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的散曲作品中，若以現實性和思想性而論，作於元朝後期的套曲《上高監司》可以說是代表作。
這套散曲以沉鬱的筆調描寫了當時災民的悲慘遭遇，而且憤怒地斥責了富豪大商趁火打劫的罪行，展現了元代社會嚴重的階級壓搾，其中的〔滾繡球〕這樣寫道：「偷宰了闊角牛，盜斫了些大葉桑，遭時疫無棺活葬，賤賣了些家業田莊。嫡親兒共女，等閒參與商、痛分離是何情況！乳哺兒沒人要撇入長江。那裡取廚中剩飯杯中酒，看了些河裡孩兒岸上娘，不由我不哽咽悲傷。」
對於這部散曲的成就，似乎已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而且這部散曲是寫給當時的江西道廉訪使高納麟，也是確切無疑的。但是這部作品究竟誰是作者，長期以來卻始終沒有定論。
最早輯入這首套曲的散曲總集《樂府新編陽春白雪》著錄下兩個劉時中：前集卷三所收《上高監司》曲下，署為「古洪劉時中」作。古洪指今天的江西省南昌附近地區，一般認為劉時中為南昌人。可是，在前集卷三〔殿前歡〕、後集卷一〔四塊玉〕諸曲，亦署名劉逋齋。又注云：「時中號逋齋，翰林學士。」這個做過翰林學士的人，據考訂則是山西省石州寧鄉人，又名劉致。
到底「古洪劉時中」是土生土長的南昌人，還是人們把曾在江西任官的劉致誤說成「古洪劉時中」，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團。
進入現代以後，《上高監司》套曲的思想價值逐漸被人們所認識，隨之而來，它的作者問題也就被提了出來。
最初階段，劉致創作說占統治地位，鄭振譯編寫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均只介紹劉致，把《陽春白雪》中屬於劉致的60餘首小令和「古洪劉時中」的兩首套曲統統置於劉致名下，而對「古洪劉時中」，隻字不提。
60年代後，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有人開始把兩個劉時中混為一談，如隋樹森編《金元散曲》說「時中號逋齋，古洪人……」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也持這說。後來又有人趨於承認兩個劉時中，以現有小令歸劉致，現存套曲歸「古洪劉時中」。由游國恩、王起、蕭滌非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註釋中說：「元曲家有兩個劉時中，現存小令作者為石州寧鄉（山西平陽縣）人，因父任廣州懷集令，流寓長沙。大德二年為翰林學士姚燧所知賞，被薦為湖南憲府吏，後任永新州判、翰林待制、浙江行省都事等職。現存套數（曲）作者為南昌人，以其《代馬訴冤》套曲來看，可推知為落魄文人。」
近年來，《上高監司》套曲的作者是誰的爭論再度興起。分歧雙方相互間論辯駁難的激烈程度遠勝於前，而且在論據上也比過去要充分得多。其中孟繁仁力主劉致創作說，並從作品的內容出發，提出了四條判斷標準：一、散曲作於上距發行楮幣60年左右；二、當時江西正發生一場旱災；三、有一位出自相門之後又做了宰相的高姓監司主持了賑災工作；四、當時曾爆發過一次「紅巾起義」。根據這些標準，孟繁仁推斷套曲作於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理由是正值中統元年始行鈔法後57年，與60年之數相近；又據《元史》記載，延祐二年五月，南昌附近曾遭旱災侵襲，符合曲中「去年時正插秧……旱魅生四野災傷「的說法；高監司指當時正在江南諸道行御台做侍御史的高昉，他的祖上曾仕金為太師，他本人也於延祐三年冬十月被召為」中書參知政事「，四年升中書左丞，五年升中書右丞，與套曲所說完全吻合；至於」紅巾「起義事，系指延祐二年七月至九月發生的蔡九五起義。孟繁仁的這個解釋雖說很全面，但也有不妥之處，如一、蔡九五起義史書上並無與」紅巾「有關的記載；二、劉致雖然當時健在，但據有的學者考證，他並不在江西。
因而也有人堅持南昌劉時中創作說，孔繁信認為套曲作於至正十四年，因為此時紅巾軍已經起義，而且曾經在黃河流域被元軍擊敗，首領韓山童被捕遇害，切合套曲「這紅巾合命殂」的曲辭；至正十年（1350年）江西諸地也發生過嚴重旱災；若以至元年間實行鈔法算起，當時恰好60年多一點；那位在江西賑災的高監司，他認為是至正十二年「復拜南台御史兼太尉，總制江浙、湖廣、江西三省軍馬」的高納麟，而劉致在這時早已死去。孔繁信說法較為嚴密，但是也有漏洞之處，套曲中云：「相門出相前人獎，官上加官後代昌。」查高納麟祖系和本人仕歷，都未高居相位。
看來，以上兩家說法均有道理，也都有難以自圓的地方，《上高監司》的作者究竟是誰？以及高監司是何人？這篇作品作於何時？這一系列謎仍有待於人們用更新的、更為確鑿的材料來作出圓滿結論。
（蔣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