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上）

後來，西班牙人決意去追獵"古巴"山區的印第安人；他們在這裡進行了驚人的大屠殺。於是，他們毀滅了我們不久前還看到的這整個島嶼，消滅了這裡的人口；人們十分遺憾、極度痛苦地看到它已無人居住，變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蘭姆·德·拄·卡薩斯，1552年

這些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像狼在一個日漸文明、人口日漸稠密的國度裡絕跡一樣。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紀，歐洲對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的影響比它對亞洲和非洲的影響深遠得多。因此，本章標題所指的不是"影響"，而是徹底的歐化。

歐化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政治統治或文化滲透。它還包括實際的生物取代即一個民族對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這種情況曾發生於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煙較稀少的地區。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走，千百萬歐洲移民帶著他們的政治制度、謀生方法和文化傳統蜂擁而入，佔據了土著居民的領土。因此，隨海外地區種族上的歐化而來的必然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歐化。

早期的遷移歐洲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萬人之所以願意離開他們祖先的家園，到遙遠的大陸去冒尚不知曉的危險，其原因前面有一章已作了說明。1763年就已存在的歐洲狹長的帶狀形殖民地，到1914年時已擴大到覆蓋整塊整塊的大陸，其中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這兩個地區早些時候還無人去過。

表1南北美洲的種族分佈（單位：百萬）

表1－3說明，歐洲移民絕大多數去了南北美洲。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歐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這兩塊大陸還提供了遠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極多的經濟機會。不過，自歐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現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後，令人吃驚的是，這些移民中有為數極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與英國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點可說明這一點。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於印第安人人口較稠密的地區。盡避人們對歐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數的各種估計大相逕庭，但卻一致認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謂的拉丁美洲。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勞動，所以，歐洲移居者不再需要從事勞動。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師、政府官員和少數必需的工匠。

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較稀少，不能提供勞力資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國人和聖勞倫斯河兩岸的法國人，無論是砍伐森林、耕作已開墾的土地，還是在沿海水域捕魚，都得自己去從事。在這種情況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為此，英屬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種族、各種語言、不同信仰的移民開放。到1835年時，中美洲和南美洲僅有480萬歐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卻有1380萬。

19世紀的遷移19世紀後半葉。歐洲移民不斷增加，1900至1910年間達到頂峰；這10年中，每年幾乎有100萬人遷移。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湧進了每一塊大陸，結果，盡避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區，但這時的澳大利亞、南非和南美也為相當多的歐洲人所拓居。

就移民的具體來源來說（見第十一章第七節各表），拉丁美洲各國的移民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主要來自伊比利亞半島，不過，19世紀後期也有大批移民來自意大利和德國。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絕大多數移民來自西北歐；而1890年以後，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來自西北歐，其餘三分之二的移民則來自東歐和南歐。至於英國自治領，移民來源卻受到限制，主要來自不列顛群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為了讓更多的人進入這些遼闊的地區，自治領放寬了移民政策。澳大利亞人由於附近的亞洲國家人口稠密，對自己較缺乏人口這一點特別敏感；同樣，南非白人也因黑人在南非佔絕大多數而感到擔憂。

種族上的結果這些遷移的最終結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種族上的歐化。這些地區的人口已變得以歐洲人為主，不過，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佔優勢（為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奴隸貿易而被運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種族歐化的另一個例外；據估計，近1，000萬奴隸在橫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倖存下來，到達新大陸。如今，他們的後代在北美洲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佔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佔百分之二十一。南非是種族政化的第三個例外；在這裡，土著非洲人以大於三比一的比例在數量上超過了白人（不論是布爾人還是英國血統的人）。

直到今天，新大陸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未產生過決定性的政治影響，甚至在他們的人口佔多數時——如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樣——也是如此，因為印第安人或黑人從未在新大陸任何一個較大的國家裡佔據統治地位。無論在哪裡，他們都接受了歐洲白人的政治統治和文化。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才開始組織起來，有效地堅持自己的權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範圍的覺醒和反抗的運動中去。在南非，黑人佔多數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盡避這一多數從一開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但他們的態度與新大陸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態度大不相同。南非黑人認為，現在生活在非洲大陸其他地區的17500多萬黑人同胞是支持他們的；這些黑人同胞多數已贏得獨立。換句話說，他們因生活在一個黑人占壓倒之勢的大陸上而對黑人充滿信心。而南北美洲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於生活在一個白人在人數和力量上都遠遠超過他們的新世界裡，自信心要小得多。

