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是祖國醫學中現存最早的一部醫學基礎理論著作，洋洋20萬言，集中國古代醫學經驗之大成，開中醫理論體系之先河，歷來為醫家所推崇，至今仍被列為學習研究中國古代醫學必讀的經典性著作。但是，就是這樣一部著名的古代醫經，它的成書年代，卻從古到今，眾說不一。
考《黃帝內經》的書名，在現存的所有史書中，最早出現於《漢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今天我們看到的《黃帝內經》，包括《素問》和《靈樞》兩大部分，而《黃帝外經》則早已亡佚。《漢書》是東漢班固所撰，但是班固在撰寫《漢書。藝文志》時，是以西漢末年劉散（？—公元23年）的《七略》為底本的。西晉時的醫家皇甫謐（公元215—282年）在所著《針灸甲乙經。自序》中寫道：「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可見，在劉歆的《七略》中，肯定已經提到了《黃帝內經》。由此推斷，《黃帝內經》最遲在西漢末期，即公元前一世紀末已經成書問世。這是《黃帝內經》成書的最後年限。
那麼《黃帝內經》究竟成書於何時呢？會不會更早一些呢？歷代學者對此一直有分歧。有些學者認為：《黃帝內經》是黃帝時代（公元前26～前22世紀）的作品，如晉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自序》中說：「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藏之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性命，窮神極度，而針道生焉。其論至妙，雷公受業傳之。」北宋時的高
保衡、林億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序》中說：「昔黃帝……坐於明堂之上，……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
但是，黃帝、雷公都是傳說中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人物，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產生出像《黃帝內經》這樣的科學著作。因此，另一些學者主張：《黃帝經內》成書於周秦之際（公元前11世紀—前3世紀）。明代胡應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筆叢》中說：「醫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奧，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岐耳」，「《素問》精深，《陰符》奇奧，雖非軒後，非秦後書」。清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說：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原本殘闕，冰采《陰陽大論》以補之。其書雲，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間人，傳述舊聞，著之竹帛」。
現代的醫史專著或教材中，也有持類似觀點的，甄志亞先生主編的《中國醫學史》（全國中醫學院教材）就認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然而，還有更多的學者認為：《黃帝內經》成書於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宋代的邵雍在《皇極經世書》卷之八下《心學》第十二說：「《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宋代理學家程穎在《二程全書。伊川先生語》中說：「《素問》書，出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也認為：「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週末筆。」現代學者龍伯堅在《黃帝內經概論》一書中，任應秋先生在《內經研究論叢》一書中，也持同一觀點，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將《黃帝內經。素問》與同樣是戰國時代的《周禮》相比較，有許多相同之處，足以充分證明兩書是同一時代、同一思想體系的作品；其次，《史記。扁鵲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與《黃帝內經。素問》的內容相類似，但卻樸素、原始得多，而《史記。倉公列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卻比《黃帝內經。素問》有所進步，由此推斷：《黃帝內經。素問》應當是扁鵲時代以後、倉公時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最後，以《黃帝內經》的文體為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先秦之文，多作韻語，而《素問》中韻語的文字特別多。
但是，也有一些學者不同意以上幾種說法，他們認為《黃帝內經》只能成書於西漢時期。劉長林在《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一書中，吳文鼎在《上海中醫藥雜誌》1982年第9期上發表的《〈黃帝內經〉與黃老學派》一文都作如是觀。其主要理由是：《黃帝內經》全書約計20萬字，這在2000多年前可以說是一部巨著。編著這樣的醫籍需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這在戰事連年、七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是不可能辦到的。只有在西漢時期，隨著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為醫學家編著醫籍提供了現實的條件，此其一；西漢初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修務訓》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記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黃帝內經》在書名和思想內容上與「黃老學派」的密切聯繫，也為只有在西漢「黃老學派」鼎盛時期才能成書提供了佐證，此其二；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倉公列傳》中，記述了西漢初年名醫淳於意在接受老師公乘陽慶傳授給他的十種醫書中，竟沒有《黃帝內經》，這也足以說明《黃帝內經》不可能成書於西漢之前，此其三。
綜上所述，有關《黃帝內經》的成書時代，確實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歷史問題。
（馮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