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與西方之間的衝突至今已持續了四、五百年。在這場衝突中，到目前為止，有重大教訓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擊，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擊——狠狠的打擊。
阿諾德·J．湯因比
中世紀後期，歐亞世界有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發展。一方面，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閉關自守，愈來愈僵化；另一方面，歐亞大陸西端正經歷著一場空前的、徹底的變革。西歐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都在發生深遠的變化。向海外的大規模擴張就是西歐所具有的新動力的一個表現。
這一擴張給整個世界後來的歷史以極其重要的影響。它使西歐人控制了外洋航線，能夠抵達、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亞的人跡稀少的廣闊地區，並移居那裡；從而，改變了世界各種族傳統的地區分佈。最後，通過擴張，西歐財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強的19世紀時，已能滲入並控制位於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歐亞文明中心。
所有這一切確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個地區成功地控制其餘地區，以前從未有過；因之，其影響必然深遠。世界達到了新的、獨特的統一。到世界歷史上的歐亞階段結束、全球性階段開始以前，地區間的聯繫——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聯繫——已經形成；這種形成最初雖頗緩慢，然是平穩的、不可阻擋的。
這些重大發展有一個似乎有悻常理的特點，即它們是由歐亞大陸上一向最不發達、最默默無聞的地區引起並完成的。中世紀末以前，西歐大部分領域都很落後。在文化上，它從外界得到的多於它所能給予的；在經濟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後，它極想求得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自己卻沒有什麼可用以交換；在軍事上，可以肯定地說，東方對西方的入侵遠遠多於西方對東方的入侵。
那麼，如何解釋這一出乎意料的驚人轉變呢？為什麼西歐會突然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原動力呢？僅從任何單獨的因素或事件——如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釋的。11世紀時，維金人偶然發現北美洲；他們花了約一百年時間，試圖保持在那裡的拓居地，但失敗了。與此相反，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歐洲各國的人步其後塵，大批地、勢不可擋地侵入南北美洲。兩次事件的結局全然不同；這表明：在11世紀至15世紀的500年中，歐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並能夠向海外擴張的發展。這些發展的性質及其進行的方式是我們現在要探討的題目。
一、好戰的基督教世界
歐洲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可用歐洲基督教的擴張主義來解釋。與歐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濟主義、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一開始起，基督教就強調四海一家，宣稱自己是世界宗教；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一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戰性源自猶太遊牧民所崇拜的復仇和懲罰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戰爭作比喻，將人間世界看作上帝與撒旦交戰的戰場。因之，絲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領在執行"到世界各地去，將福音傳播給每一個人"（《馬可福音》16：15）的命令時，時常採用種種強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戰也是對東方在較早幾個時期裡頻頻入侵歐洲的一種反應。歐洲是歐亞大陸的邊遠地區，落後、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蠻的、信異教的印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躪。因此，中世紀時居住在這一大塊邊遠地區的歐洲人東臨信異教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歐洲人的反應是發動接二連三的十字軍東侵；其中，矛頭指向"聖地"的幾次十字軍東侵最雄心勃勃、最舉世聞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紀時，基督教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立足點相繼淪於穆斯林手中，不過，其他幾次十字軍東侵取得了較持久的成果。約1100年前後，諾曼底人將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島。伊比利亞的基督教徒進行了長達二個世紀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運動；到1250年，已收復了除侷促於半島南部一隅的格拉納達王國以外的整個半島。條頓騎士團在12和13世紀時，用利劍將基督教傳播到普魯士和波羅的海諸國家。
因此，歐洲有歷時很久的遠征傳統，海外擴張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一傳統的繼續。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東征，部分地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他們想到達印度和中國；自13世紀馬可·波羅東遊以來，歐洲人已知道那裡有一些大國。歐洲人還知道，這些國家不屬於穆斯林，所以希望它們能同基督教徒聯合起來。此外，中世紀時有關約翰牧師的傳說也在人們中間長期流傳；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塊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約翰牧師是他們的強有力的統治者。因此，好幾個世紀裡，基督教首領一直嚮往能同約翰牧師建立聯繫，從東、西兩方大舉夾攻穆斯林世界。歐洲人沒有找到約翰牧師，但是，他們確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見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適於征服、拯救、使他們歸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動機很多，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其中最強烈的動機。達·伽馬抵達卡利庫達時，曾向當地驚訝不己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這裡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陸，"是為了像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陛下服務、將光明帶給那些尚處於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財致富。"北歐的新教徒之所以從事海外冒險活動，也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亞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為美洲的殖民地進行宣傳時這樣寫道：
