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望日：瑪麗亞給我捎來一面新的鼓。她從床欄杆上伸過手來，把鐵皮鼓連同發票一齊遞給我。我一揮手拒絕了，接著去按床頭的電鈴，直到我的護理員布魯諾走進病房來干他已經習以為常的差事。每逢瑪麗亞給我捎來用藍色紙包裝的新鼓時，便由布魯諾接過去，解開繩子，打開包裝紙，幾乎是莊重地取出鼓來，隨後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裝紙折疊好。接著，布魯諾拿著鼓，邁開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熱水，洗掉鼓箍上的價格標籤，同時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紅漆。
瑪麗亞探望我的時間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臨走時拿起那面舊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魯欽斯基的脊背、那個木製的船頭雕飾以及對《哥林多前書》進行或許有點太過於武斷的闡釋時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帶回我家地窖裡去，同所有被用壞了的鐵皮鼓——它們一部分是我的職業，一部分為我的私人目的服務過——放在一起。瑪麗亞走之前對我說：「地窖裡可是沒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該放在哪兒。」
我微微一笑，對於從瑪麗亞口中說出的這種家庭主婦的責備只當耳邊風，而是請她按已有的順序用黑墨水給這面退休的鼓編上一個號碼，再把我在一張紙條上寫下的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簡歷轉抄到一個日記本上去；多年以來，這個日記本一直掛在地窖門背後，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的鼓的情況，它瞭若指掌。
瑪麗亞順從地點了點頭，讓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辭而去。她始終不理解我的條理感，還感到有點不安。奧斯卡完全理解瑪麗亞的這種疑慮，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書生氣十足地去收藏敲壞了的鐵皮鼓。更令人費解的是，他這一輩子也不想再看到別爾克公寓土豆窖裡存放的那一堆廢鐵。經驗告訴他，父輩的收藏物兒女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兒子庫爾特有朝一日繼承遺產時，如果對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顧的話，那就算不錯了。
我為什麼每隔三個星期就要這樣吩咐瑪麗亞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辦不誤，那麼總有一天，我們存放東西的地窖就會滿的，冬天的土豆就沒處可放了。
在地窖裡已經存放了幾打鼓以後，我曾產生過一個固執的念頭：總有一天，哪一個博物館會對我這些傷殘而退休的鼓感興趣。但是，這個念頭在我腦子裡閃過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熱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覺得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在於一種簡單的變態心理：我擔心有朝一日鐵皮鼓會脫銷，會日見稀少，會被禁止，會被銷毀。有朝一日，奧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鐵匠把若乾麵損壞得不太厲害的鼓修補好，請他助我一臂之力。這樣，我便可以用幾面經過修補的舊鼓，湊合度過可怕的沒有鼓的時代。
療養院的醫生們對我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分析的結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是他們的用語不一樣。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確切知道我這種變態心理產生的日期。我可以相當確切地告訴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馬庫斯，我的鐵皮鼓倉庫管理員。我可憐的媽媽死後，要想及時弄到一面新鼓已經很困難了，因為星期四不再去軍火庫巷，馬策拉特又總是拖拖拉拉，不會及時給我買新鼓，至於揚-布朗斯基，他越來越少上我家的門了。而現在，玩具店又被搗毀了，我真是面臨絕境。我一見到馬庫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寫字檯旁，當即就明白了：馬庫斯不會再送我鐵皮鼓了，馬庫斯不再賣玩具了，馬庫斯永遠斷絕了同那家公司之間的業務關係。迄今為止，這家公司一直為我生產和供應油漆得很漂亮的、紅白相間的鐵皮鼓。
