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爾扎克在《幻滅》中描寫未來的大作家德·阿泰茲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要像莫裡哀那樣,先成為深刻的哲學家,再寫喜劇。」看來,這正是《人間喜劇》的作者對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茲一樣,在巴黎的六層閣樓上受過飢餓和寒冷的折磨,在人類知識的寶藏中耐心地挖掘過,在「毒氣熏蒸」的巴黎社會中生活過、搏鬥過、感受過。
    人們常說《歐也妮·葛朗台》和《高老頭》是巴爾扎克的代表作。實際上,在表現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體驗方面,《幻滅》比其他小說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書中幾個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經歷,他們的激情、幻想和苦難,他幾乎全都親自體嘗過。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奮鬥歷程分別給了三個不同類型的青年:他在大衛·賽夏的故事裡,傾訴了自己經營印刷所、鑄字廠和受債務迫害的慘痛經驗;在呂西安的遭遇裡,溶入了自己在文壇和新聞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從生活和創作中總結出的各種信念和主張給了德·阿泰茲;同時讓盧斯托和伏脫冷充當了他剖析社會的代言人。可以想見,作家對這部作品是傾注了極大熱情的。他在給韓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將《幻滅》稱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1,聲稱這部小說「充分地表現了我們的時代」2。在《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爾扎克明確宣稱這是「風俗研究」中「迄今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滅》的中心內容,是兩個有才能、有抱負的青年理想破滅的故事。主人公呂西安是一位詩人,在外省頗有些名氣。他帶著滿腦子幻想來到巴黎,結果在巴黎新聞界惡劣風氣的影響下,離開了嚴肅的創作道路,變成無恥的報痞文氓,最後在黨派傾軋、文壇鬥爭中身敗名裂。他的妹夫大衛·賽夏是個埋頭苦幹的發明家,因為敵不過同行的陰險算計,被迫放棄發明專利,從此棄絕了科學研究的理想。
    作者將這兩個青年的遭遇與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狀態,與整個社會生活,特別是巴黎生活的影響緊緊聯繫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義。在巴爾扎克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好比希臘神話中的塞壬女仙,不斷地吸引著和毀滅著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3
    1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2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3巴爾扎克:《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這兒,巴黎顯然是作為資本主義生活法則的表徵出現的。隨著封建所有制的解體,等級門閥觀念的削弱,憑借個人才智到社會上尋求發跡的機會,已成為法國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戶戶對那些稍有天賦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爾扎克不無嘲諷地寫道:「拿破侖的榜樣,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為十九世紀的致命傷。」這種幻想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也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因為在封建時代,每個人的身份地位是早已劃定了的,只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產生以後,才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紀末葉資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必然以巴黎為圓心向外省擴散;巴黎的財富、權力,對外省青年必然具有無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運氣,如此便形成各種人才雲集巴黎、互相競爭角逐的局面。競爭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顯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這就必然挑起無窮無盡極其殘酷的鬥爭,由此產生一首首個人奮鬥的詩篇,一出出理想破滅的悲劇,同時也產生了十九世紀文學中的一個普遍的主題——個人與社會的對抗。巴爾扎克的哲理深度在於:他不僅意識到時代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時看到了社會還包含著那麼多阻礙個人發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統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殘,多少理想歸於幻滅。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個人發展的可能性與阻礙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社會環境的矛盾,構成了小說的悲劇衝突。