他們將得到的是有關我們宗教信仰的知識，
而我們將得到的是這一地區所擁有的那種財富。
這種好戰性和努力改變異端信仰的精神顯然是歐亞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確實，穆斯林用刀劍征服了遼闊的地區；在這一意義上說，他們也是好戰的。但總的來說，他們對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們更感興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蘭教，而是向自己納貢了沒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種必須將異教徒的靈魂從地獄中拯救出來的壓倒一切的熱情。同樣，佛教為印度以外地區所接受，與其說是因為僧人盡心竭力地從事傳教活動，不如說是由於愛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漸傳播開來的緣故。彿教的傳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憑借其教義和儀式的吸引力。
中國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條主義的。早期去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對他們在那裡所遇見的人們互相容忍的態度，都有著極深的印象。他們對中國人允許他們自由地傳播福音這一點，又驚又喜。1326年，佩魯賈的安德魯主教曾這樣寫道："實際上，在這幅員廣大的帝國，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個民族、每個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為他們持有這樣一種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持有這樣一種錯誤觀點：人人都能夠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靈魂的拯救。不過，盡避如此，我們仍可自由地、毫無阻礙地傳經講道。"傑出的意大利耶穌會會上利瑪竇曾在1582至1610年間居住中國，他對中國人的不好戰、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樣大為驚異。他寫道：
現在，我們對話宗教教派的探討即將結束。中國人中真正受過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認的見解是，這些…信仰其實可以合併為一，所有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應該信奉的。當然，在作如此判斷時，他們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於一個令人魂不守舍的錯誤，即相信談論宗教問題的不同方式愈多，對公眾利益就愈有好處。
……如果我們停下來細想一下，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幾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裡，盡避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著征服。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於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東西。現在，西方諸國家似乎已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精疲力竭，它們甚至不能像中國人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裡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遺產。
世界諸宗教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有著程度上的不同；這一點至今仍顯而易見。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市的衛理公會主教馬文·A·富蘭克林在論述控制宇宙的問題時也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很難想像，這種立場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員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採取的。他說：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麼，我們將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這些"別的羔羊"彰顯自己，然後才能確定基督教會對他們負有什麼責任。猜想出他們對上帝的觀念如何、是否對上帝讚美得不夠、走否需要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對靈魂的拯救，是件頗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許會發現：基督教會必須將我們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經驗告訴他們，並向他們介紹能引導他們贖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發現的外界狀況需要什麼，基督教會將一馬當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歐擴張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騷動"使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增長。神學和基督教會對現實生活的控制受到當時由個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準則的挑戰，並最終為後者所取代。有關人類本身的一種新概念已逐漸形成——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人類無須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須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蘭的司鐸兼學者伊拉斯謨曾得意洋洋地發表了人類既非野獸又非野蠻人這一認識。他說：
