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孫可望請封秦王之糾葛
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進入雲南，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入滇兩年，由於政策措施正確得當，社會安定，生產迅速恢復發展，大西軍對雲南的統治日益穩定，實力已經大大增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明永歷朝廷吏治腐敗和內部互相傾軋，導致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越來越縮小。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統率的「忠貞營」成了抗清的主力。盡避南明統治集團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１，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瞿式耜２、章曠等人卻出於階級偏見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奮力抗清的農民武裝，幹著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他們視為嫡系的各種雜牌官軍卻只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變投敵，甘心充當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馬前卒。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自然不可避免。
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導人正是從全國大局著眼，決定領兵出滇，開赴抗清前線。出兵以前，孫可望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時說道：「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精糧足，欲圖大舉，以復中原。」１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為旗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於抗清事業。另一方面，孫可望決定請求永歷朝廷加封，也有借此挾制李定國、劉文秀的意圖。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並不能惟孫可望之命是從。許多史籍都記載，1648年孫可望借演武場升旗事件，把李定國按在地上打了一頓板子，以確立和提高自己在全軍中的領導地位。馮蘇記：「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２這說明孫可望的領袖地位並沒有真正形成。他為了名正言順地節制定國和文秀，想通過永歷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於二人。深悉其內幕的楊畏知說過：「請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劉文秀、李定國上，足以駕馭兩雄，使受其節制耳。李定國為人直樸無偽，初遣使請封時，定國不悅曰：『我自為王，安所用請？』可望再三諭以封爵出自朝廷者為真，今皆假號也。定國曰：『若是，則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賊矣，勿反覆也。』」１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孫可望於1649年（永歷三年，順治六年）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彝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歷朝廷聯絡。隨身帶了孫可望的一封書信，內容如下：
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官污吏。十年以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李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敕重臣會觀詔書謹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２
楊畏知等於二月間從昆明出發３，四月初六日到達肇慶，呈上書信並進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以表善意。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實力最強，他管轄下的雲南是抗清營壘中最穩定的地區。從南明處境來看，正處在何騰蛟、姜瓖、金聲桓、李成棟連續敗亡，險象環生之時；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歷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歷朝廷內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因種種私慮表示堅決反對，如依附李成棟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惟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歷朝廷將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異議。開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說出「可望賊也，不可以封。劾畏知為賊遊說，請收之」１。後來見朝臣中贊成封可望藉以收大西軍餘部為己所用的人居多數，又變換策略，「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力爭不可」２，甚至連續七次上疏，拚命反對３。鎮守貴陽和遵義一帶的軍閥皮熊、王祥也擔心大西軍出滇抗清，自己割據的地盤難保，上疏聲稱：「可望名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４大學士嚴起恆等也頑固地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５。楊畏知以明朝舊臣、孫可望使者的雙重身份陳明利害：「可望兵強，可藉為用，何惜一封號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樹敵」？他建議封孫可望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國、劉文秀為公爵。延臣錢秉鐙除贊成楊畏知的意見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時趁機挑撥大西軍各將領之間的關係，建議朝廷一面封可望為郡王，命其居守雲南；一面封定國、文秀為公爵，「陰使人語之曰：此可望指也。敕書內極其獎勵，許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錫王號，……兩雄本不欲聽其駕馭，固利在專征，又出邀上賞，必踴躍奉命」。另由定國、文秀合疏上請封艾能奇的中軍馮雙禮以五等之爵，造成「德歸兩雄而離心於可望」的局面１。
這場封滇與否的爭論持續了幾個月，楊畏知見封可望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請封可望為公爵，定國、文秀為侯爵，以便回滇覆命。永歷朝廷勉強同意了，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２。
督師閣部堵胤錫是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經親自出馬促成過大順軍餘部李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聯合抗清，這次又想努力推進與大西軍的聯盟。當他聽說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廷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決裂，就在七星巖盛情款待孫可望派來的使臣隨將潘世榮、焦光啟，同兩人訂盟結好，穩住這兩位大西軍的老部將（正使楊畏知、龔彝都是明朝舊官，孫可望派潘世榮等隨同赴廣顯然有監視和探聽朝廷態度之意）；同時連續上疏朝廷請封可望為二字王，經永歷帝同意決定封孫可望為平遼王１。就堵胤錫的本心而言，完全是從維繫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發。他深知腐朽已極的永歷朝廷不要說恢復中原，就是勉撐危局也只有依靠大順軍和大西軍。金堡對堵胤錫的做法深表不滿，當面斥責道：「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２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的時候，金堡之流仍然對共赴國難的原農民軍切齒痛恨，稱之為罪惡滔天的國仇，完全顛倒了敵友關係。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由於忠貞營駐紮在相鄰的賓州、橫州，擔心自身利益難保，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於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同忠貞營相抗。他們利用永歷帝頒給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３，於1649年（永歷三年）正月由胡執恭冒充朝廷使臣逕自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１。在陳邦傅、胡執恭偽撰的敕文中用了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命其「監國」，賜以「九錫」、「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等等。
孫可望並不知道永歷朝廷的腐敗紛爭一至於此，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極為滿意。他安排了隆重的儀式，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秦王封後，率其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升座受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慶賀」２。然後把敕書謄黃佈告雲南各地，歡慶三天。這一連串盛大儀式表明孫可望和義兄弟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以及他們管理得頗有條理的雲南全省已經遵奉南明永歷正朔，孫可望本人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誰知不久楊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帶來了封孫可望為平遼王的敕印。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封秦王矣！」楊畏知問明情況說那是假的；胡執恭爭辯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朝廷所封不過是景國公。其實，堵胤錫請封孫可望為平遼王得到了永歷帝的核准，並不是假的。魯可藻記：「御批：胤錫奏朕，已封平遼。朝廷雖小，詔令未可或更。」同年十月又記：「詔仍從堵胤錫原奏，封孫朝宗平遼王，敕令出楚。」１次年行在禮部尚書郭之奇在奏疏中說：「滇封之議，創為平遼，已非典則，失名義。矯而為秦，變而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２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永歷朝廷經過反覆周折後授予孫可望的封號是平遼王。胡執恭到昆明時並不知道朝廷採納了堵胤錫的建議把封號由原議景國公改為平遼王。孫可望既誤信了陳邦傅、胡執恭假造的敕印，舉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禮，弄得雲南軍民皆知，這時要降格為二字王，處境的尷尬可想而知。他極為憤慨地說：「為帝為王，吾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３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說：「於某日接敕封臣秦王，於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４，除了把先後所接「敕書」抄送外，並且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後已經鄭重宣佈，大小辟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平心而論，問題出在永歷濫發空白敕書和陳邦傅以公爵身份矯詔偽封一字王，孫可望不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在宣佈受封秦王、接受拜賀以後也確實難以退步。