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們分乘四部救護車前往部署地點，據說晚上要在河的上游發動進攻。我坐在第一部車子上，經過英國醫院門口時，我讓司機停了車，叫後面三部車子在通庫孟斯去的大路交叉點等我們。
我急忙走進醫院的會客廳，要求見巴克萊小姐。過了一會兒一名勤務員就領她出來了，她看上去氣色比昨天好了一些。我告訴她我要到普拉伐河上游參加一場戰鬥，她的眼神中掠過一絲不安，接著她從脖子上解下一件東西放在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個聖安東尼像，而她其實並不是天主教徒。她說聖安東尼像很靈驗，會保佑我平安歸來。
我告別了巴克萊小姐，上了救護車。我們得趕緊追上前面的那三部車子，於是司機把車子開得很快。我打開了裝聖安東尼像的白色小鐵匣，讓它滾到手掌上。司機看到了也從他的襯衫口袋裡掏出來一個，說聖安東尼像是用來戴的。我聽了他的話後就把它戴在了脖子上，後來我受了傷，把它弄丟了。
很快我們就看到了前面三部車子的滾滾黃塵，追上並超過他們後，拐上了一條上山的路。然後超過了一群意大利狙擊兵，他們趕著一大隊馱著東西的驢子在山路上緩慢而行。
我們爬過了一些小山後開進了一個河谷。路的兩邊樹木成行，透過右側的樹木可以望見一條清澈的河，河上有拱形的石橋，田野上坐落著農家的石屋。在河谷裡盤旋了好久又開始爬山而上，在陡峭的山路上顛簸了一陣後終於開上了一條平坦的山脊，低頭就可以望見那條河流，敵軍就在對岸。又過了一段蜿蜓崎嶇的山路，總算看到了我們的部隊，也看到了對岸山腳下的那一片斷壁殘垣的小鎮，那就是此役我們要爭奪的地點。
我們的車子開進了一條草蓆搭成的隧道，其實是一條兩邊和頭頂都遮有草蓆的大路，給人的感覺是進了馬戲場或一個土著人的村子。走出來後是一段下陷的路，抬頭就望見了奧軍的偵察氣球。我們把車子停在了一個包紮站旁邊，找到了少校軍醫，他告訴我們進攻一開始後就往後方運送傷員，走的路線就是那條草蓆遮蔽的路，然後走沿著山脊的那條大路就到達了一個救護站，我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少校隨後派一名士兵將司機安置到了一個掩蔽壕裡，請我和其他兩名軍官喝酒，並透露說天黑就進攻。
我回到了司機們的掩蔽壕裡，把聽到的消息告訴了他們，可誰也沒有注意過少校說的那個救護站。馬內拉嚷嚷著要在進攻前吃飯，接著他們又悶聲不響了。他們都是機械師，憎恨戰爭且對戰爭充滿了恐懼。帕西尼嘲笑那些敢於出擊的狙擊兵是一群傻瓜，馬內拉則說了一件真實的事，對於那些不敢出擊的士兵，叫他們排好隊，十個人中挑一個出來被憲兵槍決。帕西尼接著話茬說起了他的一個老鄉，臨陣退縮被槍決了不說，還連累了他的家庭，不再受法津的保護，家門口由持槍衛兵把守。他們似乎覺察到在我面前大談戰爭帶來的不幸有點不中聽，就停了下來，我對他們說只要開好自己的車就行了，但戰爭還是要打下去的，如果戰敗了情況只會更糟。司機們並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們寧願選擇戰敗來早些結束這場戰爭。現在雙方誰都不肯先停火，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場打不完的戰爭。他們開始咒罵國家的統治者愚蠢、自私，一點兒都不關心戰爭給平民百姓帶來的痛苦。我耐心地聽完了他的演講，想起了我們的飯食還沒有送來，便決定去少校那裡問一問，一直一聲不吭的高迪尼要求跟我一起去。