現在，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人具有理性。如果樹木或者野獸在成長，那麼真的，人當然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從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法律作指導，僅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慾望的支配，其群體內部絕無秩序可言；因此，與其將他們看成人，不如把他們當做野獸。
對人類及其能力的新的強調，顯然比早先中世紀的觀點更有助於海外擴張。另一方面，這一點很易被誇大，故需認真糾正。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並不著重科學。當時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從哲學和美學的角度出發，而不是持懷疑和客觀的態度。他們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紀的思想方式。他們堅持相信和讚美那些怪誕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他們繼續尋找哲學家的點金石。他們仍然相信星占學，並將它誤作天文學。宗教改革運動也沒有改變這種反人文主義者的傾向。16世紀時，路德和加爾文認為人類孤弱無助和腐敗墮落的觀點，正如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頌揚，是一種新的見解，而且其影響較後者要大得多。實際上，宗教改革運動代表一種只是在16世紀變得更強烈的反觀世主義和反求實主義的傾向。
從事海外擴張的伊比利亞的先驅者肯定不是人文主義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時代的人描繪成是一個剛直、虔誠、勇武的禁慾主義者而非人文主義者。雖然他總是慷慨地資助海員和測繪人員，但是，對於學問和各種技藝並不感興趣。人們傳說，他曾在薩格裡什興辦一所教授天文學和數學的學校，那僅是一則虛構的故事。有位研究歐洲擴張的著名歷史學家說："不管對文藝復興作何解釋，……地理大發現的早期的進行是在中世紀的種種動機和設想的伴隨下，獨自開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長們基本上都是中世紀的人。甚至哥倫布……從事他那舉世聞名的冒險事業時的思想大體上也是中世紀的，傳統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釋的與其說是1500年以前歐洲擴張的起因，不如說是1600年以後歐洲擴張的動力和具有不可抵擋的力量的緣由。不過。對後者加以解釋，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實依然是，在西歐，曾有過一場思想騷動，而在歐亞其他地區則沒有。這一根本的不同之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中國，儒教繼續在社會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輕視年輕人；尊崇過去，輕視現在；尊崇已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從而，使它成為保持各方面現狀的極好工具。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中國盡避最初在發明造紙、印刷、火藥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後來卻在技術上落後於西方。中國人在作出這些早期的發明之後，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學原理。
歐亞其他國家的情況基本上與中國相同。例如，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的學院為了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而不惜捨棄天文學、數學和醫學。這些學院的畢業生對西方正在做些什麼一無所知，而且也毫無興趣去弄清楚。沒有一個穆斯林土耳其人會相信，一個信基督教的異教徒能教給他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雖然有時也會出現某個富有遠見的人，警告人們要注意這種將奧斯曼帝國與鄰近的基督教世界隔開的思想的鐵幕所帶來的種種危險，但這樣的人極為難得。土耳其著名的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和百科全書編纂者卡蒂布·切萊比是其中的一個。他生活在17世紀上半世紀。因出身於貧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規的高等教育。不過，結果是塞翁失馬。他可不必對穆斯林的聖學進行表面的、析理過細的專門研究，而這種研究當時已成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點。他靠自學成材，這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何以會對西方的學問毫無偏見。
切萊比一生著述頗多。在土耳其艦隊於1656年遭到慘敗後，他編了一本簡明的海軍手冊。在該書序言中，他強調了掌握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的必要性。他寫道：
對於負責國家大事的人來說，地理學是一門必須掌握的學科。他們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們至少應當熟悉奧斯曼帝國及其鄰國的地圖。這樣，當他們必須派軍隊作戰時，就可以在掌握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入侵敵國和守衛邊疆也就會成為一件較容易的事。與那些對地理學一無所知的人商議，是決不會取得令人滿意的取代地圖的效果的，即使他們是當地富有經驗的人。這類富有經驗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繪出自己家鄉地區的地圖。
異教徒們因尊重地理學一類學科並加以應用，故而發現了美洲大陸，並能橫行於印度市場；這一事實，足以令人信服地證明學習地理學的必要性。
切萊比抓住了歐洲在思想方面的進步和其海外擴張之間的聯繫。切萊比死於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後一部著作裡，他警告他的同胞們說，如果他們不放棄自己的教條主義，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在觀察這一世界時瞪起猶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預言頗有先見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並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基督教異教徒憑借自己的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德教帝國的主人。
