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次日，辯護人得到了交相訊問女證人的發言機會。他尖銳激烈地提出一系列問題、這時，他那寬容的態度——掃而光。
「對於這個人所共知的小藥箱，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六月二十八日，這個藥箱是否在H莊園的大廳放了一夜？」
「是的。」霍普金斯確認說。
「您是否習慣把危險藥品亂放在別人順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當然沒有。」
「哦，當然沒有。可是偏偏只有這次發生了這樣的事？」
「一般來說是這樣。」
「這就是說，屋子裡的任何——個人只要願意就能拿到嗎四月？」
「我估計是這樣……」
「不要估計，是『是』還是『不是』？」
「是。」
「有人知道您的藥箱裡有嗎啡嗎？」
「我不清楚。」
「您對誰說過這個嗎？」
「沒有。」
「這麼說，埃莉諾小姐不會知道那裡有嗎啡啦？」
「她可以打開藥箱看一看。」
「這個可能性很小，是吧？」
「我……我不知道。」
「可是有人能夠更準確地知道藥箱裡有嗎啡，比方說洛德醫生。您不是按照他的吩咐用的嗎啡嗎？」
「當然是啦。」
「瑪麗也知道您那裡有嗎啡嗎？」
「不，她不知道。」
「她常到您家去吧？」
「不常去。」
「真的嗎？可是我可以斷言她常到您家去，而且她比任何人更清楚您的藥箱裡有嗎啡。」
「我不同意您的說法。」
埃德溫停了一會兒。
「早晨您對奧布賴恩護土說過丟失嗎啡的事了嗎？」
「說過。」
「我確認，根據當時的情況，您對她說了下面的話：『我把嗎啡忘在家裡了。我得回去取。」』「我沒說過這樣的話。」
「難道您沒推測說嗎啡放在您家的壁爐台上了嗎？」
「就是因為我找不到嗎啡了，我才推測一定是放在爐台上了。」
「實際上連您自己也不清楚這管兒嗎啡的下落。」
「不，我知道，我放到藥箱裡了。」
「那麼，您為什麼推測說您忘在家裡了？」
「因為我當時想，有可能是這麼回事。」
「我應當對您說，您做事太不經心了。」
「完全不對！」
「您說話也是這樣。」
「根本不是這樣。我從來是不經過思考不說話。」
「您說過，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也就是瑪麗死的那一天，您讓玫瑰刺兒紮了？」
「我看不出這與案件有什麼關係。」
法官插話問道：
「這對審理案件確實重要嗎，埃德溫先生？」
「是的，閣下，這是我辯護的一個重要方面：我想證實該證人的證言是不可信的，」他重提了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您仍然肯定您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讓玫瑰刺兒紮了？」
「是呀。」霍普金斯挑釁地回答道。
「這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是在我們出更房去客廳之前。」
「這是什麼樣的玫瑰樹？」
「是爬在更房附近柵欄上的開著粉花的玫瑰。」
「您能肯定這點？」
「完全肯定。」
辯護人突然從另一方面襲擊證人：
「死去的瑪麗姑娘確實在七月六日寫了遺囑嗎？」
「是的。」
「她寫遺囑不是因為她心情沮喪，也不是因為她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信心，您相信這點嗎？」
「無稽之談：「「這就是瑪麗寫的，由服裝商店售貨員埃米莉·比格斯和羅傑·韋德作證的那份遺囑嗎？也就是決定把所有財產遺留給伊萊扎·賴利的妹妹瑪麗·賴利的那份遺囑嗎？」
「完全正確。」
陪審員仍傳閱了遺囑。
2
奧布賴恩出庭作證。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霍普金斯護土向您說什麼了？」
「她說有一管兒鹽酸嗎啡從藥箱裡丟失了。」
「據您所知：藥箱在夜裡是放在大廳裡嗎？」
「是。」
「羅迪先生和被告在韋爾曼太太臨終時，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的夜裡，都在H莊園嗎？」
「是這樣。」
「請講一講、在韋爾曼太大死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九日，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見羅迪先生和瑪麗在一起。他向她傾訴了愛情並吻了她。」
「那時他與被告訂婚了吧？」
「是的。」
「後來又發生什麼事了？」
「瑪麗提醒羅迪說，他與埃莉諾小姐已經訂了婚，這使羅迪很狼狽。」
「您認為被告對瑪麗態度如何？」
「她恨死瑪麗啦。」證人肯定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