二、政治上的歐化

殖民地時期歐洲殖民地從一開始起就有著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的多種多樣起因於諸母國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馬德里朝廷實行專制統治，自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樣方式的統治。派往殖民地的官員實際上具有絕對的權力，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幾乎別無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職務。672名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任職的總督、總司令和地方長官中，只有18人是殖民地的長期居民，其餘97．4%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長期居民。法國殖民地也受到專制統治，因為那裡的權力集中在總督和地方行政長官的手中；總督負責每個殖民地的防禦，地方行政長官則處理經濟事務。

相反，英國各殖民地都有民選的代議制機構，這反映了母國欣欣向榮的議會制政體。這些代議制機構的確切性質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異。在弗吉尼亞，移居者早在1619年就獲准選舉地方議會。這一機構的權力日益增長，到美國革命時，它的影響已超過王室總督。在新英格蘭，不是個別移居者去荒原冒險，而是成群結隊的人遷移到邊遠地區，建立新的城鎮。在那裡，他們發展了一種市政際它定期召開"市政會議"，在會議上作出種種決定和選舉各種官員。盡避政權的確切形式存在著這些差別，但十三個殖民地都有一個共同點：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而這導致了民選議員和王室官員之間的不斷摩擦。1774年，一位名叫威廉·諾克斯的官員悲哀地將英國殖民地的桀驁不馴同法國殖民地的良好紀律作了對比：

法國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效仿；他們采您了明智、謹慎的國家所來政的每一項預防措施，以確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總督時給總督以適當的權力，而建立議會不僅是為了維護王室的權利，還為了給總督以幫助。……由於沒有我們的同胞為之得意的民眾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採納這樣的計劃來治理我們的殖民地，我們這個王國也將是幸福的。

革命時期諾克斯對英國殖民地居民的"傲慢思想"的擔憂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這些思想促使人們於1776年發出武裝起來的號召；而這一號召導致了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此外，十三個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爆發類似起義的連續反應；這些起義在1776年到1837年的60年中席捲了新大陸的所有殖民地。

有各種因素促成了拉丁美洲的反抗，十三個殖民地作出的榜樣就是其中一個因素，它們的成功的革命立即得到了同情和倣傚。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們所謂的費拉德爾菲亞哲學，正如他們非常熟悉法國哲人的學說一樣。所謂的"啟蒙運動之舟"橫渡大西洋，將法國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運到美洲。據一位歷史學家說，委內瑞拉得到的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非常之多，以致1807年時，商店將其一頁頁撕下來用於包裝食品。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經濟剝削和缺乏自治，是導致革命的另一個明顯的因素。由於權力集中在來自西班牙的官員手中，克裡奧爾人（出生於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兒）非常不滿。長年的法國革命和拿破侖一世進行的戰爭也促進了革命的思想，因為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歐洲的西班牙被先佔領，使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謀其生。西班牙殖民地不願意放棄它們所嘗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而且它們還得到了對行將滅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國感興趣的外國列強的支持。

拿破侖·波拿巴統治西班牙及其長兄約瑟夫登上馬德里王位是導致拉丁美洲革命的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絕承認約瑟夫，聲明效忠於彼廢黜的斐迪南七世。他們的效忠宣言並沒有說服西班牙當局，1809年，愛國者和效忠者之間爆發了全面的戰爭。這場獨立戰爭一直延續到1825年；在這場戰爭中，英國人提供的幫助對拉丁美洲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像早先法國人的援助對十三個殖民地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樣。

南美北部偉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將軍。這位卓越的領導人堅持不懈地戰鬥了15年，實際上創立了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拿馬、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等獨立的國家；玻利維亞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南部傑出的領導人是喬斯·德·聖馬丁將軍。聖馬丁於1816年解放阿根廷之後，又翻越安第斯山脈——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參加了智利和秘魯的解放運動。