天色已黑，我們穿過磚場，到了包紮站的入口，藉著裡這的燈光可以看見少校在打電話。進到裡面，幾張飯桌和手術器械已經擺放好。少校撂下電話說進攻已經開始，片刻安靜後就聽到了大炮的轟鳴。
我此刻關心的是我們的飯食。我問了少校兩遍，他才回答我說沒有送來。我只好要求少校隨便給弄點吃的，他吩咐一句，勤務員從後邊山洞裡端來了一鐵盆冷的煮通心面，又很勉強地給了我們一小塊乾酪。我們起身告辭，少校警告我們現在別出去。這時從外邊抬進了一名傷員，少校他們立刻就忙活了起來。我想到餓著肚子的司機們，便不顧少校的勸阻，執意要立刻返回去。我和高迪尼迅速地衝過磚場，炮彈爆炸的氣浪逼得我們連忙撲倒在地，彈片呼嘯，火藥刺鼻。高迪尼跳起身直衝掩蔽壕，我跟在後面安全地衝了進去。
我把落滿炮灰的乾酪表皮切掉，切成一片片放在通心面上，邀大家一起吃。我順手抓起一團通心麵條，伸直手臂放進嘴裡，邊吮邊咬，就著乾酪和酒，感覺酒味就像生了銹的金屬。司機們吃麵則是把下巴挨在鐵盒邊上，腦袋往後仰，把通心面全部吮進嘴裡。
掩蔽壕外是一聲接一聲的爆炸，我們還是繼續吃通心面。突然一聲巨響，我看到了一條閃光，接著轟隆一聲，一股疾風撲面而來。我感到無法呼吸，靈魂一下子出了竅，我以為我死了，突然聽到了一陣哀叫。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動不了了，我拚命拔出了雙腿，轉身去摸那個不斷哀叫的人，原來是帕西尼。他的兩條腿膝蓋以上全給炸爛了，他痛苦地呻吟著，哀求上帝快開槍打死他，接著是一陣窒息聲。我立刻大聲喊叫勤務兵，我想解下帕西尼的綁腿布為他止血，發覺他一動不動，他已經死了。我下意識地俯下身去摸自己的膝蓋，才發覺膝蓋落在了小腿上。我的心中充滿了恐懼，祈禱上帝趕快帶我離開這裡。
這時有人從脅下抱起了我，又有一人抬起了我的雙腿。原來是馬內拉和賈武齊。我告訴他們帕西尼死了，他們說高迪尼也受了傷，正在急救站包紮。突然一顆炮彈落在附近，他們扔下我撲倒在地。在到包紮站之前，我又被他們摔下了一次。還好馬內拉立刻找來了一名中士軍醫給我的雙腿扎上了繃帶。
幸運的是馬內拉和賈武齊還能開車運送傷員，我心裡感到一絲安慰。這時一副病容的高迪尼領著一名英國救護車的司機向我走過來，這名高個子司機關切地詢問我的傷情，說他和他的兩個同伴會接管我們的兩部車。高迪尼就把我交給這名英國司機照顧了，他從包紮站裡叫出了兩名擔架員把我抬了進去，稱我是美國總統的公子，我看見少校軍醫狠狠地瞪了我們一眼。英國人先去幫我填病歷卡，我則被交給了一名上尉軍醫進行手術。他詳細地檢查了我的傷情，詢問了我的受傷原因並叫副官記錄了下來。接著他開始給我動手術，我感到肌肉被割裂的劇痛，但我仍極力安靜地躺著。上尉在我的傷口裡找到了一些敵軍的迫擊炮彈碎片，給傷口塗上了藥。他知道我很痛，就對我說這點疼痛比起將來的疼痛可算不了什麼。他懷疑我的頭骨骨折，於是就拿繃帶把我的腦袋也給包紮了起來。他祝我好運並祝賀法蘭西萬歲，旁邊的另一名上尉軍醫則糾正說我是美國人。我現在是一句話也不想說，英國的救護車開來了，我被抬了上去。
兩名高個子英國司機繞了過來，對我說他會穩穩當當地開車的，於是我們啟程了。這部救護車上有好幾個傷員，我旁邊一副擔架上的傷員整個臉部都纏了繃帶，只看得見鼻子，呼吸沉重。我上邊的吊圈上也擱了一些擔架，車開始爬坡時突然有什麼東西滴了下來，隨即便流個不停。我意識到是上邊擔架上的人在流血便要求司機停車，司機說快到山頂的救護站了，便繼續開車。我竭力挪動身體，以免血流在我身上，一會兒血流緩和了，開始一滴一滴地掉，血滴得很慢，我想上邊的人大概已經死了。車內寒氣逼人，我心裡則更感到寒冷，難過得想要嘔吐。
到了山頂的救護站，那副擔架被抬了出去，又抬了一副進來，我們就繼續趕路。