永歷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性，堅持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號稱「虎牙」的金堡在疏中義形於色地說：「可望應否封王，臣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１大學士瞿式耜則抓住孫可望來書「啟而不奏，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大做文章，說什麼「識者為之寒心，舉朝莫不色動」２。又針對胡執恭所遞偽敕中載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痛切陳詞。其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孫可望原書只要求封秦王，並沒有提出偽敕內這些特殊的禮遇和權力。至於啟本中不稱臣、不奉正朔更是無可非議，因為從歷史淵源而言，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是張獻忠部下的大將，張獻忠在世時已經即位稱帝，與明政府本處於敵對地位；孫可望主動上書請封時用啟本已經是俯心相就，在未得到永歷朝廷的封爵前「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無可指責。只要永歷君臣不行事乖張，真偽並出，僅以一紙文書加以籠絡，孫可望等人自然會奉永歷正朔稱臣，實現化敵為友，聯合抗清。瞿式耜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妄自尊大，在雙方達成協議之前就指責對方不稱臣奉正朔，是毫無道理的。至於陳邦傅等所撰偽敕，瞿式耜說「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師，而我先父師之；可望未納土請官，而我先納土請官之。料可望本無此想，今執恭固教之矣！」１這些話並沒有錯，問題是瞿式耜不能從大局出發，在永歷君臣自己造成的被動情勢下，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比如真封秦王，另頒措詞得體的敕書。他實際上同金堡之流一樣對原農民軍懷有極深的偏見，反對聯合抗清。直到這年七月間，永歷幸臣文安侯馬吉翔建議封可望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覆命。朝廷又議於秦字上加一字，或興秦，或定秦，紛爭不已。倒是孫可望為打破僵局，派遣御史瞿鳴豐入朝，請求實封秦王，「即用原寶，但求上加敕書一道」。這個折衷辦法可說是兩全其美，維持秦王封號使孫可望在雲南軍民中可以交待過去；另頒敕書不用偽敕中的「父師事王」、「監國」、「九錫」、「總理朝綱」等不妥措詞，永歷朝廷也有個體面的下台機會。可是，大學士嚴起恆、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等人頑固地拒絕真封秦王，毫無轉圜餘地２。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歷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３。這就充分說明阻礙和破壞抗清聯合陣線的罪魁禍首正是永歷朝廷中的掌權人物。
孫可望雖然對永歷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他派中書楊惺先前往行在報告出兵事宜，疏中說：「國姓豈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惟一意辦虜，功成之日，自聽公議。」１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孫可望「脅封」的文字多極了，其中不少出自忠於明室的遺民之手。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孫可望提出聯明抗清時大西軍擁有十萬左右的兵力和雲南一省的地盤，求一個王爵千難萬阻；後來孫可望兵敗失勢，僅帶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順治皇帝立即派人趕赴湖南封他為義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祿。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為什麼能勝利，南明為什麼失敗的原因。
１ 見《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２ 1980年載於《清史論叢》第二輯的拙文《論清初社會矛盾》講到大順軍聯明抗清時誤將何騰蛟、堵胤錫寫作「何騰蛟、瞿式耜」，謹於此附帶更正。
１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２ 馮蘇《滇考》卷下。
１ 錢秉鐙《上政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２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三山何是非印唉集《風倒梧桐記》卷二所記文字稍有不同，如掃除作「剪除」之類。《明季南咯》卷十四所載個別文字有訛。
３ 孫可望派出使者在順治六年（1649）二月，見康熙四十四年《平彝縣志》卷二《沿革》；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
１ 《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
２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金堡力爭拒封原疏見《嶺海焚余》所收《論真封疏》。
３ 錢秉鐙《上政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４ 沈佳《存信編》卷二；《爝火錄》卷十九。
５ 王夫之《永歷實錄》卷二十《吳貞毓傳》記：「胡欽華輦金粟入行在，賂化澄及諸部科，為孫可望請封秦王，總理天下。貞毓為之主，嚴起恆執不從。貞毓乃密具啟稱臣於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為一冊，起恆為首；其盡心傾戴者為一冊，己為首。其後可望遂怒殺起恆等二十餘人。胡欽華劾瞿式耜老奸誤國，王化澄調嚴旨切責張同敞授兵柄于于元燁，以壞桂林，皆貞毓嗾之也。」
１ 錢秉鐙《上政府滇封三議》。
２ 《滇緬錄》記：「封可望景國公，賜名安臣。以滇之土官有安世，叛而復誅者，復改名朝宗。封定國康侯，賜名如靖；文秀寧侯，賜名若琦；能奇安侯，賜名時泰，時不知艾死故也。」這段記載肯定有不準確的地方，楊畏知從昆明來為原大西軍將領請封，不可能不知道艾能奇兩年前已死。
１ 堵胤錫兩次上疏見《明季南略》卷十四。按，《滇緬錄》記：永歷帝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後，「畏知再言可望不王不用命之故甚力。乃封可望為王，敕諭但曰『王孫朝宗』，不雲何王，鑄金曰『一字親王之章』，使司禮楊應春、禮科趙昱往。並加畏知總督滇黔尚書、龔彝侍郎而還。」接著說楊畏知等行至梧州時，堵胤錫認為不合體統，「上疏請封為平遼王，李、劉、艾皆公，即軍中鑄印填敕畀畏知以行」。這段記載可能有誤，當時封二字王已頗為勉強，不可能鑄印封為「一字親王」。
２ 錢秉鐙《所知錄》卷三。
３ 後來孫可望降，洪承疇奏疏中說他繳納的「秦王之寶」是鍍金的，聯繫到被清繳獲的白文選「鞏昌王印」為金鑄，可以斷定胡執恭繼送的「秦王之寶」是顆鍍金銀印，孫可望「真封」秦王之後仍繼續沿用，而不願另用純金重鑄，以免印文稍異。
１ 胡欽華《天南紀事》載：「五月，封孫可望為秦王，從武康伯胡執恭之密請也。」按，胡欽華即胡執恭之子，所云封可望為秦王乃永歷帝從其父之密請，據沈佳《存信編》卷三記陳邦傅矯詔封孫可望為秦王后，曾令胡執恭上封事，謂「臣師武出疆，謹遵便宜從事之節，已封可望」。永歷帝得疏後「留中不發」，大約這就是所謂「密請」，但永歷帝並未「從」之。瞿式耜永歷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糾罪鎮疏》說：「執恭為慶國公陳邦傅中軍，冒濫軍功，叨晉五等（指封為武康伯）。其入滇以今年正月，是時可望所遣之楊畏知、龔彝尚未到也。」
２ 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二；《爝火錄》卷二十。按，艾能奇已死，義兄弟僅剩李定國、劉文秀二人，所記三人有誤。
１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二八頁、一四二頁。
２ 《潮州耆舊集》卷三十三《郭忠節集》《為經權當求至當，名器未可輕徇事疏》，見香港潮州會館影印《潮州文獻叢刊之一》第六三四—六三五頁。郭之奇本不贊成封孫可望為王，但疏中明白地說所封「平遼」「已非典制」；矯封「秦王」是永歷三年事，「變而為雍」是永歷四年孫可望仍然堅持封秦王，朝廷以秦王乃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不便加封異姓，另議封可望為雍王。
３ 《劫灰錄》卷六。
４ 《所知錄》卷下《永歷紀年》。
１ 金堡《嶺海焚余》《請處分第一疏》。
２ 《瞿忠宣公集》卷五《糾罪鎮疏》。按，瞿昌文《粵行小記》內作者自記在大學士朱天麟處「見秦王孫朝宗入貢章奏，書甲子不書正朔，稱啟不稱臣」。
１ 瞿式耜《糾罪鎮疏》，見《瞿忠宣公集》卷五。
２ 王遇《孫可望脅封謀禪本末》，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３ 《粵滇紀略》卷五。
１ 沈佳《存信編》卷三。黃宗羲《永歷紀年》雲永歷朝廷封孫可望為荊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
第二節軍閥紛爭中的川黔
從1647年起，四川、貴州兩省處於軍閥割據自雄的局面。大西軍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下迅速南撤，三月間已經進入雲南。清軍方面，肅親王在正月間駐於合川，委任明朝降將王遵坦為四川巡撫。當時南明四川巡撫馬乾扼守內江，豪格命王遵坦對他進行招降，馬乾回信說：「某為大臣，義無降理。古人有言，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此正某畢命之時也。」二月，內江被清軍佔領，馬乾不屈而死２。同月內，豪格進至遵義（明代屬四川，今貴州遵義市），明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逃往赤水衛１。明四川總兵賈登聯、副將譚得勝降清，豪格以設宴犒軍為名，把二將及所統官兵全部殺害２。由於四川地區連年戰亂，社會生產幾乎完全停頓，無法解決糧餉供應，豪格只好就此止步，率領滿、漢軍經陝西回京，留下王遵坦、李國英（原左良玉部下總兵）等明朝降將駐守四川，兵力非常單薄。奉豪格之命分守各地的將領因糧餉不繼，加上南明將領的反攻，根本站不住腳，被迫向川北撤退。如清敘府署總兵馬化豹守敘府（今宜賓）八個月，從所屬州縣徵得的糧食只有稻穀四十八石、粗米九石，官兵枵腹難忍，除將騾馬宰吃外，「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馬化豹無可奈何，由敘府經富順撤回保寧。這年十一月間降清的明朝陝西將領趙榮貴反正，領兵「圍困保寧府（四川閬中），各鎮俱上保寧解圍」３。成都總兵李國英原在遂寧、射洪一帶同於大海、李占春部明軍作戰，也率兵退回保寧加強防守４。清朝在四川實際上只控制著保寧及其附近一小片地區。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四川巡撫王遵坦病死，由李國英繼任。
在大西軍和清軍主力轉移以後，四川、貴州大部分地區實際上處於分裂割據狀態。南明自弘光朝廷以來雖然任命了閣部、總督、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大抵僅擁虛名，實權分別掌握在盤踞各地的軍閥手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只知互相爭權奪利，不能組成一支統一的隊伍，利用清軍勢單力薄的機會收復全川。其中主要的人物有：
楊展，四川嘉定（今樂山）人，明崇禎十二年武進士，任職參將。大西軍入川後他一度被俘，逃出後在敘州（今宜賓）拼湊了一支軍隊，1646年進抵嘉定、峨眉一帶。在兵荒馬亂、哀鴻遍野的情況下，楊展能夠注重恢復生產，「遣使告糴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生員皆給資，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戎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１。由於措施得力，一年以後成績斐然，成了當時四川惟一自給有餘的地方。南明永歷朝廷先後給他加封華陽伯、錦江侯。
王祥，原為明朝參將，大西軍佔領四川時他收集了部分殘兵盤踞於遵義地區。1647年六月，他趁清軍北返出兵入川，前鋒總兵王命臣一直推進到順慶府（府治在南充）。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他不惜竭澤而漁地搾取地方殘存黎民。例如在順慶府，「其始也，每家給免死牌一張，需銀若干兩；其繼也，每牛給牛票一張，需銀若干兩。未幾，而牽其牛，掠其人，掘其糧，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朝而負耒，夕而荷戈矣」２。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委任的夔州鎮總兵盧光祖、敘南鎮總兵馬化豹、永寧鎮總兵柏永馥佔領順慶，王命臣等逃回，王祥所據地盤自遵義至江津、合州、彭水、黔江一帶。
