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強秦統一六國之前，為綜合百家、統一思想而纂成的一部政治、歷史、文化學術論著，也包含著豐富的教育思想。
《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並特別標出："《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史記》稱："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並詳細說明了《呂氏春秋》撰輯的起因、過程和主旨："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為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日《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補一字者，予千金。"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當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勢力日衰，秦國已具備了統一六國的明顯優勢。由諸侯爭雄，進而實現天下歸一，已是大勢所趨。春秋末年以來出現的儒、墨、道、法、陰陽、縱橫、兵、農等諸子百家各執一端，自持一術，競售於世，相互爭鬥，已經不符合趨向統一的時代要求。兼合百家，"齊萬不同"（《呂氏春秋·不二》，以下凡引此書，只注篇名），創立新的學術思想體系的條件已初步形成。這正是《呂氏春秋》成書的社會歷史背景。
但是，《呂氏春秋》並沒有完成新創獨立思想體系的任務，而只是將各家思想進行了一番拼湊和揉合。所以，該書的突出特點就表現為"雜"。清代學者汪中代畢沅為《呂氏春秋》所寫的序文，作了詳細而公允的評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於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
然而，《呂氏春秋》兼取鎊家學說時，並非全無選擇，在調和折衷之中，也有所偏重。高誘在《呂氏春秋》注的序中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從總體來看，《呂氏春秋》在宇宙觀和人生哲學方面以道家思想為主體揉合各家學說，在社會政治觀和教育思想方面則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兼合各派主張。《呂氏春秋》全書160篇，其中集中談教育問題的有四篇，即：《勸學》、《尊師》、《誣徒》、《善學》；與教育問題密切相關談論音樂及音樂教育者有七篇，即：《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基本上都是儒家的作品。汪中十分肯定地說："《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裡；《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皆論樂，……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其它各篇中凡與教育思想有關的篇章，也多出自儒家學者之手。如：《至忠》、《忠廉》、《孝行》、《下賢》、《高義》、《上德》等篇。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就全書而言，對墨家多所責難，但在論述教育的數篇中又多次肯定墨子，書中孔墨對舉的讚辭見於《當染》、《尊師》、《不侵》、《諭大》、《慎大》、《順說》、《貴因》、《高義》、《博志》、《有度》、《務大》，竟達11處之多。《呂氏春秋》明顯傾向於偏愛道家，但道家主張"絕聖棄智"、"拒師非學"顯然與儒家思想相牴牾，因而被捨棄了。
《呂氏春秋》纂輯的主要目的是總結統治經驗，探討統治策略。其論及教育也著眼於此。
（一）重視教育的作用，強調'疾學"、"善學"
自孔子以來的儒家學派都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學記》將儒家的這一傳統思想集中概括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呂氏春秋》正是吸取和發揮了儒家的這種精神，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巨大作用。
《呂氏春秋》明確提出人人都應當"疾學"，就是說對學習要有強烈的緊迫感，從而全力以赴地勤奮學習。它認為，人不學則不知理義，"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勸學》）。這正是儒家"人不學，不知道"思想的進一步發揮。
《呂氏春秋》進一步指出，聖人也是疾學而成的；無論何人，只要肯於疾學，都可以成為顯士名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勸學》）。它列舉出：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典，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厘，"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尊師》）。這正和荀子說的"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皆可以為禹"的思想完全一致。
可貴的是，《呂氏春秋》提出：人體的各種感覺器官不經過學習訓練就不能充分發揮其固有的機能，"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尊師》）。以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經過學習訓練才能充分發揮作用，來論證教育的作用和學習的必要性，這是很新穎的。
《呂氏春秋》對教育的作用和學習的必要性，作了一個簡單明確的結論："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尊師》）。這就是說，對社會來說，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對個人來說，學習是十分必要的。
《呂氏春秋》在強調教育作用和學習必要性的同時，特別提出要"善學"。"善學"的關鍵是"用眾"，就是要善於取眾之長，補己之短。所以，《呂氏春秋》中的《善學》篇又名《用介》。它說："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善學》)。要做到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必須端正對人的態度，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和優點，而不能只看別人的短處和缺點。缺點再多的人，也總有某些長處，值得自己學習，"無丑不能，無惡不知。丑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善學》）。一個人如能博采眾長，必將大有長進，超過任何有專長的人，"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善學》）。它用人所共知的事實來論證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任何成就大事業的人都是"得之眾也"，"夫以眾者，君、人之大寶也。"（《善學》）。
