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呂氏春秋》內容簡介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強秦統一六國之前,為綜合百家、統一思想而纂成的一部政治、歷史、文化學術論著,也包含著豐富的教育思想。

《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並特別標出:"《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史記》稱:"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並詳細說明了《呂氏春秋》撰輯的起因、過程和主旨:"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為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日《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補一字者,予千金。"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當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勢力日衰,秦國已具備了統一六國的明顯優勢。由諸侯爭雄,進而實現天下歸一,已是大勢所趨。春秋末年以來出現的儒、墨、道、法、陰陽、縱橫、兵、農等諸子百家各執一端,自持一術,競售於世,相互爭鬥,已經不符合趨向統一的時代要求。兼合百家,"齊萬不同"(《呂氏春秋·不二》,以下凡引此書,只注篇名),創立新的學術思想體系的條件已初步形成。這正是《呂氏春秋》成書的社會歷史背景。

但是,《呂氏春秋》並沒有完成新創獨立思想體系的任務,而只是將各家思想進行了一番拼湊和揉合。所以,該書的突出特點就表現為"雜"。清代學者汪中代畢沅為《呂氏春秋》所寫的序文,作了詳細而公允的評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於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

然而,《呂氏春秋》兼取鎊家學說時,並非全無選擇,在調和折衷之中,也有所偏重。高誘在《呂氏春秋》注的序中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從總體來看,《呂氏春秋》在宇宙觀和人生哲學方面以道家思想為主體揉合各家學說,在社會政治觀和教育思想方面則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兼合各派主張。《呂氏春秋》全書160篇,其中集中談教育問題的有四篇,即:《勸學》、《尊師》、《誣徒》、《善學》;與教育問題密切相關談論音樂及音樂教育者有七篇,即:《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基本上都是儒家的作品。汪中十分肯定地說:"《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裡;《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皆論樂,……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其它各篇中凡與教育思想有關的篇章,也多出自儒家學者之手。如:《至忠》、《忠廉》、《孝行》、《下賢》、《高義》、《上德》等篇。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就全書而言,對墨家多所責難,但在論述教育的數篇中又多次肯定墨子,書中孔墨對舉的讚辭見於《當染》、《尊師》、《不侵》、《諭大》、《慎大》、《順說》、《貴因》、《高義》、《博志》、《有度》、《務大》,竟達11處之多。《呂氏春秋》明顯傾向於偏愛道家,但道家主張"絕聖棄智"、"拒師非學"顯然與儒家思想相牴牾,因而被捨棄了。

《呂氏春秋》纂輯的主要目的是總結統治經驗,探討統治策略。其論及教育也著眼於此。

(一)重視教育的作用,強調'疾學"、"善學"

自孔子以來的儒家學派都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學記》將儒家的這一傳統思想集中概括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呂氏春秋》正是吸取和發揮了儒家的這種精神,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巨大作用。

《呂氏春秋》明確提出人人都應當"疾學",就是說對學習要有強烈的緊迫感,從而全力以赴地勤奮學習。它認為,人不學則不知理義,"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勸學》)。這正是儒家"人不學,不知道"思想的進一步發揮。

《呂氏春秋》進一步指出,聖人也是疾學而成的;無論何人,只要肯於疾學,都可以成為顯士名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勸學》)。它列舉出: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典,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厘,"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尊師》)。這正和荀子說的"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皆可以為禹"的思想完全一致。

可貴的是,《呂氏春秋》提出:人體的各種感覺器官不經過學習訓練就不能充分發揮其固有的機能,"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尊師》)。以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經過學習訓練才能充分發揮作用,來論證教育的作用和學習的必要性,這是很新穎的。

《呂氏春秋》對教育的作用和學習的必要性,作了一個簡單明確的結論:"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尊師》)。這就是說,對社會來說,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對個人來說,學習是十分必要的。

《呂氏春秋》在強調教育作用和學習必要性的同時,特別提出要"善學"。"善學"的關鍵是"用眾",就是要善於取眾之長,補己之短。所以,《呂氏春秋》中的《善學》篇又名《用介》。它說:"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善學》)。要做到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必須端正對人的態度,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和優點,而不能只看別人的短處和缺點。缺點再多的人,也總有某些長處,值得自己學習,"無丑不能,無惡不知。丑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善學》)。一個人如能博采眾長,必將大有長進,超過任何有專長的人,"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善學》)。它用人所共知的事實來論證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任何成就大事業的人都是"得之眾也","夫以眾者,君、人之大寶也。"(《善學》)。