於大海、李占春，原為曾英部將，拜曾英為義父。這時，老營屯於涪州（今涪陵）西平壩，控制著涪州、長壽、墊江三州縣。
侯永錫，原明軍偏裨，據守永寧（今敘永）。
馬應試，原明朝滬州衛指揮僉事，任游擊，據守瀘州地區，大肆搜殺焚掠，「江安、納溪、九姓（九姓司在今滬州市）等處俱遭蹂躪」１，經常活動於瀘州至富順地區。
譚文、譚詣、譚宏號稱「三譚」，原為忠州衛世襲衛官，駐於忠州（今忠縣）、萬縣、夔州（奉節）一帶。
搖、黃各部原為農民起義隊伍，後來同當地官、匪糾結，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武裝，初期活動於四川東北部地區。各部互不統屬，號稱「搖黃十三家」，首領人物有爭天王袁韜、逼反王劉惟明、震天王白蛟龍、行十萬呼九思、二哨楊秉胤、黃鷂子景可勤、整齊王張顯等２。袁韜，陝西沔縣人，1647年（順治四年、永歷元年）正月，「率眾數萬，軍於涪。名為降順（指歸順南明），而劫掠如故，涪人流離。至五月，國朝肅王發貝勒、貝子諸營下取阿州，袁韜大敗，渡小河東岸走貴州湄潭縣去。八月，李占春混名李鷂子同諸營上復渝城。十一月內以本營袁韜與李占春等爭功，自相攻殺，占春不勝，退下涪州」。１
貴州有總兵皮熊等。1647年三月孫可望等率領大西軍餘部離開貴陽前往雲南，皮熊即領兵乘虛而入，從平越（今貴州福泉）「收復」貴陽２。
以上就是1647年清朝豪格統軍回京後川、黔各部活動地區的大致情況。實際上這些軍閥為了擴充地盤或者由於駐地缺糧經常移動３
南明朝廷自弘光時已任命原大學士王應熊為督師閣部，樊一蘅為川陝總督，馬乾為四川巡撫。1647年王應熊病死４，馬乾被清軍殺害５。永歷帝任命原偏沅巡撫李乾德為川東北巡撫，不久升任總督；又派宗室朱容藩總督軍務，楊喬然、江而文為巡撫。「諸人各自署置，官多於民」１。樊一蘅見十羊九牧，事權分散，上疏極論其害。永歷朝廷不僅置之不理，反而又提升楊喬然為總督，任命監軍道詹天顏為川北巡撫，另一監軍道範文光為川南巡撫。原來的川陝總督樊一蘅「無所施節制，但保敘州一郡而已」２。與此同時，永歷朝廷又聽從委任的各總督、巡撫的保薦，給大小軍閥加官進爵。這種一味以官爵收買人心的愚蠢做法，更加劇了四川軍閥的割據和傾軋。反觀清方，豪格率軍返京時只指定一名總兵（先為王遵坦，後為李國英）任四川巡撫，盡避兵力遠遜於南明川黔「諸雄」，卻因事權統一，始終固守著以保寧為中心的川北地區。
南明川黔各軍閥本已割據自雄，朝廷又疊床架屋地委派總督、巡撫等方面大員，隨之而來的是互相爭權奪利，抗清大業被置之度外，文官武將熱衷於大打內戰。在1648—1649年（順治五至六年，永歷二至三年）兩年間先後發生楊展攻殺馬應試又被王祥擊敗之戰；王祥與皮熊之戰；袁韜、武大定殺害楊展、攻佔嘉定之戰；於大海、李占春等攻殺朱容藩之戰。現分述如下：
楊展南攻瀘州衛與永寧之戰。據時人歐陽直記載，「王祥駐遵，部分三十六掛印總兵官，頗自驕倨。凡過往縉紳若不得其歡心，則每有劫掠之虞。以故士大夫不滿於祥，互相唆構御史錢邦芑移書楊展云：有密旨聯絡勳爵圖祥。展得書，信之，以奉討為名，遣子璟新率兵南下至瀘衛，謂馬應試作梗，遽殺之，奪其兵。至永寧，為侯天錫合遵兵所敗而還」３。《瀘州志》所記稍異：「楊展自嘉定襲永寧，詭結盟好，假道瀘衛，應試開門出犒。忽望城坡上鼓聲震天，則展兵已露刃直逼城下。應試故著紅褲，不及甲馬，徒步奔山。諜者知之，遂就擒。今衛城東丫口有殺人坳，相傳應試斬首處也。展至永寧，戰不利，還屠瀘衛而去。」１
王祥、皮熊之戰。這場內戰從1648年七月一直打到年底。先是遵義總兵王祥領兵攻貴州總兵皮熊，包圍了貴陽。八月，貴州將領武邦賢、楊光謙引兵擊敗王軍，貴陽解圍。十月，皮熊又出兵攻王祥，在烏江被王祥擊敗，幾乎全軍覆沒。十二月，雙方才言歸於好２。
袁韜、武大定謀殺楊展。武大定原為明朝陝西裨將。清軍入陝後，他曾同孫守法等一道抗清，奉明朝宗藩秦王之子為秦王，以資號召３。1648年十月他被清軍擊敗，帶領部下勁卒三千人突圍入川。由通江西走廣元，收服利州衛世襲指揮同知張顛部眾一千五百人，「與龍安（府治在平武）趙榮貴、松潘朱化龍、茂州詹天顏等相為犄角，剽掠綿（州）、梓（潼）諸邑」１。1649年（順治六年，永歷三年）五月，趙榮貴派人來迎請秦王，武大定早已覬覦趙軍兵力，設計讓秦王應邀赴趙營，然後趁接回秦王的機會把趙榮貴騙入自己營中加以捕殺。不料這位秦藩宗室是個明白事理的人，見趙榮貴及其部下官兵真心實意抗清復明，就把武大定設下的圈套和盤托出。過了兩天，武大定遣使「迎王回營，並邀榮貴面籌大事」２，遭到二人婉言拒絕。武大定知道奸計被識破，連夜取道彰明（在今四川江油縣與綿陽市之間）南竄３。由於成都平原屢經戰亂，破壞得十分厲害，幾乎荒無人煙，武大定部眾饑疲不堪，奔到富順投靠袁韜。當時，川北巡撫李乾德正在袁韜營中，還有另一支搖黃隊伍呼九思部也來會合，「俱絕糧，餓死者甚眾」４。李乾德是個無恥政客，派到四川以後既沒有兵將，也沒有地盤，他急於抓權，竟私自鑄造了「兵部之印」大方銀印，自稱兵部尚書，行文各鎮。又利用搖黃十三家之一的袁韜歸明後沒有官銜的機會，另鑄定西將軍銀印送給袁韜，博得袁韜的歡心５。不料他鈐蓋私鑄兵部印的文書被楊展的幕客識破，當面質問他朝廷常規「印不離部」，你的「兵部之印」從何而來？李乾德無言以對，不敢再用假印招搖撞騙１。李乾德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想以巡撫的身份接管州縣，把地方的錢糧抓到手，而讓楊展單純主持軍事。可是，嘉定地區的耕地主要是楊展組織軍民開墾出來的，李乾德的要求遭到斷然拒絕。當時重慶一帶城空地荒，楊展建議李乾德率領袁韜等部軍隊往守重慶，由自己負責糧餉供應２，這對南明來說本是個不錯的主意。李乾德既對嘉定地區的富庶垂涎三尺，又怕出守重慶將冒清軍南下的風險，與其為朝廷收一塊危地，不如心黑手狠算計自家人，於是在李乾德導演下終於演出了一場川南火並。他利用袁韜、武大定、呼九思乏糧之機，建議「惟求救於楊展，展若從即無饑乏患矣」，三人都表示贊同，請李乾德立即前往嘉定。「乾德赴嘉定說展曰：『大定與韜願歸將軍帳下。』展不可，曰：『風土既異，心性必殊，嫌隙所由生也。今部下數萬眾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湯蹈火，皆無異志。若增袁、武，恐滋他患。吾意已決矣，幸勿復言。』乾德復說曰：『從來舉大事者不辭眾，將軍士卒雖精，苦無外援。涪州有餘（於）、李，萬縣有三譚，相為犄角，何分南北哉！二將望風而奔，慕將軍之威德也。不勞一卒，不發一矢，收萬餘人於麾下，不大有利於將軍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將軍其圖之。』展沉吟久，乃許給糧餉，資韜、大定於犍為。」３乾德見初步目的已經達到，返回富順告知袁韜、武大定、呼九思。三人大喜，編造兵員花名冊送交楊展。楊展拒絕接受，卻按月運糧接濟。袁韜、武大定、呼九思親赴嘉定拜會楊展。不久，呼九思病死，「楊展與武大定、袁韜■刀歃血，三人誓結生死交。楊為長，袁次之，武又次之。展恩視二人如親弟，恣其所欲，悉應給。令袁韜移營駐犍為，武大定駐青神」１。袁、武二人在楊展資助下度過了難關，卻暗中覬覦嘉定的繁盛。李乾德乘機進行挑唆，對袁韜說：「地方錢糧供朝廷之公物也。豈展所私而以布惠於僚友？且展據有西南，終當尾大不掉。公等皆人傑，仰畀於若人耶。」２袁韜欣然聽從，與武大定密謀定計，以七月二十六日袁韜生日為名邀請楊展赴犍為慶賀。楊展的家屬和部將懷疑其中有詐，勸他不要去；楊展自以為對袁韜、武大定有恩，只帶了三百名士卒前往犍為赴宴３。在筵席上被袁、武擒殺，隨從軍士也被灌醉後死於非命４。二人隨即發兵突襲嘉定。袁韜、武大定背信棄義謀殺楊展的消息傳開後，引起南明許多文武官員的憤慨，川陝總督樊一蘅寫信責備策劃其事的李乾德：「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賊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李乾德閱信後付之一笑，「以為救時大計非堅儒所能知」１。涪州李占春曾經得到過楊展的糧餉資助，「聞變拍案曰：貪利，殺我義士，豈大丈夫耶？」領兵來援嘉定，被袁、武擊敗。十二月二十四日，袁、武軍隊經過四個月的圍城，攻入嘉定，楊展長子楊璟新帶領殘兵五十餘人經峨眉、新津、灌縣逃往保寧，於1650年（順治七年）正月十六日向清朝四川巡撫李國英投降２。袁韜、武大定瓜分了楊展的部眾、地盤和庫藏，「初意江口所獲金銀如山積，及搜展府內不滿所願，吊拷夫人並燒斃經事之人，都無窖藏之物。二人大失所望」３。李乾德計殺楊展後，又重溫舊夢，自稱尚書經略，妄圖主管地方糧餉，節制袁、武二部兵馬，結果嘉定被袁、武二人瓜分，「乾德雖亦分數州縣，仍空名而已」４
朱容藩是明朝楚藩通城王的後裔，在宗室內地位很低。當明末社會大動盪之際，他飄泊各地，周旋於各種勢力之間，可謂見多識廣。永歷帝在肇慶即位時，他參與擁戴，被授予掌宗人府事。他不滿足於這個虛有其名的官職，想抓點實權。從兵科給事中程源口中聽說四川兵將頗多，統御無人，認為機會來了，就奏請入川聯絡諸部，永歷朝廷給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的官銜總督川東兵馬。朱容藩即取道湘西到達湖北施州衛，進入王光興的兵營；接著又聯絡駐守四川涪州的李占春（混名李鷂子）、於大海部。1647年（順治四年、永歷元年）夏，清涪州總兵盧光祖部攜帶大批擄掠來的輜重子女由重慶水陸並進，順江而下，企圖一舉打通川鄂交通水道。朱容藩當即命令李占春、於大海率領舟師阻擊。七月十一日，兩軍相遇於忠州（今四川忠縣）。清軍輜重既多，又不習水戰，被李、於二部擊敗。明軍燒燬清船一千餘艘，奪回大批被俘人口和財物。盧光祖帶領殘兵敗卒從達州小路逃回川北保寧（今四川閬中）１。
朱容藩初戰告捷，又聯絡忠州衛世襲武將譚文、譚詣、譚弘和搖黃呼九思、景可勤、陳某等部同川南、川西明軍會合，於九月間收復重慶。２這時，由陝西南下川北的定隴侯趙榮貴正集中兵力進攻保寧。由於清初成都一帶凋敝特甚，幾乎荒無人煙，清朝設置的四川巡撫、巡按都駐於保寧，這裡實際上是清方的四川省會，清朝所委任的四川各鎮總兵全部回救保寧。朱容藩和四川、貴州明軍幾乎收復了保寧以外的四川全境。後來清四川總督李國英回顧道：「只因四年（1647）六月王師凱旋（指肅親王豪格率部回京），留兵單弱，以致群盜蜂起。臣與各鎮間關百戰，始達保寧。一城之外，盡為賊有。」３聚集於保寧的清軍名義上有五鎮：成都總兵（原為李國英，四川巡撫王遵坦病死後由李接任，改由惠應詔任成都總兵）、敘馬總兵馬化豹、涪州總兵盧光祖、永寧總兵柏永馥、龍安總兵左勷，實際上兵力極其單薄。四川巡撫李國英1648年（順治五年）向清廷報告：上年肅親王豪格撥給四川巡撫標兵一千三百九十名，病死、餓死和逃亡者多達一千三百三十三名，只剩下三百一十名１；其他各鎮情況也大致相仿，「餓、病死者十去七八」，「每鎮不過數百饑病之兵」２。南明朝廷本來應該趁此機會，集中兵力攻克保寧，全殲入川清軍，然後精兵簡政，汰弱留強，招撫流民，墾荒屯田，把四川這塊自古以來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經營成抗清基地。然而，各派軍閥不僅不願意減少自己的兵員，而且勾心鬥角，互有吞併之心。永歷朝廷又疊床架屋地委派閣部、經略、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這些人為了爭權奪利分別籠絡某幾個軍閥，導致事權分散，以至自相火並。
朱容藩是個小有才具的野心家。他倚仗永歷朝廷的名義組織川東等地武裝恢復了四川大部分地區的時候，正值永歷皇帝由武岡逃往南寧。朱容藩妄圖利用四川諸將同朝廷失去聯繫的機會，擁戴自己爬上皇帝的寶座。會師重慶時，他就示意原偏沅巡撫李乾德聯絡川南一帶文武官員勸進，遭到李乾德等人的拒絕。他懷恨於心，派李占春領兵偷襲李乾德和袁韜的兵營，被袁兵擊退。1649年（順治六年）二月，朱容藩回到涪州（今涪陵）、夔州地區，即自稱楚王世子監國（《客滇錄》說他自稱楚王世子，後稱楚王，又改稱吳王），鑄造了「天下兵馬副元帥」金印，改忠州為大定府，府門為承運門；夔州臨江有天字城，形勢頗為險要，朱容藩改其名為天子城，作為自己的行宮。為了收攬人心，他擅自鑄印封王光興、李占春、於大海、楊朝柱、譚文、譚詣、譚弘、楊展、馬應試等人為侯爵、伯爵，授劉惟明、楊秉胤、白蛟龍等人為掛印總兵，任命張京為兵部尚書、程正典為四川總督、朱運久為湖廣巡撫，此外還任命了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員，儼然以朝廷自居。朱容藩的胡作非為引起了川西和川南永歷朝廷委派的官員極大不滿。四川巡按錢邦芑以「為奸宗謀逆，請正天討事」上疏揭發其罪行，疏中說：
臣察得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廣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還其原官，命料理湖南一帶。彼時寇逼湖南，容藩即由施州衛走入川東。五、六月間，寇陷涪州，臣方至彭水界上。川東夔府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文武無主，容藩假朝廷之威靈，收拾兵將。至八、九月間，川中各鎮如王祥、侯天錫、李占春、余（於）大海、趙榮貴、曹勳、馬應試、袁韜等，各出兵剿寇，四路捷報。維時皇上幸廣西，川中不知聖駕所在，容藩即自為吏、兵兩尚書，鑄刻印信，選授文武，籠絡軍民，隱有稱王之意。今歲六月，臣巡川南，忽軍中傳來朱容藩刊《諭建置文武榜文》，其自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其終守臣節，其可得乎？今皇上遠在百粵，四川僻在極西，沿途兵寇阻道，凡詔諭敕旨，經歲余後通，其浮沉不達者尚多。且西川之地，四圍皆蠻夷土司，易生反覆。又迭經寇禍，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知適從。故容藩欲乘此搖動人心，謀為變亂。自去歲秋冬，川地漸復，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箐，荒城破壘之中，驅除豺虎，翦披荊棘，招集殘黎，撫慰土司，宣達皇上威德，西川之地始知正統所屬。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藏禍心，謀竊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偽，假皇上之威福，布黨亂之爪牙。其意待羽翼既成，便欲盤踞西川以為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已早窺其隱，先致書告以大義，隨即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胤錫、川督楊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俾共尊朝廷，毋為叛臣所惑１。