然而，當時我並不以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種比較快活的遊戲時代也就告終了。從已成廢墟的玩具店裡，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兩面鐵皮邊緣撞了兩道四痕的鼓，把它們帶到家中，自以為已經有備無患，可以應付艱難的時世了。
對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規定，整個下午不再敲鼓，還無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時敲鼓，而迄今為止，這樣做能使我熬過這一天的時間。奧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帶到霍拉茨醫生和他那位愈來愈顯得皮包骨頭的女助手護士英格那兒去就診。他們給我甜的、酸的、苦的、無味的藥，說是我的腺有毛病，據霍拉茨醫生講，腺功能不穩，忽而亢進，忽而衰減，使我感到不適。奧斯卡不想去聽霍拉茨胡扯，便節制苦行，於是他的體重複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復到十三歲時的奧斯卡那個老樣子，他的面頰又圓胖了，那是徹底敲壞從馬庫斯那兒弄來的最後幾面鼓才換得的。鐵皮裂了，滿是窟窿，紅白油漆脫落了，長銹了，垂頭喪氣地掛在我的肚皮前面。
請馬策拉特幫個忙，那簡直是白費勁，雖說他天性助人為樂，甚至很和善，可是，自從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這個男人一心只想他那個黨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時，便同另外一些黨支部領導人開會，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飽了老酒以後，獨自坐在我家起居室裡，同牆上黑框裡的希特勒和貝多芬像聊天。他大聲而又親切地聊著，讓那位天才給他解釋命運，讓那位元首給他解釋天意。當他清醒的時候，就把為冬賑募捐看做是上天給他安排的命運。
我不喜歡回憶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嘗試，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費心機。那天上午，馬策拉特在大馬路上藝術片電影院門前，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門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熱柯尼斯貝格肉丸子。馬策拉特雖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歡烹調，而且確實手藝高超。這頓飯美味可口，我今天還記得起來。飯後，這個睏倦的募捐者躺到沙發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聲剛表明他睡著了的時候，我馬上把鋼琴旁邊那只募捐箱提了起來，溜進店舖，鑽到櫃檯底下。那個募捐箱的形狀像是一個罐頭箱，我全神貫注地瞧著這個一切鐵皮罐頭中最可笑的傢伙。我並不想偷裡面的銅板來發財。我想出了一個荒唐的念頭，想把這個募捐箱當做鐵皮鼓來試試。但是，不管我怎麼敲，怎麼要弄鼓棒，它始終只有一個回答：為冬賑捐點吧！不要讓一個人挨餓！不要讓一個人受凍！為冬賑捐點吧！
半個小時以後，我便放棄了這次嘗試。我從錢櫃裡拿出五芬尼，把它們捐獻給冬賑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鋼琴旁邊，好讓馬策拉特敲著它去度過星期天剩餘的時間。
這次不成功的嘗試，從此治癒了我的荒唐念頭。我不再認真地嘗試把罐頭盒、翻過個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當做鼓來使用。然而我有時仍不免要這樣試試，那也是為了努力忘卻這些不光彩的插曲，為了在這頁稿紙上不給它們地位，或者給予盡可能小的地位。罐頭不是鐵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來洗澡或者洗長襪子的。鐵皮鼓是沒有代用品的，今天沒有，當時也沒有。一面白底紅火焰的鐵皮鼓自己替自己說話，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奧斯卡孤立無援，被人背叛，被人出賣。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如果沒有鼓的話，他該如何保持自己三歲時的面孔經久不變呢？