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親張收，任蜀郡太守。張載天性閑雅，博學並有文采辭章。太康初年(280)，到蜀地看望父親，取道經過劍閣。張載因蜀地人倚仗險阻，喜好作亂，便寫了《劍閣銘》以為告誡。其中說：高大的梁山，積石真巍峨，遠方聯荊衡，近處接岷山番。南方通邛..，北邊達褒斜。狹窄超彭碣，高大勝嵩華。入蜀之門戶，堅固鎮定極。關名叫劍閣，壁立千餘仞。窮盡地之險，終極路之峻。世濁則叛逆，世清則和順。劉備曾關閉，鍾會又開啟。秦國百分二，吞併眾諸侯。齊國十分二，田肯獻奇計。如此狹隘地，土外之區域。一夫揮戈守，萬夫也難行。不是親信人，何能居此地。從前魏武侯，中流而自喜。河山真險固，吳起責難之。洞庭與孟門，二國無後祀。國興在美德，天險難依恃。從古到如今，天命不可易。憑險作禍亂，很少不敗績。公孫述已亡，劉禪也投降。前車之鑒戒，後車之師長。刻銘於山河，謹以告益梁。
益州刺史張敏見此銘而認為奇才，便把此文上奏，武帝派使臣刻在劍閣山上。
張載又製作《榷論》道：
賢人君子將要樹立天下的大功，成就天下的美名，如果不遇其時，又怎麼能獲得呢？所以我嘗試著說一說：商湯如果沒有在鳴條擊敗夏桀的戰事，那麼伊尹、有莘就還是一介匹夫；周武王如果沒有在牧野與商紂列陣，那麼呂尚也還是渭水邊一個釣魚翁。像這類事，不可勝記。大抵聲音發出來響聲就回應，形體運動後影子就隨從，時代太平才士就埋沒，世事禍亂奇才就被任用，難道不是這樣嗎？假使秦朝、王莽修治三王的法典，時世興隆太平，那麼高祖劉邦還是泗上的好官吏，光武帝劉秀也還只是春陵的一個俠客而已，何況那些依附他們的人呢？所以在有事的時代，不是日行千里的軍馬就不駕車，因此在那時駑鈍的人聞風而退，愚劣的人未嘗試用就廢棄了。等到無事的時候，則老牛和騏驥養在一圈，利劍鈍刀放在一起，也沒有漫長的旅途和犀牛皮革作判斷，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離朱和瞎子眼睛一樣的情況。處在安定之世，卻想建立奇異的功勳，居於太平之際，卻要談論違背世俗的計謀，這如同後退著登山，在炎熱的越地賣帽子。漢文帝劉恆見到李廣後感歎說：「可惜你不遇亂世，高祖劉邦之時，封個萬戶侯又有什麼問題呢？所以聰明才智無法運用，勇力無法施展，那麼通用性和怯懦就是一樣的；才能無法馳騁，論辯無法展開，則愚頑和聰慧也是一樣的。因此吳國越國的船隻，不能沒有水而漂浮；青色赤色的虯龍，不能沒有雲彩而騰飛。所以和氏璧在荊山，隋侯珠藏在深川，不遇那種人，怎會有連城的價值和照耀車輛的美名呢？青白色的雄鷹，囚禁在籠子裡，怎麼能顯露出把狡兔捉在袖子下的本領？白猿黑豹，藏在牢欄裡，怎麼能知道他可以在千仞之壁攀援呢？懦夫與勇士烏獲比力氣，不用有龍紋的大鼎，就無法明瞭；聶政與荊珂爭勇力，若不是強秦的威力，誰能辨明？所以飢餓的貧民和平庸的徒隸，看門、殺豬的之類，一旦任卿相之職位，建立載於史冊的名號；或有顏回孟子之術，胸懷伊尹、管仲的謀略，至死還不能躋身於君子之列，這就是有事的時代容易有功勞，無事的時代難以成名聲。像這樣埋沒而不稱於世，也用不著多說。
何況平庸之徒，稍稍有些不得志，就自認為曲枉了才能。沒有誰不是粉飾小小的辯論，做出小小的善事來應和時事，交朋結黨，聚集虛名來驅動世俗。仕進對時勢沒有補益，隱退對教化沒有妨礙。可是國君也跟著使眾口一聲，吹捧他們，難道不可悲嗎！現在的士子循常規習舊法，行為依照規矩，累積官秩和資歷門閥，忙忙碌碌地獲取進取的資本。至於那些魁梧俊傑、風流倜儻的人，將會老死在山巖之下，又怎麼能按步驟競爭於仕途呢？至於那些載冠冕乘大車的高官顯士，如果不能匡正教化輔佐政教，補益時世，而只是阿諛奉迎取得皇上歡心，謀求榮譽和功利，增厚自我加爵位的資本，蓄積私家的財物，這只是沐猴戴帽子，又哪值得稱道呢？
張載又作了《蒙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了之後感歎，用車迎接他，互相談說一整天，為他求名譽，於是知名於世。起用為佐著作郎，出京補任肥鄉縣令。又任著作郎，轉任太子中書舍人，升任樂安的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司馬砬請他當記室督、拜為中書侍郎，又統領著作。張載見世事正混亂，不再有仕進之意，於是假稱病重辭官回家，死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