錢邦芑考慮到文書往返動經歲月，就把疏稿謄抄遍送川楚各大臣。督師輔臣堵胤錫當時同馬進忠駐於施州衛，收到文書後乘船來到夔州，當面質問朱容藩。朱容藩掩飾道：「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聯假名號彈壓之耳。」堵胤錫駁斥道：「公身自為逆，何能服叛逆之心乎？錢代巡有檄會兵，若再不悛，錢公率兵下，吾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為公作賊者？」朱容藩無言以對。川東諸將這才知道朱容藩自署的名號都是假冒的，李占春、於大海等人不再聽從他的號令。1649年（順治六年，永歷三年）正月，朱容藩移駐萬縣天字城，以搖黃白蛟龍、楊秉胤二部為護衛，聯絡譚文等人割據自雄。七月（明大統歷八月），永歷朝廷大學士呂大器到達涪州，李占春迎見，正好收到朱容藩發來的會師牌劄，上列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的頭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且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朱容藩為了豢養軍隊，率領被蒙騙的將領進攻石柱土司，石柱土司求救於李占春、於大海。李、於二將已經弄明白朱容藩是個冒牌貨，派出精兵乘船五十艘來援。1649年（順治六年，永歷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兩軍交鋒，朱容藩大敗，白蛟龍被活捉，同李占春歃血結盟，保證不再聽從朱容藩的指揮，才被釋放回到楊秉胤營中。譚文逃回天字城。朱容藩眾叛親離，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落荒而逃，在雲陽被擒殺。１
南明四川當局的自相殘殺，給清方提供了可乘之機。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清四川巡撫李國英奏疏中說：「竊照蜀中負固諸逆，恃在僻險，觀望逾年，臣曾仰體詔赦皇仁，屢持平西王、墨固山令諭差官分頭前去招撫（按，當時吳三桂、墨勒根侍衛李國翰的軍隊駐於陝西漢中，並未入川），如達州劉惟明、劍梓李廷明、唐運會、江油嚴希賜等悔過投誠，臣已另疏具題外。至如偽朱經略假竊偽號，聯絡江上李鷂子（李占春）、余（於）大海、三譚、楊（秉胤）、白（蛟龍）等煽亂夔東；而偽閣部呂大器與李鷂子另為一黨，駐紮涪州；偽伯楊展招納武大定、袁韜、曹勳等巢穴嘉、眉、黎、雅，竊據成都一帶，而偽總督李乾德與袁韜另為一黨往來敘、瀘；偽國公王祥等屯聚遵義，出沒綦（江）、重（慶）之間；而偽總督楊喬然另扎長壽縣，屢諭不悟，蹂躪實深。自王師剿殺偽秦王、趙榮貴之後，兵威震懾，各逆互相疑忌，彼此陰謀殘殺，於本年九月初二日據達州知州彭振翮塘報內據達州屯鎮劉惟明報稱，朱經略同譚偽鎮於七月二十五日由萬縣渡河北岸，被余（於）、李二賊發精兵船五十號追殺大敗，譚大單騎逃天字城，朱經略陣亡是實。其朱逆下偽鎮白蛟龍與李鷂子插血鑽刀，仍放蛟龍回楊秉胤營內，於八月初六日同在天字城起身，欲來東鄉縣寨子駐紮等情。隨發諭移劉惟明並達州知州彭振翮相機往招。」下文又報告了七月二十七日袁韜等殺害楊展，接著說：「乃今天厭其惡，使彼自相仇殺，朱逆受刃，楊展繼亡，……其後數家賊逆互相踐踏」，「惟候平西王、墨固山振旆之川，又不難直掃逆穴，以成破竹之勢」，「而收復全川之機會於在此矣。」１
２ 歐陽直《蜀亂》；顧山貞《客滇述》。《南疆逸史》卷二十六《馬乾傳》、《樊一蘅傳》都說馬乾在重慶被清軍殺害。
１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條下記：王「應熊遣其侄更律等投順，賜更律等鞍馬衣帽等物。」
２ 楊鴻基《蜀難紀實》，見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志》卷五，鄉賢下。
３ 順治四年十二月署敘州總兵馬化豹「為緊急塘報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66號。
４ 順治五年三月初八日李國英奏本。
１ 彭遵泗《楊展傳》，見嘉慶十七年《樂山縣志》卷十四，藝文。有的史籍說他得到了張獻忠沉於江中的金銀，派人從川西土司處買來耕牛種子，實行屯田。
２ 韓國相《流離外傳》，收入民國十八年《南充縣志》卷十六。
１ 乾隆二十四年《直隸滬州志》卷十，雜類。
２ 李馥榮《灩澦囊》卷一記：「初犯蜀時，賊首搖天動、黃龍二賊，遂號搖黃。後分為十三家，……」費密《荒書》說：「其掌盤子十三人，號搖黃十三家。」但諸書記載十三家頭領的姓名和綽號並不一致。
１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藝文，夏道碩《紀變略言》。
２ 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３ 順治四年清軍及南明軍隊交戰與移駐情況可參看順治四年十二月署敘州府總兵馬化豹「為緊急塘報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66號。
４ 王應熊病死時間和地點諸書記載不一致。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說丁亥（1647）「遁入畢節衛，十二月卒」。顧山貞《客滇述》記王應熊「遁入仁懷縣土城，抑鬱而死」。歐陽直《蜀亂》記1647年正月卒於赤水衛。劉道開《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非熊傳》云：「丁亥秋卒於永寧之土城」，見道光二十四年《江北廳志》卷七，藝文。劉道開為同時同鄉人，所記可能較準確。李天根《爝火錄》卷十六於丙戌年（1646）十二月二十五日下記，「明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衛」，恐不可靠。
５ 馬乾於1647年二月為清軍所殺。《南疆逸史》卷二十六記在重慶戰死，有誤。歐陽直當時在馬乾幕中，所記死於內江當可信，見歐氏《蜀亂》及自記。
１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傳》。
２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傳》。
３ 歐陽直《蜀亂》。
１ 乾隆二十四年《直隸瀘州志》卷十《雜類》；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２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記》。
３ 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於西安，這就是第一代秦王。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克西安，末代秦王朱存樞被俘。順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定西大將軍何洛會、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奏報，「駐西安府秦王有二子」，其一子於初十日被「土賊」「孫姓人帶走」，居於五郎山，見《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二○二——二○三頁。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孫守法傳》記「奉秦王第四子稱漢中王，開邸五郎山」。費密《荒書》記戊子年（1648）「武大定奉秦王第四子入四川」，趙榮貴「迎秦王子入其營，而拒大定」。《清史稿》卷二五七《許占魁傳》記：「六年，土寇趙榮貴擁明宗人森滏號秦王，聚眾數萬犯階州。」按，定制秦藩命名輩分中無「森」字，朱存樞之子應為「輔」字輩。
１ 李馥榮《灩澦囊》卷四。
２ 《灩澦囊》卷四。
３ 康熙三十六年《階州志》《扼要》記：「順治六年，趙榮貴扶偽秦王作叛，從玉壘關直犯階境，二月初五日，賊薄城下，……幾為所陷。十八日平西親王師至，趙逆授首，餘眾悉平。」
４ 歐陽直《蜀亂》。按，他書多未記呼九思事。
５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李乾德傳》載李與袁韜深相結納。
１ 歐陽直《蜀亂》。
２ 費密《荒書》。
３ 歐陽直《蜀亂》。
１ 歐陽直《蜀亂》。
２ 歐陽直《蜀亂》。
３ 李馥榮《灩澦囊》卷四記，楊展赴犍為時僅帶裨將雷震、田貴等十二人率三百人隨行。他書或作五百人。
４ 楊展遇害時間據清四川巡撫李國英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奏疏說：「七月二十六日袁韜生日，武大定誘楊展到犍為縣與袁韜做生日，席上將楊展殺死，跟隨人役盡殺，止逃水手數名。」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五八頁。費密當時任楊展幕客，在其所著《荒書》中也記於七月。嘉慶十七年《樂山縣志》卷十四《藝文志》收彭遵泗撰《楊展傳》說楊展遇害時「年四十有五，時順治已丑歲（六年，1649）」。
１ 嘉慶《樂山縣志》卷十六《雜錄》。
２ 順治七年七月初九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恭報前後招撫川南偽鎮將領，躬視投誠，仰慰聖懷事」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費密《荒書》載於十一月。
３ 歐陽直《蜀亂》。
４ 費密《荒書》。
１ 費密《荒書》記忠州之戰於九月。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收陳景雲撰《朱容藩僭亂本末》記於七月十一日。
２ 費密《荒書》記於十月。
３ 順治十年四月十二日李國英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
１ 李國英順治五年四月初四日奏疏，同上書。
２ 李國英順治五年三月初八日奏「為全蜀四面皆賊，孤軍無糧難御，謹據實上聞」疏；同上書。
１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陳景雲作《朱容藩僭亂本末》。
１ 費密《荒書》。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撫李國英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五八頁。
１ 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塘報東南偽逆近日情形」事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五八頁。
第三節大西軍出滇抗清
大西軍的由雲南開赴抗清前線，一般史籍都記載於1650年（永歷四年，順治七年），這是就同清軍交鋒而言的。由於雲南和清方佔領區之間還有一批南明軍閥控制著四川、貴州等地，大西軍不僅必須突破他們的阻撓才能到達抗清前線；為了消除內訌，穩定後方，統一軍令也需要對南明殘留武裝實行改編。孫可望部署出兵之際，曾經派中書舍人楊惺先赴行在疏報出師，奉旨：「覽奏整旅東征，為朝廷剿除逆虜，朕心嘉悅。今恭順（原註：謂孔有德）入犯武漢，盤踞長、岳，卿率銳出楚，建瓴直下，廓掃中原，以奏光復。該部知道。」１孫可望還利用胡執恭送來的偽敕中的「監國」、「節制天下文武兵馬」字樣，以永歷年號「馳金龍牌，抄敕冊文遍調土、漢官軍皆為之下」２，「自稱監國秦王臣，佈告雲、貴、楚、粵諸勳鎮」３，要求貴州、四川、湖廣等地的南明軍隊會盟，聽從節制。
早在1649年，孫可望就派白文選率領先頭部隊進入了貴州。康熙《貴州通志》記：「己丑（即1649）八月，孫可望遣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並加小字注云：「以通好為辭，旋撤去。」４1650年四月，白文選部再次進入貴陽５，接著李定國也來到貴陽，同南明匡國公皮熊、貴州巡撫范礦結盟。同年八月，孫可望親自統領大軍進入貴陽６。皮熊自知兵力不敵，派遣使者李之華來「通好稱盟」，意在阻止大西軍入黔。孫可望回信道：
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守則足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國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多敵兵出入之途，寧無救災恤鄰之念？而疑不谷為假道長發之舉。若黔若滇，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止以一盟了局，為燕雀處堂之計，非不谷所望於君侯也。１
南明忠國公王祥也「遣官請盟」。大西軍將領馮雙禮向孫可望請示是否應該推遲進兵２。由於皮熊、王祥之流只知盤踞地方，殃民自肥，既不積極對清方作戰，又堵住了大西軍出黔抗清的通道３，因此，孫可望決定不理睬皮、王「請盟」的虛禮，下令以武力強行改編。於是，馮雙禮、王自奇統兵從間道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劉文秀、白文選北上遵義、永寧。明永寧總兵侯天錫歸附４；「王祥烏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真州，遂下遵義」５。皮熊、王祥阻擋大西軍出黔抗清的圖謀被粉碎以後，孫可望下令把他們部下的兵將收編，「不得逃避，一體入營關糧」６。這樣既擴充了兵員，又防止了散兵游勇生活無著，為害地方。到1650年（永歷四年，順治七年）十二月，孫可望已進至貴州東部的銅仁，貴州全省都處於原大西軍管轄之下。