墨西哥的革命始於1810年，由克裡奧爾牧師曼紐爾·伊達爾戈領導，他死後由另一位思想開明的副牧師喬斯·瑪麗亞·莫雷洛斯繼續領導。這兩位領導人試圖把克裡奧爾人要求獨立的理想同幫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會改革計劃結合起來。但克裡奧爾人的保守派認為這一計劃太激進，他們與保皇派聯合起來鎮壓了1815年的起義。後來，這些保守分子擔心1820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們的特權，於是就為脫離母國而活動。一位克裡奧爾官員阿古斯丁·德·伊圖爾維德制定了一個聯合大多數派別的折衷方案。保是派勢力被輕易擊敗，1822年9月，國民代表大會宣佈墨西哥獨立。

事實證明巴西不經過流血就贏得獨立是可能的。1807-1808年法國軍隊佔領葡萄牙之後，國王約翰六世逃離里斯本，在里約熱內盧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年，約翰返回里斯本，讓他的兒子多姆·佩德羅暫時負責處理巴西的公共事務。多姆·佩德羅最後決定，不再隨他的父親返回里斯本，並宣佈巴西獨立。約翰並沒有派軍隊反對他的兒子，而是接受了這一宣言，於是，巴西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樣，幾乎整個拉丁美洲都從歐洲統治下贏得了獨立。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屬圭亞那與諸如牙買加、維爾京群島和古巴之類的某些加勒比海島嶼例外；牙買加在1962年贏得獨立之前一直由英國統治；維爾京群島在1917年以前仍在丹麥統治之下。古巴1898年以前一直歸西班牙統治。

拉丁美洲的獨立戰爭結束手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並沒有結束。十多年後，即1837年，英國的兩個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發了起義。這次起義的根源應追溯到1763年和1774年；1763年時，英國奪得了聖勞倫斯河兩岸的新法蘭西殖民地，1774年時，《魁北克法案》將魁北克邊界擴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並禁止邊疆居民越過阿勒格尼山脈進入俄亥俄河流域。我們已知道，這一限制導致了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然而，極為有悖常理的是，由於這場獨立戰爭，法屬加拿大變成了英國領土。獨立戰爭期間及其之後，成千上萬的托利黨人——在英帝國中被稱為聯合帝國的親英分子——離開居住的地方。他們有些人返回英國，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屬島嶼，但許多人則向北進發，進入沿海諸省（新斯科捨；新不倫瑞克和愛德華太子島）和現在屬安大略省的荒原。這些親英分子是加拿大的"清教徒前輩移民"。他們的居留地和早期法國人的居留地一起為幅員遼闊的加拿大自治領創立了基礎。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條款，住在現安大略省的那些親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個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議制類型的政體，所以，他們很為不滿。因此，1791年，英國議會通過《憲法法案》，將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並在這兩個地區設立了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但這時，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間再度發生了早先震撼過十三個殖民地的那種同樣的衝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總督和指定的議會為一方，以民選議會為另一方，兩方之間展開了憲法上的鬥爭。鬥爭的焦點集中在以下這些問題上：濫用官職任命權、控制稅收、控制法院系統以及把公有土地僅僅分配給國家教會英國聖公會而不顧衛理公會教派和長老會教派聲稱他們有更多的成員。

到1837年時，事態已陷入嚴重的僵局，民眾領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羅耀·麥肯齊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約瑟夫·帕皮諾）決定使用武力。盡避戰鬥在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周圍發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極態度。起義者被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其領導人逃往美國。英國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總督，並授與他進行管理和調查的一切權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個月，但他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在各省聽取了各種意見。回國後，他提交了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這份報告成為英帝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除了建議兩個加拿大再次合併外，他的偉大貢獻還在於提出了允許殖民地實行"責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議：

採納真正的代議制政體的原則，並將這一原則交給代議制機構所信任的人，以促進對公共事務的處理——這種態度是明智的，然而，這種明智的態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從未得到承認。…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據在大不列顛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則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諧調。…但是，君主必須忍受代議制機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如果君主得組織與代議制機構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須同意靠代議制機構所信任的那些人來使這種政府維持下去。