取眾之長有兩方面的要求:一是從品德修養上說,要向品德高尚的人學習;一是從學業提高上說,要博采眾長。《呂氏春秋》本身編纂的一項重要原則就是企圖吸收各家的長處,構造一個新體系。盡避它沒有完成創立新體系的任務,但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取鎊家之長,避其所短的思想。

(二)提倡尊敬教師,教師要"盡智竭道以教"

重視教育必須從尊敬教師開始。不尊師而空談重視教育是毫無意義的。《呂氏春秋》明確指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尊師》)。它根據史實和傳說列舉出古代的"十聖人六賢者",說他們沒有不尊師的,"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叔孫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範蠡、大夫種",即使身為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賞為師者弗臣",也是以此來表示敬學和尊師的誠意(《尊師》)。這和《學記》中'師嚴而道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教師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社會的尊敬,是因為他盡職盡責,從事於"勝理行義"的重要工作,"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假如教師不稱職或玩忽職守,不能為人師表,要想取得社會的尊重,也是不可能的,"遺理釋義。……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所以說,"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當然,首先還是強調要尊師,只有尊敬教師,教師才能"盡智竭道以教"(《尊師》)。

《呂氏春秋》認為,教育的成敗取決於師生雙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教師善教,學生善學;教師熱愛學生,學生尊敬教師,做到"師徒同體"、"師徒同心"。在師生關係問題上,教師居於主導地位。善教的教師,才能培養出善學的學生;教師熱愛學生,才能贏得學生的尊敬,也才能獲得理想的教育效果,"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誣徒》)。

《呂氏春秋》深刻指出了不善教的教師的種種表現。主要有四點:第一,"志氣不和,取捨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就是隨心所欲,毫無原則,喜怒無常,一意孤行;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不可證移",就是自己有失敗或過失,不肯自我批評,剛愎自用,堅持錯誤;第三,"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阿諛諂媚權勢者,不管其德才如何,千方百計地討好奉承;第四,"弟子居處修潔,身壯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妒而惡之",對才學出眾,品貌兼優的學生加以壓制、嫉妒。結果學生深受其害,學業由此敗毀、道術由此荒廢(《誣徒》)。這樣的教師當然不可能獲得社會和學生的尊敬。善教的教師"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結果學業由此而章明,道術由此而大行,教師也必然受到社會和學生的愛戴、尊敬和支持(《誣徒》)。在這裡,《呂氏春秋》揭示了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的一項重要原則。即:師生同體。才能密切師生關係,"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相反,師徒相與異心。就會互相結怨生厭,因為"人之情,惡異於己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誣徒》)。總之,對教師來說,要求視徒如已;對學生來說,則要敬業尊師,這樣才能做到師徒同體同心,親密無間,這是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的核心問題。

《呂氏春秋》對如何尊師提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要求。首先,要端正學習態度,"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求所謂時,辯說以論道,不苟辯"(《尊師》)。學生能夠勤奮學習,刻苦鑽研,虛心求教,就是對教師最大的尊敬。其次,對教師要講禮貌,"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尊師》)。最後,對教師的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細心照顧、周到地服侍,"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暖;臨飲食,必蠲絮,善調和,務甘肥"(《尊師》)。同時還要從事各種勞務,給教師以必要的幫助。這些要求在細節上不一定完全妥當,但其基本精神還是可資借鑒的。

《呂氏春秋》認為,尊師的基本要求還是在學業和品德方面能夠遵循師教。"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日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納)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尊師》)。這些思想顯然是吸取荀子的主張而加以發揮的。

(三)注重音樂教育,提倡"和樂",反對"侈樂"

《呂氏春秋》一書中有八篇專門論述了音樂,這是在先秦文獻中保存古代音樂資料最豐富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呂氏春秋》中的樂論綜合折衷著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其論音樂的起源採用道家思想為主;其論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育意義卻以儒家思想為主。作為音樂教育的主張主要是采自儒家的樂教理論。所以,清代學者汪中說,論樂諸篇,"乃六藝之遺文也",這是很有道理的。

《呂氏春秋》首先提出了音樂的起源問題,"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滯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大樂》)。這完全是道家"太一生萬物"思想的反映,但也吸收了儒家樂生於和、生於平、生於適的思想,並將二者揉合在一起了。

《呂氏春秋》在論及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育意義時,幾乎完全採納了儒家的主張。它認為音樂與政治、社會風尚有著密切的關係,"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慾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矣。"(《適音》)。音樂起著安政事、平風俗、美人倫的作用,所以古之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十分重視充分發揮音樂的教育作用,音樂和音樂教育是"必不可廢"的,在這裡,《呂氏春秋》婉轉而果斷地批評了墨家"非樂"的錯誤主張,"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呂氏春秋》在《古樂》篇詳細編製了一部古代音樂的發展史,盡避它所敘述的各個時代音樂產生、發展的原因、效果等是不科學的,但它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音樂發展史資料,是很值得珍視的。它指出:"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古樂》),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結論。