四川的情況也與此相仿。《宜賓縣志》載：「庚寅歲（1650）賊首孫可望在滇假翊戴之名，懷窺竊之志，監國貴陽，凡楚、蜀、滇、黔勳爵悉歸節制。乃致書樊公（指南明川陝總督樊一蘅），語多矜肆。」樊一蘅派中軍都督僉事彭明楊、筠連縣知縣魏鳴玉充使者前往貴陽，「可望盛陳儀衛召見便殿，於時一二大臣在坐，皆東林舊人也。可望卒然問曰：『樊某為國大臣，經略秦蜀，所辦何事？』先生（指彭明揚）翹首曰：『老臣盡瘁同於武侯，乃心王室同於郗鑒。但兵勢有強弱，故成功有遲早耳。殿下若肯相容，大事尚可濟也。若必加兵，誠恐來歸之人皆解體矣。不幾負率土之望乎？』望怒乃解，賜錦幣而還」。次年，樊一蘅病卒，所部均為孫可望改編１。當時正在武大定幕中的歐陽直記載孫可望招撫武大定、袁韜的情況頗詳：「孫可望差官至嘉定，稱奉旨聯絡，內有『會獵岷峨』等語。」盤踞於嘉定、青神一帶的軍閥武大定、袁韜猶豫不決。明四川巡撫李乾德說：「此矯詔也，其心未可測。令武（大定）復書，略曰：『自入蠶叢，荊棘塞道，萬里煙絕，一望淒涼，茂草荒林，惟有馬跡，狐游虎逐，罕見人蹤。間有一二遺黎，又皆五官殘廢，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如游異域，忽睹羅剎，形不類人，喘延余息。備詢厥故，始知令先君（指張獻忠）之造福於川，蓋功德若此其慘毒也。乃曾不旋踵，君之先君身首異處，屍飽饞鴉，可見天之所報，人之所為，已足昭鑒。公等碌碌，猶尚不悛，欲挾令以欺天，逞前奸之故智，詞多悖謬，意實險深。竊揣中藏，豈以皮（熊）、王（祥）視我也。倘修鄰好，奉教有期；如雲會獵岷峨，則水路可通舟楫，陸路可容車馬，弟惟有叉手瞠目而聽之矣。』」１顯然，李乾德授意下寫的回信對原大西軍充滿了敵意，斷然拒絕孫可望提議的會盟。1651年（永歷五年、順治八年）孫可望派撫南將軍劉文秀總統兵馬，分兩路入川。劉文秀率部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將軍王自奇從畢節取道永寧，大舉進攻。武大定親率全營赴雅州（今雅安），抽調精銳士卒交部將張林秀帶往榮經堵截大西軍。袁韜和李乾德坐鎮嘉定（今樂山市），分兵一支守敘府（今宜賓市）。這年八月，劉文秀指揮的軍隊在榮經縣鹿角壩全殲武大定精銳，張林秀也被擊斃。武大定大驚失色，連夜逃回嘉定；袁韜、李乾德眼看大勢已去，三人抱頭痛哭，隨即下令放火燒燬嘉定城內房舍，次日早晨棄城逃走。由於家口牽累，走了七天才到達井研、仁壽。劉文秀進抵嘉定，派輕騎日夜兼程追擊，一天之內就趕到仁壽縣。袁韜、李乾德被活捉，押回嘉定。武大定連妻子家屬也顧不上，帶領十餘騎落荒而逃。文秀命大定之子武國治、侄兒武國用招回武大定，以禮相待。免袁韜死罪，發往部下聽用；李乾德和他的弟弟李九德押往貴陽治罪，走到犍為縣時，二人投水而死２。
平定四川南部地方以後，劉文秀領兵順流而下，派使者帶著孫可望「秦王、監國」名義的文書聯絡川東各支抗清武裝，「假首會盟」。夔東「偽爵賀珍、王光興、張堯翠等一十四家各擁重兵，陰附孫逆」１。盤踞涪州（今涪陵）、忠州地區的明定川侯李占春、靖南侯於大海２因義父曾英於1647年初在重慶被南撤的大西軍擊殺，堅決拒絕會盟。劉文秀派部將盧明臣領兵進攻，占春、大海大敗，七月間帶領馬步士卒三萬餘名和家屬乘船逃往湖北向清方投降３。途中遭到參與會盟的夔東抗清武裝的攔擊，十月十一日才進入湖北清方管轄區。清荊州總兵鄭四維安置李、於二部於松滋縣百里洲，由於未給糧餉，李占春於十四日夜間拋棄妻子部眾，入山當了一段時間和尚，後來又在清朝招徠下出任過安陸副將、黃州總兵等職４。此外，據守萬縣一帶的譚文、譚詣、譚宏，夔東（長江三峽兩岸川鄂接境地區）的王光興、王友進、劉體純、塔天寶等都「扼險自守，差人申好」５。這樣，劉文秀的出兵四川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目的，割據自雄的大小軍閥被消滅或收編，同以大順軍餘部為主體的夔東抗清武裝建立了聯繫，把四川大部分地區經營成了比較穩定的抗清基地。時人楊鴻基對大西軍入川有一段概括性的敘述：
適至孫可望自滇據黔，辛卯（1651年，順治八年，永歷五年）遣兵逼遵（義）；劉文秀自建南出黎雅，楊景星（按，當作楊璟新，楊展之子）奔投保寧；下兵犍為，擒袁韜而降武大定；再合遵、渝之兵東下，余大海（當作於大海）、李占春放舟而奔楚；他如三譚、（侯）天錫之輩或降或遁。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盡。雖殺運猶未盡，民難猶未弭，而回視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傾耳戴目、東竄西奔，以賒須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１
可見，大西軍的再度入川給當地殘存百姓帶來了生機，有可能重整家園，逐步恢復社會生產，過上安定的生活。
孫可望部署的出兵川、黔，憑借武力收編永歷朝廷殘存的地方割據武裝，是完全正義的。不把這些禍國殃民的軍閥勢力掃掉，大西軍就不可能進入抗清前線，南明的殘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成為抗清基地。孫可望接管貴州和四川南部地區以後，採取了果斷措施加以整頓，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序。他派白文選鎮守貴州，收編當地的散兵游勇。對永歷朝廷濫發的文、武官員劄付全部收繳，裁革了一大批魚肉人民的冗官，如派員「會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２，可望令蔣克遠會馮雙禮安撫人民，招徠商賈。又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游，文官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概行裁革。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令督學劉鳴鳳考試貢生，分別偽濫」１，從而蕩滌了永歷朝廷留下的污泥濁水，改善了吏治。同時，致力於恢復農業生產，保護商業流通。有的史籍記載，孫可望收取遵義、石阡、平溪等地以後，「安撫遺黎，大興屯田，遠近多歸之」２。在四川綦江縣也「差官丈田，……變牛種為糧數」，並委任貴州拔貢張師素為知縣，張到任時見城內「荊榛滿目」，乃「招撫遺黎，慇勤保愛」。後來又「發難民千餘安插於杜石沙坪一帶，多墊江人」。３為了活躍經濟，互通有無，孫可望下令「招徠商賈４，令征虜將軍（馮雙禮）招通平越商賈，失貨物者量償之」。５從一些史料來看，孫可望在貴州徵收的賦稅相當重，如在施秉「臨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６。「庚寅（1650，順治七年）九月，秦王遣張扈衛復招士民，……條銀變輸谷米共計二石有餘，又有皇草、皇柴折價至黔中上納；所徵調銀十兩，幫補義兵一名器械銀五十餘兩，不敢不從。一切五穀六畜絲麻之類，無隙可逃」７。這類材料除了反映當時用兵之際軍需孔亟，不得不多征派賦稅以外，也表明貴州等地的農業生產已經有所恢復。經過孫可望大刀闊斧的整頓，貴州的面貌為之一新，史載：
孫可望在黔，凡官員犯法，重則斬首、剝皮，輕者捆打數十，仍令復任管事。除去革降罰俸等罪，兵民亦如之，無流徒笞杖之法。蓋事尚苟簡，文案不繁。官絕貪污饋送之弊，民無盜賊攘奪之端。一時反以為便１。
為了保證軍事行動暢通無阻和百姓安居樂業，孫可望非常注意修築道路，「凡街衢橋道，務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樹於門，冬夏常蔚蔥可觀」。２同時，實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間諜混入雲貴。原大西軍領導人把治理雲南的經驗推廣到貴州全省和四川部分地區，從而擴大了抗清基地，增強了經濟和軍事實力，為此後在抗清事業中取得輝煌戰果奠定了基礎。
１ 《滇緬錄》附《黔記》。
２ 王夫之《永歷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列傳》。
３ 查繼佐《國壽錄》便記《永歷始事》。
４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記》；又見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５ 《滇緬錄》附《黔記》載這年五月，「命前軍都督白文選哀安貴州百姓」。
６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記》。
１ 《爝火錄》卷二十；《存信編》卷三，二書所載文字稍有不同。《滇緬錄》附《黔記》載：「秋八月壬午朔，義師東下發諭貴州。師發雲南；師至關嶺祀關聖。」當指孫可望親統大軍入貴州。
２ 《滇緬錄》附《黔記》。
３ 黃宗羲《永歷紀年》說：皮、王「兩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效力。」
４ 歐陽直《蜀亂》。
５ 黃宗羲《永歷紀年》。沈荀蔚《蜀難敘略》記：「九月，孫可望遣其將白文選引兵攻王祥，至烏江。祥率眾拒之。文選致書通好，祥報許之。往來相饋遺者數日。祥開宴召文選，文選鞍之。及報宴，祥不敢赴，乃引歸。文選躡之，祥眾無復部伍，遂潰於道。祥之散走數十里，乃自刎死，其眾亦降。於是，遵義、重慶皆屬可望。」道光十五年《綦江縣志》卷五《武備》記：順治七年九月「劉文秀、白文選以兵至烏江。王祥戰不勝，遂自刎，其眾二十萬盡降。」
６ 《黔記》云：「冬十月己丑，赦王爵（即王祥）標鎮兵不得逃避，一體入營關糧。」十一月初五日又「赦王爵營鎮兵一體錄用」。歐陽直《蜀亂》也記載皮熊被迫投降後，可望「分其兵，據其地」。
１ 嘉慶十七年《宜賓縣志》卷四十八，藝文，李洪霽《彭明揚傳》。
１ 歐陽直《蜀亂》。
２ 歐陽直《蜀亂》說李乾德兄弟是被大西軍「沉之江」。沈荀蔚《蜀難敘略》所記情節與《蜀亂》大致相符，但說袁「韜走榮縣被擒，李乾德亦被執，後與其弟升德赴水死」。
１ 順治十三年六月左都督暫管鄖襄水師事於大海揭帖。
２ 順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於大海奏本自稱「四川靖南侯加封鄭國公、今投誠臣於大海」，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九九頁。
３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藝文》記：「至辛卯（順治八年，1651）獻孽孫可望稱秦王，從滇下黔入蜀，勢並諸營。檄連占春，不聽。七月內，賊至，占春潰，遂同於大海放舟下楚，投誠於國朝，而涪已空矣。」
４ 上引順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於大海奏本云：「不意占春臣於十月十四日夜飄然遠遁，詢其由來，總為三軍餉匱，……」
５ 歐陽直《蜀亂》。
１ 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志》卷五，楊鴻基《蜀難紀實》。
２ 《黔記》。
１ 《存信編》卷三。
２ 《存信編》卷三。《黔記》卷四也記載：順治「八年，可望遣官清丈思（州府）、石（阡府）、黃（平州）施江內外屯田，征租。」
３ 道光十五年《綦江縣志》卷十。
４ 《存信編》卷三。
５ 《黔記》。
６ 《黔記》卷四。
７ 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楊明吾譜序》。
１ 《爝火錄》卷二十一。
２ 《爝火錄》卷二十一。
第四節忠貞營的北上夔東和所謂「白毛氈賊」
李自成犧牲以後，大順軍餘部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自己的領導核心。史籍記載，在1645年東、西二路大順軍（即由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率領由西安經商洛、豫西、湖北襄陽、武昌一線撤退的大順軍主力為東路；李過、高一功所統陝北及甘肅等地駐軍經漢中、四川順江而下至湖北荊州地區的大順軍為西路）在荊州一帶會師後，曾有意擁立李自成的三弟為號召。不久，進攻荊州之役被來自南京的清貝勒勒克德渾部援軍擊敗，自成之弟和田見秀、張鼐、吳汝義等降清被殺，大順軍各部的離心傾向更加有所發展。原隨李自成東下的右營將領劉體純在1645年冬至1646年帶領部眾經河南西部再度攻入陝西，同武大定等人會合，圍攻省會西安，一時聲勢頗盛。後來被清軍擊敗，轉入川東鄂西（即夔東）堅持抗清鬥爭。袁宗第原是大順軍右營制將軍，是劉體純的上級，但在李自成犧牲後，他顯然已經失去了對右營諸將的領導地位，只擁有為數不多的軍隊同牛萬財等部在湖南西部與明朝制輔堵胤錫一道繼續抗清。李過（即李錦、李赤心）、高一功（即高必正）同堵胤錫也保持較好的關係，但在1646年初荊州戰役後，李過、高一功等部退入巴東、建始一帶休整，袁宗第、牛萬財等人並沒有採取一致行動，留在湘西山區；後來忠貞營奉調入湘，經常德進攻長沙等地，遭到明督師何騰蛟的破壞後，接著是清鄭親王濟爾哈朗統兵南下湖南，李過、高一功等率部經湘東、廣東撤入廣西南寧地區，袁宗第也沒有隨同前往。湖南被清軍佔領後，牛萬財於順治八年在漵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帶領部眾進入夔東，同劉體純等部聯營。郝搖旗（郝永忠）自1645年以後長期追隨南明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先後轉戰於湖南、廣西興安、桂林一帶。1648年他奉何騰蛟之命由廣西北上擊敗反正來歸的陳友龍部後，在永歷朝廷中備受指責。次年（1649）何騰蛟被清軍俘殺，他舉目無親，率部北上夔東，同劉體純、袁宗第，以及王光興、賀珍等部會合，主要活動於湖北房縣、均縣一帶。