德拉姆所說的責任政府制即代議制政體，指的是要讓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間由來已久的衝突得到有利於後者的解決。他準備允許殖民地議會擁有與英國議會所亭有的-樣多的權力，不過還有某些限制，即：帝國政府將繼續控制對外關係、管理貿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確定殖民地法規。

如果這一大膽的、前所未有的建議被早一點提出和採納，美洲殖民地可能永遠不會爆發起義。然而，甚至在1839年這份報告提出時，它還邀到了廣泛的抨擊，被認為是一份必將削弱英帝國的帶有空想的文件。但是，後來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壓力很快就迫使英國政治家試驗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盡避試驗進行得謹小慎微，而且是嘗試性的，但卻立刻在英屬北美獲得成功。於是，責任政府制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並帶來了同樣的好處。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為英聯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義之後的數十年中的建立提供了基礎。這就是那些起義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報告"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國家時期一旦前歐洲殖民地贏得獨立或自治，它們便進而發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極為多樣，取決於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時期的經歷之類的因素。

美利堅合眾國1777年的《邦聯條例》是為管理新的美利堅合眾國而準備的第一份文件。它是自由主義者的傑作；自由主義者確信：暴政和中央集權是連在一起不能分離的；民眾的自由通過權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維護。因此，十三州邦聯的創立者允許中央政府對純國家事務有管轄權，而將其他所有事務交給各州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各州保有其主權、自由和獨立以及國會召開時十三州邦聯設有專門授予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切權力、司法權和權利"。

這一安排並沒有給國家政府控制諸州和個人的足夠權力。這一點在1785至1787年的大蕭條時期變得很明顯；當時，聯邦政府發現它幾乎束手無策。在有些地區，失業者組織起來，向州首府挺進，通過暴力獲得救濟（如1787年馬薩諸塞州的謝司起義）。在其他州，即在下層社會控制州議會的地區，則通過了減輕債務人負擔的法律。這些發展使保守的有產業者確信，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制止"暴徒統治"。所有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費城獨立廳召開制憲會議的背景。

出自憲法大廳的那個文件是為了抑制民眾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擬定的。其主要特點是制訂了完善的制約與平衡制度。四個獨立的政府機構——眾議院、參議院、總統和最高法院——將通過不同的方法被選定，它們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選產生的眾議院受制於以下幾種東西；對選舉權的限制、兩院制、總統否決權和最高法院。兩院制規定參議院可以制止過於衝動的眾議院；至於總統否決權，國會能以兩院三分之二的反對票使之無效；而最高法院則擁有對國會的司法審查權。長達十六周的辯論於1787年9月17日結束後，制憲者來到市立飯店共進在一起的最後一頓晚餐，這時，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自豪地估量他們的勞動成果。憲法將十三州聯合在一起，組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持久的聯邦政府。

制憲者規定，新憲法一旦有九個州的特別代表會議同意貫徹實行便立即生效。對參加這些會議的代表的挑選在美國歷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運動。一方是所謂的聯邦主義者：富裕的商人、律師和地主；他們能從新的政治結構中獲得最大的好處。另一方是憲法反對者：小農場主、工人和工匠；他們根本不需要一份沒給他們什麼政治權力的文件。盡避後者佔人口的大多數，但還是失敗了，因為他們分散、無組織、無準備。經過激烈爭論後，憲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選舉產生了第一任總統和第一屆國會。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夠的國會議員陸陸續續地來到紐約，為總統選舉團一致選舉的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舉行就職典禮。這些最早的官員面臨著許多令人驚愕的問題；沒有官僚機構、沒有基金和稅收制度，沒有新政府可以用來作為根據的種種先例。然而，恢復穩定僅花費了短得驚人的時間，聯邦政府很快就發揮了作用。華盛頓總統的有力領導、戰後數年曾困擾美國的不景氣的經濟的回升和憲法本身都有助於使制度見效。雖然憲法規定了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但同時，它又很有彈性，完全能適應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人權法案》就是一個較早的例子；它盡避遭到了大多數富人的反對，還是於1791年被接受。這一法案闡明了公民的若干權利，其中包括言論自由、宗教信仰和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辯護人的權利等。

