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我走進爵士酒吧時，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著臉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電話簿一般厚的長篇小說。
「有趣？」
鼠從書上抬起臉，搖了搖頭。
「不過，我還真看了不少書哩，自從上次跟你聊過以後。你可知道《較之貧瘠的真實我更愛華麗的虛偽》？」
「不知道。」
「羅傑．貝迪姆，法國的電影導演：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同時擁有與聰明才智相對立的兩個概念並充分發揮其作用。』」「誰說的，這是？」
「忘了。你以為這真能做到？」
「騙人。」
「為什麼？」
「半夜3點跑來，肚子裡飢腸轆轆。打開電冰箱卻什麼也沒有。你說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繼而放聲大笑。我喊來傑，要了啤酒和炸馬鈴薯片，然後取出唱片遞給鼠。
「什麼喲，這是？」
「生日禮物。」
「下個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來。
「是嗎！寂寞啊，你不在的話，」說著，鼠打開包裝，取出唱片，注視良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格倫．古爾德，波斯頓。哦……都沒聽過。你呢？」
「沒有。」
「總之謝謝了。說白啦，十分高興。」
17
我一連花三天時間查她的電話號碼——那個借給我比齊．鮑易茲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辦公室查閱畢業生名冊，結果找到了。但當我按那個號碼打電話時，磁帶上的聲音說此號碼現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號台，告以她的姓名。話務員查找了5分鐘，最後說電話簿上沒收這個姓名——就差沒說怎麼會收那個姓名。我道過謝放下聽筒。
第二天，我給幾個高中同學打電話，詢問知不知道她的情況。但全都一無所知，甚至大部分人連她曾經存在過都不記得。最後一人也不知為什麼，居然說「不想和你這傢伙說話」，旋即掛斷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辦公室打聽了她所上大學的名稱。那是一間位於山腳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學，她讀的是英文專業。我給大學辦公室打電話，說自己是馬科米克色拉調味汁評論員，想就徵求意見事同她取得聯繫，希望得知其準確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並客氣地說事關重大，請多關照。事務員說即刻查找，讓我過15分鐘再打電話。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後又打過去。這回對方告訴說，她今年3月便申請退學了，理由是養病。
至於什麼病，現在是否恢復到已能進食色拉的地步，以及為何不申請休學而要退學等等，對方則不得而知。
我問她知不知道舊地址——舊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說是在學校附近寄宿。於是我又往那裡打電話，一個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說她春天就退了房間，去哪裡不曉得，便一下子掛斷了電話，彷彿在說也不想曉得。
這便是連接我和她的最後線頭。
我回到家，一邊喝啤酒，一邊一個人聽《加利福尼亞少女》。
18
電話鈴響了。
我正歪在籐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視早已打開的書本。
傍晚襲來一陣大粒急雨，打濕院子裡樹木的葉片，又倏然離去。雨過之後，帶有海潮味兒的濕潤的南風開始吹來，輕輕搖晃著陽台上排列的盆栽觀葉植物，搖晃著窗簾。
「喂喂，」女子開口道，那語氣彷彿在四腳不穩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隻薄薄的玻璃杯。「還記得我？」
我裝出想一會兒的樣子，說：
「唱片賣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氣啊，肯定。有誰肯聽什麼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輕輕叩擊聽筒的一側。
「你的電話號碼找得我好苦啊！」
「是嗎？」
「在爵士酒吧打聽到的。店裡的人問你的朋友，就是那個有點古怪的大個子，讀莫裡哀來著。」
「怪不得。」
緘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說你一個星期都沒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還真不知道我會那麼有人緣。」
「……在生我的氣？」
「何以見得？」
「我說話太過分了麼，想向你道歉。」
「啊，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還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園撒豆喂鴿子去好了！」
聽筒那邊傳來她的歎氣聲和點香煙的聲音。身後傳來勃布．迪蘭的《納什維爾地平線》。大概打的是店裡的電話。
「問題不是你怎麼感覺的，起碼我不應該那樣講話，我想。」她一連聲他說道。
「挺嚴於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樣做的。」她沉默了一會兒，「今晚可以見面？」
「沒問題。」
「8點在爵士酒吧，好麼？」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謝謝。」
她放下電話。
19
說起來話長，我現已21歲。
年輕固然十分年輕，但畢竟今非昔比。倘若對此不滿，勢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台上跳將下去。
以前從一部驚險題材的電影裡聽到這樣一句笑話：
「喂，我從紐約摩天大樓下面路過時經常撐一把傘，因為上面總是辟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還沒有尋死的念頭。在此之前我同三個女孩困過覺。
第一個女孩是高中同學。我們都17歲，都深信相互愛著對方。在暮色蒼茫的草叢中，她脫下無帶鞋，脫下白色棉織襪，脫下淺綠色泡泡紗連衣裙，脫下顯然尺寸不合適的式樣奇特的三角褲，略一遲疑後把手錶也摘了。隨即我們在《朝日新聞》的日報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畢業沒過幾個月我們便一下子分道揚鑣了。緣由已經忘了——忘了也不以為然的緣由。那以後一次也沒見過。睡不著覺的夜晚倒時而想起她，僅此而已。
第二個是在地鐵車站裡碰見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無分文，連個棲身之處也沒有，而且幾乎沒有Rx房可言，但一對眼睛滿漂亮，頭腦也似乎很聰明。那是新宿發生最為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的夜晚，無論電車還是汽車，一律徹底癱瘓。
「在這種地方游來逛去，小心給人拉走喲！」我對她說。她蹲在已經關門的驗票口裡，翻看從垃圾箱拾來的報紙。
「可警察會給我飯吃。」
「要挨收拾的！」
「習慣了。」
我點燃香煙，也給她一支。由於催淚彈的關係。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沒吃吧？」
「從早上。」
喂，給你吃點東西。反正出去吧！」
「為什麼給我東西吃？」
「這——」我也不知為什麼，但還是把她拖出驗票口，沿著已無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這個絕對寡言少語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她每天睡過中午才醒，吃完飯便吸煙，呆呆地看書，看電視，時而同我進行索然無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個白帆布包，裡邊裝有質地厚些的風衣、兩件T恤、一條牛仔褲、三條髒乎乎的內褲和一包衛生帶。
「從哪兒來的？」有一次我問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畢，便再不肯開口。
一天我從自選商場抱著食品袋回來時，她已不見了，那個白帆布包也沒有了。此外還少了幾樣東西：桌上扔著的一點零鈔、一條香煙、以及我的剛剛洗過的T恤。桌上放著一張留言條樣的從筆記本撕下的紙條，上面只寫著一句話：「討厭的傢伙」。想必指我。
第三個是在大學圖書館認識的法文專業女生。轉年春天她在網球場旁邊一處好不淒涼的雜木林裡上吊死了。屍體直到開學才被發現，整整在風中搖擺了兩個星期。如今一到黃昏，再沒有人走近那座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