下面著重談談南明史上著名的「忠貞營」。「忠貞營」的主體是李過、高一功等率領由陝北南下的西路大順軍，1645年在荊州草坪地區同南明巡撫堵胤錫達成聯合抗清協議，由堵胤錫上疏隆武帝，賜名「忠貞營」。這支軍隊保持大順軍的傳統似乎比較郝永忠等部要多一點，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自荊州合營後一直隨忠貞營行動，該營主將李過是自成的侄兒，高一功是高氏的兄弟，營中稱自成為「先帝」，稱高氏為「太后」，彷彿另成體系，但實際上並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領導核心。從現存文獻資料來分析，作為大順朝皇后的高氏，其性格是比較溫順軟弱的，她從未利用自己原來的地位為李自成確立一位繼承人。這勢必導致兩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其一是原大順軍並不能都歸入忠貞營建制；其二是忠貞營內部沒有形成名實相符的領導人，李過（李赤心）曾被視為忠貞營的首領，但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際上他更像一位盟主，而不是一位能發號施令的領袖。這表現在李過在大順政權中受封毫侯，隆武時期封為興國侯，永歷時期他沿用興國侯，而忠貞營內劉國昌仍用大順政權所封淮侯，劉世俊沿用大順政權所封岳侯，永歷二年十一月李赤心的塘報一再用「本爵同各爵」會議字樣１。這些跡象表明原大順軍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在抗清鬥爭中更多地依附於南明重臣，以致未能相對獨立地開創局面。永歷三年冬，忠貞營到達廣西南寧、橫州一帶，大將有李過、高一功、黨守素、馬重禧（改名馬騰雲）、張能、田虎、劉國昌、劉世俊等。不久，李過、張能、田虎等先後病死，高一功成了忠貞營的主要領導人。當時，忠貞營的處境相當艱難，在廣西永歷朝廷統治區內，他們既遭到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的歧視，又遭到鎮守南寧、慶遠一帶的慶國公陳邦傅的猜忌。只是由於忠貞營兵力還比較強大，南明廣西當局才對他們無可奈何。1650年，清孔有德、尚可喜、耿繼茂三藩兵進攻廣東和湘桂時，高一功和黨守素曾率領精銳五千兵馬到行在朝見永歷帝，提出兩項重要建議，一是改變勳鎮割據的局面，財政收入和官員任命都應該由朝廷統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財力、兵力救亡圖存；一是以忠貞營為主力東救廣州。他們的主張得到一部分比較正直的永歷朝臣支持，然而，南明諸帝大抵都是托身於軍閥，連掌握了部分兵權的大臣如何騰蛟、瞿式耜也沾染「勳鎮習氣」，一味擁兵據地自重，以鄰為壑，從來沒有全局打算。盡避當時形勢已經相當危急，無論是「東勳」（李成棟養子李元胤及杜永和等）還是「西勳」（慶國公陳邦傅以及瞿式耜節制的將領）都惟恐忠貞營地位上升，使自己失去原有的權勢，於是想盡辦法加以反對和破壞。
南明史籍中敘述到淮侯劉國昌、岳侯劉世俊領兵會同李元胤、馬寶、陳邦傅等東救廣州一事均含糊其詞，常見的說法是永歷三年十一月「忠貞營劉國昌復下梧州，走懷集、陽山。因李赤心等各佔地方，國昌無善地。堵胤錫出楚，欲隨之」。「總督天下兵馬大學士堵胤錫病，卒潯州。胤錫往督忠貞出楚，不從，大拂其意，擬即下梧州，調楚粵各勳。至潯抱病，乃李赤心又以劉國昌之下為胤錫使，遂不赴」１。或云：「是時，李元胤守肇。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相失，潰入肇界。元胤堵御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２特別使人疑竇叢生的是說劉國昌引部進至廣東三水、四會時突然被宣佈為謀「反」，遭到援東諸將李元胤、馬寶、陳邦傅等部的合擊。魯可藻記：庚寅（1650，永歷四年，順治七年）六月，「劉國昌反。自肇慶夜半開舟，執峽口守將斫其右手足，走攻四會，圍四閱月。總兵葉標固守以待，各勳兵到，會賴以全。」又說：「國昌鈔擄不必言，拿人輒斫手，剮眼，割鼻。會羅承耀出，馬吉翔約共圖之。國昌覺，遂反。後虜陷東省，國昌仍駐陽山山間，時出擄掠境上。」１只要認真研究一下這類記載，不難發現其中矛盾百出。比如說劉國昌應堵胤錫之調是因為其所部「無善地」、「與高、李相失」，其實當時忠貞營諸將都是寄居他人籬下，高、李等部又何嘗有「善地」２？高一功面見永歷帝時「請身為諸將倡：以兵歸兵部，賦歸戶部，簡汰疲弱，分泛戰守，較勘功罪，則事尚可為；如因仍離折，兵雖眾，將雖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３。可見，忠貞營主要將領對廣西勳鎮的據地自雄深惡痛絕。其次，劉國昌、劉世俊的領兵東出，正是在高一功、黨守素到梧州朝見永歷帝的時候，據某些史料記載岳侯劉世俊即病死於梧州４。魯可藻記：永歷四年（1650）五月，「忠貞營高必正、黨守素奉召援東，見朝。久之，復還南寧。」六月，「加高必正、黨守素總統御營兵馬，各佩大將軍印，援東」。５王夫之也記載，五月「高必正、黨守素（自南寧至梧州）入見。……諭高必正、黨守素援廣東。必正請括兵馬歸兵部，錢糧歸戶部，銓選遍吏部；進止一聽朝廷，諸帥不得以便宜專行，奉上親征。廷議不能從。必正、守素歸南寧」１。高必正、黨守素領兵到達梧州時，永歷廷臣「郊迎三十里」，永歷帝表面上也言聽計從，所謂「諭高必正、黨守素援廣東」，顯然是高、黨二人的主動建議，下文說「必正請……奉上親征」在邏輯上才能銜接起來。依據這一判斷，劉國昌的率兵由梧州入廣東當系高一功等派出的先遣部隊。然而，六月間即傳來了救援廣州諸將報告「劉國昌反」的消息。七月，「高必正、黨守素拔營回南寧」２。很明顯，這是廣東、廣西勳鎮為防止忠貞營入粵策劃的陰謀。當時，尚可喜、耿繼茂帶領的清軍進攻廣州並不順利，永歷朝廷由廣西和廣東肇慶派出的各路援軍兵力相當雄厚，如果能齊心合力會同廣州城內的杜永和部內外合擊，戰勝的把握很大。可是，南明軍閥內部矛盾重重，所謂「東勳」李元胤與杜永和等人之間爭權奪利，他們與「西勳」陳邦傅等人又勾心鬥角，只有在打擊和排擠原大順軍上才能攜手合作。南明官員說「劉國昌反」，卻始終拿不出證據，既沒有列出劉國昌反對永歷朝廷的任何罪狀，又不能不承認劉國昌部在遭到暗算後仍然在廣東陽山、英德一帶抗清。究其實質，不過是種預謀，先以朝廷名義調忠貞營東援，糧餉卻一毫不與，待到忠貞營軍隊就地籌餉時立即以「劫掠」為名大做文章，聚而殲之。正因為其中黑幕重重，當事人的記載總是吞吞吐吐，欲語還休。例如錢秉鐙當時正在永歷朝廷中任職，賦詩云：「端州兵不下，返旆御淮侯（自註：忠貞營裨將劉國昌兵散入端州各屬）。莫問粵東急，須防內地憂。督師真失策，釀禍至今留。受詔虛糜餉，何時厭爾求？（自註：初，督師宜興堵公招此兵出，至今為患）」１錢秉鐙是個門戶觀念比較重的人，他明知集中於肇慶（端州）的明軍不顧廣州危急，返旆打內戰的實情，卻別有用心地把參與援救廣州的劉國昌部說成督師堵胤錫招來的禍水。沈佳《存信編》記：「鄖國公高必正將兵二萬自楚至行在赴援，人馬器甲壯甚，西北百戰之餘也。必正自請擊敵。或言請敕必正出懷集、四會，度清遠，以斷清人後。廷議以永和故不敢用，處之潯、橫之間。嘗有敕至必正營，必正出迎十里外，步導至營，行禮甚恭，謂敕使曰：『僕起草野，受國厚恩，欲率眾自效，而朝廷不使處於內地，兵之所居，豈得無擾，外忌壓境之仇，內殘所恃之地，殊非計也。』敕使言之時宰，朱天麟、李用楫頗然之，眾莫有聽者。」２由此可見，忠貞營將領一直以抗清復明為己任，主動請纓，永歷朝廷卻視之為異己力量，一味加以防範，更談不上發揮他們的作用了。
到1650年（永歷四年、順治七年）下半年，忠貞營在永歷朝廷控制區內已經很難立足，被迫先後轉移。劉國昌部在遭到廣東、廣西軍閥的襲擊後，同忠貞營主將失去聯繫，長期在廣東北部陽山、英德、乳源一帶抗清。魯可藻記載，這年九月，「馬吉翔、馬寶、陳邦傅、馬應龍等於四會討伐劉國昌，敗之。降其三分之一，國昌遁去，後仍在連（州）、陽山間」１。《英德縣志》載：「順治九年壬辰，賊首吳接蹤等踞巢鯉魚塘，焚劫鄉村，韶、英合兵進剿，斬獲不計。爾時復有劉國昌綽號白毛氈擁眾數萬蹂躪屬地，四營群寇大王飛等綽號紅頭賊亦不下萬人盤踞涵界，不時剽劫。官兵進剿，六月破四營於流寨，七月敗國昌於蕉岡，追至乳源又大破之，西鄉一隅頗得安息，迨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又有紅頭賊、白頭賊屯劄於紅群塘、白水砌等處，日則伏山沖搶，夜則持梯破圍，其害較之哨滿等不少減焉。」２順治八年十一月清廣東巡撫李棲鳳揭帖中說到這年七月間「逆寇白毛氈即偽淮侯劉國昌」駐營於距乳源縣七十餘里的龍溪，「勢欲侵犯乳地」，清南雄、韶州駐軍先發制人，趁夜翻山度嶺進攻龍溪，劉國昌部被擊敗，陣亡數百名，包括劉國昌的妻子在內約一千餘名家屬被俘，劉國昌率殘兵退入長溪山內憑險拒敵３。這些材料都說明在順治七年清軍攻佔廣州、桂林以後，永歷朝廷形同瓦解，大將陳邦傅、杜永和等先後降清，方以智、魯可藻、錢秉鐙、王夫之等人轉入清方統治區以遺民自命，而被他們誣陷打擊的劉國昌部卻一直在粵北山區堅持鬥爭，其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關於劉國昌部還有兩點值得說一下，一是所謂「綽號白毛氈」的問題，王夫之記1649年（永歷三年）忠貞營撤入廣西後，「劉希堯、劉芳亮與（李）赤心不協，率其軍自梧州而北，轉掠賀縣、廣寧、四會至宜章，所至剽殺，粵、楚間人尤苦之，呼為白毛氈賊，通粵將楊大甫，欲叛降囗（虜）。朝廷執大甫誅之，希堯、芳亮恇懾失據，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漸潰散。清兵遂至，不及納款，遂皆敗死」１。蒙正發記：「制撫堵胤錫同忠貞營由茶陵、攸縣、安仁、永興以至江華、永明一帶山懸僻谷中，直達廣東之星子、連州，所過殺擄，白骨滿山野，民呼為白毛氈。」２可見，白毛氈並不是劉國昌的綽號，而是大順軍餘部的共稱，其原因是將士頭戴白氈帽，民間遂以此呼之。蒙正發出於政治偏見，誣蔑為殺人白骨蔽野致有「白毛氈」之名。王夫之在永歷朝廷中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極低，當其處境困難時，鄖國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樣心存畛域，拒絕與忠貞營將士往來，因此，盡避他在所著《永歷實錄》中為高必正、李赤心、李來亨等人作了傳記，卻往往根據傳聞，人名和情節常有錯誤３。
1650年（順治七年，永歷四年）十二月，忠貞營的主力開始由南寧北上，主要原因是他們同原大西軍領導人孫可望之間存在隔閡。當孫可望請求永歷朝廷加封秦王的時候，忠貞營將領表示不滿，高一功、黨守素曾經親自出面訓斥孫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順軍和原大西軍地位相類似，大順軍餘部聯明抗清後，將領最高只封公爵，孫可望卻堅持要朝廷封他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說出了「兩家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當也」的威脅性語言１。就當時情況來說，大順軍餘部兵力既遠不如大西軍餘部強盛，又不像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擁有雲南全省這樣一塊後方基地，高一功、黨守素捲入永歷朝廷同大西軍聯合的糾葛中是不策略的。自然，孫可望借用陳邦傅和造假敕要求節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願接受孫可望的指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高一功等人的行動得到永歷朝臣中反對封秦的頑固派的讚許，在某種程度上還成了這些人拒絕封秦的武力後盾。然而，原大西軍聯明抗清畢竟是大勢所趨，孫可望憑借實力也足以封王。雙方的關係在李自成、張獻忠生前已經因為爭奪四川兵戎相見，封秦之爭又加深了裂痕。到孫可望出兵貴州、四川，清軍侵入廣西時，高一功等忠貞營將士既打不過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願依附於孫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領兵北上夔東，同劉體純、袁宗第、郝搖旗等大順軍舊部靠攏。
忠貞營由廣西南寧一帶北上的時間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不一致。《南寧府全志》記，順治七年「十二月，高、李二家走古坭」２。《柳州府志》記，順治七年「三月，高必正、李來亨由慶遠至大榕江過水，從（江）、懷（遠）民避兵無寧日」據順治八年七月清廣西巡撫王一品的報告，這年五月高、李等部仍在懷遠、大榕江一帶，《柳州府志》可能誤記提前了一年。
忠貞營的北上是一次艱難的軍事轉移。高一功、李來亨等人為了把士卒家屬、輜重安全地護送到夔東，不得不取道小路，跋山涉水，經過明清統治力量較弱的少數民族聚居區。1651年（永歷五年，順治八年）忠貞營途經湖南西部保靖時，遭到已經投降清朝的當地土司彭朝柱組織的襲擊，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１。在李來亨等率領下，忠貞營終於突破了重重險阻，到達了夔東。康熙《巫山縣志》在順治八年下記載：「是冬，袁宗第、劉體純、馬重禧、塔天寶、李來亨、董守泰、郝永忠等營由南渡江，分據興山、巴東、巫山、大昌等處。」１沈佳《存信編》卷三記，永歷四年（順治七年）十二月，「加大學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兩部尚書、督師經略川秦楚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封王光興荊國公、郝永忠益國公、劉體純皖國公、袁宗第靖國公、李來亨臨國公、王友進寧國公、塔天寶宜都侯、馬翔雲陽城侯、郝珍（賀珍之誤）岐侯、李復榮渭源侯、譚弘新津侯、譚詣仁壽侯、譚文涪侯、黨守素興平侯，從文安之之請也」。同書同卷又記，永歷五年（順治八年）夏四月，「文安之奉命督師至都勻，孫可望邀止之，迫奪王光興等敕印，拘留數月，乃聽安之回楚，各勳鎮敕印俱匿留不發」。從上面敘述的忠貞營諸將李來亨、黨守素、塔天寶、馬重禧等到達夔東在順治八年，《存信編》寫的封爵時間可能有誤，記早了一年。