多年以來，他一直在做各種騙人的假象，譬如說，有時夜裡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樣咿咿呀呀地做晚禱，害怕聖誕老人（他其實名叫格雷夫），不厭其煩地提出一些三歲小孩的典型的古怪問題：為什麼汽車有輪子？所有這些硬做出來的假象，大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見不著時，反倒覺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沒有鼓的條件下來做這一切。我快要放棄不幹了。在絕望之中，我去尋找那個男人，他雖說不是我的父親，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奧斯卡來到環行路波蘭居民區等候揚-布朗斯基。
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間已提升為郵局秘書的表舅之間的關係也告吹了，儘管他們有時幾乎很友好，儘管他們有著最美好的共同的回憶。這種關係不是突如其來地說吹就吹的，而是逐漸變化的，政治局勢越趨激化，他們的關係破裂得也越徹底。我媽媽苗條的靈魂和豐滿的肉體死滅了，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友誼也就瓦解了。他們兩個都曾在她的靈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體為食，而現在，他們失去了這件食物，這面凸透鏡，找不到別的東西替代，唯有去參加政治上對立的、可是抽的煙葉卻相同的男人們的集會。但是，無論是波蘭郵局還是同只穿襯衫的支部領導人開會，都代替不了一個美麗的、儘管通姦但仍感情豐富的女人。因此，從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馬庫斯喪命這段短短的時間內，這兩個都有可能是我父親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會過幾次面——馬策拉特防著顧客和他的黨，而揚則防著郵政局領導。
每月有兩到三次，可以聽見揚在午夜時分用指關節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於是，馬策拉特掀起窗簾，把窗戶打開一條縫。這時，雙方都窘迫萬狀，最後，不是這一個便是那一個找到了一句擺脫窘境的話，建議在夜深人靜時玩施卡特牌。他們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請了來，如果他不願來的話——多半由於揚的緣故，也因為他是前童子軍指導員（在此期間，他已將自己那個隊解散了），不得不小心點，加之，他不太喜歡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麵包師亞歷山大-捨夫勒來當第三家。這位麵包師雖說不願意同我的表舅揚同桌而坐，但是，一來由於對我可憐的媽媽的愛慕（它像遺產一樣由馬策拉特繼承下來了），二來由於捨夫勒堅持零售商必須協力同心的原則，所以，這個短腿的麵包師還是給馬策拉特叫來了，由小錘路匆匆來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蒼白的、像被蛀蟲蛀過的、粘著麵粉的手指洗牌，發牌，就像將小圓麵包分發給餓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開始，到凌晨三點結束，因為捨夫勒必須到麵包房去。我很少能夠穿著睡衣，不出聲響，從小床上下來，又不被人發現，同時也沒有鼓，鑽到桌下陰暗的角落裡去。
正如讀者先前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獲得了一種最簡便的觀察方法：我可以進行比較。可是，自從我可憐的媽媽去世以後，一切都變了樣！揚-布朗斯基不再像過去那樣，在桌面上小心謹慎，然而還是輸了一盤又一盤，可是在桌子下面卻膽大妄為，用他脫了鞋子只穿襪子的腳去佔據我媽媽兩腿間的地盤。在那些年頭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說愛情了。六條男人的腿，被褲子繃緊著，呈不同的魚骨狀，有時赤裸著，寧可只穿村褲，汗毛或多或少。這六條腿在桌子底下都盡量避免接觸，哪怕是偶然的接觸。腿以上的延長部分——軀幹、腦袋、胳膊則一門心思地在玩牌，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本來是禁止他們在一起打牌的，因為每輸一盤或者每贏一盤，都會引起垂頭喪氣或者得意洋洋的反應：波蘭輸掉了無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澤則為大德意志帝國贏了紅方塊為主牌的一局。
