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玻璃發展史上，有以下記載：「何稠，字桂林……父通，善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
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見《隋書。何稠傳》）大凡研究我國古代玻璃發展史者，一般都很熟悉這段記載。
近年來，玻璃、陶瓷史學者對《隋書。何稠傳》前段引文均有新論，都肯定何稠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不過，人們對隋初何稠「以綠瓷為之」的含義卻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何稠制玻璃的記載」。（安家瑤《中國的早期玻璃器皿》）
另一種看法是，「何稠是以瓷仿玻璃，而且仿得非常逼真」。（周慶基《關於中國古代玻璃的幾個問題》）
隋朝南北統一政局的實現和日益鞏固，使剛剛結束了戎馬生涯的隋代最高統治者，追求奢侈生活的慾望日益膨脹起來，於是，身居「御府監」、「太府丞」的何稠，在奉命仿造波斯錦獲得成功之後，又奉旨進行組織玻璃生產。何稠是中亞何國人，出身於一個精通西亞技術的粟特人家庭中，這對其後來的研製國產玻璃生產技術產生了極大影響，促使其以西亞技術和我國傳統技術相結合。文獻記載，何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又「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正因為他具有這些優越的主客觀條件，使他能夠審時度勢，從國情出發，作出符合實情的抉擇，並能有效地組織力量予以實施，這就是他仿造波斯錦和綠瓷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在我國古代，無論是「瓷」還是「琉璃」（玻璃），都有悠久的發展史，隋唐時期，古人對這兩種物質的特徵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和分辨。「瓷」是在高溫條件下於胎面施釉燒成的器物：「琉璃」則為無胎透明體。這兩者的性質和特徵都有很明顯的差別。這些從兩者的命名亦可看出。「瓷」字最早見於文獻是魏晉時代潘岳的《笙賦》：「披黃苞以授甘，似縹瓷以酌霻.」
這裡的「縹瓷」即指器表施有青白釉或黃釉的早期青瓷。而「琉璃」、「壁琉璃」、「綠琉璃」等名稱，在《漢書。西域傳》中即有出現，直到唐代以後才開始多稱為玻璃。
由此，而形成了第三種觀點。即認為將「稠以綠瓷為之」解釋為何稠「能製作琉璃器」缺乏說服力，因為到隋唐時期，古人絕不會將「瓷」與「琉璃」混為一談。如《北史》，《隋書》有關載文中將「琉璃」和「綠瓷」相提並論，便是一個證明。所以將「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理解為「綠瓷」是何稠「將西亞玻璃技術與我國傳統玻璃技術相結合」的「結晶」，在公元5世紀前後，我國古代玻璃工藝的發展已進入興旺發達階段。可是到隋「開皇初」又落入「久絕」之境，究其根本，出現上述現象，除當時北方制瓷業的發展，瓷器部分地取代了若干玻璃用具的總趨勢的影響之外，還與北朝晚期社會政治狀況給當時玻璃工藝發展帶來的衝擊有關。
考古材料證明，北朝早期出土的玻璃器皿較多，如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馮素弗墓出土的北燕羅馬玻璃製品碗、杯、缽殘器座等，河北定縣塔墓出土的北魏缽、瓶、葫蘆瓶等玻璃器皿，寧夏固原縣李賢墓出土的薩珊玻璃碗等，地域分佈深入到河北、遼寧等地，既有國產的，也有進口的，形狀多種多樣，有碗、杯、鴨形注、瓶、缽及殘器座等，可見當時玻璃工藝發展的興旺。北魏以後，我國北方先後形成了以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對峙的政治格局，致使北方的經濟和對外交流遭到削弱和阻隔，這時玻璃工藝也深受其害，這個時期，出土的地下玻璃器皿數銳減，由此可推測，北方政治上的分裂是導致玻璃工藝逐漸走向「久絕」之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北周、北齊還發生過兩次滅佛事件。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多被歷代統治者所崇奉和利用。寺廟的興建，石窟的開鑿，多和統治集團的支持相關。有的寺院還與皇室聯繫密切，如皇室向一些寺院施捨貢品，其中往往有些珍貴的器皿，寺院因而成為使用和珍藏部分玻璃器皿的重要場所。北朝晚期，周武帝先後兩次發動滅佛事件，致數萬寺院被毀，數百萬僧人還俗，寺院中財物、器皿被沒收，這在客觀上遏制了寺院對玻璃器皿的需求，也是影響玻璃工藝發展的一個因素。隨著隋王朝統一天下，出現了西域各國「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的盛況，對隋代玻璃工藝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內外條件，相繼出現西亞玻璃器輸入增多，西方鈉鈣玻璃技術的吸取，並製成了一批國產的成熟玻璃器皿。解放後，我國西安郊區出土的隋代13件玻璃器件，形制絕大部分模仿中國瓷器的傳統形式，如管形器、蛋形器、扁瓶等，但在成分上有的已屬類似西方的鈉鈣玻璃，標誌著隋代中後期玻璃工藝的水平。但何稠制「綠瓷」，到底是「瓷」，或是「玻璃」，或是「瓷」與「玻璃」的「結晶」物，至今尚無定論。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