三、擴展中的經濟
中世紀時西歐地區經濟的顯著發展是促使西歐向海外擴張的一個無可爭辯、顯而易見的因素。西歐地區迅速增長的經濟資源和生氣勃勃的活力使西歐能對哥倫布發現美洲作出巨大反響。這種反響全然不同於早先對維餘人探險所作出的反應，因為後者是微不足道、毫無成效的。這裡應該指出，中世紀時期，歐洲經濟的發展並不是連續不斷的。從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增長，但14世紀時，出現衰退，這由多種因素結合所致。這些因素包括：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1315年和1316年時，糧食歉收和饑荒的程度尤為嚴重；黑死病——它首次發生於1348至1349年，奪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後它又週期性地發生，持續了好幾個世代；英法兩國間的百年戰爭和德、意國內的其他衝突。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歐經濟除了在14世紀曾衰退外，在中世紀早期幾個世紀以後，一直保持相當穩定的增長。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後，外來入侵隨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終止進攻而告停止。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使西歐免遭東歐那種因接二連三的外來猛攻所致的破壞；這種外來猛攻在東歐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土耳其人慘遭失敗時為止。在那些世紀裡，東歐對西方起著減震器的作用，從而大大幫助了後者的發展，這一點至今未得到充分認識。
這一點也部分地說明了在10至14世紀間中歐和西歐的人口顯著增長的原因。當時，那裡的人口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當時，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面積大體相當的地區所無法與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們努力改進災業技術以支持人口的增長，而糧食的增長轉而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發展細耕農業，即改進耕作方法。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從8世紀起，逐漸採用三輪制的耕作方法。這種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總面積的二分之一減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產率。更有效地使用馬力也幫助了農業的發展。在古代，馬在農田里派不上什麼用以因為那時所使用的軛在馬使勁拉東西時，會將馬脖子扼得透不過氣來。此外，由於沒有釘固蹄鐵，馬常常折斷蹄子，成為廢物。不過，到10世紀時，歐洲發明了架在馬肩上、不會扼住馬脖子的馬頸圈。另外，還發明了馬蹄鐵和串聯式馬具；後者可用來使一對以上的馬共同拉一車貨物。最後結果是，速度較牛快、能力較牛強的馬從此以後成為農業經營中必不可少的動力之源。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另一條途徑是發展大面積耕種，即開發以前未耕種過的地區。12世紀時，法、德、英三國得到耕種的土地僅分別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這一事實頗令人吃驚，然而，是千真萬確的。當時，其餘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澤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種的地區的周圍是大片尚未開墾、有待拓居的區域。歐洲的農民絡繹不絕地進入這些空無人跡的區域，清除森林、燒掉灌叢、排干沼澤，為犁和鋤頭開路。農民們不僅耕作他們所在地區中的處女地，而且還向東遷移，進入東歐和南歐的人口稀少的廣大地區。正如美國曾有過西抵太平洋的西進運動那樣，歐洲也有過東達俄國邊界的東進運動。例如，到1350年，在西裡西亞已有1500塊新拓居地，由15至20萬名殖民者耕種。
新開闢地的召喚力鬆弛了農奴制的束縛。過去的種種勒索和限制已不能無限期地強加於人們，因為他們已知道，往東去，可得到個人自由和廉價土地。農奴主必須減少自己的要求，否則，就要冒農奴們紛紛逃跑的危險。確實，後來在15和16世紀時，農奴制曾被強加給易北河以東一向自由啟在的移民們。那時，糧食和林產品價格上漲、市場擴大，農奴主要趁此機會牟利，就必須確保勞動力的供應，為此，他們強制推行農奴制。但是，在此期間，西方的農民們大體上已自由起來，並保持了自由，只是種種約束的最終解除須待到18世紀末即法國大革命開始後。農奴制的削弱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它造成了一種更易變動的社會，這種社會能積聚起資本，為探險、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組織和自由的勞動力。因此，歐洲諸國從事海外冒險事業的成功的程度與其擺脫封建束縛的程度成正比，並非偶然。
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的發展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剩餘糧食由船從新農田運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則向新開闢地區提供其所需的各種工具和製成品作為回報。於是，商業繁榮，城鎮興起，尤其是在波羅的海沿海一帶。經濟的這種發展極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歐開始崛起；這一趨向後來幫助英國人和荷蘭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僅歐洲內部的貿易在發展，而且歐洲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在發展。這時的國際貿易的發展也是隨著維金人終止劫掠活動而開始；維餘人多次侵襲歐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紀籠罩從北極區到西西里島的歐洲沿海地帶。國際貿易發展的另一動力來自從11世紀起的十字軍東侵。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參加了這一次次的遠征；他們回國後仍垂涎於自己在東方所見到和享受到的種種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軍東侵還使歐洲人從穆斯林手中奪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樣，再一次成為東、西方之間的商船的大通道。國際貿易發展的第三個原因是，13世紀時，蒙古帝國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統一強加給遼闊的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歐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當時的和平、安全和妥善護養的道路，幾乎直接與東方進行貿易。