這種耍手腕的牌戲結束的日子是不難預見的——猶如所有的軍事演習有朝一日都會停止，並鑒於某種所謂的緊急情況，在更廣大的範圍之內真槍實彈地打起仗來。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馬策拉特在每週一次的黨支部領導人會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們不像波蘭郵局職員和前童子軍指導員那樣危險。揚-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慮命運規定他所屬的陣營，並同郵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說，同殘廢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馬爾察萊克-畢爾蘇德斯基的傳奇般的軍團裡服役，從此以後，他的一條腿就比另一條腿短了幾厘米。儘管病了一條腿，科比埃拉仍是一個能幹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個手藝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發發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殘破的鼓。因為只有通過揚-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幾乎每天下午六點左右，甚至不顧八月天異常的悶熱，站在波蘭居民區附近，等候下班後多半準時回家的揚。我也不問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親下班後會去幹什麼，便站在那裡，等到七點鐘，等到七點半，但是，他沒有來。我本來是可以找表舅媽黑德維希的。揚可能病了，發燒了，或者斷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奧斯卡卻站在原地不動，只滿足於時而凝視一下那位郵局秘書寓所的窗戶和窗簾。一種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奧斯卡去走訪表舅媽黑德維希，她那雙慈母般的溫柔的牛眼睛裡射來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歡布朗斯基夫婦的孩子，他們可能是奧斯卡同父異母的兄妹。他們就像對待玩偶似的對待他。他們願意同他玩，把他當做玩具。同奧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歲的斯特凡，有什麼權利那樣傲慢地對待他，像老子對待兒子似的老是教訓他呢？還有那個瑪爾加，紮著小辮，胖胖的臉蛋像初升的圓月，她哪兒來的權利把奧斯卡當做沒有意志的時裝木偶，一連幾個小時地替他梳頭、刷衣服，擺佈他，教他這個那個呢？他們兩個自然把我看做一個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覺得他們自己很健康，前途無量，又是我外祖母科爾雅切克的寵兒，而她是不會把我當做心肝寶貝的，因為我總是使她感到很難對付。用幾本童話和連環畫是籠絡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像起來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簡單的，因此也是很難獲得的。奧斯卡一見到她，就要極力傚法自己的外祖父，鑽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難，而且如果可能的話，那就永遠也不再從這個避風港裡探出頭來呼吸外面的空氣。
為能鑽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盡了一切辦法！我不相信她當真不喜歡奧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總是猶豫，多半拒絕我。我想，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一半像科爾雅切克，她就會讓他去避難的。而唯獨我，既無外祖父的身材，又無那位縱火犯一劃就著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馬計，方能進得那個城堡。
奧斯卡看著自己像一個真正的三歲孩子那樣在玩皮球，瞧著那個奧斯卡讓皮球碰巧滾進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這種詭計並把皮球還給他之前，就驀地鑽了進去。如果有大人在場，外祖母就不會允許我在裙子底下逗留太久。大人們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話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裡當新娘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滿臉通紅，久久不消。這紅暈配上幾乎全白的頭髮，並不使這位年過六旬的老人顯得難看。
