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周書》的時候無意發現的：
宇文泰和蘇綽那天夜裡的對話，在《周書》裡是“直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在《通鑒》裡卻為“直陳為治之要”。
這個細節足以理會《通鑒》編撰者的心意。儒生寫史，刻意塗抹有礙其政教倫理的其它學說的痕跡，並不獨此。同樣，這個細節，亦可供人一窺歷代政治之真正規律。
讀中國史，一部《通鑒》夠不？顯然不夠，僅僅入門而已，因為近代政治生態之造成，多受明清兩代影響。為何？君權之不可撼動，此乃前所未有之局面。儒家的原旨及其變化如何，不論是援道入儒，或是抽空釋家，已經不重要，因為它在文化上的正統地位，並不能改變其在政治上永遠屈從於躲在權力背後的申韓之流的局面。宋明之際的理學，漸喪儒家原有弘毅之風，極力講究禮教等級，侈談性命，不再求得與君王共治天下的局面，儼然皇權政治的一個思想工具。
皇權日張，秦漢之後是個主旋律，在東晉出現一個波谷，門閥掌政，頂峰的權力處於虛位的狀態，但這和周代的貴族政治相去甚遠，門閥認同皇帝的權威，只是願從皇權分享更多權力罷了。
唐代，以安史之亂為分野，之後的皇帝好用中使，越過外朝自行其事，德宗一朝的歷史，《通鑒》多有敘述。歷史一直就是個矯枉過正的東西，安史之亂起自外重內輕，爾後的唐代皇帝銜恨於此，多表現出對無上權力的渴望，只怪一味信賴黃門，禁軍掌控離手，又受制於家奴。
相權與皇權是個說得很多的話題，秦漢之際的丞相，辟官生殺攻伐之類，行政軍事均要親自過問，而往後走，宰執一職，位漸卑下，不與三公之列，而權亦不重，遭受分割制衡，如三省制。直至明代，朱元璋廢相，直接領導六部，侵奪行政權，雖然成祖置內閣，然則僅有票擬之權而身不與其事，最後定奪之權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且，官位遠低於六部首長。內閣實際僅僅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此類皇帝秘書班子，始自於光武時尚書檯，經歷一代代的變遷，終於在明代徹底取代了宰執。李斯，蕭何若是看到後世張居正為了處理政事，費盡心思才將皇帝行政權借來施用，想必會笑的墳土堆子拱三下。
法家學說，講究政治安全，權力之旁落即為政治局勢變亂之主要原因，故而鼓吹萬事皆決於上。法治是其學說一部分，但是歷代帝王熱衷於其學說的無非帝王術，秦王為了得到韓非子不惜發兵攻韓，宇文泰聽蘇綽講申韓之術，沉浸其中，坐姿不覺改變，這樣能激發帝王誘惑的，只有無上權力。韓非受教於荀卿，荀卿之學問，糅合法治與德治，看似圓滿，實際上上硬傷纍纍，行仁之事，對於君王而言，無疑是麻煩累贅的，或正是因此，韓非專講侍君，而不言行仁，他本即貴族，宮廷政治之險惡，使其學說自然要親近君王。
儒生的價值觀，多是勸君王要親賢臣遠小人，簡單的君子小人的二分，且好以君子自居；其對歷史的看法，多流於表面，好用以禮教解決禮教解決不了才發生的問題。謬見起自於孔子，見到春秋禮崩樂壞，國破身亡之君主不可勝數的亂象，其提出要復周禮的口號。但是孔子行政，與其口號不向表裡為一，在魯國雷厲的作風，所為皆表現出他絕非溫軟儒生，倒有幾分法家才有的可愛。而後來收平東周亂世的是西陲秦國，用的是商君之法，非周禮也。
朱元璋曾對臣下言及歷代政治弊病，亦即是破壞政治安全，不外這幾個：權臣，藩鎮，宦官，女主，遊牧民族。《通鑒》所述，其實不外就是這類禍事的一再發生，西漢的外戚害政，東漢黃門外戚竊權，南朝門閥大族，唐朝有外戚，藩鎮，宦官，可謂多症並發，其武人亂政延及五代……當然，遊牧民族那是從沒斷過。
很明顯，《通鑒》所記之體制內禍事，在宋明清三代，多未出現；而宋明與遊牧名族的緊張關係，竟然也通過宗教軟化的方式，在清代近乎徹底解決。而演繹到當下，政治安全，已經變成了壓倒一切的口號，得到空前的鞏固，那到此是誰笑到了最後呢？韓非，抑或是孔子？都不是，是權力。因為它安全了，還管著所有人。
那《通鑒》還有神馬用捏？淪為世俗功利的智謀典故？似乎還不及《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