    既然衝突主要是在個人與環境之間展開,對主人公不幸命運的描繪,必然與對整個社會的批判揭露交織在一起。作者並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將人物放在歷史的框架內,讓整個社會在他周圍活動著,呼吸著,影響著他的思想,制約著他的行動。人物在生活的波濤中沉浮,距離自己最初的目標愈來愈遠,終於被捲進危險的深淵。《幻滅》好像一幅巨型壁畫,展示了法國大革命以後從外省到巴黎的廣闊圖景,描繪出王政復辟時期種種最富特徵意義的現象:一方面,貴族的高貴姓氏和顯赫地位仍然強烈地吸引著愛慕虛榮的青年;另一方面,資產者的財富已成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資產階級自由黨在社會上比執政的保王黨更有勢力。這兩大階級的爭奪,牽動著文壇上兩派勢力的鬥爭,也支配著呂西安的思想和命運。在這裡,作者敏銳地指出了在復辟時期還處於萌芽狀態的資本集中現象,描繪出工商業的競爭、同行間的傾軋和吞併是以何等陰險毒辣的方式在進行。大衛·賽夏就是在這類鬥爭中受圍獵的一個犧牲品。在這些不同的角鬥場上,作者勾勒了眾多的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物……總之,《幻滅》好比社會的縮影,集中了法國社會在新舊交替時期的種種怪現象。其中最富時代特色的現象之一,就是剛起步不久的新聞界。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中,正面揭露新聞界內幕的作品,巴爾扎克的《幻滅》屬於最早的,也是寫得最大膽的一部。他撕開報界這座聖殿的帷幕,讓人們看到這是個拿靈魂作交易的鋪子。他一樁一件列舉新聞界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惹得新聞界的首腦和文藝界的「執政」們暴跳如雷。在巴爾扎克看來,報界既是現代社會惡劣風氣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現,也是進一步毒化社會風氣的大癰疽,正是報界這股邪惡的勢力,「扼殺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1,把無數呂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毀滅。
    1巴爾扎克:《幻滅》第二部初版序言。
    《幻滅》的主人公呂西安不是英雄(當然也不是壞蛋),而是一個中間人物。作者是把他作為思想性格有嚴重弱點,而又有相當天賦的一類青年來刻畫的。這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社會的典型環境中的一種典型性格。他聰明,有才華,但是自私、虛榮,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總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沒有毅力在真學問上下功夫。所以他經不起浮華世界的引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墮落。對這樣一個人物,作者的態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對於他的錯誤和失敗,作者既不完全歸咎於社會,也不完全歸咎於個人。社會環境的惡劣影響,正是通過呂西安自身的弱點起作用的。
    呂西安到巴黎以後,面前清清楚楚擺著兩條路。一是德·阿泰茲和他的小團體的道路,這條路艱苦、漫長,然而清白可靠。要走這條路,呂西安缺的是堅強的意志和恆心。另一條就是斐諾已經取得成功、盧斯托正尾隨其後的道路,這條路骯髒、危險,然而表面看來是名利雙收的捷徑。要走這條路,呂西安卻又缺乏作惡的魄力和本領。因此呂西安兩條路都走不通。
    大衛·賽夏是與呂西安完全不同類型的一個青年。他正直寬厚、淳樸善良。他沒有什麼向上爬的野心,但並非沒有才能或抱負。他用全副精力從事一項科學發明,想為他所愛的人掙起一份家業,他不乏恆心與毅力,卻仍遭到慘敗,原因是他的心地過於單純,對現實缺乏透徹的理解,不像德·阿泰茲等人對人對事都有極冷靜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會裡毫無自衛的準備;出沒在生存競爭的槍林彈雨中卻不穿鎧甲,不戴頭盔。因此他當科學家綽綽有餘,作買賣必定虧本,競爭中必定一敗塗地。
    德·阿泰茲是理想化了的巴爾扎克。小團體的道路正是作者為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他相信,儘管社會環境險惡,只要有堅定的意志和恆久的努力,仍然可以開拓自我,戰勝激流險灘,到達勝利的彼岸。所以,《幻滅》一書所描寫的雖是理想的破滅,卻並不給人以悲觀的印象。因為作者在揭露黑暗的同時,也著力刻畫了一些追求正義者、自強不息者,時刻讓讀者感覺到有一股不與惡濁環境同流合污的對抗力量,也就是說,巴爾扎克認為:人是可以與社會較量的。
    艾珉
    一九九二年七月

《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