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業已提過，從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裡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逗留，屬於我自由支配的時間裡，首先的工作就是補充、修訂題為《讀渡邊一夫》的連續講座記錄。特別是整理渡邊有關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前前後後的著作部分時，內心忐忑不安，不敢斷定是否由於自己過分自信和無知作了值得懷疑的發言。所以從大學內外的書店買來有關書籍讀起來。因為是修改自己的講話記錄，和令人覺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純粹是一種樂趣。
在此期間，我看了自己的書架，發現日本研究中心的歷史家對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很感興趣，而且考慮著自己是作家，把一個時代的個人生活詳細地寫進了歷史書。同一年的秋天來我國訪問的法國歷史家埃瑪涅爾·魯洛瓦·拉杜裡的著作佔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響的美國學者，住在舊金山的納塔利·Z·迪維斯的《馬丁·蓋爾的歸來》，和寫渡邊一夫史傳的讓·達爾佈雷寫的新教統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很有趣。（HarvardUniversityPress）
同一主題的法國影片，在美國獲得好評，迪維斯也參加了該影片的劇本創作，而且據說他對於１６世紀法國這一奇妙事件，認為有必要用專門的歷史書敘述。查閱各種古文書保管所的史料，把“歷史上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加以綜合，就成了迪維斯的工作。電影上，雖然表現了這位女士的犧牲，但側面地也表現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馬丁·蓋爾，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爾一世的戰亂時期，從巴斯克地方移居於圖魯茲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莊，給一戶農家當了嗣子，但是因為有巴斯克的血脈，便受到該村的排斥，他為此心懷不滿，所以迪維斯充分顯示了拉杜利學派的面貌。同時這也成就了此地復興新教的一項令人矚目的巨大工程。渡邊一夫當然從側面描寫了讓·達爾佈雷和兒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維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圖魯茲而法院的法官們認為這是新教、舊教交替的一時出現的情況，很好地展示了審案工作中險象環生的情況。年輕的馬丁·蓋爾一家人在新遷來的村裡，由於他父親屢有建樹，終於和有勢力的家族的姑娘貝爾蘭德·德·羅爾斯結了婚，但是幾年之後出走，本來，周圍的人就是以為他是來自法蘭西方面的人，或者來自西班牙方面，總之都認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關，但是他參加了西班牙軍隊和祖國軍隊作戰，甚至為此而失去一隻腳。在這期間，當阿爾諾·杜·梯爾這個騙子出現在獨守空闈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堅強操行端莊”的貝爾蘭德面前時，她把這漢子當作馬丁迎進家來。儘管當時的法國農民似乎無人不知這樣的俚語：“女人對於接觸過一次的男人也決不會看錯”，但是關於貝爾蘭德把梯爾誤認為馬丁的原委，《處於優位的婦女》上，有關於近代初期法國人的論考，作為女權主義者的迪維斯女士，似乎沒有甘于歸結為出於女人的愚昧，認為貝爾蘭德出於保護土地資產及其他等等，是出於很有決心的一種計謀。
和蓋爾家的財產有截然相反的利害關係的伯父皮埃爾，開頭承認了歸來的侄子，沒過多久就和假馬丁發生衝突，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迪維斯在這一部分附帶提到，說這是宗教勢力消長的投影。“關於馬丁·蓋爾的訴訟，如果作一番冒險的推測，可能是這樣的：對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們傾向於相信馬丁，天主教徒們傾向於相信皮埃爾。”
案件移送圖魯茲的上級法院之後，一個假肢老兵就出現了，自稱自己才是多年來隱姓埋名的馬丁·蓋爾。以此戲劇性為基礎，把這一案件立刻寫成書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現當初極其精采的一段譯出來。以歷史家的冷靜而且頑強的構想展開敘述的同時，又沒有排除戲劇性的描寫，這就是迪維斯寫作的特點。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渾身顫抖而且哭起來了（這是根據柯拉的描寫。準確地記錄證人們的表情，是幹練的法官的任務，他是這麼想的）。於是她跑到馬丁·蓋爾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諒自己被梯爾的陰謀和誘惑壓倒而犯下的錯誤。於是把內心深處準備要說的話口若懸河起說出來。她說：你妹妹們馬上就承認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為過於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來，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別是他對我的隱私是那麼熟悉……當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時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該多好，於是想到自殺，因為我怕神責備而沒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聲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馬丁·蓋爾面對貝爾蘭德的哭訴，一點也沒有悲傷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師的影響），臉上露出熱情然而嚴峻的表情，然後說：‘你那淚就別流啦，而且也用不著往我妹妹們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這個辯解。因為父母對於子女，伯父對於侄子，哥哥姐姐對於弟弟妹妹，他們的瞭解，都不如妻子對於丈夫瞭解得深。總而言之，降於我們家的厄運，除了你該由誰負責呢？’