開國者的一個獨特貢獻就是解決了聯邦制這一難題。他們通過使權力競爭降到最低限度這樣的方式謹慎地在國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分配政治權力。如果出現任何爭端，獨立的法院系統便採取措施作出裁決。事實上，國會依據新憲法作出的最早的決議之一就是通過了闡明聯邦法庭的職責和權力的《司法條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規定，新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法律上除不採用奴隸制外，其他方面都與舊州完全一樣。這確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資格成為州時會在相同的原則和條件下加入聯邦。在這些情況下，美國不斷向西擴展疆土，從阿勒格尼山脈一直擴展到太平洋。它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大片大片的領土：通過從法國手中購進"路易斯安那購地"獲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過強佔和購買從墨西哥手中獲得西南地區；通過同英國談判奪得西北地區；通過購買從俄國手中獲得阿拉斯加。在這些新地區又建起一連串的州，最後增加到50個州，組成了今日的美利堅合眾國。

拉丁美洲柄家時期拉丁美洲的政治發展與美國的政治發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趨勢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統一。山脈和密林等障礙將一個地區同另一個地區分隔開來，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著這些地區同歐洲的聯繫常常比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更為密切。西班牙統治下的幾個世紀的與世隔絕因助長了分離主義傾向，也促進了分裂。個別領導人寧願在小柄中名聲顯赫，而不願在大的聯邦中湮沒無聞，這些人的個人野心也必須予以考慮。於是，西班牙最初的八個殖民地這時變成了至少18個獨立的國家：過去的拉普拉塔聯邦總督轄區已變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和烏拉圭諸獨立的共和國；從前的新格拉納達總督轄區變成了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巴拿馬諸國，危地馬拉都督轄區分成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獨立的國家。

長期的不穩定性是國家時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個特徵，它表現為政府經常因軍事政變而被推翻。相反，美國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憲法，盡避這一憲法經過多次修正。此外，美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政局比較穩定；通常由兩個政黨在通過正規選舉而當選的基礎上輪番執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個共和國自獨立以來總共採用了186部憲法，平均每個國家有9．3部。政府的興起和倒台更是屢屢發生。的確，據說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羅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參觀費城博覽會時曾講過，這裡展出的新機器雖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鐘裡發生的革命比他在這裡所看到的新機器還要多。

不過，幾乎所有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僅僅是名義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種能使制度發生根本變化、能使社會和政治秩序從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數所謂的"革命"只不過是一個軍事獨裁者取代另一個軍事獨裁者，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秩序。這種軍方對政治事務的干涉，部分地起因於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存在的明顯的階級差別和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冷淡態度或牴觸情緒，因此，這種干涉使少數富有的地主和高級軍官能像做遊戲一樣地操縱政界。一批批軍事和文職領袖相繼執政，他們幾乎不注意人民的願望或國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魯80%以上的總統是軍人，厄瓜多爾的軍校就教導學生："軍事生涯的最後一步是獲得共和國總統的職位"

加拿大與拉丁美洲和美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世紀期間英國殖民地在維持與帝國的關係的同時逐漸贏得了自治。如前所述，這一獨特發展的基礎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責任政府制的原則。這個觀念太新、太激進，不能馬上為人們所接受，但是，英國政府的確迅速實行了他的將兩個加拿大重新聯合起來的建議。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規定，加拿大聯合議會由上院和下院組成；上院由總督任命，是終生的，下院在相當廣泛的選舉權的基礎上選舉產生。行政部長將由總督選拔，這使總督能任命屬於下院中多數黨的那些人，從而建立責任政府制。

好幾年中，英國政府不願冒險嘗試。1839年，殖民大臣約翰·羅素伯爵指出了他認為責任政府制不可能實行的原因："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總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時，又得到他的行政議會的勸告，而這兩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從來自英國的命令，立憲責任之類的事就會徹底失敗；但是，如果他聽從其議會的勸告，他就不再是一位從屬的官員，而是一位獨立的君主。……因此，我瞭解到了採納[責任政府制]原則時所難以逾越的障礙。"羅素伯爵說，擺脫這種僵局的方法是雙方"採取明智的節制態度。總督必須只反對議會的極大地影響女五名譽或帝國利益的請求；而為了協調一致，為了虔誠地依附大不列顛的權力，議會必須準備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這一妥協方針在實際中證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總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實行責任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勳爵察覺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責任政府制的實施。他在給新斯科合總督的命令中大膽宣佈："……讓上院長期阻撓輿論所要求的、議會的民眾部門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過，是不可能的。……在北美任何英屬殖民地繼續維持與居民意見相違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會令人滿意；對於這一點，無論怎樣明確承認也不為過。"