貿易關係的擴大和加強產生了重大影響。歐洲經濟適應國際貿易的程度開始遠遠超過東方諸較為自給自足的帝國的經濟。歐洲的消費者和生產者變得習慣於並依賴於外國的商品和市場。隨著人口的增長，交易的規模也增大。人口壓力加之諸國家和城市國家之間的競爭的促進力，驅使商人們去尋找新的產地、新的路線和新的市場。他們的競爭態度截然不同於同時代的中國人；中國人雖曾航海數千哩，但完全是出於非經濟方面的原因（見本章第七節）。他們對貿易毫無興趣，只是將諸如長頸鹿一類的奇珍異獸帶回自給自足的祖國，以取悅他們的皇上。由於明顯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歐洲完全做不到自給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國產品。這一需要與迅速發展的經濟活動及蓬勃的經濟活力一起，最終使歐洲人航行於各大洋，使歐洲商人遍佈每一個港口。
四、技術的發展
與經濟的擴展有密切聯繫的是技術的發展，它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因為歐洲人如果沒有適當的海船和航海設備，原本是不可能抵達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歐洲人在發展航海裝備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術上的重大進展，原因在於，中世紀時期，他們在改進各種工具和技術方面穩步地取得了雖並不驚人但極其重要的進步。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林恩.懷特教授評論說："中世紀後期最可誇耀的不是那時的大教堂、史詩或經院哲學，而是有史以來首次建立的一種複雜文明。這種文明並非建立在揮汙苦幹的奴隸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動力為基礎。"為碾谷、伐木、排干沼澤和礦井而發明並使用的水車和風車，可代表這種"非人力"的動力之源。其他有用的發明包括木匠用的創、曲柄、獨輪小車、紡車和運河閘門等。確實，希臘人和羅馬人盡避在哲學和藝術上成就極高，但在以機器力量減輕人類的辛苦勞作方面，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裡所取得的成績卻還不及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短短數世紀裡所取得的。這大概是因為歐洲較缺乏人力，而那種不發達的新開闢地的社會也頗需勞力，從而促進了發明的緣故。由於中世紀的歐洲人從奴隸或農奴經濟開始轉入由機器力量推動的經濟，西方的文化發展獲得了一種新的動力。
希臘語學者兼天主教樞機主教貝薩裡翁曾在1444年寫過一封信，對中世紀時西歐人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作了有趣的說明。這位學者原先在羅馬住餅多年，意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給拜占庭摩裡亞自治省當時的統治者君主坦丁·帕萊奧洛古斯去信，建議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學習手工業技術，並學習意大利語"以熟悉他信上所說的東西"。貝薩裡翁對排除手工勞動的水力鋸機的印象尤為深刻。他提到了"鋸木頭用的自動鋸機和運轉得極快、極整齊的水車"。他對水力風箱也念念不忘，他寫道，"在冶煉和分離金屬時，他們用的是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須用手操作，便能膨脹和鬆弛，將金屬從原先泥土似的無用物質中分離出來"。貝薩裡翁還談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學到煉鐵知識，這種知識對於人類極為有用且必不可少"。這封信作為一個證據，其意義十分明顯：中世紀時，西歐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個東方人首次建議應派學生去西方學習"各種實用的技藝"。
就歐洲擴張來說，最重大的技術進步表現在造船、航海設備、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在1200至1500年間，歐洲普通船舶的噸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載重量為150至200噸的狹長槳帆船讓位於600至800噸的圓體帆船。13世紀時採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舊時效率較低的側向操舵裝置。另外，同樣重要的是，14世紀時，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夠更直接地逆風航行。船的構造和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示原先在北歐、地中海和中東發展起來的船的一些優點已結合成一體。最後結果是，船的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縱更靈便。此外，經濟效益也更高，因為這時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劃手及其口糧和裝備，從而大大增加了載貨容積。
與造船方面的進步緊相連的是航海術的進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貢獻來自地中海地區。那時，中國人似乎已擁有磁羅盤，但是，至今不能確定，歐洲人是從中國人還是從作為中間人的阿拉伯人那裡獲得磁羅盤。也許歐洲人的磁羅盤是12世紀時由他們自己獨力研製成的，地點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馬爾菲城。無論如何，雖然羅盤對航海者來說，是一種最有用的儀器，但使用時，須得到其他幾種儀器的配合。星盤，即一種用以觀測天體高度的銅製刻度盤，早在800年以前便已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後，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這種儀器頗為昂貴，故很快被結構較簡單、造價較低廉的象限儀所取代。經度測定引起的問題不只一個。雖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計時間，但要精確地計算時間，只有待到17世紀伽利略發現擺動原理時。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報彙編和地圖的幫助。中世紀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額準確的地圖，圖上清楚地標明了精確的羅盤方位及關於海岸線和港口的詳細情況。到14世紀時，繪製地圖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發展，發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熱那亞和馬霍卡。中世紀時，一些博學的教條主義者老是爭論著人能否在赤道經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騰的海水；與這些教條主義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紀的航海圖注重事實、客觀，使人耳目一新。以下這兩段話引自15世紀的航海圖，可作為圖上那些如實、精確的文字說明的例證：