渡邊一夫或者該專門學派的研究者們，是如何從這裡著手進行活生生的歷史考察的，邊想邊讀而讀完了迪維斯的作品。我對於法國文藝復興史本來知之甚少，所以沒心思作歷史論述。
我想說的只是，４００年前發生在法國一個地方的“不可想像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長期以來去向不明，對於一個突然出現在眼前，聲稱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關鄰里，全都受騙，居然接受了他，對於這樣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彷彿看著同眼下生活中的現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並就此說說自己的看法。
“難以想像的事”和“現在可能發生的事”之間，開頭的時候有一條明顯的溝。但是，它扎根於整個社會的動機——像馬丁·蓋爾案件所表現那樣向著宗教戰爭行動的社會相就是這種動機——是作為一根巨大木樁打進這條溝的。從巴斯克來到圖魯茲近郊農村的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樁。孤立無援，形同寡婦的婦女，為了保護家族資產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樁。不得不適應別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來並忠實履行的才能仍是一個木樁。這些木樁一根一根地打進溝裡，上面鋪上木板之後才能越過大而且深的溝。“難以想像的事”逐漸變成“現在能發生的事。”
迪維斯把１６世紀發生的事件全過程復原給大家看。其結果，儘管它始終描寫的是·單·個事件，但它卻是描寫了走向宗教戰爭的大轉換時期的時代風貌，以及生活於漩渦中的農民那種渾沌狀態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難忘的是，幾多木樁打進那條溝之後，眼看著“難以想像的事”就成了“現在可能發生的事”，想想這些，同現代的我們這些人的生存狀況對比，就可看到，業已打進的千奇百怪的木樁簡直成行成列這一事實。
“難以想像的事”這句話，對於現在的許多人來說都認為是一定是難以想像，我也覺得可憎，但同時我也和哈曼·簡的著作《想想難以想像的事》聯繫起來。作為對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簡——這位把日本將來的經濟成長描寫成花團錦簇，在他的思考裡，對於伴有光輝的深淵從來不屑一顧的某種類型的日本人給以鼓舞的學者——極力主張，只把熱核戰爭當作“難以想像的事”，是不能制止熱核戰爭發生的，應該當作現實的事考慮熱核戰爭。而且他以物理學家的論理構成法表示，熱核戰爭中有如此這般幾種戰爭方法。
簡的著作，比照現在的核狀況來看時，可能已經沒有積極的意義了。他的《想想難以想像的事》出版於１９６６年，他的《熱核戰爭論》出版於１９６０年，對他的主張持批判態度的人們是不消說的了，即使那時期支持他的人，現在也認為那批判是對的。總而言之，由於核戰略、核戰術以及核武器本身壯大和多樣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狀況規模已經遠遠超過簡對未來預測的範圍。
簡的論點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熱核戰爭看作“難以想像的事”，那麼，核武器的抑止就無效——一直譯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給予恫嚇使其疑惑從而停止念頭，那麼，翻譯的活就沒有把前半部的意思傳達出來，所以，就必須根據國際政治的現實仔細考慮，考慮能用於作為現實武器的核武器，可能發生戰爭的熱核戰爭，以此互相顯示自他雙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現在用各種各樣方法能夠發動大規模的“有限”核戰爭，現實的情況是不僅五角大樓和克里姆林宮的將軍們，即使全世界人民群眾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動戰爭按鈕的超級權力的人物們以及其他人等，必須確信，那樣的“有限”核戰爭，必然擴大為環球規模的環境破壞、也就是破壞全人類的戰爭。我想起，在電視片《一天之後》，放映結束時的電視討論會上，簡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稱同時代權力中樞的軍事理論要人的夢克納馬拉立足於上述認識首先作的發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磯時報》報道說，２０年前簡精力充沛地活動時期，彷彿一股熱潮襲來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難所，即使在蘇聯核潛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區，也成了無用的長長之物。儘管前面提到的電視電影上對此表示了極大的關心，——我國在同一時期據說成立了建造核避難所的承包公司——卻再也沒有向當局申請准予新建核避難所的。這決不是全體民眾觀察到熱核戰爭的危機業已遠去，而是他們想通了，核戰爭一旦發生，靠避難所根本不可能保證生存下來，其次是對核武器的擁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國出於錯誤估計形勢而出現的核避難所特別吃香，發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築核避難所的地步算到了頭，這只能說明，我國市民的核武器觀還沒有達到美國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無用的核避難所書架上的《想想難以想像的事》，並不是因為簡描寫的熱核戰爭的可能已經遙遠，而是相反，也就是由於認識到，核武器和核戰略飛躍地增加與多樣化，簡的電影劇本大體說來已經毫無意義了。