於是，責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捨，隨即在加拿大得到實施，從而成功地證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見之明。施行責任政府制幾年後，加拿大總督下結論說："我已有這樣一種想法：在北美大陸這塊土地上，在共和國美國面前，維持同英國的關係和英國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國的制度的話。當信仰是真誠的時候，它始終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義領袖威廉·羅耀·麥肯齊給了最驚人的頌辭。他在經過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園時說道："如果我1837年時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時見到的情形，那麼，不管我們也許會犯下什麼錯誤，我會一想到那種造反的念頭就不寒而慄。"

如此，在英國與其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上開始了一場徹底的革命。由於責任政府制原則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國轉變成直至今天仍很繁榮的持久的英聯邦。

由於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聯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獨處，加拿大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1867年加拿大聯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加拿大西部廣大地區及其未經勘探過的資源正有待於開發，這是加拿大的責任。隨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而來的是美國愛國狂的大國沙文主義的雄辯，他們把眼光貪婪地盯著北面的英屬殖民地，因此，統一不僅保證了經濟上的利益，而且保證了軍事上的安全。在經過極短時間的討論之後，加拿大政治家們一致達成聯合協議，1867年7月1日通過《英屬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領。在以後的幾十年中，自治領象美國那樣將領土向西擴展到太平洋。馬尼托巴、不列顛哥倫比亞、阿爾伯達和薩斯喀徹溫分別於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為自治領的省份。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其時，類似的發展正在歐洲人移居的帝國的其他地區出現。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始於1787年，當時，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組成的遠征隊從英國到達這裡。由於失去了十三個殖民地，澳大利亞使被選作新的罪犯傾倒場。到1793年時，自由移民開始到達此地，並在今昆士蘭、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乃至遙遠的西澳大利亞建立了殖民地。

與此同時，成群的捕鯨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動身到更加遙遠的新西蘭諸島去，至1792年，他們已屢次到達那裡，盡避當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亞人比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先進、好戰得多。到1839年時，新西蘭已有2，000移民，於是，倫敦正式宣佈它為英國的領地。隨後幾十年中，殖民者接連不斷地從英國來到那裡，而這主要是由於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的活動；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發起者，曾創辦土地開發公司，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輸送了相當多的移民。

至19世紀中葉，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大部分沿海地區紮下根來，而且，由幹這些殖民地人口日漸增加、局勢日趨穩定，它們開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要求自治的騷動愈益頻繁，正如早些時候加拿大的情況一樣，但是，加拿大的先例這時卻圍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輕易獲勝的模式。1850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澳大利亞殖民政府法案》，授權各殖民地組成它們自己的議會、確定選舉權、修改它們的憲法、規定自己的關稅等，但所有這些須經女王批准後才能生效。不過，若依照在加拿大經過試驗並得到證實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隨時可得。同樣，在新西蘭，1852年也通過了一項法規：建立六個擁有較大的地方治理權的省份和一個實現地方的種種目的的大議會。四年後，責任政府制在新西蘭得到正式批准。

將澳大利亞六個互不相連的殖民區統一為聯邦這一最終任務的完成在澳大利亞比在加拿大更為容易，因為這裡不存在擴張主義鄰國的壓力。但到19世紀末時，即使與世隔絕的澳大利亞也感到了外界影響的拉力。外來國家正吞併著澳大利亞人認為在他們的保護範圍之內的太平洋諸島嶼。另外，亞洲人遷入的問題也被認為是對澳大利亞白人霸權的威脅；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決表明，各殖民地絕大多數人都贊成聯邦。190O年，英國議會通過一個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亞聯邦正式出現在多民族大家庭中。