駛入港口時，請當心暗礁淺灘。船的航行須貼近水道中間，但航向應朝著東北海岸，因為那裡可以拋錨泊船。謹防船航行時過於靠近最近在東面發現的暗礁淺灘。駛入港口時，應保持船離大陸的兩船頭之距，因為那裡水深6至6．5尋。……
從帕拉莫薩可以到方位東、東東北12哩處的阿克卡弗雷達的拋錨泊船處。船離陸地的距離不得近於由信標標誌的1．5哩。這一港灣的陸標是陡立於海邊的光禿禿的高山和遠處的島嶼。
當歐洲人抵達南亞和東亞清高度發達、軍事上強大的國家時，他們具有一叫決定性的有利條件，即在海軍裝備上佔優勢。造一優勢大約只是在他們開始海外擴張時才取得，因為中世紀的海戰主要表現為攻入敵船和進行甲板上的肉搏戰。15世紀時，歐洲人的船艦已配備著火炮，但火炮體積很小，射出的石頭不是重達幾磅，而僅數兩而且。它們能殺死人，但不能擊毀船艦。因此，他們對於攻入敵船這種傳統的海戰戰術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補充。當時，陸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圍攻君士坦丁堡時，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些火炮非常笨重。無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說架置在船上、進行發射了。
在16世紀的前20年中，佛蘭德、德國和稍後的英國的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鑄成的火炮雖然更易操縱，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這些新火炮長5至12呎，能發射重達5至60磅的巨石，後來，還能發射如此重量的鐵丸，因而，能擊毀300碼射程內的船體。這時，海軍的戰術已由設法攻入敵船轉為舷炮齊射；對軍艦也重新予以設計，很快每艘軍艦平均能架置40門炮。
這些發展給歐洲人以一個決定性的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奪取並控制世界各大洋。東方的統治者也趕忙裝備自己的船，但他們的船並不是為梁置火炮而設計和建造的，在他們能重新設計自己的船之前，歐洲的海軍裝備已迅速發展，以致它們兩者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於1905年在對馬海峽取得對俄國人的劃時代的勝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
五、新的經商技術
造船、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的進步，對於歐洲的海外擴張，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不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處理商業事務的新技術的發展，也同樣重要。這方面，頗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發明的複式簿記。方濟各會修道主兼數學家盧卡·佩西奧利在1494年發表的《數學概論；幾何學及比值比例》，是一部專論複式簿記的經典著作。佩西奧利在這部曾用作全歐洲的教科書的著作中，極力主張商人們應將每筆帳在借方與貸方均登記一次。這種簿記方法使歐洲商人任何時候都能確定商業經營的財務狀況，並進一步激發他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貨幣觀念。
商業方面的另一重大發展是，鑄造出各地通用的標準硬幣、貨幣的使用日益廣泛。其起因：部分在於商業增加，部分在於礦產量上升，為鑄造貨幣提供了更多的金銀。佛羅倫薩城於1252年率先鑄造金幣弗羅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國家也紛紛倣傚。具有標準的、可靠的價值的貨幣的出現，對商業極為有利。
這時，還出現了原始而重要的銀行和信用票據。雖然支票、匯票和有限公司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那樣，直到17至19世紀間西北歐大舉擴張時，才發展起來，但是，意大利人開始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為時要早得多。他們早在12世紀時，便已研製出種種形式簡單的匯票。到1408年，熱那亞的聖喬治公會已擔負起銀行的職責，使帳單和票據流通。漸漸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後在北歐，出現了一些強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將下述三個世紀裡一些傑出的金融家族的財產（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較，可清楚地看出財富的數全及其位置方面的發展趨向：
1300年——佩魯齊家族（佛羅倫薩）＄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羅倫薩）＄15000000
1546年——富格爾家族（奧格斯堡）＄80000000
金融活動的驚人發展，不可避免地導致基督教放棄中世紀時它對利息的強烈譴責和排斥。本來，在一個貿易．活動不多、投資牟利譏會相應少的社會裡；對利息持嫌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中世紀後期，情況起了變化，隨之，教義也有了改變。在早先數世紀裡，教士們一直猛烈抨擊導致高利貸的利息，說它"在上帝看來，是一種最醜惡、最可憎的罪惡"。但是，到1546年，法國的法學家查爾斯·杜穆林卻在懇求承認"適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他說：
……日常的商業實踐表明，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在使用之後所帶來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這，並不有助於說明，錢獨自不會生錢：因為即使田地，假如沒有錢財的花費、勞動和人的勤奮，也不會獨自給出果實；錢，同樣如此，即便錢是借來的，過一段時間後仍須歸還，但在此期間，由於人的勤奮，它也會生出相當多的錢。……而且有時，錢借出後使債權人的所關與債務人的所得正好相等。……因此，對高利貸的一切憎恨、譴責和懲罰，應被理解為：僅適用於過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貸，而並不適用於適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
最後，歐洲的擴張在最初的伊比利亞階段之後，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強，其速度也大大加快。這些新組織是經濟動員和經濟滲透的最有效的工具。東方的商人，不管其資本多麼雄厚，都是單槍匹馬或以私人合作的關係經營商業；而歐洲則組織起在世界各地從事貿易活動的合股公司。東印度諸公司（荷蘭的、英國的和法國的）成立後，其他許多公司也相繼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種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孫灣公司。