可是，當我的外祖母安娜單獨一人的時候——這種情況很少見，自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後，我見到她的次數越來越少，自從她不再在朗富爾每週一次的集市上擺攤以來，我簡直就見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較自願地讓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著鼓滑過地板，彎下一條腿，另一條撐著傢俱，往外祖母這座大山的方向移動，到得山腳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層幕布，鑽了進去，讓四層幕布同時落下，靜靜地待了一分鐘，用全身的小孔呼吸著，沉湎於那股強烈的、易臭的黃油的氣味之中。這黃油不受季節變化的影響，它的氣味瀰漫在那四條裙子之下。在這之後，奧斯卡才開始擊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歡聽什麼，於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聲，一如她當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後所聽到的，而就在這雨聲中，科爾雅切克帶著被人緊緊追蹤的縱火犯的氣味，鑽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讓一陣斜飄的細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頭頂上響起了歎息聲和聖者名字的呼喚聲。現在，該由讀者自己去重新辨認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經響起過的那種歎息聲和聖者名字的呼喚聲了，那時，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爾雅切克則在乾燥處。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裡，當我在波蘭居民區對面的街頭等候揚-布朗斯基時，我經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媽黑德維希那兒做客。坐在裙子底下，呼吸臭黃油味，這種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還是沒有登上三層樓，在掛著「揚-布朗斯基」名牌的門上按鈴。奧斯卡能給他的外祖母什麼呢？他的鼓敲破了，什麼聲音也敲不出來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飄的細雨是什麼聲音。由於奧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聲來對付，所以，奧斯卡仍站在環行路上，瞧著沿陸軍草場丁零噹啷開來開去的五路電車，瞧著它們迎面駛來，又目送它們遠去。我還等不等揚？我沒有放棄等待，還站在原地不動，是因為我一時想不出一種可以行得通的方式離去嗎？長久等待會起教育作用。但是，長久等待也會誘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會面的情景想像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無從使他喜出望外，因為他什麼情況都想像到了。然而，揚還是使我吃了一驚。我一心只想先看見他，並對這個毫無思想準備的人敲起鼓的殘骸來，因而緊張地站在原處，隨時準備抽出鼓棒來。我想讓鐵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絕望的處境，而自己就不必費口舌去解釋了。我對自己說道：再等五輛電車，再等三輛，再等一輛就不等了；我焦急萬分，開始想像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據揚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華沙去了，還彷彿見到他在布羅姆貝格和托恩當郵政局長。我取消了方才賭的咒，又等了一輛，隨後轉身朝回家的路走去。這時，有人在背後抓住了他，一個大人用手摀住了他的眼睛。
我感覺到這是一雙男人的手，柔軟、沒汗而令人舒服，散發著優質肥皂的香味，我感覺到這是揚-布朗斯基。
他鬆開手，引人注意地大聲笑著，將我扳過身去面對著他。這時，我已經來不及拿鼓來說明我的不幸處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齊膝褲亞麻布背帶後面。在那時，由於無人照管，褲子很髒，口袋邊也全磨損了。兩隻手空出來後，我這才把用可憐巴巴的繩子掛著的鼓舉起來，像控訴似的舉起來，舉過眼睛，一如維恩克聖下在望彌撒時高舉聖餅那樣。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樣說「這是我的肉和血」，那該有多好，但是我隻字未吐，只是高舉這剝了漆皮的金屬，也不想來一個徹底的、可能是奇特的化體１，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別無其他——