我想應該首先看到，簡帶方向的論調，儘管有助於使朝著現實中可能發生的熱核戰爭，使全世界的整個核軍備只前進一步兩步，從而鼓舞了五角大樓或克里姆林宮的擴軍主義者，但對於永久的核裁軍、廢除核武器沒有積極的貢獻這一事實。因為，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我國，簡追隨者們的論理依然暢行。
我再次想起簡的書並寄予希望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想想難以想像的事》上，有雷蒙·阿倫寫的序文，我對此序文，現在懷有特別的想法。阿倫死之前後，國際上給他以極高的評價。特別是和薩爾特爾對比，相繼而死的這兩者之中，描寫阿倫獲得王位和薩爾特爾破產的文章是屢見不鮮的。未必全都是份量極輕的，但是我認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之後，人類既然依舊活著，那正是因為人類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寫反躬自省的薩爾特爾，他一生的核時代觀是一貫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為，為了和薩爾特爾的核時代思想對比，從簡業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倫的觀點挖掘出來。（企鵝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譯）。
今天的和平問題，已是極其重要的問題。靠軍部和民間的幾位專家是解決不了的。這本書上，簡氏和我的名字並署這一事實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經歷的人、國籍各別的兩人之間必須互相協力的象徵。
阿倫在序文的開頭就是這麼寫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簡和他自己的不同，說明為了緊急的“和平問題”，阿倫除了以這種形式和簡攜手之外，難道還有別的可以“協力”的對手和方法麼？
簡氏對於美國和大西洋公約的某項政策帶來如何結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氣。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總而言之，對於敵方給予威脅：如果敢於發動超過限度的挑釁行動，一定給予熱核報復！如果說這就是現在的政策，那麼，強調“和平無可代替者”就沒有值得稱讚之處，也不能說它是正直的說法。從嚴謹的邏輯來說，只要和平怎麼都可以，這樣的說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還有，既然戰爭是“不可能”的，那麼，可能促使潛在敵人發動戰爭這樣的恐嚇如何能辦得到呢？／想到這裡，研究戰爭，不論多麼不願意，多麼殘酷和陰森可憎，都必須研究可能發生哪種類型的熱核戰爭，假想各種各樣的攻擊時，物的損害和人的被害將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評家認為，照這樣研究，從本來彷彿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我認為這樣的評論是根據不足的。計算分析者認為，雙方互相發射核武器，連續幾分鐘或幾個小時，會造成幾百萬、幾千萬的死者，但是可以這樣說，他們確實忘了這個數字的背後隱藏的人的因素。但是，這和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毫無區別：反來覆去的殺人案件不斷，但讀者卻興趣極高而且冷靜地讀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為無，分析的學問就不能成立。但是，由於能夠冷峻地分析可能產生的恐怖，這個人絕對不會失掉了人性，絕對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思考和行動。
阿倫寫這篇文章的時期，法國已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成員國。在軍事上美法兩國為此互相協力，當然有兩國的知識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對於阿倫的觀點給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國就發現了許多的追隨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間的“軍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國也有阿倫式的擁護五角大樓核論理的眾多論客，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有阿倫上述序文的簡的著作本身，儘管鼓舞和引導某些人們不要從本來彷彿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充分認識核悲慘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樣不能思考和行動，但是毫無效果。
