫，金作詩題署，這類作品或可稱師生的詩書畫合壁。金何以在題記中唯獨點出項為其代筆，自有其良苦用心。這與他的《自寫真題記》的背景有關。在1759年，也就是金73歲時，大概受到老友汪士慎之死的震撼，感到來日無多，遂製作並題署了一批目寫真分贈友人、弟子，語多懷舊、傷感。作為老師，金不為羅聘擔心，倒是為項均這個性格與畫風內向，又是他最偏愛的學生的前途有所憂慮，故留此伏筆，或可對其日後獨立謀生之時不無補益。
金農傳世畫作代筆問題，張大千、徐邦達諸先生亦曾予以指出過，如此說來，金農有無親筆畫作傳世？有論者指出，檢視所有能夠看到的金農題署、款印皆真的作品中，有一些顯然不是弟子代筆而是他晚年的真筆，如題為73歲所作的《月華圖》、74歲所作的《蕃馬圖》，畫中造型生澀勉強，處處流露出一種力不從心的跡象。可惜這類畫作流傳甚寡，其因有二，一是金農本來畫得就少；二是金的親筆畫與代筆畫在質量上有天壤之別，當時的買家與後來的藏家被其代筆畫所障眼，而未能充分注意甚而誤會了這類親筆畫。
金農作為一個文人畫家，盡避他的親筆畫技法生澀稚拙，但卻是純粹的文人畫。中國傳統美學一向給予文人畫以特殊的標準和地位，因此對金畫不可僅以技法論。應該看到，在這類稚拙的金畫中充滿了一種古樸天真的趣味，這也正是近代美學家所最推崇的真摯。
傳世的金農畫作，哪是代筆？哪是真筆？其廬山真面目不容易識別（羅文中）書法篇《三體石經》何人所書？
《三體石經》又稱《正始石經》，建於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共約二十八碑立於河南洛陽，是我國繼東漢《熹平石經》後建立的第二部石經。此經用古文、篆、隸三種不同的字體刻寫，因此在我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體石經》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傳世的拓本皆為宋人摹本。後在清代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洛陽東龍虎灘村發掘出殘石出土。1922年洛陽東大郊朱家古墩（距龍虎灘隔岸約二、三里）也發掘出三體石經巨石一方，表裡刻《尚書。無逸。君奭》及《春秋。僖公。文公》經文，正面存字34行，反面存字32行，為洛陽商人所購，後鑿裂為二，損二十五字。在三種字體中，古文一體歷來為人們所推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簡》，引用《三體石經》古文有122字，夏竦著《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但這些碑文出自誰人之手呢？歷代學者眾說不一。
一認為是出於漢魏間的著名書法家邯鄲淳之手。蕭梁袁昂《古今書評》評其書「應規人矩，方圓乃成」。北齊魏收《魏書》載江式延昌三年（514年）上表云：「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閒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唐人李延壽《北史》所記載的也略同上說。贊同這種觀點的還有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清人閻若璩《尚書吉文疏證》、清人杭世駿《石經考異》、清人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等。
二則認為是出於邯鄲淳而由嵇康書寫。此說流傳甚廣，影響至今。全祖望於《石經考異序》中首先提出此觀點。近年來的數部大的著作如台灣省林尹、高明主編的1968年版《中文大辭典》「石經」條；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的修訂版《辭源》「三體石經」條；俞劍華主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邯鄲淳」條；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全集。魏晉南北朝書法》「正始石經」釋文等皆取此說。
三是為魏國書法名家衛覬所寫。衛覬系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漢末為司空掾屬，魏國既建，先後任侍中、尚書、閺鄉侯。清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稱其「鴟視虎顧，雄傳冠時」。劉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也稱其「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220年）正式稱帝以魏代漢的《魏受禪碑》，即是衛覬以金針八分書，在魏初可謂名盛一時，深得曹氏親信。謂衛覬為《三體石經》書人源於晉人衛恆《四體書勢》。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引《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音，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衛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馮登府《魏石經考異》及近人楊守敬《魏三體石經殘字跋》都主衛覬書，云：」此石經即衛敬侯書，不然，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於《恆傳》耶？此亦從未經人道破者。「
四則認為是魏國文學家嵇康所書之，嵇康是一代名士，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他的書法很有名，尤精草書。唐人張懷瓘《書斷》謂「叔度（嵇康字）善書，妙於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說嵇康為《三體石經》書人是依據同時代人趙至親眼目睹。《晉書。趙至傳》云：「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紹《趙至敘》亦云：「（趙至）年十四，人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清人朱彝真《經義考》，劉傳瑩《漢魏石經考》及周貞亮《魏三體石經殘石拓本跋》等皆據此主嵇康書。第五種觀點認為是張揖所書。王獻唐《漢魏石經殘字敘》據北宋郭忠恕《汗簡敘略》並改動《魏書。江式傳》文字，主張揖書。
第六種認為是三國魏書家韋誕寫的。吳維孝《漢魏石經考》卷三亦據《魏書。江式傳》，主韋誕書，云「則正始之經其或出誕屬之手歟？」韋誕之書，諸體並善，尤精署書，魏之寶器銘題，皆出誕手。又傳誕作剪刀篆，並善飛白。此外，除上敘六說外，近來也有人認為《三體石經》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力所能及。范邦瑾在《書法研究》上撰文《魏〈三體石經〉書人略論》提出了這種看法。從《三體石經》所刻碑文名字的字體大小、筆畫寫法和書法風格來看，極不相似。王國維《魏石經殘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隸三體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則三體似由三人分別書之，而書品字式古文與書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獨書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畫一。」所以，《三體石經》非一人所書，而是由集體合作書寫的，但書寫人的具體名單，因原碑損毀嚴重，自宋以出土殘石均未見有書人姓名，加上《三國誌》等文獻的闕載，在新的考占資料發現以前，目前也不能妄加推斷。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