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蘭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時卻歸英國人統治。荷蘭的農場主，即他們自稱的布爾人，是一批頑強的、難以對付的傢伙，他們要求的僅僅是聽任他們在遼闊的內地牧放牲畜，像過去的族長那樣統治他們的家族和土著奴隸。當英國人干涉布爾人對土著的所作所為時，布爾人便開始了1836年的大遷徙。一些人移居奧蘭治河那邊的地區，另外一些人則越過瓦爾河繼續向前推進。但英國人繼續要求對布爾人的統治權，並在東海岸的納塔爾建立了一個由英國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開普殖民地獲得了代議制機構，不過，責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採納；而納塔爾到1893年時才達到相同的階段。這兩個地區之所以被耽誤下來，很大程度上由於土著的人口優勢；土著的待遇是帝國政府所關心的事情。此外，兩個白人民族即布爾人和英國人之間的摩擦繼續存在。從某一點上說，問題似乎已通過。布隆方丹協議，（1854）得到解決；在此協議中，英國人接受奧蘭治河為他們的北面邊界，並承認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這兩個布爾人共和國的獨立。但是，1871年，在奧蘭治河北面的金伯利發現金剛石礦；到1890年時，大約開採了六噸金剛石，價值3，900萬英鎊。同樣重要的是，1886年在德蘭士瓦南部發現金礦。4年內，45O家公司相繼成立，資本總額為110萬英鎊。

如此巨大的財富自然吸引採礦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而來，這轉而又導致了使《布隆方丹協議》過時的糾紛。一方面，布爾人憎恨入侵者，企圖限制他們的特權，而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正遭受著不顧《布隆丹協議》中所承擔的義務、去吞併礦藏豐富的地區的強大壓力。擴張主義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傳奇人物塞西爾·羅得斯；他的一生從當一個身體虛弱的移民開始，以帝國主義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終。同早些時候的征服者一樣，他以極端殘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剛石產地，然後在金礦礦山中積聚起巨大的財富。但是，對羅得斯來說，財富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大目標——擴大英帝國統治——的手段。"那就是我的夢想——全歸英國所有"，當他在金伯利還是個小伙子時常向北朝著遼闊的非洲內地揮舞著手這樣說道。

發財之後，他進入政界，成為開普殖民地的總理，然後，開始為實現他的夢想而制訂計劃並採取行動。由於倫敦政府猶豫不決，有些人接受羅得斯的計劃，有些人則予以強烈的反對，羅得斯決定用暴力手段強行解決爭端。1895年，他為一場反對德蘭士瓦總統保爾·克留格爾的革命提供資金，並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導下，組織了對德蘭士瓦的襲擊。但革命和襲擊都失敗了，羅得斯不得不辭去總理職務。然而，這些事件進一步惡化英國人和布爾人之間的關係，直到最後即1899年使全面戰爭爆發。

布爾人憑借游擊戰術使戰爭拖延了三年，並迫使英國人調動了30萬軍隊來對付60000至75000布爾人。最後，布爾人不得不簽訂了承認英國的宗主權的《弗裡尼欣和約》（1902年），但作為回報，他們也得到許諾，一旦情況允許，即可成立代議制機構。起初，英國人不願讓一個最近一直在為完全獨立而鬥爭的民族實行全商責任政府制，但1905年執政的自由黨新政府決定採取安撫與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河殖民地都獲准實行全面責任政府制。次年，這兩個殖民地同開普殖民地和納塔爾一起為成立聯邦開始談判。一個憲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國議會將其編入1909年的《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開始生效，南非聯邦成為英國自治社區的成員。

結論顯而易見，歐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的差異非常明顯，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政治領導人發覺自己在領導一個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團及大城市領導機關的平衡頗不穩定的美國政黨，他會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對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連不斷地出現的種種憲法和形形色色的軍事首腦，他會更為手足無措。然而，在這些明顯的差別之下，由於所有這些政治制度都源於歐洲這一共同發源地，產生了某些潛在的類似點。這一共同起源解釋了各種法典——美國和英國自治領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羅馬法典——的相似之處；它還解釋了信奉立憲制度這一點，盡避嚴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