經阿倫支援過的簡的著作，寫的並不是使核威脅之下的人民群眾朝著這樣的方向走，即：既不斷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徹底失敗，而是強化人性，利他們的同伴一起反對核武器毀滅人類而採取行動。簡的著作，使美軍的核武器引起威嚇和疑慮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對於美蘇兩大陣營核戰力的壯大化與多樣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把生機勃勃的知的領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這個詞用於上述文章裡，深以為遺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亞金的論文上，卡特政權末期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髮的命令中，提到“海軍戰術核能力的再活性化”這句話就用了這個詞。還應該提到，核戰略用語之中，屬於知的新的先導者常常使用的語言，還不僅僅這個詞。前述亞金的論文中就對於不久的將來表示了憂慮，所憂慮的是：海軍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艦艇上搭載方法的不明確度增大，使海洋核戰爭容易發生。這裡說的不明確度，就是從ambiguity一詞譯過來的，在核軍事論中指核軍備的軟弱部分，可譯為脆弱性的原詞是vulnerability。誇獎文化符號論的學者和政府創造軍事理論的官僚，如果是從同一文化背景起飛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誕而巨大的知的浪費，會在足以左右人類命運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說，這純粹是作家對語言過分深思熟慮的結果？
但是，即使拋開簡的作用不論，阿倫不久離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正在開發本國核武器的法國也沒有能夠發揮制止的作用，從作為這篇序文內涵的延續來說，我以為倒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把雷蒙·阿倫看作始終和簡同等的科學思考的奴隸，那就未免有欠公允。僅從該序文裡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簡摸索新的第三條道路的姿態。
如果用抽像的說法，今天的一個熱核炸彈等於第二次大戰４年之間投在德國的所有炸彈的爆發量，在這樣的時代，政策優先於戰略的地方，一切複雜的問題都會發生。其次，政治的考慮（更加難以區別）是平時與戰時兩個方面都優先，政治的考慮決定武器的選擇和軍隊的編制。今天，維持政治考慮的優越地位，日趨重要。因為，科學技術的強大有力，存在著任何人都無法控制地把人類拖進危機的危險。／實際上，哈曼·簡的研究非常科學，分析極其精密，所設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僅僅停留於一個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國際政治，由於核武器的出現雖然一部分有所改變，但是大多始終蹈襲幾個世紀一直走過來的國際政治方向，他本人暫時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這樣繼續觀望下去的。但是今後幾個世紀不會總是這樣。配合科學技術的變革，有必要進行改革。有些烏托邦思想的人，他們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國家和法的統治。現在的危機造成的結果，不久的將來要產生世界政府，這也並不是不可想像的。不過，現在能說清楚的，這是唯一的結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這我就不知道了。關於這一點，簡氏並沒有利用他那不斷地使用假說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為譯文的論理的力點曖昧，即使這樣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為人類面對無法控制的危機，科學技術本身的力量把人類拉進危險，即將成為現實，或者說再向前邁一步就到達的現實。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狀況就會一目瞭然，核權力按其科學技術的論理不僅毫無阻礙地使核武器壯大化和多樣化，而且人類也放棄了控制的任務，甚至打算把人類的命運完全委之於科學技術本身。難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麼？
關於科學技術彷彿自動地無限增加一般的壯大化、多樣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發生核戰爭的現狀，亞金論文中的關於海上核戰爭的可能性的敘述，已經作了明確的顯示。其次，人類把決定命運的權力委之於科學技術這種痛苦與憂思之所以依然折磨著我，是因為下述事態。去年我在巴克萊分校時，英國反核武器運動的領導人、廣為人知的歷史家E·P·托姆遜在全美作一次巡迴講演，計劃地點之一便是到此處講演，因此得以同他會面。那一星期正是公開發表了西德政府重新佈置了美國導彈，給整個歐洲以很大的衝擊，而且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蘇聯退場。托姆遜當時深表憂慮的是：在這之前蘇聯曾說過，如果強行重新佈置美國導彈，它將立刻採用“預警發射系統”，偏巧好像施加威嚇似的該系統作為現實的裝置開始啟動。
我譯為“預警發射系統”，原話是一個術語，即：Launch－on－warningsystems。這個詞組是不久前聽到的，只要對首先發射核彈給予迅速反擊的系統必須不斷改善是核戰略的根本，那麼，現在美蘇廣泛進行的導彈佈置，可以說所根據的就是這個原則。