這些合股公司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它們所具有的合股性質限定了投資者的責任，使投資所起的作用與經營管理的職責相分離，同時，也使人們有可能動員大量資本以從事種種商業投機。任何想用少量錢做投機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個前途之險而如願以償。對他們來說，有風險的僅在於他們用以買進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錢，對於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損失，他們不用進一步負責任。而且，各投資者無須相識，無須彼此信賴，也無須關心市場的具體情況和公司的方針政策。具體的經營管理都委託給根據其責任心之強弱和經驗之多寡而選拔出來的董事們，而這些董事又可以挑選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業務。這種安排方式吸引各種分散的人——倫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萊姆的捕鯡魚人、安特衛普的銀行家或約克郡的地主——將他們的儲蓄金投入各種商業冒險事業；因此，能輕而易舉地動員起歐洲資本，使大筆大筆的巨款投入各種海外事業。東方的商人由於受到自己或合夥人的財力的限制，由於是從家人或熟人中挑選經理，所以，誰也無法期望與強大的、非個人的合股公司競爭。
六、民族君主國的崛起
中世紀後期朝強大的民族君主政體發展的政治趨勢，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戰精神、思想騷動、經濟活力和技術進步這四股力量結合成一體，並指向外部世界，從而大大促進了西歐的擴張。
814年，查理曼去世後，歐洲進入一個四分五裂、政治混亂的時期。當時，起作用的幾種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們不斷地與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衝突。教俗封建公國提出了棘手的敘任權問題。諸城市國家有時結成教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那樣強大的組織。它們都以自己為中心；然而其時，還存在著一股與它們相對抗的勢力，即正在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鬥的勢力。這些互相衝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各種程度的無限多樣、不斷變化的同盟和聯盟。
概括地說，查理曼以後，西歐的政治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攜手合作。教皇幫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則支持教皇對付公開對抗羅馬教皇的權威的拜占庭對手。1073年，隨著格列高利七世繼位為教皇，開始了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格列高利在教皇與皇帝爭奪主教敘任權——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權力——的鬥爭中，贏得了勝利；從而削弱了皇帝的權力和帝國的行政管理。在兩個多世紀裡，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認為天主教世界的首腦；對此，13世紀中葉相繼即位的法、英國主們起了尤為重要印作用，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結束於1296年即法國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徵稅的問題上戰勝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時。那一年，教皇發佈敕令，申明俗人對教士沒有任何權力，並威脅要把任何試圖向教士徵稅者逐出教會。腓力四世拒絕了教皇的要求，並完全成功地實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還強迫教廷從羅馬遷到阿維尼翁，迫使教廷與法國君主公開合作。
法國和英國的君主們所擁有的新力量，多半來源於他們與新興的商人階級所結成的非正式聯盟。君主保護市民們不受頻繁的戰爭和封建主任意徵收的苛捐雜稅的侵害，而市民們則向君主提供財政支援作為報答。隨著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漸增強、國家機構逐漸完備，君主們在動員人力物力以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因為這些政權都各有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他們設立了許多徵稅站；遲至14世紀末，在易北河旁有35個，在萊茵河兩岸有60多個，在塞納河沿河一帶也有許多，如果船載穀物活塞納河行駛B00哩，花費的錢將達所載穀物售價的一半。君主們還保持了一些比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業者，有時，還支持整個整個的手工行業，像法國的戈布蘭掛毯業和塞爾夫瓷器業就曾得到過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們還發特許證給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話，還用皇家海軍作它們的後盾。
最先的伊比利亞人的海外冒險事業就是王室鼓勵和資助的直接結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為哥倫布和達·伽馬取得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國和法國的朝廷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只是時間上稍晚些；不過，它們的關注和支持與前者相同。實際上，在西北歐，商人與君主之間的關係比在伊比利亞半島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對穆斯林的長期鬥爭使君主和封建主聯合起來，而少數大城市則往往反對他們，要求完全的自治權。相形之下，在西北歐，商人階級逐漸贏得在歐亞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社會聲望和國家支持。
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歡迎的下等人，沒人瞧得起；在西北歐，商人卻很有地位，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財富不斷增加，政治權力逐漸增強。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服穿著、武器佩戴、車馬乘坐和土地佔有等方面受到種種限制。他們運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他們被置於社會等級的底層。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由於印度教強調拋棄財產，商人不可能有任何聲譽。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於發財致富、營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葉做的食物、保持對物質財富無動於衷的神秘主義者。因此，東方任何帝國的商人都絕無上升為當權者的機會。在中國，學者進行統治；在日本，武士進行統治；在馬來亞諸國和印度拉傑普特人的一些土邦裡，地方貴族進行統治，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統治的。