取眾之長有兩方面的要求：一是從品德修養上說，要向品德高尚的人學習；一是從學業提高上說，要博采眾長。《呂氏春秋》本身編纂的一項重要原則就是企圖吸收各家的長處，構造一個新體系。盡避它沒有完成創立新體系的任務，但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取鎊家之長，避其所短的思想。
（二）提倡尊敬教師，教師要"盡智竭道以教"
重視教育必須從尊敬教師開始。不尊師而空談重視教育是毫無意義的。《呂氏春秋》明確指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尊師》）。它根據史實和傳說列舉出古代的"十聖人六賢者"，說他們沒有不尊師的，"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叔孫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範蠡、大夫種"，即使身為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賞為師者弗臣"，也是以此來表示敬學和尊師的誠意（《尊師》）。這和《學記》中'師嚴而道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教師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社會的尊敬，是因為他盡職盡責，從事於"勝理行義"的重要工作，"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假如教師不稱職或玩忽職守，不能為人師表，要想取得社會的尊重，也是不可能的，"遺理釋義。……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所以說，"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當然，首先還是強調要尊師，只有尊敬教師，教師才能"盡智竭道以教"（《尊師》）。
《呂氏春秋》認為，教育的成敗取決於師生雙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教師善教，學生善學；教師熱愛學生，學生尊敬教師，做到"師徒同體"、"師徒同心"。在師生關係問題上，教師居於主導地位。善教的教師，才能培養出善學的學生；教師熱愛學生，才能贏得學生的尊敬，也才能獲得理想的教育效果，"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誣徒》）。
《呂氏春秋》深刻指出了不善教的教師的種種表現。主要有四點：第一，"志氣不和，取捨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就是隨心所欲，毫無原則，喜怒無常，一意孤行；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不可證移"，就是自己有失敗或過失，不肯自我批評，剛愎自用，堅持錯誤；第三，"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阿諛諂媚權勢者，不管其德才如何，千方百計地討好奉承；第四，"弟子居處修潔，身壯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妒而惡之"，對才學出眾，品貌兼優的學生加以壓制、嫉妒。結果學生深受其害，學業由此敗毀、道術由此荒廢（《誣徒》）。這樣的教師當然不可能獲得社會和學生的尊敬。善教的教師"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結果學業由此而章明，道術由此而大行，教師也必然受到社會和學生的愛戴、尊敬和支持（《誣徒》）。在這裡，《呂氏春秋》揭示了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的一項重要原則。即：師生同體。才能密切師生關係，"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相反，師徒相與異心。就會互相結怨生厭，因為"人之情，惡異於己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誣徒》）。總之，對教師來說，要求視徒如已；對學生來說，則要敬業尊師，這樣才能做到師徒同體同心，親密無間，這是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的核心問題。
《呂氏春秋》對如何尊師提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要求。首先，要端正學習態度，"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求所謂時，辯說以論道，不苟辯"（《尊師》）。學生能夠勤奮學習，刻苦鑽研，虛心求教，就是對教師最大的尊敬。其次，對教師要講禮貌，"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尊師》）。最後，對教師的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細心照顧、周到地服侍，"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暖；臨飲食，必蠲絮，善調和，務甘肥"（《尊師》）。同時還要從事各種勞務，給教師以必要的幫助。這些要求在細節上不一定完全妥當，但其基本精神還是可資借鑒的。
《呂氏春秋》認為，尊師的基本要求還是在學業和品德方面能夠遵循師教。"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日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納）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尊師》）。這些思想顯然是吸取荀子的主張而加以發揮的。
（三）注重音樂教育，提倡"和樂"，反對"侈樂"
《呂氏春秋》一書中有八篇專門論述了音樂，這是在先秦文獻中保存古代音樂資料最豐富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呂氏春秋》中的樂論綜合折衷著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其論音樂的起源採用道家思想為主；其論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育意義卻以儒家思想為主。作為音樂教育的主張主要是采自儒家的樂教理論。所以，清代學者汪中說，論樂諸篇，"乃六藝之遺文也"，這是很有道理的。
《呂氏春秋》首先提出了音樂的起源問題，"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滯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大樂》）。這完全是道家"太一生萬物"思想的反映，但也吸收了儒家樂生於和、生於平、生於適的思想，並將二者揉合在一起了。