忠貞營諸將到達夔東後，原大順軍系統的各支隊伍基本上會合了。他們同集結在這裡的其他擁明抗清武裝如在鄖、襄反清的王光興，在陝西反清的賀珍，忠縣以譚文、譚弘、譚詣為首的地方武裝，搖黃的部分武裝互相呼應，被稱為夔東十三家，忠貞營的名字不再使用了。在談到「夔東十三家」這個名詞的時候，有兩點應當注意：一是明末以來稱各部義軍常用「十三家」以形容其多，如崇禎年間的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明末清初的「搖黃十三家」，都是一種習慣說法，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確指十三家的具體領導人和所轄部隊。真正值得重視的倒是所謂「夔東十三家」是以原大順軍為主體，他們在作戰時互相支持、配合行動比較多。王光興（某些史籍中沿用「王二、王三」，即王光興、王昌，似乎是兄弟二營，實際王昌病死後所部均歸王光興領導，何況順治四年起兵反清時王氏兄弟並未分營）、賀珍、三譚和搖黃餘部則帶有較多的地方割據色彩。另一點是聚集於夔東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實力而言是相當強盛的，不僅兵馬不少，而且多數是身經百戰，有的擅長陸戰，有的擅長水戰，戰鬥力非常可觀。然而，他們的弱點是各自為政，沒有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各部首領互不相下固然是原因之一，永歷朝廷故意在封爵上一視同仁，封了一大批地位相當的公侯，更加強了分立傾向。文安之和他的繼任大臣注意聯絡夔東抗清武裝是正確的，但他們總希望維持諸將的「平等」地位，便於自己節制。考慮到永歷朝廷大臣幾乎沒有真正懂得軍事的人才，派設的督師閣部也不過虛有其名為永歷朝廷象徵而已。換句話說，夔東地區的明軍既然控制著長江三峽兩岸易守難攻的高山大川地區，若推舉或任命一位才德兼備的主帥，只需留下少數兵力維持地方，集中主力攻下物產豐盈、人口較多的地區，必將在抗清復明事業中發揮重大作用。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加上孫可望掌握了永歷朝廷實權後也未能消除雙方的隔閡，夔東明軍兵力雖強，所據地理位置又是腹心之處，卻始終株守窮山僻隅，打不開局面。
１ 見《瞿式耜集》卷一《恢復大捷疏》。
１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三。
２ 錢秉鐙《所知錄》卷四。沈佳《存信編》卷三記：「九月，胤錫期赤心等不至，造其營詰之，赤心等喪敗之餘無意北出，請高、雷二郡以休息士馬，胤錫不可，遂拔營西去，散居南寧、賓、梧之間。胤錫恚恨，病作；別部劉世俊請自劾（效），胤錫喜，自至潯州迎之。未幾，病劇。」
１ 《嶺表紀年》卷四。
２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三記：「赤心等散處橫州、永淳、南寧、賓州間，土司等不與相安，日有攻擊。」
３ 王夫之《永歷實錄》卷十三《高李列傳》。
４ 《東明聞見錄》。
５ 《嶺表紀年》卷四。
１ 王夫之《永歷實錄》卷一《大行皇帝紀》。
２ 《嶺表紀年》卷四。
１ 錢秉鐙《藏心閣詩存》卷十二《行朝集·端州雜詩》。
２ 沈佳《存信編》卷三。
１ 《嶺表紀年》卷四。
２ 道光二十三年《英德縣志》卷十五《前事略》。同治十三年《韶州府志》卷二十四《兵事》。
３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二頁。
１ 王夫之《永歷實錄》卷十三《高李列傳》。
２ 蒙正發《三湘從事錄》。
３ 由於永歷朝廷許多人歧視原大順軍，盡避忠貞營退入廣西後同永歷朝廷共處一地，但留下的記載卻很少，忠貞營的將領情況就是一個難以弄清的問題。王夫之把劉國昌、劉世俊記載為劉希堯、劉芳亮，可能有誤。
１ 錢秉鐙《所知錄》，卷下《永歷紀年下》。
２ 康熙抄本《南寧府全志》《祥異志·附寇變》。
１ 關於高一功之死，各種常見的南明史籍都說是被孫可望攻殺，如王夫之《永歷實錄》卷十三《高李列傳》記：「時忠貞營諸部存者惟必正、守素及賀錦、李來亨四將屯潯南，日益弱。是年冬，兩粵陷，清兵寇潯南，必正自慶遠走黔。孫可望薄險要擊之，轉戰旬日，所部多為可望劫降，必正、守素、錦皆歿。余軍推李來亨為帥，由黔走施州衛，遂至巴東之西山屯焉。」這段記載很靠不住。賀錦早在1644年大順政權時期犧牲於青海西寧，王夫之可能把賀珍、賀錦混為一人，但賀珍又非忠貞營將，從未入粵。黨守素至康熙初降清，也不是在順治八年被孫可望攻殺。乾隆二十八年《永順府志》卷十二《雜記》和同治十年《保靖縣志》卷十二《雜記》都記載高一功、李來亨帶領忠貞營途經該地時，彭朝柱令其子彭鼎「調苗兵萬餘，從菁林開路攻殺數千人，高必正亦被藥箭死，余皆奔潰」。但這兩種方志把時間定在順治「十一年九月」，《保靖縣志》又把「高、李」改為「高必正、李赤心」；李過（赤心）病卒於廣西，早在忠貞營北上之前，當為李來亨之誤。《府志》引《永順司宗圖》云：「辛卯之冬，又遭高、李之亂。」辛卯為順治八年，參考其他各書，有關高一功的事跡正是在順治八年秋天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透過這些史籍的混亂記載，大致可以確定高一功是在順治八年九月間在湖南保靖山區被永順土司兵用毒箭射死。
１ 康熙五十四年抄本《巫山縣志》《僭據》。
第五節永歷帝的進入安龍
1649年（永歷四年，順治七年）正當孫可望部署原大西軍由雲南入貴州，開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線時，清軍向永歷朝廷管轄下的兩廣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十一月初四日，清朝平、靖二藩尚可喜、耿繼茂部攻佔廣州；次日，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佔領桂林，兩廣地盤土崩瓦解。永歷朝廷的文官武將除了少數慷慨就義以外，叛變投降的比比皆是；稍有民族氣節的如方以智、錢秉鐙等人或是避入深山少數民族居住區，或是披緇為僧，演出了一幕大散場的悲劇。
駐於梧州的永歷帝一天之內接到東西兩省省會失陷的消息，驚恐萬狀１。在大學士文安之、嚴起恆等擁簇下於十一月初十日逃往潯州。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眼看大廈將傾，決意降清，陰謀劫持永歷帝獻給清方作贄見禮。朱由榔得到密報，不顧傾盆大雨，倉皇竄往南寧，皇帝的鹵簿和隨駕官員都被陳邦傅叛軍搜劫一空。陳邦傅沒有抓到永歷帝，竟把宣國公焦璉殺害，向孔有德投降。
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在南寧見情況緊急，無兵無將，轄地全失，已經走投無路了，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於原大西軍和原大順軍。這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學士文安之自請往四川督師，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尚方劍節制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川中諸將。同時派編修劉■為使者封孫可望為冀王，讓他派兵入衛。按明朝制度，一字王為親王，二字王為郡王，永歷帝到危難關頭決定破格封孫可望為一字王，卻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諸藩之首１，傳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複，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孫可望卻因為用秦王名義發號施令已久，不願拆穿早已謄黃公佈的「偽敕」，拒不接受。楊畏知勸他接受冀王封號，說「假王何如真王」，孫可望置之不理２。
1651年（永歷五年，順治八年）二月，清軍由柳州南下，南寧岌岌可危，永歷朝廷覆亡在即。孫可望急忙派遣賀九儀、張明志領勁兵五千趕赴南寧護衛永歷皇帝，同時也借此機會逼迫朝廷承認偽敕封秦的合法性。賀九儀、張明志到達南寧後，殺兵部尚書楊鼎和，逼死阻撓封秦的首席大學士嚴起恆。許多南明史籍都說嚴起恆是被孫可望部將擊斃或推入水中淹死，實際上是他負氣自殺。據錢秉鐙記載：「庚寅冬，車駕南幸，明年至南寧。其護衛張明志領鐵騎五千迎駕，逕登公舟，問封滇是秦邪，非秦邪？公正色曰：『汝以迎駕來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國封。今為此語，是挾封也。豈有天朝封爵而可挾者乎？』明志語不遜。公出舟大罵，躍水而死。可望兵大嘩。從官後至者，土人言公死狀如此。」３
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認了陳邦傅、胡執恭矯封孫可望為秦王的敕書和金印。孫可望也上疏謝恩說：
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１。
封秦的爭議總算是解決了，但雙方的矛盾並沒有因此緩和。就孫可望來說，他既需要朱明皇帝這面旗幟，把永歷帝掌握在自己手中，藉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於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才違心地同意真封秦王。於是，他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策略，名義上尊奉永歷年號，正式自稱秦國「國主」２，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以范礦、馬兆羲、任僎、萬年策等為吏、戶、禮、兵部尚書３，從而實際上接管了永歷朝廷的權力。永歷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對於孫可望的日無朝廷、任意格殺、逼死大臣，難免心懷疑懼。接著，又在楊畏知的問題上進一步激化了雙方的矛盾。楊畏知是忠於明室的，他是陝西寶雞人，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同鄉，又較早和原大西軍合作共事，如果安排得當本可以從中斡旋，減少雙方隔閡。當楊畏知奉孫可望之命來到南寧時，認為賀九儀等逼死首席大學士嚴起恆有傷大體，上疏劾奏二將。永歷帝決定破格授予楊畏知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官銜入朝輔政。這一措施本來是為了加強朝廷同原大西軍將領之間聯絡的紐帶。不料，孫可望得知後大為不滿，命令賀九儀把楊畏知押回貴陽，責問他為什麼擅自接受永歷朝廷大學士職務。楊畏知回答道，既然你已經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為什麼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學士職務。孫可望認定他心向永歷帝，不忠於己，下令把他拖出斬首。這件事在《滇緬錄》內記載得比較詳細：
八年（辛未，永歷五年）從朱天錫（朱天麟）請改封可望為冀王，以編修劉■為封使。未至，可望遣其將賀九儀及總兵張勝、張明志、楊威等率兵萬人，由廣寧馳南寧護蹕，且脅改秦封。內閣嚴啟（起）恆、楊鼎和，科臣劉堯珍、吳霖、張載述抗論不允。九儀盜殺鼎和於崑崙關，又擊殺起恆水中……，並殺堯珍等。數日，胡執恭自泗城至，泣對曰：曩日之事，諸臣死之，臣膏斧餘生，何敢再置一喙。但自封議譸張以來，可望憤然用兵，外並諸鎮，內殺重臣，其心已不可問，然我地日蹙，兵日益散，萬一勢迫長驅，捨西南一塊土更無捉足之地，不得不仍申封秦之典，開一線滇黔以備緩急。三月，可望上疏言，臣秦人也，不願封冀。永歷乃繕璽書命執恭往黔慰諭可望，更封秦王。畏知再至，深自恨，痛哭入見。永歷留之入閣辦事。畏知抗疏劾賀九儀賊殺大臣之罪，九儀報可望。可望怒，使指揮鄭國執畏知至黔。畏知入見，即大罵逆賊，終不可與有為，取頭上幘擊其面。可望怒，殺之。此辛卯五月六日事也。定國、文秀皆與畏知善，益恨可望。１
楊畏知之死，充分暴露了孫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歷朝廷這塊招牌，一切生殺榮辱的大權都攬歸自己。這不僅加深了永歷君臣的畏懼，也引起原大西軍主將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不滿。這年十一月，清軍逼近南寧，永歷帝召集廷臣會議何去何從。有的人建議逃往兩廣海濱依靠李元胤的殘兵敗卒；有的主張遷入越南避難；也有的提議航海往福建投奔鄭成功；掌錦衣衛事文安侯馬吉翔和太監龐天壽極力主張前往雲南依賴原大西軍，首輔吳貞毓由於自己曾經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這時顧慮重重，不敢決策。特別是永歷帝本身就「不欲就可望」２。孫可望派來的護衛將領賀九儀見朝廷議論紛紛，多不願依靠近在咫尺的原大西軍，他憤憤不平地入朝對廷臣說：「昔秦王為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貳，我豈能擔此重任乎？」１隨即拔營而去。十二月初十日，清軍線國安部佔領南寧２。永歷君臣經新寧州（今廣西扶綏）乘船溯左江逃至瀨湍（在今廣西崇左縣東），由於上游水淺，「盡焚龍舟重器」，派禁兵抬輦由陸路逃難，經龍英（今廣西大新西）、歸順（今廣西靖西）、鎮安（今廣西德保）竄至桂滇交界處，遇上原大西軍狄三品、高文貴、黑邦俊部才轉危為安。南寧失守後，永歷朝廷基本上已經沒有自己的管轄區了，從此一直駐於原大西軍接管的地區內。
1652年（永歷六年，順治九年）正月初一，永歷帝和他手下為數不多的臣子、眷屬在雲南省最東邊一個名叫皈朝的村子裡度過了傳統的節日。半個月後移到了廣南府（今雲南省便南）。孫可望接到報告後，經過再三斟酌決定把朱由榔及其隨行人員迎往貴州安隆千戶所城居住，派副總兵王愛秀帶兵護送，呈上的奏疏中寫道：
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今正月初三日接外後營總兵狄三品等塘報，雲皇上駕抵皈朝，欲移幸廣南，臣不勝欣喜。臣前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雲內地，界鄰交趾，尚恐敵情叵測。臣再思維，惟安隆所乃滇黔粵三省會區，城廓完堅，行宮修葺，鞏固無虞。且以皇上屢歷艱危，當思長策，豈可再觸驚憂。今若竟抵安隆，暫勞永逸，一切御用糧儲朝發夕至，較廣南逼近交夷，安危又大不同矣。特遣副總臣王愛秀前來奉迎。若異日中原大拓，東南移都，亦無艱難紆折之苦。臨奏不勝激切。１