《呂氏春秋》認為,音樂對形成|人的品德,培養人的志趣,陶冶人的性情都有重要作用。"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慝。"(《音初》)。音樂發自人的內心,又體現著一個人的作風、志向和德操,因此,音樂對人起著巨大的教育作用。《呂氏春秋》的這些思想顯然是源於儒家,和荀子的《樂論》及《禮記》中的《樂記》的主張十分吻合。很可能它保存著早巳遺失的《樂經》的重要內容和材料。

《呂氏春秋》充分肯定了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育意義,認為樂不可廢,也不可非。但樂"有節有侈,有正有婬",又不可不加以區分。對於"節樂"(也就是"和樂"、"適音")和"正聲"應大力提倡,充分發揮其教育作用:對於"侈樂"、"婬聲"則應堅決廢止,防止其消極影響。這一主張是十分可貴的。

(四)主張知士、愛士,提倡舉賢、用賢

《呂氏春秋》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吸收道家思想,構造了一套治國治民的方略,其要點是:提出"治天下也必先公",反對"家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貴公》);主張"審民意"、"順民心"(《順民》),"憂民之利,除民之害"(《愛類》);讚賞以修身為本的"修齊治平"思想;嚮往禪讓制,"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圓道》)。反對世卿世祿制;實行"虛君主制",大力選賢任能,"君也者處虛"故能使眾智也","能使眾為也"(《分職》),"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君守》)。在這些政治主張中,貫穿著賢才治國的思想,直接提出"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的主張(《士節》)。所以,《呂氏春秋》對舉賢、用賢問題進行了相當充分的論述,提出了許多耐心尋味、發人深省的精闢見解。

《呂氏春秋》首先提出了得賢才的極端重要性,它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求人》),"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先識》)。國家大事,千頭萬緒,進賢舉能,應擺在重要位置,"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其本在得賢"(《本味》),"功無大乎進賢"(《贊能》)。

要想求得賢才,必須善於知人識才。《呂氏春秋》提出:"今有千里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知士》)。為了取得賢才,必須有善於識才之人,所以,"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賢人"(《贊能》)。

《呂氏春秋》提出了一套知人識才的辦法,主張對人材要進行全面考察,統稱為"八觀六驗"、"六戚四隱"。"通則觀其禮,貴則觀其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就是要在各種環境和條件下,全面觀察考驗其品德、志向、學識、才能。這就是"八觀六驗"。所謂"六戚四隱"就是考察其在家裡,鄰居、親友之中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種種表現。總之。"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論人》)。只有對人進行了全面、嚴格地考察,才能知人識才,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呂氏春秋》特別指出,必須尊重、愛護和關心人才,才能使"士盡力竭智",充分發揮其才智。首先,必須尊重人才,"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知接》),"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本味》)。有些賢能之士往往清高孤傲,若對其冷淡、厭棄,必然失之;若給以應有的尊重,也會使其歸從效力,"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下賢》)。所以,要得賢才必須給以應有的尊重。

《呂氏春秋》還提出對人才不要求全責備,要善於發揮各人之長,使有一技一能者都得到施展其才智的機會,"以全舉人者固難,物之情也。物豈可全哉!"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更不要只看人的小毛病,吹毛求疵,而無視其大優長,"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舉難》)。這不是說小毛病也加以肯定,而是反對因小失大,壓制人才。

《呂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政治主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它的整個教育思想有密切關係,在關於"疾學"、"善學"、"尊師"等教育思想中都貫穿著它的人才思想,而它的人才思想中也都體現了"疾學"、"善學"、"尊師"等教育思想。因此,《呂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

《呂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還包括其它方面的內容,如關於道德教育的思想,它提倡"尚德"、"高義"、"至忠"、"孝廉"、"貴公"、"貴直"、"貴信"、"去私"、"務大"、"博志"等等,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內容、標準和具體要求,也是很豐富的。此外,《呂氏春秋》中保存了相當豐富的古代農業生產知識的資料,如關於農具、作物、土壤、氣象、水利、病蟲害等知識和技術,值得引起重視。在推崇道家的宇宙觀的若干篇章中,也透露了一些古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內容;在闡述道家"養生之道"的篇章中,也接觸到某些人體生理衛生知識和體育健身的內容,這對瞭解古代的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的狀況及其傳授途徑和方式,也是很有意義的,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

《呂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