所謂沒有一個地方，是指除西北歐以外；在西北歐，商人不僅經濟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穩步增長。在那裡，商人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諸自由城市的參議員和荷蘭高貴的養老金領取者。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在西北歐，對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險事業有較多的關心，而且，國家予以較始終如一的支持。
七、處於前夜的西歐
西歐這一由各種勢力、制度和傳統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獨特復合體的意義，通過中國明朝派出的著名的遠航探險隊的驚人歷史，可得到有力的說明。1405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冒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內宮監太監的指揮下進行的。這些探險隊的規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驚。第一支探險隊由62般服船組成，共載28000人。當時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對這一時期的中國艦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築有四層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艙和公用房間。有些船艙設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沒備，而且艙門上安有鎖，居住者可以用鑰匙將它們鎖上，可以攜帶妻妾一起住在裡面。打些船艙的船員還帶著自己的孩子，他們在木桶裡種上供烹任用的香蔥、生薑等。
一般的船寬15O呎，長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寬180呎，長444呎。它們與哥倫布的小旗艦——寬25呎、長120呎的"聖馬利亞號"相比，是名符其買的浮動宮殿，而"聖馬利亞號"比哥倫布的另外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要大一倍。中國探險隊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給人以深刻印象。它們繞東南亞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繼續西航達亞丁和波斯灣口；而個別船則駛入非洲東岸的一些港口。我們應該記得，在這期間，葡萄牙人只是剛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探尋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達佛得角。
然而，中國這些非凡的遠航探險到1433年由於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為什麼要使它們停止正如為什麼會使它們首先開始那樣，至今仍是個謎。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倘若在歐洲，這種停止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中國的皇帝能夠並的確發佈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對抗的民族君主國，它們在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互相競爭著，而且，沒有任何帝國當權者阻止它們這樣做。西北歐的商人也與中國的商人完全不同，他們有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這種權力和聲望保證了要實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歐洲有與外界進行貿易的傳統，歐洲對外國產品有真實的需要和強烈的需求，而中國完全不是如此。
總之，歐洲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一個牟利的慾望和機會、一個使牟利得以實現的社會和體制結構。如果當時歐洲有什麼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這些遠航，為何是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業方面的原因而進行的；為何是由宮廷太監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組織和領導；為何返航時帶回的是供帝國朝廷觀賞的斑馬、鴕鳥和長頸鹿，而不是投入國內市場、可產生利潤的貨物；為何接到中國皇帝的命令便會完全地、無可挽回地停止。那時的西歐是無可匹敵的，它擁有向外猛衝的推動力——宗教動力、思想騷動、經濟活力、技術進步和有效地動員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國。
中世紀後期，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歐人中間的發展已給合在一起，從而，進一步促進了西歐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傾向。那時，十字軍在地中海東部請國的據點已喪失；蒙古帝國已崩潰；奧斯曼土耳其人已佔有巴爾幹半島，並擴張到中歐，逼抵維也納城下．歐洲商人因為原先由蒙古人強加秩序的地方又騷亂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亞。黑海也因為土耳其人將它政變成穆斯林獨佔的區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關閉。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意大利商人繼續在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個港口與阿拉伯商人相會，收取歐洲公眾所需要的種種商品。這種情況對牟獲中間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來說，頗稱心如意；但是，其他歐洲人則大為不滿，他們熱切地尋找能直接抵達東方的途徑，以分享這筆厚利。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中世紀後期勞出現許許多多為突破或繞過將歐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訂的計劃。那時的歐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繪的那樣，像一個靠他人"通過牆上的裂縫餵養的巨人"。但是，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識正在增長，牢獄的圍牆已不能長久地禁錮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