永歷朝廷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勉強接受孫可望的安排，在王愛秀護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戶所，為了使名字好聽一些，改為安龍府。據江之春記載，「壬辰（1652，永歷六年，順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餘人」２，加上少數兵丁、隨從人員和家屬眷口也不過二千九百餘人３。《殘明紀事》中說：「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其實，更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帝無尺土一民，方始入黔。永歷帝和他寥寥可數的廷臣遷入原大西軍餘部的控制區，標誌著這位南明皇帝被迫把自己和小朝廷的命運完全托付給原大西軍。
這種新情況的出現，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本來是可以把全國的抗清鬥爭推上一個新階段。因為，自從清兵南下之後，滿洲貴族加緊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漢族士民的激烈反抗，導致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的主要矛盾。然而，盡避各地的抗清鬥爭風起雲湧，卻差不多都以失敗告終。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南明朝廷自身的腐敗，內部紛爭離析，名義上從屬朝廷的各種抗清力量之間，以至於某一個抗清團體的內部，總是矛盾重重，相當大一部分可以用於抗清的力量在內部衝突中被消耗了。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利用漢族紳民長期存在的正統思想，以朱明皇帝作為號召和團結各種抗清勢力的旗幟；一是要有一支擁有相當實力又忠於抗清事業的力量作為核心。具體來說，永歷皇帝就是當時惟一適合的旗幟，而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經過改編和養精蓄銳之後，正是支撐、團結各種抗清勢力的核心。道理很明顯，只有以永歷朝廷為正統，以復明為號召，孫可望等的西南抗清力量才能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抗清義師團結起來；各地漢族官紳士民的反清派是以恢復明朝為宗旨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對原屬農民軍的孫可望、李定國、高一功、李來亨等懷有很深的偏見，在這種情況下，拋開永歷朝廷就不可能達到號召遠近的目的；甚至為了使原屬大西、大順這兩支農民軍的武裝（還有曾屬農民軍的混十萬馬進忠等人）在抗清鬥爭中實現有效的聯盟，也必須借重永歷朝廷。從另一方面說，永歷朝廷畢竟是腐朽沒落的明王朝的延續，對人民的敵視，內部的腐敗和勾心鬥角已經成為深入骨髓的痼疾。當它還擁有直屬自己的地盤和兵力的時候，無論是對大順軍還是對大西軍都採取暗中防範、明加排斥的方針，雙方的關係往往陷入僵局，導致喪師失地。在清軍追擊下，永歷朝廷有限的實力和地盤喪失一空，被迫投奔原大西軍，實際上是來了一次大換血。這樣，推進抗清鬥爭所必要的兩大要素才有可能真正結合起來。
然而，可能性並不一定能夠成為現實。當永歷帝已經被安置於籠中以後，孫可望作為主角登場了，事實證明他沒有演好，他不懂舞台上的主角並不一定是劇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對於孫可望的秉政，我們應該有個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際的政治風雲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治理軍國大政表現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對權力和地位的慾壑難填使他利令智昏，無法做到高瞻遠矚，正確地駕馭全局。就治軍治國的才能而言，他在順治三年冬（1647年1月）張獻忠遇難後接過元氣大損的大西軍領導權，開疆闢土，把久歷戰亂的雲南治理得相當不錯。在接管貴州後，也在短期內就把這個貧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序，生產迅速恢復。自然，治理雲貴地區不能全部歸功於孫可望一個人，但他作為最高決策人所起的作用則不容低估；同樣，李定國在順治九年以後取得的輝煌戰果同在雲南的休整和後勤支援也是分不開的。
孫可望決策聯明抗清是完全正確的，在聯絡永歷朝廷的初期備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騙與刁難也是事實。從他不失時機地派兵救出永歷皇帝，安置於自己的管轄區來看，表明他對永歷皇帝的號召作用是有所認識的。然而，在如何正確利用永歷這面旗幟上，孫可望卻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光知道暫時需要利用永歷朝廷，卻不能安置得當，注意維護朝廷的表面尊嚴。
當時，原大西軍管轄區內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雲南省會昆明，另一個是貴州省會貴陽。前者是原大西軍四將軍長期活動的中心１，後者是孫可望以「國主」身份發號施令的場所，這裡建立了屬於孫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機構，相當於封建時代皇帝的行在。永歷帝遷入原大西軍管轄區後，本來應該駐蹕於昆明或貴陽，以原大西軍建立的政權為基礎逐步改造南明朝廷。孫可望卻沒有這樣做，他完全從個人的利害出發，惟恐把永歷帝迎至昆明後可能受李定國和劉文秀等的影響，自己不便操縱；如果迎來貴陽，不僅自己得定期朝見稱臣，而且重大軍國重務總應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認可。這對於野心勃勃的孫可望都是難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歷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隨從遷往自己的嫡系軍隊控制下的安隆，這裡原先只是明代的一個千戶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過百家１。永歷皇帝居住的千戶所公署雖稱行宮，其簡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應龍在昆明為孫可望「營造王府，用黃瓦，拆呈貢縣城磚石為牆，腳寬六尺。大門外設通政司，立下馬牌，制天子儀仗，殿懸五龍，設螭陛，選有聲音者為鴻臚寺贊禮。顯然有僭稱天子之形」２。在貴陽也「大興土木，建立宮殿、樓觀甚美偉。又作行宮十餘所於滇、黔孔道，以備巡幸」３。清朝初年在湖南、貴州任職的彭而述依據親身經歷寫道，自寶慶（今湖南邵陽）城外三十里的長煙司直至貴州、雲南，每一捨設孫可望行宮一所，如清平衛宮邸「熳爛魁傑，台八九層，榴花亭子佈置儼雅，與靖州署同」１。這些行宮雖不一定都是新建的，至少也經過維修鋪設。國難當頭，民力凋蔽，孫可望的追求享受，講究排場，實在令人吃驚。這同他撥給永歷帝居住的安龍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２。
宸居既是如此簡陋３，供應也極為菲薄。孫可望任命親信范應旭為安隆愛知府，張應科為總理提塘官。每年給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供永歷君臣、隨從支用４。「帝以不足用為言，不答」５。范應旭、張應科「造冊，開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月支銀米若干」６。他們還奉命對永歷朝廷的動靜嚴密監視，隨時飛報可望。永歷皇帝實際上處於軟禁之中。連原大西軍領導人物李定國、劉文秀未經孫可望許可都不得直接同永歷帝往來。例如，朱由榔剛遷到安龍的時候，「李定國、劉文秀自稱孫可望之弟，恭候萬安，並進銀幣，食物值可萬計。可望聞而益惡之」１。又如，李定國攻克桂林，「報捷於安龍行在。帝以璽書勞慰，極其稱獎。孫可望知之，以為捷不報己而報帝，深恨之」２。定國桂林之捷不僅向孫可望作了報告，獻俘也是解往貴陽，不能說是「不報己而報帝」，但定國派使者赴安龍向永歷帝奏捷大概確有其事。孫可望卻認為所有軍國重事都應由自己一手握定，視永歷帝與大將之間文書往來為大忌，足見其心胸偏窄。
１ 參看瞿昌文《粵行紀事》卷二（此書長恩閣叢書抄本作《粵行小紀》三卷，當為初本，後來改「小紀」為「紀事」，用詞亦由尊明改為尊清）。
１ 直到明朝末年，封在西安的秦王仍然被視為「首藩」，參見《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相關條。
２ 金鐘《皇明末造錄》捲上記：「先是，以未允秦封，可望不悅，曰：『古來遇亂世稱帝稱王者不知凡幾，王莽、曹操、司馬炎難道不是做得來？』楊畏知從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終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可望終不悅。」
１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又見《殘明紀事》。
２ 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記：「七年庚寅，孫可望偽稱秦王，置百官，取黔中地。八年辛卯二月，孫可望自稱國主。」康熙四十四年《平彝縣志》卷二《沿革》記載相同。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七年稱秦王，旋稱國主。」
３ 見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按，該書因字形相似將馬兆羲誤書作馬兆義，其他史籍又常因音同把馬兆羲寫作馬兆熙。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六《選舉志》記馬兆羲天啟丁卯科舉人，崇禎戊辰科進士；卷七《人物誌》有馬兆羲小傳。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百頁及第一○一頁未察史料之訛，一作馬兆熙，一作馬兆義，遂歧為二人。
１ 《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按，楊畏知被殺事諸書記載不一致。《爝火錄》卷二十一兩段記載在情節上就互有出入。遇害地點，《滇緬錄》、《爝火錄》等書說在貴陽；屈大均《安龍逸史》捲上則說押回雲南被害。康熙三十年《雲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記，順治八年（永歷五年）五月，「孫可望遣楊畏知詣永歷，留為內閣。畏知上疏自劾，又語忤賀九儀，九儀譖於可望，執畏知回黔，畏知大罵可望，求速死，遂遇害。」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十《藝文志》收馬天選《吊副使楊公畏知》詩注云：「公先稿葬楚雄。」參考諸書，孫可望在順治七年八月到達貴陽後，長期駐於該地，楊畏知當死於貴陽，葬於雲南。
２ 《爝火錄》卷二十一。
１ 同上。胡欽華《天南紀事》云：永歷五年「六月，可望復請移於滇。帝優詔拒之。可望遂大怒，九月撤兵還。」可見，賀九儀的撤兵是奉孫可望之命。
２ 沈佳《存信編》卷三記，十二月初七日清軍佔領南寧。
１ 沈佳《存信編》卷三。《爝火錄》卷二十二所載文字較簡。按，安隆所或寫作安籠所。
２ 江之春《安龍紀事》，收入神州國光社編《虎口餘生記》；又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沈佳《存信編》卷四按干支推算也是二月初六日。
３ 金鐘《皇明末造錄》捲上。
１ 1655年孫可望致信李定國、劉文秀說：「滇南乃公眾之地，宜作根本之區。」見《明末滇南紀略》卷五《再圖西蜀》。所謂「公眾之地」即指雲南為孫、李、劉等共有。
１ 安龍，原名安籠，為安籠守禦千戶所（明制：守禦千戶所直隸都司，不屬衛管），在貴州普安州城南三百二十里。「洪武二十一年建為寧遠堡，尋改為所。所城圍一里二百七十步。」見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十，普安州。乾隆二十九年抄本《南籠府志》卷四《城池》記：「南籠府舊城原為安籠所城，隸安順府。明永樂二年建，周圍二百八十七丈一尺，高一丈四尺。」按，明朝制度衛、所屬軍事系統，行政系統的府州無權管轄。
２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３ 《爝火錄》卷二十五。《存信編》卷四記：「可望自居貴州省城，大造宮殿，設立文武。川黔大臣皆挾以威，令刻期朝見，授以職銜，有不從者即殺之。」
１ 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自沅抵貴日記》。
２ 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桂王本末》云：「由榔在安隆塗葺薄以自敝，日食脫粟，窮困備至。」略有誇張。
３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順治九年四月，孫可望「補任之聰為安龍知府、朱用九為通判、譚江籓為推官，動庫銀為各處建公署焉」。可見，永歷朝廷遷入安龍以後，孫可望曾經命人動工興建「行在」和衙門辦公處所，但是安龍地僻城小，興建的行在公署肯定不大壯觀。
４ 《殘明紀事》云：可望令「張應科每年進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諸書記載供應永歷君臣的銀米數不一致，為數不多當系事實。
５ 《天南紀事》。
６ 《爝火錄》卷二十二。
１ 胡欽華《天南紀事》。
２ 《明末滇南紀略》卷六《進取粵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