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古作「甘藷」，最早記載於我國東漢楊孚《異物誌》及稍晚的晉代秘含《南方草木狀》，其後在《齊民要術》、《群芳譜》、《本草綱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記載。清代陳世元《金薯傳習錄》載，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陳振龍在菲律賓群島的呂宋島，購得薯「籐數尺，並得刈植、藏種法歸，私治畦於紗帽池捨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傳遂廣」。長期以來，農史界均認為中國甘薯原產美洲，傳人福建，以此為最明確最具體的記載。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蕷之類」，還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農史界乃至學術界意見不一，聚訟未決。據說，植物地理學家德堪多，為此還同一個在帝俄駐華使館工作的醫師打過一場筆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吳增，在他近200首以七絕形式寫成的《蕃薯雜詠》中，也曾對蕃薯的原產地進行過考證。他認為。蕃薯原產我國，是由我國的薯蕷傳到海外變種，再傳回國內的，「頭銜仍署大中華」。吳增的這種大膽懷疑精神和反對盲目崇洋的愛國思想難能可貴，但其考證不乏自相矛盾之處，未可為據。
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農史界曾對甘薯的起源問題有過一場論爭。1958年第1期《植物學報》發表吳德鄰的《詮釋我國最早的植物誌一一＜南方草木狀＞》。吳氏認為，舊大陸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狀》中的甘藷顯然是薯蕷屬，並將本種定為薯蕷科植物，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為薯蕷的代表性文獻，並為不少論著引以為據。石聲漢也把《齊民要術》所載之甘薯解釋為薯蕷，他在《齊民要術今釋》（農業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Pomoea）原產美洲……在南北朝時，中國不會有人知道有蕃薯。」胡錫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礎上，對此作了比較研究，他認為，《異物誌》、《南方草木狀》所記載的「甘薯」，實為「山藥」；《閩書》、《甘薯傳習錄》所記載的是蕃薯；二者的來源和植物性狀也大有差異，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種。後人把甘薯混同蕃薯是「張冠李戴」的錯誤，（《甘薯來源和我們勞動祖先的栽培技術入載《農業遺產研究集刊》第2冊，農業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談甘薯和＜甘薯錄＞》（《文物》1961年第3期）對古籍所載甘薯提出了與傳統觀點相左的意見，他引用了海南島和雲南等地在三國、西晉時就有的甘薯史料，論斷它和山藥及芋都不是同類，古時「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觀點一經提出，夏鼐、吳德鋒在1961年第8期《文物》上撰文表示異議。夏鼐認為，《南方草木狀》中的甘薯只能解釋薯蕷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為蕃薯中的一個品種，因為「整個舊大陸在發現美洲以前還沒有蕃薯這一種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國古代沒有蕃薯」。（《略談蕃薯和薯蕷》）吳德鋒則論斷，「稽含所說的甘薯是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如亦芋。他所說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甘薯而是薯蕷」。（《關於甘薯和＜金薯傳習錄＞》）其後，經現代農學家丁穎等人考訂，我國古籍中的甘薯應為薯蕷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辭海》（修訂本）
在「甘薯」、「蕃薯」條中也以此為據。
隨著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學科滲透，及至80年代，甘薯的起源問題重又引起學術界注意。1980年，戚經文的《甘薯名實考》（《農史研究》第1期）對歷代古籍所載之甘薯又重作詳細考訂，他認為《異物誌》等書所載皆屬薯蕷科的甘薯，非傳自外國旋花科的蕃薯的別名。楊寶霖的《我國引進蕃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農業考古》1982年第二期）發表了與此相同的看法，近年來，歷史地理學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時發現，明清時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傳播的社會條件，井推動完成甘薯廣佈的技術準備。周源和撰寫的《甘薯的歷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中國農史》1983年第3期），對50年代以來展開的甘薯起源問題討論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詳細考證了占籍史料後論定，《南方草木狀》所載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蕃薯）而不是薯蕷（山藥），指出，歷代《本草》、農書和志乘不論在蕃薯傳人之前、之後都有甘薯記載，吳德鄰否定甘薯在我國古已有之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井從甘薯野生到馴化過程的自然條件、社會歷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戶的技術準備等方面觀察，得出了甘薯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的關係這一命題，否定了農史界的固有觀點。
就蕃薯傳人觀點而言，對蕃薯傳入我國的時間，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是16世紀或明萬曆年間，然在具體年限上，也有人認為在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陳振龍從呂宋島運回薯籐之前，甘薯已傳入我國，陳文華《從蕃薯引進中得到的啟示》（《光明日報》1979年2月27日）指出：「早在萬曆二十一年以前，紅薯已傳入東莞、電白、泉州、漳州等地。」陳樹平在《玉米和蕃薯在中國傳播情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中則進而指出，萬曆八年（1580年）廣東東莞人陳益從安南已引進蕃薯，他又根據《雲南通志》推斷，雲南引進蕃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廣東也早七八年，並認為雲南蕃薯由緬甸傳入。陳氏的觀點頗有影響，以致不少論著皆從此說，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經濟專題史話》（中華書局版），即是其例。但對陳氏的觀點也有持異議者，如楊寶霖在《我國引進蕃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種蕃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對其結論作了勘正，他指出，陳氏所據的《鳳岡陳氏族譜》實為《東莞縣志》刪節所誤，據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鳳岡陳氏族譜》可知，陳益從安南引進蕃薯是在萬曆十年（1582年），並否定了陳樹平所云，萬曆四年《雲南通志》所載臨安等四府種植的紅薯為蕃薯說，強調有準確年代可考的，我國引進蕃薯，當推陳益為第一人。此外，蔣星煜根據蘇東坡的《酬劉柴桑》中的「紅薯與紫芋」詩句，認為其所指者，即是蕃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結論認為：原產地在美洲的蕃薯之傳人中國，不是在16世紀，而是在11世紀以前，也就是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的幾百年（《蘇東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期）。此論一出，引起眾多學者關注，賈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說明蕃薯傳人中國是在十六世紀末，指出蔣文將「紅薯與紫芋」，曲解為蕃薯，望文生義，指鹿為馬。他認為蘇東坡吃的不是「蕃薯的山芋」，而是「山藥的山芋」。（《蘇東坡吃的「山芋」》，《農業考古》1982年第2期）也有人認為蘇東坡吃的是芋頭，因而也就否定了蕃薯在蘇東坡以前傳入我國的觀點。
目前，甘薯己成為我國僅次於稻米、麥子、玉米而居於第四位的糧食作物，其產量佔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學者均指出，甘薯對於中國歷史上明清時代的人口激增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因此，考證甘薯在我國出現的歷史，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迄今學術界對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王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