《呂氏春秋》在論及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育意義時，幾乎完全採納了儒家的主張。它認為音樂與政治、社會風尚有著密切的關係，"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慾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矣。"（《適音》）。音樂起著安政事、平風俗、美人倫的作用，所以古之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十分重視充分發揮音樂的教育作用，音樂和音樂教育是"必不可廢"的，在這裡，《呂氏春秋》婉轉而果斷地批評了墨家"非樂"的錯誤主張，"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呂氏春秋》在《古樂》篇詳細編製了一部古代音樂的發展史，盡避它所敘述的各個時代音樂產生、發展的原因、效果等是不科學的，但它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音樂發展史資料，是很值得珍視的。它指出："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古樂》），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結論。
《呂氏春秋》認為，音樂對形成|人的品德，培養人的志趣，陶冶人的性情都有重要作用。"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慝。"(《音初》)。音樂發自人的內心，又體現著一個人的作風、志向和德操，因此，音樂對人起著巨大的教育作用。《呂氏春秋》的這些思想顯然是源於儒家，和荀子的《樂論》及《禮記》中的《樂記》的主張十分吻合。很可能它保存著早巳遺失的《樂經》的重要內容和材料。
《呂氏春秋》充分肯定了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育意義，認為樂不可廢，也不可非。但樂"有節有侈，有正有婬"，又不可不加以區分。對於"節樂"(也就是"和樂"、"適音")和"正聲"應大力提倡，充分發揮其教育作用：對於"侈樂"、"婬聲"則應堅決廢止，防止其消極影響。這一主張是十分可貴的。
（四）主張知士、愛士，提倡舉賢、用賢
《呂氏春秋》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吸收道家思想，構造了一套治國治民的方略，其要點是：提出"治天下也必先公"，反對"家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貴公》）；主張"審民意"、"順民心"（《順民》），"憂民之利，除民之害"（《愛類》）；讚賞以修身為本的"修齊治平"思想；嚮往禪讓制，"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圓道》）。反對世卿世祿制；實行"虛君主制"，大力選賢任能，"君也者處虛"故能使眾智也"，"能使眾為也"（《分職》），"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君守》）。在這些政治主張中，貫穿著賢才治國的思想，直接提出"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的主張（《士節》）。所以，《呂氏春秋》對舉賢、用賢問題進行了相當充分的論述，提出了許多耐心尋味、發人深省的精闢見解。
《呂氏春秋》首先提出了得賢才的極端重要性，它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求人》），"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先識》）。國家大事，千頭萬緒，進賢舉能，應擺在重要位置，"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其本在得賢"（《本味》），"功無大乎進賢"（《贊能》）。
要想求得賢才，必須善於知人識才。《呂氏春秋》提出："今有千里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知士》）。為了取得賢才，必須有善於識才之人，所以，"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賢人"(《贊能》)。
《呂氏春秋》提出了一套知人識才的辦法，主張對人材要進行全面考察，統稱為"八觀六驗"、"六戚四隱"。"通則觀其禮，貴則觀其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就是要在各種環境和條件下，全面觀察考驗其品德、志向、學識、才能。這就是"八觀六驗"。所謂"六戚四隱"就是考察其在家裡，鄰居、親友之中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種種表現。總之。"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論人》)。只有對人進行了全面、嚴格地考察，才能知人識才，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呂氏春秋》特別指出，必須尊重、愛護和關心人才，才能使"士盡力竭智"，充分發揮其才智。首先，必須尊重人才，"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知接》），"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本味》）。有些賢能之士往往清高孤傲，若對其冷淡、厭棄，必然失之；若給以應有的尊重，也會使其歸從效力，"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下賢》）。所以，要得賢才必須給以應有的尊重。
《呂氏春秋》還提出對人才不要求全責備，要善於發揮各人之長，使有一技一能者都得到施展其才智的機會，"以全舉人者固難，物之情也。物豈可全哉!"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更不要只看人的小毛病，吹毛求疵，而無視其大優長，"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舉難》）。這不是說小毛病也加以肯定，而是反對因小失大，壓制人才。
《呂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政治主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它的整個教育思想有密切關係，在關於"疾學"、"善學"、"尊師"等教育思想中都貫穿著它的人才思想，而它的人才思想中也都體現了"疾學"、"善學"、"尊師"等教育思想。因此，《呂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
《呂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還包括其它方面的內容，如關於道德教育的思想，它提倡"尚德"、"高義"、"至忠"、"孝廉"、"貴公"、"貴直"、"貴信"、"去私"、"務大"、"博志"等等，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內容、標準和具體要求，也是很豐富的。此外，《呂氏春秋》中保存了相當豐富的古代農業生產知識的資料，如關於農具、作物、土壤、氣象、水利、病蟲害等知識和技術，值得引起重視。在推崇道家的宇宙觀的若干篇章中，也透露了一些古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內容；在闡述道家"養生之道"的篇章中，也接觸到某些人體生理衛生知識和體育健身的內容，這對瞭解古代的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的狀況及其傳授途徑和方式，也是很有意義的，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