１彌撒儀式中的第二部分，使聖餐麵包和酒變成耶穌的肉和血。此處比喻把破鼓變為奧斯卡的血和肉。
揚立即停止了他的不合時宜的笑聲。我聽得出來，他方才是神經質地使足了勁在笑。他瞧著舉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從殘破起卷的鐵皮上挪開，尋找我那雙明亮的、始終還是正直坦率的三歲孩子的眼睛，起先只看到兩個同樣的、無言的藍色眼珠，看到裡面的閃光、映像以及人們錯誤地說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在他不得不斷定我的目光同街上任何一個好玩的水坑並無區別之後，他才拿出全部的好意，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記憶，強迫自己從我的眼睛裡重新尋獲我媽媽那雙雖說是灰色的、但形狀相似的眼睛；若干年來，這雙眼睛對他顯露過善意直至熱情。但或許使他驚詫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裡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儘管這並非一定意味著揚是我的父親，更確切地說，是我的生育者。因為無論他的、媽媽的以及我的眼睛，特點都相同，天真玲瓏，閃閃發光，含有傻乎乎的美。布朗斯基家的人幾乎都具備這種美，斯特凡如此，瑪爾加-布朗斯基少一點，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多一點。除去我是黑睫毛、藍眼睛而外，還不能否認我身上摻進了縱火犯科爾雅切克的血液——只要聯想到我唱碎玻璃的本領就夠了——可是，要指出我有萊茵人馬策拉特的特徵，倒真不容易。
在我舉起鼓並讓眼睛發揮作用的那一瞬間，平日遇到別人單刀直入地發問時總喜歡躲躲閃閃的揚也不得不承認：「瞧著我的是他的母親阿格內斯。也許是我自己瞧著自己。他的母親和我，我們有許許多多共同之處。但也可能是我的舅舅科爾雅切克在瞧著我，他現在在美國，或者在海底。只有馬策拉特沒在瞧著我，這倒不錯。」
揚從我手裡接過鼓去，轉了轉，敲了敲。他手很笨，連削鉛筆都不會，但他現在的樣子，好像他知道點修理鼓的門道似的。這個很少下決心的人顯然下了決心，一把抓住我的手，動作之快，使我吃驚，這是以前未曾有過的。他攙著我穿過環行路，到了陸軍操場的無軌電車站，電車一到，他拉著我上了五路車允許吸煙的拖車。
奧斯卡猜到，我們正乘車進城，去黑維利烏斯廣場，到波蘭郵局去找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數星期以來，奧斯卡的鼓一直在盼望著。
如果這一天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１的前夜的話，我們這一趟會又清靜又高興。可是，從馬克斯-哈爾貝廣場起，五路電車連同拖車都擠滿了從布勒森海濱浴場回來的疲憊不堪但仍吵吵嚷嚷的遊客，丁丁當當朝城裡駛去。如果韋斯特普拉特對面的港口沒有停泊著那兩艘戰列艦「石勒蘇益格」號和「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號２，如果它們的鋼鐵船身、可旋轉的炮塔和大炮不出現在紅磚牆後面的話，等待著我們的該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夏末的夜晚啊。我們把鼓交給科比埃拉以後，就會去魏茨克咖啡館，擺上兩瓶果汁汽水，插上兩根麥管。如果在最近的幾個月內，郵局內部沒有裝上鋼板而使之成為一個要塞，如果善良的郵局職工、官員和郵遞員每週週末沒有在格丁根和奧克斯赫夫特受訓而變成一支要塞守軍的話，那麼，走到郵局前，按門房的鈴，並把無害的兒童玩的鐵皮鼓托看房人科比埃拉修理，那該是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啊！——
１此日凌晨，希特勒德國一百五十萬大軍入侵波蘭，接著，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２1939年8月25日，這兩艘軍艦以訪問為名，駛入但澤，1939年9月1日清晨4時45分左右，炮轟韋斯特普拉特的波蘭軍火庫和駐軍。
我們快到奧利瓦門了。揚-布朗斯基滿身是汗，直愣愣地盯著興登堡林陰大道蒙上一層塵土的綠樹。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金色煙嘴香煙，數量之多已超出了他的節約原則所許可的範圍。奧斯卡還沒見過他假想的父親這樣汗水淋漓，除了過去有過那麼兩三次，那是揚和媽媽待在沙發榻上的時候。
