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這是曹孟德在建安十二年（205年）北征烏桓回軍途中，在碣石登臨觀海時寫下的壯麗詩篇。曹詩描繪的這處幽州觀海勝地，令人神往，難怪乎史載北魏太武帝、北齊文宣帝、唐太宗等都曾登碣石，臨滄海，舞文弄墨，刻石賦詩。滄海桑田，物換星移，當年曹孟德登臨的碣石至今在哪裡呢？自漢代以來，古碣石的地望問題，聚訟紛壇，懸而未決。各家說法基本可分為四種：一是以《漢書。地理志》、《明一統志》、《永平府志》、《讀史方輿紀要》、《昌黎縣志》為代表的「昌黎說」；二是以《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元和郡縣補志》、《通志》、《通考》為代表的「盧龍說」；三是以東漢文穎說、《水經注》、郭璞《山海經》注、《新唐書。地理志》、《輿地廣記》為代表的「臨榆說」；四是以胡渭《禹貢錐指》為代表的「淪海說」。
近幾十年來，關於古碣石地望問題的討論，一直未停息過，但各種意見基本趨向於「臨榆說」和「昌黎說」兩家。主「臨榆說」者可以史學家顧頡罷為代表。《漢書。武帝紀》載，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注引東漢文穎說：「（碣石）在遼西纍縣。纍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郭璞《山海經》注、酈道元《水經注》均從之。顧頡罷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的《禹貢》篇註釋中，逐一分析了歷來關於古碣石在渤海沿岸的多種解釋後，認為「以《禹貢》著作年代在戰國時看來，文穎說比較可靠」，「漢初期傳的碣石在纍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應該與《禹貢》作者的觀念一致」。
顧先生對《尚書。禹貢》鑽研有年，素以疑古派首領著稱，其說在史學界頗有影響。另外，馮君實據歷代記事和詩篇的描繪，考察了碣石的自然面貌和它的重要戰略地位後指出，傳統的四種說法中，「淪海說」根本靠不住；昌黎境內有碣石山是人們公認的，勿庸置辯：「盧龍說」實際很籠統，所說在平州（盧龍）東離海三十里，指的還是昌黎碣石山。他以古籍記載證明，臨榆海邊確有碣石存在，「如果沒有理由證明臨榆碣石沉於大海或為積層所掩埋，那它在今天就不但存在，而且可以從榆關鎮以南沿海找到它，可能就是今天的北戴河海濱，具體地說就是金山嘴」。（「東臨碣石」的碣石在哪裡》，《吉林師大學報》哲社版1978年第3期）此外，黃盛璋、李長傅認為，秦漢碣石在金山嘴附近，（《碣石考辨》、《文史哲》1979年第6期）或即是纍縣的小碣石山。（《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
早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對碣石即有記載，《濡水注》曰：「纍縣碣石山……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清初的胡渭由於無法解釋這段記載，便在《禹貢錐指》中首創酈道元之後碣石淪於海底之說。胡渭的「淪海說」
影響極大，以致清末楊守敬、熊會貞等人合撰的《水經註疏》及《水經注圖》，又基本因襲了此說，其影響直至今天。解放以來，不少古典文學選本和中國文學史著作對《觀滄海》中「碣石」的註釋，幾乎都認為它早已沉淪於海。而譚其驤1976年發表的《碣石考》一文，以充分的論據，否定了碣石「淪海」的觀點，指出魏武東臨的碣石即今昌黎縣境之大碣石山。在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有關圖幅內，亦標明碣石山位於昌黎之北，可謂「昌黎說」之代表。嗣後，不少人從有關古碣石的各個側面，加以論證，發表了與譚氏相同觀點的文章。陳可畏通過西漢後期的一次大地震來考證碣石山的地理位置，（《論西漢後期的一次大地震與渤海西岸地貌的變遷》，《考古》1979年第2期）王育民從考古發現以及《水經注》等古籍有關碣石的記載加以考證，（《碣石新辨》，《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輯）於祥則以正史《地理志》、地理總志及方志等史料和實地考察為據，（《也談＜碣石考＞問題》。
《地名知識》1984年第3期）均確認碣石即今昌黎縣北的碣石山。高洪章、董寶瑞基本贊同譚其驤的上述結論，但不同意譚氏認為碣石「不是淪於海，而是沒於陸」的解釋，並指出《辭海》對碣石的解釋，並不符合《水經注》的原意。（《碣石考》，《歷史地理》第3輯）近年出版的一些工具書，如修訂本《辭海》、《辭源》、《中國名勝詞典》，幾乎都主張碣石「昌黎說」。
這個公案至今誰也未能說服誰，孰是孰非，難以定奪。1984年，考古界傳來有關考證碣石位置的重要信息：遼寧省考古工作者提出，距山海關10餘里緊靠渤海邊的綏中縣萬家鄉牆子裡村石碑地和賀家村黑頭山的秦漢建築遺址，當是古代舉行觀海和重大禮儀活動的勝地，為確定「碣石」的位置提供了新的依據。（《文匯報》1984年8月18日）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深入，「碣石」之謎很可能最終被揭開。
（王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