但是，托姆遜還稍微限定了特殊意義而論述了採用新“預警發射系統”的危險。從５分鐘到１２分鐘就能攻擊蘇聯重要地帶標的的潘興Ⅱ號導彈業已佈置於歐洲，蘇聯如何對待。當然是用輸入計算機的，也就是按不同場合，用不經過人判斷的系統開始核反擊。換言之，也就是美國核導彈開始攻擊了，這一情報不管輸入還是沒有輸入——這也主要是機械本身讀到攻擊的信號——蘇聯的導彈發射裝置就開始啟動。如果想到，電子計算機讀情報的機構可能發生故障，或者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軍因錯誤而發射導彈的可能性，這就非常明顯，確實向核戰爭邁出了第一步。總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識地轉變為把人類的命運交給科學技術掌握的。這也可以說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環。歸根結底，所採用的就是與人的判斷無關，很快地進行核反擊的系統，把這種威嚇、迷惑敵方的方法當作抑止的方法。
說起來這是陳舊的表現，而且這種表現從很早以前就讓人聽膩了，也許讓人覺得是奇談怪論，實際上，目前待機中的核武器足夠把整個世界毀滅好多次，在這種情況下，２０世紀末的人民還有幾個堪稱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擊既然由人決定，由人的心和手進行，撳動按鈕的人在最後關頭，他會想到這是毀滅世界的全面核戰爭。這就是人的靈魂。但是，“預警發射系統”的採用——作為對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為回答，蘇聯很可能已經完成佈置——已經以科學技術的鋼鐵的論理代替了我們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關於阿倫引用的最終部分，對於從現在的核危機災難中僥倖生存下來的人類組織世界政府的構想，簡沒有正面提出問題，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如果這個構想能夠產生，那麼，它決不會來自核大國的核戰略，並且為了千方百計地使這核戰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詣的學者，或者支持他們的思想家，而是來自被核武器幾乎斬盡殺絕的民眾一方，從反核運動中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中產生的，這一點是非常明顯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倫，就從曾經是美蘇冷戰結構的主要人凱南的堪稱回心轉意並且等於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對歐洲人民大規模反核運動的擴大，簡身上決不會有的、並非改革者而是革命的新人類世界的至少是構想的預兆。
我根據簡和阿倫的想法一直談到現在，只是想說明，他們把熱核戰爭這個“難以想像的事”敢於具體地思考，使“難以想像的事”遠離人間，打碎它，問清楚這種帶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從而表明：沒有，而是相反。說明他們為核權力效力，試一試他們在“難以想像的事”和“現實中可能發生的事”之間，打進幾根大樁子？使那個不能逾越大溝變成能夠逾越的手段了麼？
這種想法一旦開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於日本國、日本人、廣島、長崎的經歷，決不能眼看著如果再次發生肯定是“難以想像的事”的熱核戰爭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這兩者之間的樁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裝作沒有看見。因為把非核三原則當作公式而放棄，只要在這些木樁上鋪上大木板，從“難以想像的事”到“現實可能發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覺得中曾根政府已經開始定下鋪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載的風間次郎的論文上談到，托馬霍克巡航導彈佈置在遠東，目的指向蘇聯的遠距離逆火式轟炸機和海軍艦艇，從而引起緊張，明確顯示了從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戰爭有發展成全面核戰爭的危險，如果看一看這一具體路線上處於美國核戰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島的地位，我就懷疑這不是：溝上的木樁業已打完，木板業已鋪好了麼？“難以想像的事”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的準備工作不是業已完成了麼？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為了把溝裡的木樁拔出來，能作些什麼？實際上我感到阿倫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無奈，但是我更承認自己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無奈。但是，這裡可能有“此項待續”而且非有不可的課題，我要說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許搭載核裝備托馬霍克巡航導彈的艦船入港，國會上一再重複那假裝不解而又淺薄的詭辯，看起來在野黨無法反駁，但是不能絕望，必須想方設法繼續保持堅決拔除溝裡的木樁這一方向的姿態，同非核三原則這面即將破碎的旗幟，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