但是，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已久。為什麼揚-布朗斯基還出汗呢？於是我發現，幾乎每逢快到一個站的時候，他就想下車，每回剛要下車，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我和我的鼓使他重新坐了下來。這時我方才明白，他是由於波蘭郵局的緣故才出汗的，他是國家官員，必須去保衛它。他先是從郵局溜了出來，後來在陸軍操場拐角環行路旁遇見了我和我的破鼓，於是決定回去履行他的職守，並把我也拉了去，他這才出汗和拚命吸煙。可我呢？既不是官員，對於守衛郵局大樓也毫無用處。他為什麼不再次下車呢？我肯定是不會攔阻他的。他當時正是有為之年，還不到四十五歲，藍色的眼睛，棕色的頭髮，雙手習慣性地顫抖著。他要不是出汗出成這樣一副可憐相，那麼，傳到坐在這位假想的父親身邊的奧斯卡鼻子裡來的，將是科隆香水味，而不是冷汗味。
我們在木材市場下車，步行下了舊城壕溝。這是一個無風的夏末之夜。同往常一樣，八點鐘時，舊城的鐘聲響徹天空，驚起了滿天鴿子。鐘聲唱道：「你要一生忠誠老實，直至進入冰冷的墳墓。」鐘聲真美，催人淚下。但是隨處都在歡笑。女人領著被太陽曬黑了的孩子，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氣球和帆船，從電車上下來，一輛輛電車從格萊特考和霍伊布德載來了成千個剛游完泳的人。年輕姑娘，睡眼惺忪，伸出舌頭，在舔覆盆子冰淇淋。一個十五歲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她已經彎下身子要把它重新拾起來，但又猶豫了，仍把它留在路面上，讓勇敢的路人的鞋底去踩踏這溶化了的冷飲。這個姑娘不久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不能再在大街上舔冰淇淋了。
在施奈德米爾巷口我們往左拐彎。巷口的黑維利烏斯廣場，被黨衛軍屬下的民軍封鎖了。他們一組一組地站在那裡，有年輕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戴著臂章，拿著保安警察的槍。躲過這道封鎖線是很容易的，只要繞一點路，從雷姆穿出去也能到達郵局。揚-布朗斯基卻朝那些民軍走去。他的意圖是再清楚不過的。他的上司肯定派了人從郵局大樓觀察黑維利烏斯廣場的動靜。揚想讓他們眼看自己如何被人攔住，擋了回去，這樣一來，他至少成了一個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攔住了去路，因此榮辱各半，於是乎便可搭乘載他來的五路電車返回家中去了。民軍偏偏把我們放了過去，可能他們根本沒想到，那位服飾講究的紳士，又領著一個三歲孩子，是去郵局大樓的。他們很客氣地勸我們多加小心，只是當我們進了鐵欄杆門，站在郵局大門前時，他們才大聲叫喊：「站住！」揚動搖了，轉過身去。這時，沉重的門已經開了一道縫，我們被人家拽了進去。我們進了波蘭郵局，站在半明不暗、陰涼宜人、到處是櫃檯窗口的營業廳裡。
揚-布朗斯基的同事們向他打招呼，但並不親切友好。他們不信任他，可能已經對他不抱希望了，也有的大聲而坦率地說，他們已經在懷疑他：郵局秘書揚-布朗斯基要開小差。揚費勁地為自己辯解。人家根本不聽他的，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一條長龍的人們中間去，這些人的任務是把沙袋一個個從地窖裡傳運到營業廳的窗戶底下去。他們把沙袋和類似的廢物堆在窗下，把文件櫃之類沉重的傢俱推到大門旁邊，以便在必要時可以迅速把大門堵上。
有人問我是誰，但是沒等揚回答，那人就回頭走開了。他們都很神經質，說起話來，一會兒非常大聲，一會兒又小心翼翼，壓低了嗓門。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急，看來已經被忘得一乾二淨了。我本來寄希望於看房人科比埃拉，想請他幫幫忙，把我肚皮前面那堆廢鐵修理出個模樣來，可是他沒有露面。也許他在郵局的二樓或者三樓，同大廳裡的郵遞員和職員一樣排命地在碼鼓鼓囊囊、據說可以防彈的沙袋。奧斯卡待在這裡，使揚-布朗斯基感到難堪。所以，我乘揚聽一個男人向他發指示之際溜走了。這個男人頭戴波蘭鋼盔，人家叫他米尚博士，顯然就是郵局局長。我小心翼翼地繞過這位米尚先生，探頭尋找，終於找到了上二樓的樓梯。在二樓過道盡頭，我又找到一間中等大小、沒有窗戶的房間，那裡沒有拖彈藥箱的男人，也沒人在碼沙袋。
地板上放著可以滾動的放洗換衣服的籃子，籃子裡盛滿了貼有各色郵票的信件。這個房間低矮，糊牆紙呈負色。屋裡有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兒。一個電燈泡亮著，沒有燈罩。奧斯卡疲倦已極，沒去找電燈開關。遠處，聖馬利亞教堂、聖卡塔琳娜教堂、聖約翰教堂、聖布裡吉特教堂、聖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聖體教堂的鐘聲在說：九點了，小奧斯卡，你該去睡了！——於是，我躺到一個郵件籃裡，讓同樣精疲力竭的鼓躺在我身邊，昏昏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